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覺醒後——從「潘曉討論」到《人生》
喬夢楨
摘 要：路遙創作《人生》時期，恰逢《中國青年》雜誌提出「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的話題，二者間有著不可忽略的關聯。本文從「潘曉討論」入手，結合時代轉型背景，對路遙在《人生》中做出的價值導向和文學觀念加以分析，探討其中所展現的內部與外部的矛盾。
關鍵詞：路遙；《人生》；高加林；潘曉討論
一
在路遙的創作歷程中，《人生》是一部具有總領意義的作品，其後，無論是《姐姐》、《在困難的日子裡》，還是《你怎麼也想不到》、《平凡的世界》，主人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著高加林的影子，都經歷過高加林式的人生抉擇與愛情選擇。社會轉型時期，農村青年，尤其是農村知識青年，如何進行人生道路的選擇、如何完成自我價值的實現？路遙試圖用文學給予讀者一種理想主義化的人生指導，這成為了他的作品中一以貫之的主題。
這種創作傾向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80年代初期，正值新舊交替的社會轉型節點，成長於文革期間的青年們在正式步入社會時，面臨著這樣的精神危機：根深蒂固於頭腦中的價值觀念已不再奏效，新的價值體系亟待重塑，只能在自己的摸索前行中找尋人生的意義。這一代人，宛如裹足了十年，乍一放開，面對著急劇變化的現代社會，很容易便走向極端，或是難以接受心灰意冷撿起裹腳布復又纏了回去，或是邁起比天足更地道的步伐狂飆突進、野蠻生長。拔劍四顧的無限茫然，極端壓抑後的極端宣洩，年輕人的思想不能再停滯於真空之中，而需要一雙「看不見的手」加以疏導、釋放與撫慰。
1980 年 5 月，《中國青年》雜誌引發「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的話題，其中「潘曉討論」如燎原之星火，引發了長達半年的激烈討論。實際上，「潘曉」取自大學生潘禕和年輕女工黃曉菊，信件由二者來信結合而成並加以編輯改為。這並非偶然，而是經歷了 5 個月的醞釀、策劃、精心安排，以達到提出關鍵問題、促進青年思考、引領社會思潮的效果。信件《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主要拋出了以下三方面問題：其一，信念與現實的矛盾。潘曉意識到「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裡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一直以來所信奉的理想落在實踐中，便成了草菅人命；一直以來所以為志同道合的同志們，不惜撕下崇高的面具，人性的醜陋在政治鬥爭前分毫畢現。對於一個稚嫩、敏感、滿懷希望的年輕人來說，沒有什麼比融入血肉的信念硬生生在眼前崩塌更殘忍的了。理想破滅，憧憬失卻，巨大的精神失落，不可抗拒的迷茫孤獨，無處可逃的自我懷疑，交織割裂成一代人的心靈傷疤，餘下一個觸目驚心的問號。其二，人生意義的追尋。在信中，潘曉寫到自己一直苦苦追尋生命的意義，曾經她將信念置於為黨和人民「獻身的激情」，但熱血被現實潑了盆徹骨的冷水；其後她將希望寄託於感情，但遭親人拋棄，友人告密，戀人背叛；最後她將目光轉向書本，從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得以啟迪，認同「人活著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的觀點，「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是客觀的、冷冰冰的社會發展規律，曾經的滿腔熱血化為滿腹冷漠。其三，自我價值的強調。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親眼目睹著，一個人只有獻身於集體之中才有實現人生價值的可能，「集體」觀念已根深蒂固。但粉碎四人幫後，現實生活中接踵而至的困境挫折，深深地刺痛了他們身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尊嚴。此時，「我」不再是「小我」，而是「大我」「自我」，我便是我自己！青年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宛如一個導火索，他們不再甘心於在集體中實現價值，而是要找尋個人方向，找到能真真切切抓在手中的人生意義。信件甫一登刊，便引發了空前的轟動，精心構建的矛盾衝突恰似一部傷痕小說，精準地引發了廣大青年的共鳴，「潘曉」一躍成為青年的代言人，成為社會轉型時期一切懷疑、迷茫、冷漠、狂熱的縮影。 這一社會熱潮無疑也影響著路遙，在此時期創作的《人生》可以看作是對於「潘曉討論」和「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的回答，更是對於青年該何去何從、文學書寫該何以為繼，給出了自己的指導與答案。路遙筆下的高加林，是在城鄉人口流動、階級流動背景下的更為具象化的「潘曉」。少年時期在文革中度過，生於農村而受教育於城鎮，身處於「除舊布新的轉折時期」的「交叉地帶」，可以視作一個較為典型的農村知識青年形象，所面臨的也是富代表性的問題：人生事業選擇和愛情婚姻選擇。事業上，一方面是獻身於鄉土、用勞動實現人生價值，另一方面是闖入城市、徹底脫離土地和勞作；愛情上，一方面是農村姑娘淳樸忠貞的奉獻型愛情觀，另一方面是城市姑娘對等交流的現代型愛情觀。天平的一邊是土地深沉勞動無言，另一邊是都市風光階層上升，高加林式的農村知識青年們該何去何從？那麼，路遙是如何給這個才華四溢的小夥子安排命運的呢？首先，是「潘曉」般接二連三的打擊，和緊隨其後的自我覺醒。民辦教師的崗位被村幹部的兒子「走後門」頂替了下來，給飲用水清潔卻被無知的村民們視作「下毒」而引發風波，曾經瀟灑倜儻的書生淪為黝黑農夫，淪落到街頭叫賣、公廁掏糞……平庸的同齡人平步青雲，曾經的同窗遙不可及，而自己卻滿身泥土、糞便，還要忍受著羞辱、謾罵乃至鬥毆。強烈的身份對比，巨大的心理落差，將高加林心中本就按捺不住的自我意識徹底激發出來，他決心要闖入縣城，擁有自己的「活法」，來證明尊嚴、才華與價值。其次，是不出意外的自我膨脹期。叔父調任本地，高加林便順理成章地也靠著「走後門」進了城，憑自己的才能在新天地中大顯身手、風頭盡出，頗有種俗套古代小說中「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勁頭。愛情方面也一如那痴心小姐負心郎的套路，步上了元稹李甲薛平貴的後塵。此時，他已不滿足於小小縣城，大城市南京成為了心之所向。最後，是意料之中的落敗、回歸鄉土。意氣風發之時宛如黃粱一夢，夢醒後依舊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宿命，兩個戀人都失之交臂，落得個兩手空空的下場。但永遠不會拋棄他的是溫馨的土地與鄉親，永遠不會失卻的是勞動的品質，高加林幡然醒悟，悔不當初。仔細讀來，不難發現許多矛盾與不合情理之處。譬如高加林最開始就嫌棄巧珍是個「文盲」，為何卻天雷勾地火般快速陷入愛情？若他只是出於原始欲望和心靈慰藉，且明確感受到對巧珍的厭煩後，為何又能悔恨不已地將她視作真愛？又如高加林拋棄巧珍後，村裡人都對他怒目而視，連小孩子都唱歌謠指責他，為何在他落敗而歸後，鄉親們又一擁而來送溫暖呢？其實，這些文本中的矛盾，也正是作者人物塑造、文學追求、價值取向的矛盾，從中我們可以窺見路遙對人生價值、自我價值在文學上的消極想像。路遙成長於大西北，上山下鄉時期的鄉情，對土地的歸屬眷戀，包括十七年文學對他的文學觀塑造式的影響，這一切都內化為精神內核與文學品格。當「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宣言出現時，他應當是驚駭而痛心的。作為反駁，高加林是一定要犯思想上的錯誤的，譬如走後門、背叛戀人；鄉親們一定是質樸無私而富於民間智慧的，城市居民則是扁平化的尖酸刻薄，城市姑娘也要更無理取鬧幾分；而不管多有才能的人，最終也是要紮根於土地，靠勞動腳踏實地地前進——即便有些生硬，也要給潘曉、高加林式的青年敲響警鐘，指引方向。路遙不遺餘力地擔任起青年導師的身份，試圖用勞動引領迷惘，用奉獻消弭利己，用集體主義平息自我覺醒，重建十七年文學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然而縱觀社會發展，潘曉、高加林式的年輕人是生生不息的。已經經歷過良好的教育，見識過井外的天空，感受過精神交流的愛情，還如何在勞動中釋放抱負，如何在貧瘠的土地上安放暗流湧動的靈魂？已然覺醒的青年們，還如何能接受路遙式的指引？他們只會再次向城市邁進，狂沙金甲，百戰不回。當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當社會以某種泥沙俱下的方式急劇發展，文學創作者應順應潮流還是堅守自我？這是作者自身內部與外部的矛盾，也是一個永恆的課題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