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現在每天都做些什麼？」在著名學者何兆武先生家中，記者這樣問道。他回答：「到了這個年紀，什麼也做不了啦。等著唄。」老人笑呵呵的，面對沒有說出的那個字，看起來如此坦然。
他94歲了，比起這個年齡段的其他老人，應該算是耳聰目明。中國翻譯家協會不久前給他頒發了一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他還親自去領了獎。但衰老還是在不留情面地侵蝕著他。記者前一天給他打電話，老人爽快地答應了。但第二天來到他家中，老人正臥床休息，見到記者來，連聲道歉。保姆說，他若記得，一定會穿戴整齊，坐在床沿認真等待。
「什麼事情都忘得很快。」老人說。在採訪中，他經常深陷自己的思維，反反覆覆地重複著一些話。但奇妙的是，說起在西南聯大的一些久遠往事，老人卻如數家珍，一連串人名從他口中道出，仍然清晰如昨。
窗外蒼柏森森，不時傳來幾聲鵲鳴。在這間侷促的二居室裡，老人回憶著生命中最美的時光。
人物簡介：何兆武，1921年9月生於北京，原籍湖南岳陽。歷史學家、思想文化史學家、翻譯家。曾供職於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單位，譯作有《社會契約論》《西方哲學史》等，著有《中國思想發展史》《思想的葦草：歷史與人生的叩問》等。圖為2015年4月30日，何兆武在家中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本刊記者 傅聰 攝）
7年讀了4個專業
說起來，我與西南聯大淵源很深，愛人、兩個姐姐、一個妹妹都是這個學校的。我人生中最值得懷念的，就是在西南聯大做學生的那7年了。從18歲到25歲，我度過了一段最美好和愜意的時光。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一到地方就感覺神清氣爽。昆明的天氣真是美極了，碧空如洗，萬裡無雲。我在西南聯大先後讀過4個專業。讀中學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好將來要學什麼，只是看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築講話》，就想學建築，再加上當時的社會風氣不重視文科，於是一開始選擇的是工科，進了土木系。
大學一年級學的都是一些公共的必修課，比如初等微積分、普通物理、投影幾何。第一學期我還認真地學，可是到了第二學期，我發現自己的興趣完全不在這上面。那時候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夠了就行。我就選擇了歷史系，戰爭時期我們關心中國的命運，我希望從歷史裡找出答案，通過學習歷史得出一個全面、有高度的認識。
歷史系本科畢業後我又念了研究生，起先選的是哲學。不過我又沒念完，因為得了嚴重的肺病，一犯起來就大口大口地吐血。生病期間沒法上課，只能找一些文學書來排遣。讀得比較多的是英國浪漫派雪萊、拜倫、濟慈的詩歌作品，那種「暢論天人之際」的精神境界打動了我。所以第二年病好了，我又轉到外文繫念文學去了。
令人傷心的是，很多人不像我這麼幸運。身邊很多同學被肺病奪去了生命。物理系有個才子，我相信他如果活下來的話，將是諾貝爾級的大家，但他剛畢業就得肺病死了。化學系有個小胖子，我們一起上過德文，眼看著一天天地消瘦下去，骨瘦如柴地死去。那時候連飯都吃不飽，還哪來的藥品？人才的夭折，真的很可惜。
當年的昆明西南聯大校舍。
有批判、有選擇地對待大師
我們那時候的學生可真是自由。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高呼口號，甚至人不見了也沒人過問。這種作風非常對我的胃口。
學校也就那麼大一點地方，上課在那裡，吃住也是在那裡，所以彼此之間非常熟悉。大家都知道這是物理系的周培源、吳大猷，數學系的華羅庚、陳省身，那是文學系的朱自清、聞一多，歷史系的陳寅恪、雷海宗……大家談論起大師來也不是畢恭畢敬，比如我剛入學時，有個同學說：「今年來了三個青年教師，錢鍾書、華羅庚、許寶騄，才28歲，都是正教授。」有人問：「華羅庚是誰？」另外的同學就說：「就是那個瘸子。」華羅庚那時瘸得很厲害，有一條腿總在那裡劃圓圈。
歷史系的學生必須選中國史的兩個斷代，我選了姚從吾先生的宋史和鄭天挺先生的明史。不過我經常逃課。我聽得最多的倒是政治系張奚若先生講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張先生講課喜歡扯閒篇、發牢騷，比如他講亞里斯多德說，動物過的是「mere life」（單純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還應該有「noble life」（高貴的生活），接著又說：「現在米都賣到5000塊錢一石了，mere life都維持不了，還講什麼noble life？！」
那時候很多老師講課都是中英混雜，甚至用英文授課。教科書很多用的也是美國的。老師們講課都是興致所至，隨著自己的意思講。比如錢穆、雷海宗兩位先生教的中國通史，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可他們都是講到宋代就結束了。我愛人上過陳受頤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來連古埃及還沒講完。還有講中國哲學史的，一年只講了《周易》，連諸子百家都沒有涉及。
很多名人的課，我經常去聽。當年的清華四大才子，我趕上了陳寅恪，他教隋唐、魏晉南北朝史。陳先生的專業課正式選的人很少，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泰鬥，所以經常有人趴到窗戶外面聽，我也夾在其中。上課了，陳先生夾一個包進來，然後打開書，可是他基本不看，張口就引古書中段落。陳先生說話有口音，不靠口才取勝，引的古書我們都沒看過，所以完全不懂。後來他第二年就走了。
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我也旁聽過幾堂。沈先生字斟句酌，講話非常慢。有人說他講課不好，但我不這麼認為，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如果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沈先生只讀了小學，後來成了大學教授，所以受學院派的輕視，從劉文典先生到錢鍾書先生都是這樣。有個同學跟我講，劉文典先生在課堂上公開說：「沈從文居然也評教授了，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值一分錢。」那個時候的文人之間也不是一派和諧。
我還聽過聞一多先生講《詩經》和《楚辭》。聞先生那一輩人的舊學根底非常好，可同時又是極端反傳統的。和魯迅、胡適等一樣，他們認為傳統的東西束縛中國人太久了，中國要進入新的時代，就要全面創造新文化。搞民主運動的時候，聞先生曾在課堂上對我們說：「你們從外面打進來，我從裡面殺出去，我們裡應外合，把傳統的腐朽文化推翻！」
國學泰鬥馮友蘭，很多同學都不喜歡他，主要因為政治原因。1945年國民黨在全國開代表大會，主席團有十幾個人，馮也位列其中。當時我們對國民黨沒好感，所以對他也就沒有好感。對於大師們，我一直覺得要有批判、有選擇地看。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裡面有很多見解我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有點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只看到它美的一面，對它不怎麼美好的一面絕口不談。人無完人，總有缺點，文化也是一樣。
讀書本身就是最大的滿足
很多人都問：為什麼西南聯大當時的條件那麼艱苦，卻培養了那麼多人才？我的回答是：自由。無論幹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怎麼說，都沒人幹涉。同學中間什麼立場的都有，沒有太大的思想政治隔膜。晚上沒事，大家在宿舍裏海闊天空地胡扯一陣，有罵蔣介石的，也有擁護蔣介石的，而且可以激烈地辯論。之後，彼此之間關係依然很好。
那時候的生活條件極差。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馮友蘭，戰前一個月的工資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買一座四合院，戰爭爆發以後便每況愈下。從1937年打仗到1939年，物價不斷上漲，通貨膨脹，最後連吃飯都很困難了。學校裡吃飯雖然不要錢，糧食沒有定量，可大家都過去搶，不一會兒工夫就沒有了。
填不飽肚子，住得也差，一間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鋪住40人。我同宿舍裡有位同學，後來成了有名的作家，他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級，都是十八九歲的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破舊的藍布長衫，趿拉著一雙布鞋，後跟也不提。還經常說著笑話抽著煙，很頹廢的樣子，完全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派頭。
時世艱難，還面臨著戰火的威脅。1939年我剛入學時，日本飛機只偶爾來一兩次，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日本飛機卻幾乎天天來轟炸。每天差不多都是10點鐘準時來，炸到12點、1點又走了。昆明天氣非常好，炸彈投下來非常耀眼，如水銀瀉地，然後就是一陣地動山搖。幸虧聯大就在城邊，一拉警報我們就往郊外跑，十來分鐘就能翻兩個山頭，跑到山溝裡就比較安全了。但有時炸彈也扔到山溝裡，有一次華羅庚先生和教我們西洋史的皮名舉先生就被石頭土塊給埋了起來。
那時物質條件非常艱苦，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尤其不等於錢多。那段日子，我們的內心依然是充實的，真誠地相信，未來會是一個光明、美好的世界，一個自由、民主的世界，一個繁榮、富足的世界，好像對這些完全沒有疑問，儘管也沒什麼根據。我想幸福最重要的，就在於對未來的美好希望。
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運動非常熱烈，課也停了，學校裡很亂，靜不下心來讀書、寫論文。1946年聯大宣告解散，清華、北大回北京，本來我應該跟著回北京寫一篇論文，可是姐姐寫信說母親在臺灣病得厲害，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來的時候內戰又打了起來，北上無望，所以研究生念了3年，最後我也沒有拿到學位。
不過這也不要緊，讀書不是為了拿文憑，讀書本身就是目的。它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遊，在別人看來，遊山玩水跑了一天，什麼價值都沒有，但對我來說，過程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那是不能用功利的標準來衡量的。我一生沒做出任何成績，可是我總覺得，人各有志。自得其樂，就是我內心最大的滿足。
作者：
何兆武（口述）
《環球人物》記者 趙曉蘭（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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