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他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馬丁和伊利·安德森（Illie Anderson）高級研究員。他研究的重點是經典和軍事歷史。
在過去12個月的悲慘瘋狂和悲劇中，一個共同的主題是，即使大多數美國人抵制左派議程，進步意識形態現在幾乎滲透到我們所有的主要機構。它像極了文藝復興前教堂吸收了經濟、文化、社會、藝術、和歐洲政治生活方式；或者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如蘇丹囯中伊斯蘭教義成為所有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基礎；甚至1930年代的蘇維埃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是如何漸漸沁入所有的俄羅斯機構。
要成為一個矽谷高管、一個著名的華爾街主要玩主、一個著名出版社的領導、一個大學校長、一個網絡或公共廣播公司的主播、一個主要的好萊塢女星、一名進入公司董事會的退休將軍或海軍上將、或一個NBA超級明星，都需要有進步主義的標記或需要小心抑制所有政治傾向。「回應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數據顯示，2020年，98%的大型科技政治捐款流向了民主黨。Twitter、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體公司的審查和撤除平臺顯然致命的單向性。當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其他矽谷人士捐贈5億美元幫助官員在特定選區「拉選票」時，很顯然這並不是在幫助兩黨候選人。谷歌用進步而不是保守的方式來校準其搜索結果的順序。柯林頓（Clinton）或歐巴馬(Obama)政府的要人在矽谷擔任閒差，而不是共和黨或保守派。
市值4-5萬億美元的大型科技公司卡特爾，由自稱為進步派的人經營，旨在消滅帕勒這樣的保守品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現在將意識形態的力量倍增器應用於19世紀強盜-大亨信託和壟斷企業的戰略和策略。可憐的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一直無法解釋清楚，為什麼Twitter會用左翼人士慣用的那種粗魯行為，來刪除和取消保守派的平臺。矽谷顯然既不相信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文字，也不相信它的精神。它對公共廣播電波實行壟斷，並抵制自由派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倡導的打破託拉斯的監管和反託拉斯立法。作為回報，它假定民主黨人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看法，並不像他們在抨擊大型製藥公司時聲稱看到的那樣。華爾街明顯用資金大量捐助支持巴拉克·歐巴馬、希拉蕊·柯林頓和喬·拜登各自的總統競選。儘管保守派政府和國會多數派被視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天然支持者，但他們的民主黨對手不久前還不是——因此吸引了投資者的特別關注和華爾街現實主義者的支持。造反者「遊戲驛站（GameStop）」證券危機揭示出「自由主義者」在華爾街的反應：當一群彼此無關的投資者試圖做華爾街大佬經常對別人做的事——埋伏並一擁而上，對一家弱勢公司的股票進行集體買入或賣出，從而從可預測的、人為的巨大價格波動中獲利。
當Reddit上的小投資者將普通遊戲站的價格推高至其價值的100多倍，迫使華爾街的大型投資公司損失數十億美元時，華爾街的進步人士和商業媒體大聲叫罵。他們將Reddit買家比作是1月6日襲擊國會大廈的暴徒。其中一個潛臺詞是：
為什麼沒有人敢質疑華爾街機構的暴利壟斷？Reddit短線交易者和對衝基金的行家們並不都是健康投資者，這一點完全失去了意義。對「
多元化」大學教師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人都支持左翼，對民主黨候選人的不對稱捐款以95比1的比例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小馬丁·路德·金的夢想是讓種族與我們的角色無關，但這一夢想在校園裡已不復存在。現在，外表是至關重要的。更諷刺的是，為了認同政治，階級考量大多被忽視了。「平等」適用於種族而不是階級。通識教育課程是片面的，主要集中在演繹研究課程上，特別是種族/階級/性別狂熱，在某種意義上是反啟蒙運動的，被預先確定的結論而建立起來，並收集選定的證據來證明它們。
我們目前還目睹了過去70年來對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以及正當程序的最大攻擊。大學校園裡集中了對第一和第五修正案的挑戰，在那裡，非進步的演講者會被取消邀請，被大聲喝斥，有時還會因為他們所謂的「反動觀點」而受到粗暴對待，而這些人幾乎不害怕因此受到懲罰。被控「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學生通常被剝奪了與原告面對面、盤問證人或提出反證據的權利。他們通常只能在法庭上尋求對停職或驅逐的補救。杜克大學曲棍球隊慘敗和維吉尼亞大學女生聯誼會強姦騙局的主題是，對那些散布謠言的人沒有任何真正的個人懲罰。
事實上，在這些案件中，許多人認為，與引起人們對所謂「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關注相比，虛假指控實際上並不那麼重要。按照傑西·斯莫利特（Jussie Smollett，演員，在2019年2月因涉嫌製造假仇恨犯罪襲擊事件而被起訴，罪名是擾亂治安，次月撤銷了指控。但在2020年2月，他又因與同一事件有關的類似指控被重新起訴）的風格，沒有發生的事情至少會引起人們對可能發生的事情的注意，因此是有價值的。似乎那些沒有犯任何實際罪行的人，仍然犯了思想罪行。
傑西·斯莫利特
在過去四年裡，幾乎所有的媒體調查都反映出，總體上，新聞工作者對保守派存在明顯的偏見。哈佛大學自由派機構「肖恩斯坦媒體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以報導反對川普及其支持者的傾斜報導而在主要電視和新聞媒體聞名。
在某些情況下，在川普上任的頭幾個月裡，負面報導的比例超過了90%。現在，如果自由派編輯被認為沒有充分覺醒，他們可能會被解僱或被迫從主要的進步派報紙退休。
沒有一位主要記者或普通記者因宣傳虛構的「通俄門」騙局而受到譴責，當然不同的是媒體卻呼籲對任何在2020年11月選舉中支持「阻止偷竊」抗議活動的人進行懲罰、列入背後名單和取消平臺。CNN新聞編輯室的人舉起手高喊：「舉起手來，不要開槍」——這是圍繞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弗格森槍擊案的一個神話，但已被徹底駁斥。現在臭名昭著的是CNN記者將一場BLM/「安提法」組織的暴亂描述為「基本和平」的示威活動。當然，BLM已經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夏季騷亂之後，人們更應該引用塔西佗（Tacitus）的《卡爾加克斯（Calgacus）》，「他們造了一片沙漠，卻稱之為和平」。
麥可·布朗
喬治·w·布希或唐納德·川普的新聞發布會往往是一場混戰，讓所有人都熱血沸騰。巴拉克·歐巴馬或喬·拜登的版本就變成了關於寵物、時尚和食物的陳詞濫調。融合媒體的信條是為什麼要讓一個進步主義政府難堪，從而讓數百萬人和地球本身處於危險之中呢?
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將COVID-19患者送進養老院的政策導致了數千例不必要的死亡。儘管如此，媒體還是給他頒了個艾美獎，表彰他自我膨脹、誇大其詞的新聞發布會，其中很多都是對川普政府的瘋狂咆哮。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最初的聲明關於COVID-19病毒的起源、其風險和嚴重程度、旅行禁令、口罩、群體免疫、疫苗接種推出日期和幾乎所有關於疫情的信息都是錯誤的。然而，因為他眨眼或點頭的保證，他卻被媒體聖化為川普行政室裡的醫學成人。
如今，一個非常保守的男女演員很難贏得奧斯卡獎，也很難製作出一部以保守為主題的大片。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或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這樣有實力的演員/導演/製片人都是特立獨行的，他們的電影獲得的巨額利潤為他們贏得了一些豁免權。但他們是在30年前的另一個時代開始嶄露頭角和獲得權力的，而且他們很可能沒有直接的繼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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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教義（Ars gratis doctrinae）」是新的好萊塢，它將繼續下去，直到它在金融虛無主義中觸底。當這種意識形態的痙攣扭曲了一個社會，二流人物就會以最大聲指責的塞勒姆女巫（Salem Witches）的身份出現——似乎正確的熱情可以重啟陷入平庸的職業生涯。從亞歷克·鮑德溫（Alec Baldwin）到諾亞·塞勒斯（Noah Cyrus），好萊塢的平庸明星通過發表聳人聽聞的種族主義、恐同和厭惡女性的言論來尋求事業上的關注——正確的假設是，他們引人注目的左翼立場防止了事業被取消。同理，職業體育中的政治扭曲也是如此。代言、媒體露面時間和文化共鳴往往取決於運動員是否清醒——還是完全處於政治昏睡狀態。少數明星可能是眾所周知的保守派，但他們也是罕見的例外。對大多數運動員來說，保持沉默是最明智的做法，要麼支持、縱容，要麼無視「黑人生命寶貴（Black Lives Matter）」的一些儀式，比如屈膝、不對國旗肅立，或者在儀式性地譴責保守派政客。
同樣，這隻進步主義章魚的所有觸角所共有的是「非自由主義（Illiberalism）」。當然，進步主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晚期對「更新」憲法的倡導，總是對威權主義微笑。它推動了優生學的「科學」，強制實行基於種族的絕育，以及救世主式的想法，即開明的精英可以利用政府增加的權力，根據所謂的純粹理性和人文主義意圖，更好地管理其臣民（被宗教教條奴役或陷入無知）的個人生活。
貝尼託·墨索裡尼（Benito Mussolini）在大蕭條時期的法西斯主義刺激下推行了公共工程項目，這些項目被認為效率很高，許多進步人士很早就對其表示讚賞，他還招募了一群自稱是專家的人，通過法令來實施「進步」所必需的東西。因此，可以理解的是，
進步主義最終可能成為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知識多樣性的敵人，為必要的進步掃清障礙。為了拯救我們，有時左翼分子必須成為壟斷和卡特爾的倡導者、審查制度的倡導者或資本軍事化的倡導者。新左派根據種族來分類、獎勵和懲罰人們。一些進步主義人士是最有可能安撫種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的人，他們提倡通過打破傳統、抹去、重命名和消除我們的過去來託洛茨基化。舊金山的學校董事會最近投票決定重新命名40多所學校，這很大程度上是迫於少數教育程度較低的教師的壓力。這些教師根據維基百科不全面的研究，聲稱林肯、羅斯福和華盛頓等標誌性人物不適合重新命名。對於不進步的進步主義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沒有什麼是相互排斥的。最新的極權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簡單的呼啦圈集體思維，一種時尚，甚至是一種明智的職業舉動。對一些專業人士來說，響亮的進步主義已經成為一種保險政策——或者可能是一堵威懾性的高牆，以確保暴徒們繞過這堵牆，去別處更容易的獵物。如果亨特·拜登和他的家族詐騙團夥不是高調的自由主義者，並與喬·拜登有聯繫，他們都可能落得像傑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美國共和黨人，專業從事美國院外遊說活動的知名人士，有美國遊說業「教父」之稱。1994年共和黨佔據眾議院多數後，他憑藉與參、眾兩院領袖紐特·金裡奇和湯姆·迪萊的關係開始了遊說職業生涯。2006年1月3日，阿布拉莫夫承認共謀、欺詐和逃稅三項重罪，為換取減輕刑責，成為檢方證人，配合調查收受賄賂的國會人員）那樣的下場。
更常見的是，進步主義為精英、富人和關係良好的中世紀懺悔提供了一種代償方式，通過對他們已經掌握得很好的制度進行抽象的自我控訴，來減輕他們對特權——比如一臺價值2萬美元的冰激凌冰櫃或一架噴碳的灣流飛機——的暫時內疚。
進步派也相信自然的等級制度。他們認為自己是由他們的學位、簡歷和正確的意識形態證明的精英，是我們版本的柏拉圖式的守護者，是「高尚謊言」的實踐者，為我們做好事。在其居高臨下的現代形式中，這一信條致力於擴大行政國家和管理國家的專家階層，並在政府等級與企業和學術界享有特權的同行之間進進出出。
進步主義為窮人提供庇護，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們，但卻鄙視中產階級，即傳統上受人憎恨的資產階級，他們既沒有遠離窮人的浪漫情懷，也沒有富人的品味和文化。這種惡意解釋了歐巴馬、柯林頓和拜登如此隨意地使用的大量綽號: 粘人（clingers）、可憐蟲（deplorables）、無可救藥的人（irredeemables）、渣滓（dregs）、醜陋的人（ugly folk）、笨蛋（chumps）等等；「佔領華爾街」被媒體當成了一場羅曼史；茶黨被嘲笑為三k黨；衝擊國會大廈的暴徒被正確地稱為違法者；那些包圍並燒毀明尼阿波利斯聯邦法院的人卻被浪漫化或背景化了。人道主義進步主義者認為，他們優越的智力和適當的訓練應該使他們免受自身意識形態帶來的麻煩。他們提倡高稅收，模仿物質上的放縱。但有些人把逃稅變成了一門科學，擁抱有品位的美好生活及其物質吸引力。他們更喜歡讓子女就讀私立學校和常春藤盟校，而反對讓其他人就讀特許學校。堅持更多基於種族的錄取，卻又打電話給院長或教務長，在面前更嚴格的錄取條件下，幫助對自己有天賦的女兒的錄取。這並不存在二元對立。有時，自由派好萊塢名人努力讓後代獲得合適的大學文憑，就會成為重罪。牆壁是反向的，但可以優雅地融入一個帶門的莊園。他們喜歡靜態的階級差異，並可能憎恨中產階級所謂的貪婪努力，以變得像他們自己一樣富有。億萬富翁約翰·克裡（John Kerry）告訴成千上萬的人，工人階級總能製造太陽能電池板，因為他們剛剛因他的老闆取消了Keystone XL輸油管道計劃而失業。這名耶魯人仿佛又回到了從前，這名千萬富翁和高稅率的推動者為了逃避銷售稅和消費稅，把自己的遊艇搬到了耶魯大學，並對兩年制大學的學生們訓話：「你努力學習，做功課，努力變聰明，你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就會被困在伊拉克。」
當麥可·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和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無論是通過直接捐款，還是通過各種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和基金會, 在整個2020競選年度向左翼候選人、活動家和政治團體輸送了近10億美元的資金時，並沒有所謂的「黑錢」，也沒有現金在扭曲政治方面的惡性作用。
總之，新部落進步主義是富人和精英階層最看重的職業意識形態, 許多持懷疑態度的窮人和中產階級少數族裔現在經常因為指出這個事實而受到嘲笑。進步派採取了身份政治，拒絕了階級考慮，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與品味和政治上相似的精英少數群體的團結，使他們不需要對所有種族的中產階級有任何具體的關注或經歷。左派最終證明了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們警告說：「財閥階層」和「特殊利益集團」統治著美國：「如果你不能打敗他們，那就超越他們。」自義的進步主義者認為，他們是代表我們忍受和受苦的，因此，他們對無可救藥的人和保守的少數派的非理性憤怒和仇恨，源自於他們完全不被無知的農奴所欣賞，而這些農奴應該正確地崇拜他們的上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