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會，祠堂是供奉列祖列宗的地方，也是處理家族內部重大事務的場所。一般而言，祠堂的名字往往都以「某氏宗祠」命名，具有很高的識別度。不過，山東諸城劉氏家族，即劉統勳家族的祠堂，卻不叫劉氏宗祠，而叫「清愛堂」，說起這個名字，還真是大有來頭。
「清愛堂」是康熙皇帝御賜給劉家的一塊匾額，在封建王朝時期，得到的皇帝的褒獎，甚至御賜書法匾額，這多當事人以及整個家族都是十分重大的榮譽。
據統計，諸城劉氏家族至少獲得過康熙、乾隆、嘉慶三位皇帝所賜的七塊匾額。分別是：
康熙五十一年應劉桀之請賜題「清愛堂」；乾隆皇帝於乾隆三十三年主動為劉統勳賜題的「贊示介景」；乾隆五十九年在劉墉75歲時為其繼母顏太夫人壽辰賜題的「令壽延祺」；嘉慶十九年為找趙鐶之的母親趙太夫人七十壽辰賜題的「貞壽延祺」；另外還有乾隆專門賜給劉墉的「清愛堂」和「天香深處」兩塊匾額。
從中可知，劉家共有兩塊御題的「清愛堂」匾額，三塊皇帝為女眷壽辰所題的壽匾額，以及分別為劉統勳和劉墉兩位父子宰相所題的各一塊匾額。
劉墉作為一代書法家，不僅在其家制毛筆上用「天香深處」作為標誌，還經常在自己書作落款時寫下「書於天香深處」的字樣。劉墉本人得了一塊乾隆皇帝御賜的「天香深處」就如此興奮，由此可見，當劉家第一次從康熙皇帝那裡獲贈「清愛堂」匾額的時候，全家上下該有多麼興奮。
「清愛堂」是諸城劉氏祠堂的堂號，也蘊含了劉氏家風的核心觀念——清廉愛民。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劉氏子弟在步入仕途後，克服重重困難，紛紛在各自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業績。
那麼，康熙帝為何要賜給劉家「清愛堂」呢？史料中記載了康熙題寫「清愛堂」的始末。這還得源於劉果（劉統勳的伯父，劉桀的二哥）在河間做知縣的時候，治理地方政績突出。
不過劉果當時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知縣，即便政績再好也很難被康熙所知。可巧恰康熙帝微服私訪河間縣的時候，從當地百姓的口中得知了這麼一位為民做主的好官。而且康熙帝還當面召見了劉果，問了很多關於政務上的問題。
劉果對答如流讓康熙帝龍顏大悅稱讚其清廉愛民，當即就提拔他為正六品的刑部江南司主事，並讓他預修《大清律》。
康熙帝的這句「清廉愛民」就是後來「清愛堂」所包含的意義。只不過「清廉愛民」在當時只是康熙帝對劉果所下的一個口頭結論。題寫匾額的事情則要等到近四十年以後了。
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下詔命九卿推薦各省清廉有才幹的官員，以知府被舉薦的只有劉桀和程鵬年二人，當時劉桀是平陽知府。憑藉這次評比，劉桀升任天津道副使。這一年，康熙帝南巡，劉桀奉命迎駕五臺山。借著這個機會，劉桀上奏康熙帝，提及四十年前，二哥劉果在河間知縣任上曾蒙皇上「清廉愛民」褒獎，順便請求康熙帝賜書。
康熙帝念及劉果、劉桀兄弟二人都有「清廉愛民」之風，十分高興，遂為之題寫了「清愛堂」的堂號，時年為康熙四十九年。
康熙皇帝為劉家題寫此堂號，可以說既有對劉果、劉桀兩兄弟為官風採的表彰，又飽含了劉氏家族的殷切期望。劉家以「清愛堂」命名其劉氏祠堂，目的當然不外乎兩個，一是記恩榮，二是藉此教育後世為官子弟要「清廉愛民」。
劉家自有康熙皇帝御筆親賜「清愛堂」堂號之後，巨大的榮譽感和強烈的責任感相伴而生，就使劉氏子弟不自覺地為對得起這一榮譽，為彰顯祖德、延續祖風而自警自勵，使清廉愛民成為自己為官的行動指南。
劉氏家族從政子弟多達二百多人，竟沒有一個貪官。應該說，康熙帝這塊御賜匾額起到了很大的監督作用。當然，劉氏的家風也是至關重要的，若是沒有劉果、劉桀、劉統勳、劉墉等人打下的基礎，後世子弟也是無法延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