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何以為家》是一部令人淚崩的電影，我看了卻只是覺得沉重，無比的沉重。唯一一次流淚，是在電影的最後，當贊恩站在相機前被拍照時，他按要求擺好各種姿勢，卻只是不會微笑。當攝影師說這張相片是用在出生證而不是死亡證時，他笑了，笑得那麼猝不及防，那麼陽光燦爛。
《何以為家》電影海報的笑容就是影片最後一幀畫面
在整整兩個小時的影片裡，那是他唯一一次開懷地笑，他笑得那麼純粹，那麼美，在這笑容裡，我嘗到了淚崩的另一種滋味，它來得那麼肆無忌憚，那麼暢快淋漓。
「我要起訴我的父母。」
「你為什麼起訴你父母？」
「因為他們生下了我。」
法庭上，贊恩與法官的這席對話，成為電影《何以為家》裡最經典的一幕。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對自己的生命如此充滿否定，他和父母之間究竟發生了些什麼？這是一個懸疑，毫無疑問，它吸引了無數觀眾。
在朋友圈第一次看到電影海報時，我的第一反應，這是一部家庭倫理片，關乎教育、愛和責任，我在評論區留言說：「的確，沒有哪個父母是經過孩子的同意才把他們帶到世上來的，所以一定要拼命對他們好，愛他們，因為，人生原是如此不易。」
贊恩和他的代理律師在庭審現場
當我走近電影，走進電影，我發現，我錯了，和所有的觀眾一樣，我其實是有點上了導演的當，然而這當，多麼崇高，多麼值當。誠然，她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個不幸的家庭，一個不幸的孩子，極其不幸的遭遇，她讓我們不能不認真思討自身，面對家庭、生養、愛等諸多家庭問題，然而電影的敘事是兩個層面的，這個層面還是個體的，低層次的，在這之上，鏡頭所向，其實是一個極大的社會問題，那就是，難民問題。導演很用心地將這兩個問題融合在一起，將一個因為與己無關、被視而不見的社會大問題，放在與自己情感頗多共鳴的私己小問題上，引起整個社會的關注。
美國華盛頓郵報大廳上有這樣一句話：
「安慰受折磨的人，折磨安逸的人。」
這話說得真好，這是對記者責任的提醒，也是有良知的敘事者自覺的踐行。《何以為家》的導演娜丁·拉巴基是黎巴嫩人，但顯然在影片中傾注了同樣的一腔責任和深情。
這部影片是非虛構的，單是實地調查就花了三年多的時間。不少演員都是本色演出，其中的主角「贊恩」演員本人也叫贊恩(Zain Al Rafeea)，是敘利亞人，為了逃避戰亂，2012年隨家人來到黎巴嫩，生活在首都的貧民區。
在接受採訪時，娜丁坦言，她期望借贊恩的人生，為這個群體的人們，發出屬於他們的吶喊。
贊恩和他的弟弟妹妹們生活在貧民區裡
電影的敘事是雙線的，一條是贊恩的，讓你不由自主感同身受的經歷，一條是屬於敘事者的。電影的最後，法庭上贊恩發出了這樣的傾訴：
「我希望大人聽我說，希望無力撫養孩子的人，別再生了。」
「生活是一堆狗屎。」
「生活是個婊子。」
「我只記得暴力、侮辱和毆打。」
「我聽過的最溫柔的一句話是：滾，婊子的兒子。」
這些話出自贊恩的口，但顯然發出的是敘事者的聲音。
在這兩條線上，電影的處理並非無可挑剔，不僅是敘事語氣，鏡頭的切換有時也不明晰，讓觀眾得頗費一些精力才搞明白法庭內外和事情的先後順序。甚至在細節上，也是有漏洞的，比如說，贊恩知道妹妹的情況，是在他離家出走一段時間後回家找「證件」時，他父親無意中提到的「醫院的帳單」，洩露了她死去的消息。然而在法庭上，他聽到了妹妹的丈夫、那個男人說的卻是，她，死在醫院門外，醫院一直沒讓她住進去。
贊恩十分照顧妹妹薩哈
「醫院為什麼拒不讓進？」法官問。
「因為她沒有證件。」那個男人答。
證件，證件，教育，醫療，這是電影不斷發出的呼喊，在這些真誠的呼喊聲中，影片製作上的略微瑕疵，即便被注意到，也沒人覺得故事的真實有待質疑。
寫下《再見吧，哥倫布》的菲利普·羅斯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小說家的想像力在次日早晨的報紙前，都倍顯無力。」
《何以為家》影片中呈現的苦難，遠在一般人的想像之外，用贊恩父親的話說，「若你是我，單是這樣的噩夢，也會讓你活不下去的。」
電影用了兩個案件，作為線索，將所要觸及的鏡頭貫串在一起。
這兩個案件，一個是刑事，一個是民事，電影很巧妙地將兩者融合在一起。在刑事案件裡贊恩是被告人，他因用刀刺傷了妹妹的丈夫，被判刑期五年半。在民事案件裡，他是原告，他是在服刑幾個月後將父母告上法庭的。法庭上，被摘下手銬的贊恩坐上原告席，請求法官判決自己的父母，不再生孩子。
他提起這一訴訟，是因為母親去看他時，告訴他自己又懷孕了，贊恩覺得這太殘忍。他剛死去了一個妹妹，她幾乎是被父母害死的，他們將她當作玩偶一樣送給了那個男人，為了一家能容身在那個豬窩一樣的處所。她才十一歲，懷孕三個月後大出血而亡。而贊恩自己，不僅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過著奴隸一樣的人生，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多大，他的父母也不記得。他的年齡，是在入獄後，檢査官根據他口腔裡沒有乳牙做出判斷的。他的弟弟妹妹們都過著如他一樣溫飽無著的生活，而作為觀眾，我似乎也一直沒數清他家究竟有多少個孩子，他們有的只是苦難。贊恩不希望母親再生，因為他知道生出的會是又一個自己，等待新生命的，只是無盡的苦難。
贊恩在離家出走後認識了一對衣索比亞母子
牢房裡贊恩在電視上看到一期節目，關注社會問題的，他撥了節目留下的電話，說他要起訴自己的父母。這個話題引起了欄目組的興趣，加上他少年犯的特殊身份，一時引起全國上下，和監獄內外的關注。
電影取材現實，但並不意味著所有情節都是非虛構的，關於起訴父母這一環節，真實性就有待質疑，「孩子可以起訴父母不讓再生孩子嗎？」有人發出這樣的質疑，電影給出的回答，法官說的是，「他們不會再有孩子了。」不知黎巴嫩的法律是怎麼規定的，但作為一個中國觀眾，這一情節設置在我們看來，更多是出於藝術的考量，它是連接主人公與觀眾的心靈紐帶。
那個刑事案件，也有人發出嘀咕，「才十二三歲啊，怎麼可能被判刑？在我們國家，十二三歲的孩子將人殺死了都不用負刑事責任。」這個案件是很有現實可能的，關於刑事責任年齡，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規定，有的國家最低年齡是八歲。
我們國家的規定是四十年前的，顯然已不符合當下現實。2018年底，兩起十二三歲的孩子殺母案，一度舉國震驚。有人開始呼籲，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也有不少人就此出發，思討家庭的愛和教育問題。然而，似乎沒有人想過把此類案件拍成電影。
贊恩的社會閱歷遠遠超過同齡孩子
中國的電影裡缺少現實層面的關注，缺少深層的靈魂關懷，這是很多觀眾一直遺憾的事。
前段時間，北大吳謝宇因殺母嫌疑隱匿三年後被擒，網絡上關於他的文字，令人不能不想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林維教授在推介《無辜者》時說的一句話：
「中國的刑事法律現實遠比虛構的小說、影視更為複雜和驚心動魄，卻缺少這樣一位作家，這真是一件我們必須反思的事情。」
這的確是一件值得反思的事，無論文學還是電影。這，也是電影《何以為家》帶來的提醒和考量，說到底，愛和人文關懷，才是藝術該觸及的靈魂。
來源：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作者：丁雪梅 | 編輯：冼小堤
推薦閱讀
更多精彩 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