詆毀公私合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鐵索寒
前段時期，有的媒體錯亂價值判斷，公然詆毀上世紀的公私合營，甚至說這是讓人心有餘悸的「陰影」。同時，近年來也常出現一些什麼「三大改造的完成是犯了歷史性的錯誤」、「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一種有害的實踐」、「對資改造是強制性的」、「對資改造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等謬論,這些公然違背我們黨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錯誤觀點，貶低、矮化國有企業、污衊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言論具有明顯政治指向和政治危害，是典型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需要堅決批駁,以正視聽。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歷史虛無主義要害在於「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公私合營作為我國建設時期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內容，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容任何質疑的。要堅持唯物史觀，辨識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觀點，堅決反對任何歪曲、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一、社會主義改造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社會主義改造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個偉大創造。1953年，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展開。主要內容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合作化運動實現的，它僅用四五年的時間，基本完成了5億農民從個體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轉變。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堅持自願互利的原則，通過說服教育、典型示範和國家援助的方法引導他們在自願的基礎上聯合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最後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逐步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它使我國的經濟結構、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
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宣告了「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這其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更是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利用和平的方法，消滅民族資產階級,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普遍地解放和發展。儘管在過程中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但由於工人擺脫了僱傭勞動者的地位,提高了生產的積極性;企業經過一定的改革和經濟改組,生產設備的潛力得到了發揮,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對此，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他反覆強調: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幹得很好。」《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創造了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後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事實表明：我們黨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與實踐，正確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如何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一個重大歷史課題。這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的一個了不起的光輝勝利。鄧小平同志擲地有聲地指出：「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抹黑或者攻擊公私合營的根本目的還是要擾亂社會主義公有制，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在黨和人民看來，當年的公私合營不是陰影，而是燦爛無比的光明！任何抹黑公私合營企圖都是徒勞無功的痴心妄想。
二、生產力發生了質的變化，並得到極大提高
新中國建立後，資本主義工商業已不能適應我國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需要。資本主義企業的落後、畸形發展和生產經營上的浪費、混亂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很不適應,同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已成為提高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障礙。政治上，職工不甘於繼續受剝削、受壓迫；經濟上，職工的工資低、待遇差，生產積極性不高，勞資關係緊張。特別是許多資本主義企業的違法活動,更加劇了它們與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利益衝突。使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性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要求之間的矛盾變得尖銳。在「三反」、「五反」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工商資本家逐漸認識到自身的問題和歷史局限性。1952年2月，工商界的代表章乃器在《人民日報》撰文上指出：當此絕大多數中國人民都在萬分感奮中獻身為國的時候，工商界卻出現了大批損害國家利益、腐蝕國家幹部的奸商，這是工商界的恥辱。工商業的五毒「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而攜帶這些汙毒到新社會來的，主要的正是我們工商界」。三大改造的勝利，尤其是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平贖買政策的實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設想用和平贖買的方式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改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並認為這是「最便宜不過」的事。列寧也曾試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求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這些曾經的設想都變成了現實。
私營企業公私合營後，生產經營提高了一大步。由於企業性質的改變，國家對企業的領導鼓勵著勞方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生產不斷增長，勞資關係也漸趨正常。職工以主人翁的態度對待企業的生產經營,企業的潛力發揮了出來,勞動生產率超過私營企業,並逐步提高。據統計，全行業合營之前，上海精紡、毛織、駝絨等廠設備利用率都在50%以下。全行業合營後，改變了過去分散落後的面貌，各廠基本上都成了全能工廠，全行業生產重新作了規劃，併合理調整了機器設備和勞動力，淘汰了落後設備，提高了設備利用率。隨著生產潛力的發揮，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全行業工人勞動生產率以1955年為基數，1956年為133%，1957年為120%。合營後工人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提高了工作效率。單位產量也顯著提高，如寅豐廠40支毛紗1955年每千錠為12.57公斤，1956年為14.5公斤，1957年為14.83公斤。元豐廠華達呢每臺機器合營前平均僅生產1667米，1955年合營後平均生產2242米，1956年為2246米，1957年為2470米。同時，產品質量得到明顯提升。如上海章華毛紡廠公私合營後在質量方面，條花呢等達到100%的一等品，華達呢的次品率由34.19%降為18.29%，凡立丁的次品率由64.58%降為4.25%。
據統計，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工業總產值達191.1億元，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總產值增加了32%，1957年又比1956年增加8%。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的零售總額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零售總額增加了15%以上。另外，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比1955年提高了20%—30%。經過全行業公私合營這一決定性的步驟，使整個國民經濟跨越式的上升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三、為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創造了條件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統戰部的調查，起草了《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10月，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傳達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到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營工業企業多數已經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接著，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瀋陽等大城市以及50多個中等城市相繼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在1956年的第一季度末，全國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私營工業已達到99%，私營商業達到85%，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後，上海永安三廠的廠長說：「現在很明顯，國營比合營好，合營比私營好」。上海市民青聯副秘書長鮑金榮就反映：「工商青年感到工人階級偉大，資產階級倒黴，希望轉變成分。」1956年1月18日，上海團市委和市民青聯聯合召開有2000人參加的全市工商界青年代表大會。當市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張棋說到「工商界青年不久的將來放棄了剝削，變成勞動者，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的時候，全場沸騰，出席大會的工商界青年激動地把帽子拋向空中，一再高呼「工人階級萬歲！」這些激動人心的場面，如今卻成了某些人心中的「陰影」。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發出一系列指示，對民族工商業者的選舉權、工作和生活作了充分保障，使民族工商業者在不太勉強的情況下接受社會主義，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同一時期，我們黨還順利地開展和完成了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勝利完成，為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創造了條件。
十八大以來，經濟領域改革不斷向好向強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一步得到鞏固和加強。中央對於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係，有著清晰的判斷。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憲法也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在關於中國向何處去的這場異常激烈、複雜的鬥爭中，只有堅定站在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上，毫不猶豫、立場鮮明地批判、抵制錯誤思潮侵襲，堅定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才能不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集聚起強大精神動力。
（原載《中華魂》2019年5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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