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世文獻中，最早記載「茱萸」之名的是據推定成書於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的《神農本草經》。原書在宋代以後已亡佚，如今只有後世學者從引用該書的著作中摘出引文編排而成的輯本。按照現在流行的輯本，《神農本草經》中已有「吳茱萸」和「山茱萸」兩味藥，均列為「中品」。然而，有人發現宋代類書《太平御覽》在引用該書對吳茱萸的介紹時沒有「吳」字，懷疑原書恐怕只是管這味藥叫「茱萸」，「吳」字是後人加上去的。
▲吳茱萸的果實。圖片：uttiy
到了唐代，蘇敬主編的《新修本草》又新收一種「食茱萸」，指出它和吳茱萸相似，但藥效「少為劣爾」（稍微有點差罷了）。在此之後，歷代學者對於吳茱萸和食茱萸的關係一直有爭論，大體有兩派觀點，一派認為吳茱萸就是食茱萸，另一派認為二者是不同的植物。明代李時珍就極力主張吳茱萸和食茱萸並非一物，食茱萸是上古所說的可以做調料的「藙」，又有「欓子」、「越椒」等別名。
▲「食茱萸」椿葉花椒的花。圖片：Davi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經過現代植物學家的考證，今天學界的共識是，山茱萸指的是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Cornus officinalis），其枝葉和果實都沒有氣味。至少自李時珍以後，吳茱萸指的是芸香科植物吳茱萸（Tetradium ruticarpum，有的文獻也用其異名Euodia ruticarpa或拼寫錯誤的「Evodia rutaecarpa」），食茱萸指的則是芸香科另一種植物椿葉花椒（Zanthoxylum ailanthoides），它們的枝葉和果實都有濃烈的氣味（至於是香是臭，隨各人的感受不同而不同），特別是果實，入口極辛辣。至於李時珍之前的吳茱萸和食茱萸的關係，則沒有定論。在我看來，古人最早很可能並不嚴格分辨吳茱萸和食茱萸，都用「茱萸」來稱呼，只是入藥的時候以吳茱萸為多，做調料的時候以食茱萸（欓子）為多罷了。
▲山茱萸的果實。圖片：wiki commons／Alpsdake
在今天，以「茱萸」為名的植物除了上述吳茱萸、山茱萸、食茱萸之外，還有蜜茱萸、草茱萸、單室茱萸等，但這三者都是現代植物學家起的名字。蜜茱萸屬（Melicope）因為和吳茱萸屬（Tetradium）近緣、同屬芸香科而得名；草茱萸屬（Chamaepericlymenum）和單室茱萸屬（Mastixia）則因為和山茱萸屬（Cornus）近緣、同屬山茱萸科而得名。
2
如果把出土文獻也包括進來，茱萸之名出現的時間還要再早大約兩百年。
1973年秋，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量隨葬文獻，均為西漢初年的抄本，其中包括醫書《五十二病方》。這部醫書中有一個治「癃」病的藥方用了「朱臾」，與「椒」（花椒）合用，另有兩個治「疽」病的藥方分別用了「朱臾」和「樹臾」，均與「桂」（肉桂）、姜、椒合用，這不僅說明「朱臾」就是「樹臾」，而且強烈暗示它是一味和肉桂、姜、花椒一樣具有強烈氣味的植物藥。學界因此認定，「朱臾」和「樹」都臾是「茱萸」的別寫，它必是《神農本草經》所謂「（吳）茱萸」無疑。
▲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帛書（局部）。圖片：wiki commons
然而在2011年，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杜鋒把吳茱萸和食茱萸之爭引入了對馬王堆醫書「朱（樹）臾」的解釋中，試圖用語言學的證據表明「茱萸」最早指的是食茱萸（椿葉花椒），因此《五十二病方》裡提到的「朱（樹）臾」是食茱萸而不是吳茱萸。他的邏輯是：
第一，「茱萸」是個疊韻聯綿字，按照語言學家孫景濤、江藍生的理論，一部分聯綿字是由單音節詞變形重疊而成（如「蹀」變形重疊為「蹀躞」，後來又演變出「抖擻」、「哆嗦」和東北話的「嘚瑟」等形式；「躇」變形重疊為「躊躇」等），「茱萸」也是這樣由「茱」變形重疊形成的。
第二，「茱」的本字是「朱」，按照聞一多的解釋，「朱」就是「有刺之木」。
第三，食茱萸（椿葉花椒）正好是一種有刺的樹木。
乍一看這個推理很嚴密，實際上卻不怎麼令人信服。首先，認為「茱萸」由「茱」變形重疊而來的證據就非常薄弱。要知道，孫景濤、江藍生都曾警告說，如果沒有特別充分的證據，絕不能輕易認定一個聯綿字的單音節詞源。更重要的是，學界現在普遍不贊同聞一多的觀點，並不認為「朱」是什麼「有刺之木」。臺灣學者季旭昇就通過比較大量的古文字指出，「朱」字其實本來是「束」字，是假借了這個字的發音表示「紅色」之意；後來兩字發生分化，古人把「束」中間的「口」塗實成一橫，就分化出「朱」字。既然「朱」字和「有刺之木」根本沒有關係，杜鋒的推理就也出現了致命的缺環，而不能成立了。
在我看來，既然古人最早並不嚴格區分吳茱萸和食茱萸，那麼硬要考證馬王堆醫書中的「朱（樹）臾」是吳茱萸還是食茱萸，又有什麼必要呢！
3
不管怎樣，杜鋒在做考證的時候，是基本充分考察了歷代古籍裡有關茱萸的各種記載和前人的各種考證結論的。如果沒有這種充分的考察，就貿然推翻學界的結論，那就總讓人覺得假設的膽子太大了一些。
為什麼學界認為包括王維在內的唐代人在重陽節佩戴的茱萸是吳茱萸呢？因為只要考察一下佩戴茱萸的節俗的起源，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西晉有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叫周處（就是那位「除三害」的猛少年），曾經著有一部記述地方民俗的《風土記》。雖然此書在後世和《神農本草經》一樣不幸亡佚，但靠著後人的輯本，它至今仍然是中國民俗史研究的基本參考文獻之一。就是這部書明確記載：「俗尚九月九日謂上九，茱萸氣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頭，雲闢惡氣而御初寒。」由此可見，重陽節所佩之茱萸是有強烈氣味的吳茱萸，而不可能是沒有氣味的山茱萸。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確定，古人所佩的吳茱萸就是今天植物學上的吳茱萸，而不太可能是枝條上都是刺、容易扎傷人的食茱萸（椿葉花椒）。
▲雖然不一定聽說過《風土記》，但是周處除三害的故事大家應該都有所耳聞。
事實上，古人用於「闢惡氣」的很多植物如佩蘭、艾、菖蒲、蒼朮等都是有濃烈氣味的植物，這可以說是中國民俗的常識。如果非要說重陽節佩戴的是沒有氣味的山茱萸，而不是有濃烈氣味的吳茱萸，對於研究民俗史的學者來說未免有些不可思議。不僅如此，因為重陽節的月數和日數都是九，而九在陰陽學說裡是「至陽之數」，所以從漢代開始，受陰陽學說的影響，古人認為九月九日陽氣太盛，陰陽失調，是兇日，需要闢邪，這正是推動重陽節佩戴茱萸的節俗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與此類似的是五月初五的端午節。因為它與夏至日接近，夏至後晝長漸短，古人認為陰氣開始滋生，為不祥之兆，所以端午節也是兇日，需要用香草闢邪。《風土記》又記載西晉民間在端午節「以艾為虎形，或剪裁為小虎，帖以艾葉，內人爭相載之；以後更加菖蒲，或作人形，或削劍狀，名為『蒲劍』，以驅邪卻鬼」。直到今天，端午節在家門口懸掛艾和菖蒲仍然是中國南北興盛不衰的節俗，可見這種用香草闢邪的民俗影響之深。
▲時至今日，菖蒲束依然是端午節的「標配」。圖片：wiki commons／Mk2010
考慮到這些背景，唐朝人在重陽節佩戴的茱萸是吳茱萸基本可以視為定論。除非有特別強的證據，否則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很難推翻的。遺憾的是，目前我見到的試圖反駁這個定論的說法，無一能充分佔有前人的材料，對上述論述全都不置一詞。
4
2001年，河南省西峽縣就有一位毫不避諱自己的工作單位是「山茱萸研究所」的地方學者在《中藥材》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王維詩句「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茱萸」是山茱萸，而非吳茱萸。然而這篇文章純粹自說自話，只列舉了一些支持山茱萸說的「證據」，絲毫不提學界支持吳茱萸說的觀點，更不提周處《風土記》中的關鍵性記載，可以說根本不合學術文章寫作的基本要求。
文章中唯一有點說服力的理由，是今天吳茱萸只產秦嶺以南，而山茱萸可以分布到更北的地區。然而，這是假設了唐代的氣候和今天一樣，所以植物的分布區也和今天一樣，而只要了解環境史常識就可以知道這不是事實。盛唐時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暖期，關中地區冬季可無雪無冰，首都長安可以種植梅花和柑橘且生長良好。就算秦嶺以北一向沒有野生吳茱萸分布，那時的人也完全可以把吳茱萸種植到關中地區或更靠北的地方。
事實上，王維晚年恰恰就在自己的輞川莊園裡種植了吳茱萸，營造了一個叫「茱萸沜」的景點。有一位常和王維唱和的詩人叫裴迪，在深秋遊覽了茱萸沜之後寫下了這樣的詩句：「飄香亂椒桂，布葉間檀欒。雲日雖回照，森沉猶自寒。」既然這裡的茱萸能「飄香」，而且能夠讓人誤以為是花椒和肉桂的氣味，那自然只能是吳茱萸，而不是山茱萸。既然在秦嶺北坡非常靠近關中平原的地方可以種植吳茱萸，那麼在緯度接近的王維「山東」老家（今山西運城）一帶也完全可能種植吳茱萸，供王維的兄弟們攀折佩戴。
不僅如此，王維還有一首詩叫《山茱萸》，裡面描述的其實也是吳茱萸。詩曰：「朱實山下開，清香寒更發。幸與叢桂花，窗前向秋月。」除了「清香」之外，「朱實山下開」一句也符合吳茱萸的特徵（果實成熟後會開裂），而不符合山茱萸的特徵（果實為核果，不會「開」）。因此，詩題之「山茱萸」應該解作「山下的（吳）茱萸」，而不能想當然以為是本草書裡的山茱萸。
這位「山茱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的文章發表7年之後，又有人在同一本雜誌上寫了「再考」，簡單引用了學界先前的一些嚴肅考證，就基本駁倒了前文那種異想天開的觀點。這樣一來一去，就為中國的學術論文庫貢獻了兩篇「論文」，實在令人哭笑不得。
論文灌水當然是惡意，不過因不熟悉古代文獻而張冠李戴的場景其實非常多，就連高水平的植物愛好者有時也難免出錯。畢竟，一旦涉及考證古籍中植物名稱、討論植物在文化中的地位，這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植物學問題了，而涉及到歷史、考古、文字學、古生物地理和古氣候等等諸多領域。就算熟悉現代植物，也還是不夠的。
文丨劉夙
編輯丨老貓
本文授權轉載自果殼網（微信公眾號ID：Guokr42）
禁止二次轉載，如需轉載請聯繫sns@guok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