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志傑
2020年12月20日是傅斯年先生逝世70周年。
山東聊城人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是學界公認的領袖人物，走在五四運動北京學生隊伍前頭那個舉旗的是他，創辦影響至今的「中研院史語所」的還是他。這位1896年出生於聊城的山東漢子，同時又以火爆性格「享譽」學界、政壇，那個敢於當面質詢抨擊政府要員孔祥熙、宋子文，「誓死要和這些敗類搏鬥」的知識分子是他，那個為工作和學術紛爭與同事、朋友分道揚鑣的還是他。
傅斯年自知脾氣不好得罪不少人，卻從不求全。他曾說：「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做鄉愿。」正因為如此，人送「傅大炮」之稱號。
那麼，這門「傅大炮」的射程到底有多遠呢？略舉一二，或可從中窺見一斑。
國民黨敗退臺灣前後，在島內大搞白色恐怖，規定包括傅斯年任校長的臺灣大學教職員工必須互相「聯保」思想純正，彼此不存在「間諜」行為。傅斯年聞之大為不滿，提出：「所有臺大教職員工，皆由我校長一人保證，一切問題皆由我負責。」
當時有政客在報紙上發表致傅斯年的公開信，指責臺大優容、包庇共產黨，校長責不容失。傅斯年以牙還牙，在報紙上予以回擊：「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最後聲明：「貪官汙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以為同志。」
1949年4月6日，治安當局以抓捕赤色分子為由欲進臺大校園逮人，傅斯年直接站在校門口，對特務大吼：「如果要抓學生，就先抓我。」還對警備副司令發出警告：「要是有學生流血，我要和你拼命。」最後逼得蔣介石連聲嘆道：「罷了，罷了，就讓他出出風頭吧。」
據傳，無論是在大陸的時候還是到了臺灣，蔣介石給部屬訓話時，只有傅斯年敢蹺著二郎腿，一副願聽就聽、不願聽就不聽的傲慢，令蔣介石顏面盡失。
傅斯年先生
對於工作中的一些分歧或學術之爭，傅斯年同樣堅持己見，不和稀泥。比如，與歷史學家顧頡剛的不歡而散，其實都是因為工作和學術上的一些不同看法產生的誤解，卻也是「大有不可挽回之勢」而致分道揚鑣。
1916年，傅斯年和顧頡剛一起考進北京大學，一個入國學門，一個讀哲學門。第二年秋天兩個人被分配到一個宿舍居住，成了朝夕相處的室友，且相處甚好，「課罷飯後，輒縱論世事、學問，歷久不倦」。與傅斯年一同創立新潮社的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羅家倫說，對人非常謙和的顧頡剛能與元氣淋漓的傅斯年成為好友，除了由於二人都具備優良的學問修養、對世事的看法相同之外，二人性情的巨大差異使他們之間具有極其顯著的互補作用，相得益彰。
畢業前夕，傅斯年考上山東省出國留學資質赴英深造，顧頡剛專程到上海送行，可見兩位室友之親密關係。大學畢業後，顧頡剛進李大釗任館長的北大圖書館工作，後到新潮社任職，兩人一直保持頻繁的書信來往。其中一封傅斯年從英國寫給顧頡剛的談古史論的長信，被顧頡剛收入著名的《古史辨》第二冊，影響甚大，讀來情真意切：「頡剛，我稱讚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為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此時你應做的事，就是趕快把你這番事業弄成。」彼此間甚至有兄弟般的情意。
傅斯年留英歸來，於1926年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主任，籌辦語言歷史學研究所，聘請的第一位教授就是顧頡剛。顧頡剛不負厚望，在中大幹得風生水起，贏得聲譽。但是，其子顧潮說，顧頡剛在中大為授課及研究所事務花去了幾乎全部精力，而自己沒有作成一篇研究文字，就連讀書筆記，竟也來不及記了，這與他一向追求的研究學問的境地大相逕庭，這使顧頡剛萌生了去意。恰在此時，燕京大學於1928年春向顧頡剛發出了邀請，他覺得這甚合自己的宿願，便答應了，並告知了傅斯年。傅斯年聽了堅決反對，稱此事沒有商量的餘地，責備顧頡剛忘恩負義。顧潮說，顧先生怕傷其感情，就對傅斯年說：「只要你供給我同樣的境遇，我可不去燕大。」
顧頡剛先生
為什麼對於顧頡剛的離去，傅斯年反應如此激烈？當然這是他的性格所致，骨子裡就沒有「輕聲細語」的「商量商量」。還有一個問題是，顧頡剛到中大之前，因北大欠薪過多，已身背兩千元的債務，難以維持清苦之生活才不得已南下，「為貧而仕」。中大兩年，傅斯年給予顧頡剛最高待遇，使之還清債務，沒有了經濟壓力。估計這也是傅斯年責備顧頡剛「忘恩負義」的出處。就在兩個人僵持之時，即將籌備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寄來聘書，請二位一同參與「史語所」的籌建，他們欣然接受，顧頡剛要走的事暫時擱置。但是，因為這事二人之間的關係有了裂痕，可能顧頡剛感覺有些委屈，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他說：「我若是要名要利，則中山大學所以待我，孟真所以待我設法者確已不薄。我應當感激不已，卻之不去。不幸我的目的不在名利而在別的。我便不能因有飯吃了故而捨棄我的真生命。」
對於這等紛爭，傅斯年的態度是堅持己見，卻鮮有文字或書信爭辯。從性格上講，顧頡剛自認為「生性倔強，只能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不能聽從任何人的指揮的」。顧頡剛曾這樣分析他與傅斯年的爭執，他說「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們倆實在不能在同一機關做事」。後來顧頡剛把這些想法寫信告訴了胡適，並希望胡適把自己的意思轉達給傅斯年。胡適也真的把這些信讓傅斯年看了，傅斯年很是不滿，找到顧頡剛當面與他大吵一架。這就是傅斯年的性格。顧頡剛在1929年5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傅斯年盛氣相凌，我無所求於彼，將可謂用架子壓倒我耶！」在這種情況下，顧頡剛致信蔡元培和傅斯年，要求將其改為「中研院」特約研究員，不再直接參加「史語所」的籌建工作。兩位在新文化運動中一同乘坐前行的友誼的小船觸礁擱淺，各自棄船，分道揚鑣。但畢竟這是君子之交，即便各走各的路，在其後的歲月中，傅斯年與顧頡剛始終稱頌對方的成就與才華，寫就一段學人佳話。
擇善固執，傅斯年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平日好讀《老》《莊》，而行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動衝動之事，心中過分緊張。這種感情衝動，私事甚少，而為公者極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臺灣病逝，享年54歲。一向以齊魯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曾揮毫寫下「歸骨于田橫之島」，這是他對故鄉的眷戀，卻只能「歸骨臺灣」了，令人悲愴。
七十年晝夜不舍，傅斯年先生以其決絕的山東人的脾氣、個性，留存豪氣於後輩學人。史學家陳寅恪賦詩念及：「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表達自己對傅氏的感念與傷悲。傅斯年五四時期和新文化運動中的親密戰友、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以《元氣淋漓的傅孟真》為題紀念傅斯年，他寫道：「孟真好動氣而不善於養氣，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可是其中一部分是由他辦事太認真，和是非觀念太強之所致。我想以『縱橫天岸馬，俊逸人中龍』兩句話來形容孟真，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氣，第二句形容他的風格。」
知傅孟真者羅家倫也。元氣淋漓的傅孟真——對傅斯年的形容再沒有比此題更為貼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