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倫比亞，跟黃河隔著半球的地方，中美洲的人聽到《賢良》，跟著「你是世上的奇女子」那句跳，和在西安、銀川的觀眾沒有區別。蘇陽，民族搖滾音樂家。作為國內民族搖滾音樂的先驅者之一，他於1990年在銀川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樂隊。在幾十年的音樂歷程中，他不斷將西北民間音樂和傳統音樂形式與流行音樂進行融合，《賢良》《像草一樣》《河床》等專輯在中國民族搖滾音樂史上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中央電視臺曾為他拍攝過《發現者說》蘇陽專題，《南方人物周刊》評選他為「2011中國魅力50人」之一。2018年，蘇陽的散文集《土的聲音》在中信出版·大方出版，全書分為四輯，以音樂為線索，講述他在天南海北的經歷，對音樂的探索，遇到的有趣的人和事，以及我們已經遠離的、細微之處的民間。那些和蘇陽相處過或長或短年份的朋友們，不論年紀大小，都管他叫「蘇伯伯」。他們說，蘇伯伯是個樸實的人，老穿一身黑，踏著黑布鞋，頭髮剃很短，不喝酒有點兒悶。大概是2011年，「民謠在路上」的某場演出，同樣不善交際的西安民謠歌手馬飛在後臺候場時碰上了42歲的蘇陽。他挺早之前就聽過蘇陽的歌，喜歡，就上去搭訕：「不像正常概念裡的藝人，有精心設計的髮型，或者至少戴個墨鏡，」2017年加入蘇陽樂隊的年輕鼓手葛維彬告訴我，他的朋友某次在地鐵裡見到站著一個很像蘇陽的人，上去一看，真是蘇陽。VJ（影像騎師）藝術家綿羊去年跟著蘇陽樂隊一起去平遙演出，吃完早飯，綿羊遇到晃蕩的蘇陽，後者說他要去燒個香。他們真的去了城隍廟，蘇陽規規矩矩地舉著香拜了拜，又給綿羊一一指認廟裡的神仙們。這和蘇陽演出時的狀態反差巨大，「奮不顧身，全都喊出去，彈琴也特別猛。」葛維彬形容。
年輕時，大約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蘇陽晚上經常隨便到哪個朋友家喝到斷片兒。現在，他像所有人到中年的音樂人一樣，不可避免地用上了保溫杯。認識蘇陽14年的吉他手趙龍說，蘇陽一直沒變，只是喝酒挑剔了，從白酒變成了紅酒、威士忌。每次演完專場，他會「安排」一局，喝大了酒品也不錯，一個人晃晃悠悠，抄起吉他即興彈唱。去年，幾個老哥們兒齊聚喝酒，馬飛說那是他最近幾年最快樂的一次回憶。「聊特別開，胡說八道。」大家調侃蘇陽的坎城之行：5月，他突然被通知要去走紅毯，並不知道這個法國電影節對出席者有嚴格的著裝要求，穿布鞋一雙、帶掛麵兩把就上了飛機，接機的工作人員急忙帶他去買了一身西服，再扎個領結。蘇陽瘦小，西服肩闊，就這麼踢踢踏踏溜達過去了。蘇陽走紅毯是因為《大河唱》（2019）。一個團隊跟著他和他的四位朋友——皮影藝人魏宗富、說書藝人劉世凱、民營秦腔劇團團長張進來、花兒歌手馬風山拍了兩年，剪出這部主題難以歸納的音樂人類學紀錄片。這被蘇陽視為他2016年開始踐行的項目「黃河今流」的一部分。「黃河今流」也是一個主題難以歸納的計劃，如果要蘇陽總結，他會說，是「人與傳統藝術的關係」，「一種開放的態度。」四年前起，他通過繪畫、動畫、影像等多種方式，探求黃河民間文化對現代表達的影響。2019年，他覺得，是時候在音樂上做一些實驗了，他回到了最初的目的：創作。胡格吉樂圖、閆澤歡、張佺、歐珈源、張淺潛、王應天、馬飛、劉東明、蘇陽，來自黃河流經九省的九位音樂人各自以家鄉為母體寫了首歌，成了專輯《九曲》。蘇陽記得，小時候家家都有院子，很多人家種著韭菜，象徵源源不斷的生長的願望。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他出小區像去外地一樣難，他經常做夢，夢見老家唐徠渠的黃河水，夢見自己從西北飛到北京飛到國外。他多次變奏寧夏花兒《園子裡長的是綠韭菜》的旋律、改寫歌詞，創作了一首《高山上的綠韭菜》。「蘇陽一直在我心中是特別獨特的人，他給我帶來的震撼就像《賢良》給我帶來的震撼一樣。」在為《九曲》宣傳的一場直播裡，音樂人老狼說。
老狼第一次見蘇陽是15年前在銀川的一個酒吧。蘇陽趁著酒意唱高了：整個酒吧的氛圍都被蘇陽帶嗨了。老狼接受《博客天下》採訪時回憶起那一天，說蘇陽有小流氓的色彩，「內心有點小騷情，躁動。」老狼遇見蘇陽以前，蘇陽已經這麼晃蕩了很久。1985年，16歲的蘇陽到西安上學時聽到同學彈吉他，感覺「火星子一樣的音符」顫在他身上。後來他當過工地小工，在文工團短暫待過，90年代，他嘗試組過兩個樂隊，也在歌舞廳混場子，幫朋友看過車鋪子。世紀初，蘇陽為純粹形式上套路地模仿布魯斯、重金屬進行創作感到煩悶。2003年春節，他到西海固，第一次接觸發源於青海甘肅交界的山歌「花兒」，歌手馬生林的歌聲像是從土裡出來的，「特別枯。」2003到2005年，蘇陽頻繁前往寧夏鹽池、西海固等地，見花兒歌手，翻唱、改編、再創作現代的民歌。他幾度拜訪資深的花兒歌手王德賢，對方唱了一段詞，他念念至今：「麻雀飛到了弓背上，我手軟沒射到靶上。你一句話說到我心肺上，腿軟著沒踩到凳上。」採訪中，他不止一次地引用這四句歌詞，興致勃勃地分析，「哪個麻雀看人射箭，往那弓背上飛的？
它的比喻都是不準確的，但又比邏輯更準確。它準確地指向了你心裡的目的：我的心受了幹擾。」蘇陽說，「先看到圖像，再映射到心理，它是這麼一個比興。」十幾年後，他到美國開講座，向西方人介紹這種「黃河流域的語言」：
人們唱樹枝，唱鳥，唱麥苗青了，唱的是生活和情感。老狼聽了《賢良》，和蘇陽算是認識了，他介紹蘇陽到北京，籤約盧中強的音樂廠牌十三月唱片。一年後， 蘇陽出了他的第一張專輯《賢良》。他把馬生林的花兒改編成《鳳凰》：「我懸來呢嗎懸去的個沒望想，吊死到白牡丹的樹啊上。」樂評人鄒小櫻在《民族的脊梁》一文中寫，《賢良》是當年最有分量的華語唱片，「樂隊裡的每一個成員都在倍感驕傲地母語歌唱著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鮮花、愛情、勞動人民。其山藥蛋式的情感使得他們可以突破搖滾的界限，與民族音樂交相輝映……或許因為語音障礙你沒有意識到《鳳凰》是在用極簡短又極有力的歌詞陳述著一個西北的殉情故事，但那悲壯的情感卻早已佔據了你的心底。」將近十年前，馬飛和蘇陽一塊兒在寧夏演出，那時他還是一個青澀的音樂人。正式演出前他在臺下看到蘇陽調音。「有好多樂隊會用鼓棒什麼的提示一下，或者人喊一下。他默數，中間可能空了六拍，數夠了以後，猛地一下，嗩吶什麼的一塊兒都進來。當時我們都說，太牛逼了，太生動了。」蘇陽其實空的不是整拍。2014年，馬飛錄製自己的第一張專輯《當初就不應該學吉他》，追求聲音的標準，分軌錄製，錯一個拍子重錄。蘇陽後來告訴馬飛，
絕對正確的不一定好聽，旋律根植於語言的民歌的節奏就是不整齊的。如果樂手素質足夠，同期錄最好，拍子是鬆動的。過了四年，馬飛在錄音棚備好瓜子花生，牆上貼個紅紙「歡度中秋」，十來個朋友坐在對面，像幼兒園聯歡會似的，大家喝到嗨，他和樂隊錄了第二張專輯，一遍過。「確實生動很多，有隨機的東西、那種不可替代性。」他告訴我。趙龍和蘇陽合作以後也發現，蘇陽唱歌的節拍有時候不那麼齊整，他十幾年前不很理解，很久以後才慢慢明白，「他是用一種他的韻，或者他身體裡發出的狀態。」去年，《九曲》計劃啟動之後，蘇陽首先打電話給野孩子樂隊的主唱張佺。張佺說好，抄錄了很多「花兒」的歌詞找靈感，又根據甘肅花兒「尕馬兒」令的旋律做了調整，交出一首地方特色醇厚的《種地不種河灘地》。在音樂人張淺潛家，蘇陽拿吉他信手彈青海直令，張淺潛跟著節奏找到了一段帶舞蹈感的旋律：「啦啦啦啦，麥子熟了，誰家的貓爬呀爬呀爬呀，樹葉葉長到了樓頂……」
「好像有一個家，一直是她背在身上的，只要她想，隨時就可以放在任何一個世界裡。」蘇陽形容。他和張淺潛說，就要今天下午這樣的，隨便唱隨便寫。「它不是普通意義上那種標籤式的民歌運動，你不要限定民歌的概念，在一個固定的前人經驗裡去使用它；民歌就是現實，是真實的思考和生活感受。」蘇陽向我強調。九個人的歌裡，黃河九曲呈現出不同的面貌。胡格吉樂圖的《光明》是蒙語的呢喃，旋律來自小時家庭聚會上聽到的敬酒歌；王應天的《大堤》裡有河南小調《編花籃》和流行歌的痕跡；劉東明的《拉魂腔》來自兒時的喪葬鬼神記憶；歐珈源《疙瘩山》的靈感來自他多年前在阿壩地區聽到的喊號聲——蘇陽打開錄音文件，感覺歐珈源的聲音「像在船上」。蘇陽花了一個多月，將九首歌反覆來回地聽，定順序，找瑕疵，每個人愈發清晰地站在他面前，「具體的一個人真實存在的聲音，這個非常重要。」蘇陽說。「我們只見到波瀾壯闊的一條河，它浩蕩的歷史與功績不停被述說、被修飾、被講述，但是我見不到每個人。其實我們都是河裡的一滴水、一粒沙，你是你自己，那麼這條河才成立。這張合輯我覺得最大的意義就是它讓我見到了每一個具體的歌唱的人。」在眾聲中，他感覺自己被「一個奇妙的向心力扯著」。「每個人都是自己，但是又讓人總覺得他內在裡有一個東西拽著。對，這就是黃河。」他笑了。採訪蘇陽是在北京的盛夏，朝陽大悅城外的茶座，他興奮地講到他對於《九曲》的後續構想：九位音樂人將在黃河流經的九省巡演，「臥槽想想都他媽的激動！像賀蘭山下，在黃河邊，現在全黃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黃河今流」項目新的構思拓展也暫緩了。「今年（對於整個項目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年。」他嘆了口氣。近十年來，蘇陽回銀川的時間越來越少。「還是因為音樂人的環境，不東奔西跑、不折騰，就沒飯吃。有些事也不是跟經濟利益直接掛鈎，可能甚至需要你去貼錢，但在銀川和在北京做，是兩種結果。」他每天「忙得要死要活」。我問他在北京是否還能保有在銀川那樣「朋友家裡喝大酒」的自在生活方式。「這事兒也挺主觀的，」他回答。他說自己那些年可能在心理上有意加強和銀川的關係，而現在，「工作性質完全已經不是散兵遊勇式的，這也是選擇，要想選擇詩人一樣的生活，就隨便銀川懶懶散散，寫歌、喝酒，要求不要太高。」「所以還是說回項目，說回《九曲》的意義，」他思路清晰地繞回採訪的主題，「就放棄一些那樣的時間，多幹點兒這樣的事情。」製作《九曲》前，蘇陽一度異想天開，錄音機放邊上，就和朋友們喝酒，聊天，唱歌，喝上三場酒，聲音剪輯一下，就出了。「後來發現這事完全不靠譜。」他覺得最可能的場景是，每次大家喝倒了，就睡了。「最後發現工作就是工作，如果喜歡一件藝術，就要為它去工作，要制定時間表，要有工作流程。」2008年，蘇陽離開十三月唱片，過了一陣子「瞎浪蕩」的日子，一年後樂隊第一次巡演，他看著工作人員制定嚴格的表格安排他們吃飯、休息、調音的時間，有了嚴肅的工作心態，「超過三個人的團隊就要用這種東西來約束你。」職業意識始於更早。2005年從西海固回到銀川，他在家裡呆了二十來天，創作了《賢良》整張專輯。他在銀川的小酒館、小麻將館演出，上賀蘭山音樂節，每次唱《賢良》，後半段的歌詞都是現場即興發揮。進棚錄音前，他還很不滿意，不停地表示，還要改，太糟了，接受不了。「但是最後發表了也就那樣，大家都認可，沒有什麼。」他現在說，當時「沒有真正理解這件事」，「創作要非常自由地開始，但是一定要知道怎麼停止，如何停止。」已發行的三張專輯，他都是自己的製作人。老狼五年前接受採訪時曾說，蘇陽到北京以後變得謹慎，排練錄音小心翼翼。「我到現在都不太鬆弛，我就是一個不太松馳的人。」蘇陽笑著說。2016年，「黃河今流」啟動後，音樂節和巡演都增多，《大河唱》的拍攝也同步開始。蘇陽從小特怕照相，這下天天鏡頭對著，緊張，只好喝酒。等適應鏡頭了，兩年多過去，片子也拍完了。2019年，《大河唱》通過藝術院線發行，最密集的時候要一天趕一個城市，他發現自己竟然變得能說了。而五年前，他受邀到《一席》演講，人還緊張得「完全是半昏迷狀態」，講到一半忘了下一段內容，近視眼，又看不清提詞器，摁來摁去摁亂了，徹底找不到講到哪了，趕緊結束，惶惶下臺。「到現在也不適應，很糾結，不舒服，你沒辦法，必須這樣的。」今年，疫情嚴重衝擊了依賴線下演出的音樂市場，5月，老狼拉著蘇陽參與「相信未來」主題義演，和張瑋瑋、萬曉利、郭龍幾個人彈唱羅大佑的歌。他不會唱，老狼讓他學學，他學了。那場義演直播觀眾挺多，有的節目還上了熱搜，我問他覺得這個載體能成嗎，他想了想說：「我覺得挺好，但是好像也就那樣。」他擺擺腦袋，「我看一發布，朋友圈呼呼刷屏，但我到底是搞音樂的，這就是湊熱鬧的翻唱，也不是我的作品，對我的主體沒有根本性的影響。真的，我從小到大沒覺得人多這事兒說明什麼問題，人多能說明什麼，是吧？」夏天，為了宣傳《九曲》，蘇陽和老狼等人做了兩次直播。老狼笑著說，自己參加了倆綜藝節目，就被圈內指責是綜藝咖。很多節目邀請過蘇陽，蘇陽不願意去，「但綜藝真的是一個形式，讓更多人知道你。」我提到在網易雲音樂《九曲》的評論區看到不少人是看了直播來打卡的，蘇陽高興地說：「還是挺有效的，你可千萬別說我說這個人多沒用的事，人多還是挺好的，人多還是能說明問題。」他又笑呵呵。「要想讓事情變得更好，有三種路徑，」馬條給我舉例：死磕到底；視而不見；曲線救國。他說，音樂圈裡有很多人用第一種方式裝逼，「拿著所謂的搖滾精神死磕，其實是一個人設」；他自己選擇了第三條，現在也願意上綜藝，「你為什麼不讓更多的人知道你呢？」「但蘇陽也沒錯，他覺得這種秀對藝術本身是有一些褻瀆的。因為秀裡面規矩太多了，藝術怎麼會有規矩？」馬條補充道。他有時候會跟蘇陽提，可以嘗試突破一下；他記得蘇陽說，突破的方式太多了，但不一定有必要。「他還是按自己的方式走，沒有遵循什麼，也沒有違背什麼。一個人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後，遵循自己的內心，我覺得就是一種突破。」初到北京那幾年，蘇陽一直北京和銀川兩頭跑。不排練演出了，他就住在老家的老小區，走過西門橋頭是滾滾的黃河水，小廣場上是跳廣場舞的婆姨們，路邊是等婆姨跳累了去光顧生意的理療師傅。2005年曾短暫來過北京的馬飛習慣了這種地理和心理空間的錯位。他說，生活總是在別處。去年夏天，蘇陽在大雁塔附近一家臊子麵館跟他說了《九曲》這事兒，他回去熱火朝天搞來了一套六本《陝北民歌大全》研究，改了幾首，越搞越茫然，像是把身邊的陝北民歌改成了電視裡的，「總感覺是在給一個老農民用美顏相機照相。」大約半年後的一天下午，他聽民歌《一顆瓜子》，腦子裡出現了「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吃著瓜子想像自己去揚州坐船遊玩的畫面，挺飛的」。他接著想到自己大學畢業剛到北京的日子（去之前，他寫了人生第一首歌，《北京，我來了》），住在奶西村，大家都心懷浪漫又一無所有，過著公社般的逍遙生活。幾個朋友去寫生，風太大了，畫框被刮到地上，畫上都是土。他瞎胡說，這就是正宗的黃土畫派。他寫了一首《陽光照耀奶西村》，唱歌帶著北京腔。「在奶西，每一刻都風和日麗/在奶西，每個人都沒有秘密。」音樂人馬條說，正是北京這個「國際化大都市」讓他們體會到了「真正的文明」。「你在家裡能寫出啥好歌來？無非就是一些小調調。」馬條1994年帶了5000塊錢從克拉瑪依來到北京，一年後徹底斷了回家的念頭。電話裡，他對我從吉他講到西洋文化、基督教文明，這種不斷碰撞、交流的體驗被他形容為「一種救贖」。「在我家鄉小地方哪有時間關心這個？」他說。在北京，他靈魂燃燒，煥然一新。2007年，馬條籤約十三月唱片，他把盧中強比作「民謠的拓荒者」，「我和蘇陽現在回想起來，是非常幸運的。」那時中國還沒有音樂節土壤，他們一幫「音樂民工」一年幾十場地參加「民謠在路上」的演出。「就烏託邦，演得高興就行。掙多少錢，現在觀眾的反應咋樣，跟我們一點關係沒有，我們就是一群瘋子在舞臺上瞎玩。」馬飛幾年後也籤了十三月，不過那時他已經回到西安。他對北京的幻想最早是在去朋友李導演家的那天被初步戳破的。李導演是馬飛大學時認識的朋友，比他早到北京，在電視臺做欄目導演，喜歡搖滾樂，後來去搞Live House，住北兵馬司胡同，睡架子床，是「經典意義上的北漂」。哥兒幾個常去李導演那兒吃火鍋，用塑料飯盒喝白酒。在李導演的屋子裡，馬飛看到蜈蚣在爬，「一下子就覺得，北漂好像不是……」馬飛笑了。專輯《當初不該學吉他》的大部分歌都是在北京寫的，到了北京，馬飛開始用陝西方言寫歌，他覺得裡頭有種普通話表達不出的幽默感。他一邊寫歌，一邊接電影配樂的活兒，到2009年底，有陣子活兒少，他待得又有點兒煩，一個西安的朋友吃著泡饃給他打電話，他當晚就飛了回去吃泡饃，然後再沒回北京。也差不多是馬飛離開北京同一時期，蘇陽的生活重心轉向北京。民歌，文化基因，這些詞在蘇陽腦子裡盤桓醞釀了多年。2018年元宵節，應漢辦邀請，蘇陽樂隊到巴西演出。巨大的露天公園，五六萬人圍著他們。「人山人海，我都沒想到，我靠，完全是超級演唱會的現場。」蘇陽興奮回憶。那以後，蘇陽開始了地理上向外擴展和高密度交流的幾年。「主要是交流根源文化這一塊的認識。」他解釋，「西方比我們領先的是音樂和人之間的關係，音樂對他來說是最真誠的一個自我表達，這件事你如果能做到，你自然會知道怎樣演奏。」
在哥倫比亞，跟黃河隔著半球的地方，中美洲的人聽到《賢良》，跟著「你是世上的奇女子」那句跳，和在西安、銀川的觀眾沒有區別。蘇陽到美國鄉村音樂發源地納什維爾做音樂工作坊，和音樂家吉姆·勞德萊爾同臺演出、對談。他即興改編了美國民謠《蘇珊娜》，吉姆把他的《少年》（「日頭出來照醒了大地，河水把石頭灌溉，騎上馬兒我追流水，追不上流水裡的日頭」）重新作曲轉譯成了一首新的民謠——「噢親愛的花兒，明天我就會想念你，因為我必須再次遠行，但是我會回歸，不會永遠離去，可是無法企及水中的日影。」「從中國到美國，雖然我們的語言不同，但實際上這個感情他是理解的……
所以在跨時間和跨地域上達成共識，有沒有這個可能？」蘇陽語氣高昂。2017年，一個在北京搬了三次家的哥們兒給馬飛打電話。馬飛突然想，自己為什麼當年就這麼走了？他在朋友裡不是混得最差的，有活兒幹，有錢掙，聚會還聊大項目。「那時候乾電影，大家都說，寫的劇本多牛逼，都很嚮往幹大事那個狀態，我覺得很虛的……我內心深處價值觀是特別懶惰的，會附和聊一聊，言不由衷。」回來以後感覺環境正常了，「聊天吹牛啥的比較自然。」他寫了一首歌叫《李導演》，提煉了所有北漂搞藝術沒成功的文青的命運。「他已經把北京的生活/完全習慣/也不是錢/也不是夢/也不是愛/也不是恨。」但他又開始想北京。「人有時候賤的，你到這個地方覺得平淡無奇，一旦離開了，好像那種美好的東西就會想起來。」去年，他決定不再用方言寫歌。發新歌到朋友圈，有人問他，為什麼不用方言？「好像對他們來講是一種背叛。但是我好像也不太害怕去背叛誰。只不過發音變了而已，那個東西在音樂裡邊的比重有那麼大嗎？」導演今年因為喝酒過量，一個人在出租屋去世了，好幾天後才被發現。「我覺得沒有完美的狀態。」馬飛對人生的規劃是「走到哪算哪」，「有時候期望越高那個東西越達不到，很苦惱。」現在他寫歌，找不到靈感就算了。蘇陽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還沒有關於北京的作品。我問他北京是否像銀川那樣給過他創作養分，他沒有直接回答：「我覺得這個還是自我選擇。你只是階段性地側重一些東西，人不可能同時做好所有的事情。」剛開始與民歌發生緊密關係時，蘇陽創作的素材和環境都來自家鄉；五年後的第二張專輯《像草一樣》（2010），「已經明顯帶有一個人離開家鄉的距離，」蘇陽說。《大河唱》裡，他到哈佛演講，一個教授建議，他應該更原汁原味地展現民歌而不是使之與搖滾結合；蘇陽回答，民間藝人生活在那個環境裡，但他不是。同樣來自西北的馬條對蘇陽各時期的創作表達了高度讚賞。「蘇陽所有的東西都是他自己的東西，只不過那塊土地給他的氣質是那樣的，花兒啊，西北啊，蒼涼啊。民間藝人有局限性，永遠是在傳承某一種風格或形式的音樂，不具備廣泛的、站得非常高的審美，無論樂器唱腔還是歌詞，表現的基本就是愛情、思念、遠方，唱歌和他種地、做飯一樣，是一種在他身體裡邊很隨意的很不可分離的東西。蘇陽不是。蘇陽是把一種搖滾精神融入到所謂的傳統文化裡面。」吉他手趙龍認為，從《賢良》到現在，蘇陽音樂的內核是始終如一的，「生活會改變一個人的創作方式，但是我覺得蘇老師的創作沒有什麼跳躍性，都是挺直接的狀態。」馬條覺得蘇陽的所有歌裡都有一種關懷，「不是他自己，他把高山流水、人的命運，都視為自己肉體或思想的一部分。」馬飛小時候生活在陝北，聽到的民歌是工人下工打飯時喊著解悶唱的，他不喜歡電視裡「莫名其妙的亢奮，跟打了雞血似的，『啊——！』」。蘇陽的音樂就不是這樣，「如果你足夠誠實的話，（從）你的音樂是可以聽到一個人的性格的。」馬飛說。更年輕一些的採訪對象們，和蘇陽的歌有點隔膜。1994年出生的葛維彬大學時聽《賢良》，感覺不太懂。2006年，在迷笛同窗的前輩音樂人給17歲的趙龍介紹了蘇陽，這兒怎麼彈、那兒應該什麼狀態，音樂裡的故事，蘇陽會具體地告訴他。「說真的，我一開始完全進不去，是一種完成老師錄音的狀態，我真的不是太懂黃河邊上特別樸實的農民。」他皺著眉回憶，當時他喜歡聽電子和金屬樂。合作中斷過幾年，到2017年趙龍又回來，給蘇陽錄製《河床》。那時候，趙龍突然感覺，自己和蘇陽有了不需要用語言談論音樂的默契，可以「100%入戲」。排練《珍珠捲簾》，蘇陽給他一個大的畫面感，「你可能需要再黑一點。」他彈一下，蘇陽彈一下，他回一下，「就對了。」我問蘇陽，會不會擔心到某個時候，新一代的創作者與其母體的聯繫就會變得微弱、逐漸斷裂？「文化基因是丟不掉的，它指的是你對這些事物的認識和感情，而不是你賴以生存和表達的方式。」蘇陽用兩隻手比了一個圓——「這是陝西乾縣的一個餅，在鐵爐子烙了一小時，你要拿給外國人吃，非要讓他拿手掰開啃嗎？你可以給他配個叉子、加點奶油、放烤箱裡烤也沒問題，因為它有中國麵食的傳統在裡面，
重要的是給人提供了什麼，而不是你強調你是什麼。創造才是價值。『黃河今流』主要的方向可能恰恰是這個。」這幾年回銀川，到西海固，蘇陽和那些民歌手在一塊兒，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放羊的，蓋房子的，搞運輸的，他就跟他們混。過了十幾年前拿個本子記錄汲取的年紀，他和他們不聊理論，想唱就唱，不想唱就喝一晚上酒，嘮嘮村裡誰把誰的狗撞死了。「好好生活，其實比什麼都強。所謂的藝術創作，豐富你的自我世界，這件事是最重要的。」視覺藝術家綿羊從2016年起與蘇陽合作「黃河今流」的現場影像，她才知道蘇陽自己一直畫畫。最早蘇陽拿給她的，靈感來自賀蘭山巖畫，「粗糙、原始，有一個獅子頭一樣的圖騰」；後來蘇陽開始畫人，有「土地的質感」；現在則是抽象寫意的山川。疫情期間綿羊在家看衛星地圖，發現地圖上的山川和蘇陽現在的畫很像。「他講的其實就在我們的血脈裡面，你就是這方水土的人。」
《土的聲音》是知名文化歌者蘇陽對自己從事音樂道路的回憶、梳理與總結的散文集。
蘇陽的音樂源於西北，仿佛積澱了千年的淳樸情感，充滿熱血和衝動、滄桑與感傷。他的文字亦樸實、內斂，鄉愁濃鬱。全書分為四輯，以音樂為線索，講述他在天南海北的經歷，對音樂的探索，遇到的有趣的人和事，以及我們已經遠離的、細微之處的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