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瘟疫與人》（作者:(美)威廉·麥克尼爾，譯者:餘新忠/畢會成，中信出版·見識城邦2018年5月版），轉載自「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一代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從疫病史的角度，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將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重新解釋人類的行為；他將傳染病置於歷史的重心，給它應有之地位；他以流暢的筆調、敏銳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藝，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讓我們再回到13世紀，探討自從蒙古人策馬亞歐大陸之後，鼠疫桿菌在那裡傳播的可能後果。我們必須假定，在蒙古統一之前，鼠疫在穴居著齧齒動物群落的一個或多個地區已經是地方病了，這些地區的人們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感染機會，發展出整套禁忌性行為方式。正如上一章所述，這類疫源地，一個可能位於中印之間的交界地帶以及喜馬拉雅山麓的緬甸，另一個可能在中非的大湖地區。不過，中國東北地區和烏克蘭之間的亞歐大草原，肯定還不是一個疫源地。
倘若我們把查士丁尼時代鼠疫首次以毀滅性姿態現身歐洲之後的歷史，同1346年被歐洲稱為「黑死病」的鼠疫暴發之後的歷史相比較，上述這點就相當明顯了。第一個事例中，鼠疫最後完全從基督教歐洲消失了，基督教文獻最後一次提到該病是767年。同樣，至少在14世紀40年代之前的150年內，阿拉伯作家也沒有提到鼠疫。從而我們可以認為，存在於老鼠、跳蚤和人之間的鼠疫傳染鏈，在地中海地區一連串從城市到城市的傳播中斷掉了，因為鼠疫桿菌始終沒能得到穩定的生態龕，以便在那裡長期居留。
相比之下，從1346年直到現在，歐洲和中東的鼠疫始終陰魂不散，甚至到17世紀，當西北歐不再遭受鼠疫侵襲的時候，東歐的疫情仍在繼續。當18世紀駐外領事的報告允許我們相當準確地重構小亞細亞（Asia Minor）士麥那港（Smyrna，即今土耳其境內的伊茲密爾）的鼠疫史時，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由商隊從內地帶來［即來自安納託利亞（Anatolian）高原或以外的大草原］，並從繁忙的士麥那港經海路傳到別的港口。疫情持續的嚴重性，從以下事實可以得到證明：在1713—1792年，士麥那只有20年完全沒有受到鼠疫滋擾，且在9次流行中，死亡人口高達該城總人口的35％。
歐洲在1346年之後一再遭受鼠疫的歷史，與之前五個半世紀裡明顯缺少該病記載的鮮明對比表明，此間必定發生了某種劇烈的變化，增加了歐洲與鼠疫的接觸機會。根據已知的鼠疫桿菌搭乘19世紀的汽船擴展領地的情況，14世紀的鼠疫桿菌或許也不例外，它一落戶歐洲大草原的齧齒動物群落，類似20世紀20年代醫務工作者在中國東北地區和烏克蘭發現的地方病傳染過程就被啟動了。
幫助鼠疫桿菌從位於喜馬拉雅山麓的早期疫源地，擴散到亞歐北部寬廣的草原地帶的條件不難找到。正如1855年那場不同尋常的軍事行動使鼠疫桿菌跨過薩爾溫江，由此開始它的19世紀的環球旅行的情況一樣，13世紀可能亦是如此。當蒙古騎兵深入雲南和緬甸（始於1252—1253年）進入齧齒動物至今都在為鼠疫桿菌充當宿主的地區時，類似的疫病或許已經在此前存在了許多世紀。蒙古入侵者完全有可能無視當地預防鼠疫傳染的習俗，一如20世紀那些誘捕土撥鼠的中國人那樣自我傳染，並不經意地讓該病突破了以前的地理界限。
蒙古騎兵的快速機動，猶如後來19世紀和20世紀所發生的那樣，意味著鼠疫有機會在13世紀就擴展自己的活動疆域，受感染的老鼠和跳蚤，也可以偶爾搭乘裝滿穀物和其他掠奪物的鞍袋，就像後來跨越大洋那樣。蒙古騎兵的快速機動，還意味著河流與類似的地理障礙對於疫病轉播來說，不再是難以跨越的了。按照這類經歷的發展邏輯可以推斷，在1252年蒙古人第一次入侵雲南—緬甸地區不久，便無意間把鼠疫桿菌帶回自家草原，在那裡的齧齒動物群落中落戶，由此開啟了像醫學研究者在中國東北地區發現的那樣的長期傳染模式。
我們難以清楚地知道，這種地理上的傳播是何以及何時發生的，正如難以清楚地描述，鼠疫是怎樣傳播到加利福尼亞或阿根廷的生齧齒動物中去的。從發生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事件類推，我們可以假定，大草原齧齒動物的感染，始於13世紀中期，那是蒙古徵服者第一次靠機動的騎兵在雲南—緬甸和蒙古草原之間構築起通道之後不久。對蒙古草原的感染，肯定不等於對整個亞歐大草原的感染，這需要時間。可以想像，在將近100年的歲月裡，鼠疫桿菌在亞歐大草原上到處蔓延，從一個齧齒群落傳到另一個齧齒群落，其傳播過程與1900年後北美的經歷何其相似。
因此，一種假設是，在1253年蒙古軍隊從遠徵雲南—緬甸的行動中撤回不久，鼠疫桿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齧齒動物群落，並逐漸轉化成地方病。隨後幾年，隨著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無意識地把桿菌傳播到新的齧齒群落，它就向西沿著大草原擴張，其間，有時也因人類活動而加速。在1346年前不久，齧齒動物的地方病傳染圈開始達到其自然極限。
不過，重構以上事件總體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國的文獻記錄中，並未顯示1331年之前有何異常，而在那一年，河北的一場瘟疫據說殺死了9/10的人口。直到1353—1354年，才有資料表明出現了更大範圍的災難，流行病肆虐於中國8個相距很遠的地區，編年史家說，有多達「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即便考慮到蒙古人對中國的長期徵伐（1213—1279年），使得地方混亂和行政崩潰而中斷歷史記錄，我們也很難相信會有任何真正大規模的病亡能夠逃脫史籍編纂者的注意，而他們對於災難的記錄，則是為今人提供有關中國瘟疫史的唯一依據。
面對卷帙浩繁的中國文獻，若有具備傳染病學素養的研究者能夠對其進行深入細緻的審讀，或許有一天我們可以看到問題解決的曙光。在這一研究完成之前，我們只能假定，在1346年致命襲擊了歐洲的鼠疫，在中國的出現不會早於1331年。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就不會輕易相信，鼠疫桿菌早在13世紀50年代就在大草原的洞穴裡安頓下來。否則的話，中國與鼠疫的接觸在1331年之前很久就開始了，而馬可·波羅所記載的宏大城市和忽必烈（1257—1294年在位）宮廷的炫目壯麗，也幾乎不會出現。
相反在1331年，尤其是在1353年之後，中國進入了歷史上的災難期。鼠疫與漢人反抗蒙古統治的內戰結伴而行，漢人終於在1368年推翻了外來統治，建立了明王朝。戰爭與瘟疫的結合無情地蹂躪了中國人口，最合理的人口估計是從1200年（蒙古入侵之前）的1.23億減少到1393年（最終驅逐蒙古人之後的一代）的6500萬。即使是蒙古人的殘暴也無法解釋如此急劇的衰減，在中國的人口減半事件中，疾病肯定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而腺鼠疫就像在歐洲那樣，初次暴發之後便頗為頻繁地反覆流行，無疑最有可能扮演了這一角色。
對中國文獻的這種解釋，與當時歐洲和近東最為博學的觀察者關於鼠疫起源的結論非常一致。親歷鼠疫最初泛濫的阿勒頗（Aleppo）的穆斯林作家伊本·阿爾·瓦爾迪（Ibn al-Wardi）曾指出，該病起源於「黑暗之鄉」，先在亞洲北部傳播，然後侵入文明世界，首先是中國，而後是印度和伊斯蘭世界。阿勒頗本身就是一個商隊城市，又是14世紀橫跨亞洲草原貿易網中的一個樞紐，因此是一個獲取信息的理想地點，從中不難得到準確的鼠疫傳播信息。基督教文獻對前黑死病時代的歷史研究也得出這樣的結論：鼠疫首先出現於中國（阿爾·瓦爾迪所說的該病遊歷的第二站），然後經亞洲擴展到克裡米亞。
由此來看最有可能的是，鼠疫桿菌於1331年現身於中國，或者源自雲南—緬甸一帶原始的疫源地，或者源自在中國東北地區—蒙古大草原的穴居齧齒動物中新出現的疫源地。之後，鼠疫沿亞洲的商路遊歷了15年，才於1346年傳到克裡米亞。在這裡，鼠疫桿菌登船沿著從海港向內地輻射的路徑，繼續滲透到近東乃至整個歐洲。
延伸於中亞和東歐的諸多商隊旅館，肯定為鼠疫桿菌在人煙稀少地區的傳播提供了現成的途徑。商隊的每個歇腳點肯定都少不了老鼠和跳蚤，因為這裡總堆放著大量食物，以供應幾十甚至幾百號行人和牲畜的飲食。這些老鼠和跳蚤隨時準備接受並傳播鼠疫桿菌（只要它一出現），而不管先帶它來的是老鼠、跳蚤，還是人類攜帶者，這種情形頗似西歐內陸集中於磨坊的老鼠。當鼠疫的地方性傳播的致命後果出現在人類中時，我們可以肯定，凡是能逃的人都逃了，於是他們又把桿菌帶到新的地方，繼續更進一步的傳播。根據這樣的假設，鼠疫桿菌要傳播到亞歐大草原的齧齒動物的地下「城市」，並能長期安頓下來，所花費的時間要遠遠少於在沒有重大人為幹預下，桿菌在美國齧齒動物群落間的傳播。有一則孤證可以支持鼠疫在歐亞快速擴散的假說：在1338—1339年，在中亞鄰近伊塞克湖（Issyk Kul）地方的一個涅斯託裡（Neslorian）教派的商人社區中，發生了一場瘟疫。一位俄羅斯考古學家發掘出他們的骨骸，他依據對墓葬的統計分析，又參考相關古代文獻得出結論：鼠疫是其死亡的罪魁禍首。
因此，在1331—1346年發生的情景可能是，伴隨著鼠疫在亞洲和東歐的商隊旅館間傳播並轉移到鄰近的城市，一場桿菌進入草原齧齒動物地下「城市」的平行運動也在進行著。在地上「人—老鼠—跳蚤」的社會中，鼠疫桿菌雖說是令人厭惡的不速之客，不過因它在宿主中引發大量死亡和免疫反應，故無法長期居留。然而，在大草原的齧齒動物洞穴中，桿菌卻找到了永久的家，其情形一如它後來在當代的北美、南非以及南美的穴居齧齒動物群落中的生活那樣。
不過，亞歐大草原上的疫病造成的破壞（不管疫病具體是什麼）都不是歐洲災難的唯一因素。黑死病的發作，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其一，黑鼠必須蔓延到歐洲大陸，因為只有它身上的跳蚤才易於把鼠疫傳到人類身上；其二，航運網絡必須把地中海與北歐連接起來，以便把感染的老鼠和跳蚤帶到大陸的所有港口。黑鼠傳到北歐，本身就可能是地中海與北部港口航運繁榮的結果，這一過程通常可追溯至1291年。當年有一位熱那亞艦隊司令，打敗了一直阻礙自由航行的摩洛哥軍隊，為基督徒第一次打通了直布羅陀海峽。13世紀船隻設計上的改進，使全年航行第一次普遍化，歐洲航海者即便在冬季也能安全地跨越波濤洶湧的大西洋。此外，輪船為搭乘者提供了活動範圍更廣泛的安全載體，老鼠也就有條件大大突破查士丁尼時代形成的地中海界限。
到14世紀，西北歐許多地區的人口已達到飽和狀態。約始於900年的疆域擴張，導致了在這片土地上莊園和領地被大量複製，直至在居住最密集的地區很少有林地留下來。由於林地是極為重要的燃料和建築材料的來源地，其日益嚴重的短缺使人類定居面臨嚴重的問題。在託斯卡納（Tuscany），農民人口的增長與農業土地、農業資源之間的衝突似乎出現得更早，這樣在黑死病之前的整個世紀，人口衰減就已經開始。尤為重要的是，到14世紀氣候趨於惡化，以致糧食減產更為普遍，特別是在北方，那裡的冬天變得更為漫長而寒冷。
凡此種種，都在14世紀中期匯聚，為黑死病的毀滅性登場鋪平了道路。該病於1346年暴發於一位蒙古王公的軍隊中，當時他們正在圍攻克裡米亞的貿易城市加法。瘟疫迫使他們撤退，但疫病則留在了加法，並從那裡起程，沿海路一直傳播到地中海，後來又進入北歐和西歐。（參閱地圖）
歐洲最初遭受的疫病打擊出現在1346—1350年，但各地的情況差別極大。有些小社區被徹底毀滅，也有像米蘭等一些地區似乎完全未受影響。鼠疫致命的後果還被下述事實放大：它不僅通過跳蚤的叮咬傳播，而且還通過人—人傳播，即感染者由咳嗽或打噴嚏將攜帶病菌的飛沫散播到空中再被別人吸入的方式傳播。以這種飛沫傳染方式傳播的肺鼠疫在1921年的中國東北地區，致命率高達百分之百。由於這是現代醫務工作者唯一觀察到的一次鼠疫暴發，令人不由地猜想：在14世紀的歐洲，肺鼠疫是否也造成相似的死亡率？
1921年東北鼠疫
不管肺鼠疫是否感染了14世紀的歐洲，那裡的鼠疫死亡率還是很高的。在當代，因跳蚤叮咬而傳播的鼠疫死亡率為30％～90％。雖說1943年鏈黴素被發現，把感染降低到了無關緊要的程度，可這之前的醫務界很清楚，即便採取現代的醫護措施，感染者的平均死亡率仍為60％～70％。儘管鼠疫桿菌的毒性如此之強，
儘管一艘迷航的（errant）船隻和船上的老鼠，也可能把鼠疫帶到遙遠的格陵蘭島和同樣遙遠的歐洲邊緣地帶；不過，中世紀歐洲的社會交往，尚未密切到能使每個人都感染上疫病的程度。總之，對整個歐洲在1346—1350年的鼠疫死亡率，最合理的估計是約為總人口的1/3。這個估計，是基於不列顛群島的死亡率而做出的，在不列顛群島，經過兩代學者的努力，已經把鼠疫初次發作的人口損失範圍壓縮到20％～45％。把英國的統計數字轉用於整個歐洲，至多為猜測劃定了大致的範圍：在北義大利和法國的地中海沿岸，人口損失可能更高；在波希米亞（Bohemia）和波蘭則低得多；而俄羅斯和巴爾幹地區乾脆就無法估計。
不管真相如何，鼠疫顯然因社區不同而有極大的變化，且變化的方式令當時的人們無從理解。可以肯定的是，人們的疫病經歷對傳統生活方式及未來期待的衝擊相當嚴重；而且，鼠疫在其首次大暴發之後並未從歐洲消失，一直斷斷續續地以不同發病方式復發，有時嚴重異常，有時相對輕微。逃脫第一次打擊的地方，往往在隨後的鼠疫流行中經受嚴厲打擊；當鼠疫返回發作過的地方，那些僥倖康復的人自然獲得了免疫力，於是死亡大都集中於上次發作之後出生的人們。
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即便鼠疫奪去了1/4人口的生命，但起初並沒有對社會經濟運作造成太大影響。1346年之前，人口增長已經對資源形成了巨大的壓力。這就意味著，社會上的空缺崗位大都不難找到替補者，只有需要相對較高技能的崗位（比如農場經理或拉丁文教師）才可能空缺。但到14世紀六七十年代，不斷復發的鼠疫改變了這種狀況。歐洲各地勞動力短缺的陰霾，也開始在農業乃至其他基礎產業領域的上空瀰漫，社會經濟的金字塔隨之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調整著結構，迷茫和壓抑的氛圍變得像鼠疫流行那樣不可逃避。簡言之，歐洲進入了歷史的新時代，面對空前多樣的變化，適應性調整在不同地區展現了不同的方式，但無不有別於1346年之前。
在對鼠疫研究最為深入的英國，人口不規則下降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到1440—1480年達到低谷。至於歐洲大陸，雖無相對確定的論斷，但直到18世紀，鼠疫損失仍是其人口統計的重要影響因素。假設歐洲大陸人口減少的持續時間像英國那樣長，雖這一假設不排除諸多區域性例外，但在總體上應該是合理的。以此看來，中世紀的歐洲人口用於消化鼠疫衝擊的時間，是100～133年，即5～6代人。這非常接近於後來美洲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島人民對變化了的疫病環境進行更劇烈調適所用的時間。正如1950—1953年澳大利亞野兔遭遇多發性黏液瘤的疫病經歷所示，自然界的調整節奏確實存在，以控制和補償遭遇疫病損傷所造成的人口衰減。
與這個生物進程平行的還有一個文化進程，人們（或許還有老鼠）在這個進程中學會如何降低被傳染的危險。檢疫觀念在1346年就已經存在，這起源於《聖經》中驅逐麻風病人的論述。那些身體仍然健康的人，通過把鼠疫患者視作暫時性的麻風病人（最終40天的隔離期成了標準），找到了公開表達自己厭惡和恐懼情緒的社會共識。直到19世紀末，因對跳蚤和老鼠在傳播疾病中的作用一無所知，人們的隔離措施並非總能奏效。
儘管效果不彰，總歸聊勝於無。在心理上，有所作為總比冷漠絕望讓人易於接受，檢疫規定首先在拉古薩（Ragusa，1465年）、然後在威尼斯（1485年）成為制度；此後這兩個亞得裡亞海貿易港的做法，在16世紀的地中海地區被廣泛效仿。檢疫規定要求，所有來自疫區的船隻必須停靠在隔離區，且40天內不得同陸地往來。但是，這些要求並不總能被執行；儘管人類被禁止上岸，老鼠和跳蚤的上岸卻禁止不了。不過，預防措施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鼠疫的傳播，因為只要隔離成功，40天足以讓傳染鏈在任何船隻上中斷。檢疫制度因此被建立起來。然而，檢疫障礙沒能阻擋鼠疫橫行的腳步，它繼續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歐洲各地造成人口衰減。
在地中海地區，經由黑海和小亞細亞的港口交通，很容易接近永久性的齧齒動物的疫病庫，因而鼠疫暴發仍舊足夠頻繁，各主要港口的檢疫制度也一直延續。直到19世紀，有關傳染的新觀念才讓這一舊規章的執行得以松馳。1720—1721年暴發於馬賽及其周邊地區的鼠疫，是西地中海最後一次噩夢般的記憶；而在17世紀之前，在一年內奪走一個城市1/3甚或一半人口的鼠疫仍很普通，比如，到16世紀下半葉變得完全可靠的威尼斯的統計數字表明，在1575—1577年和1630—1631年，1/3或更多的城市人口死於鼠疫。在地中海以外，歐洲與鼠疫的接觸就不那麼頻繁了，那些地方的公共管理也不甚專業。鼠疫的暴發次數雖不算多，有時卻更具災難性。特別引人注目的是1596—1602年發生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場鼠疫，有統計認為，僅在這場瘟疫中就有50萬人死亡。而後1648—1652年和1677—1685年的兩次復發，更有超過100萬的西班牙人疫死。因此，與經濟和政治力量一樣，鼠疫桿菌必須被視為導致西班牙衰落的重要因素。
在北歐，面對鼠疫和有關鼠疫的流言蜚語，由於無論在宗教上還是醫學上都缺乏精緻的檢疫制度和行政管理，從而為疫病恐懼和仇恨情緒創造了廣闊的表達空間，尤其是窮人對富人的長期憎恨，經常藉此趨於表面化。區域性暴動和掠奪民宅等行為，時時考驗著脆弱的社會結構。
1665年的「倫敦大鼠疫」之後，鼠疫桿菌退出西北歐，儘管它在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仍活躍於東部地中海和俄羅斯。在制鼠疫暴發上（無論在1665年之前或之後），比起發生在歐洲人與動物宿主共存方式中的不經意變化，檢疫制度和公共衛生措施所起的作用，顯得不那麼具有決定性。比如在西歐的大部分地區，因木材短缺而出現了磚石結構的房子，無形中拉開了動物宿主與房主的距離，老鼠沒有了像稻草屋頂那樣方便的居所，跳蚤也很難有機會從一隻垂死的老鼠身上跳到下面的人身上。當稻草屋頂被磚瓦取代，有如1666年大火災後的倫敦普遍實行的那樣，這種疫病的傳染機會也急劇減少，那種認為大火災神秘地把鼠疫驅出城外的民間說法，可能確有其事實依據。
一種新的家鼠在18世紀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擴散，也被認為擴大了老鼠與人的距離。因為入住的灰老鼠笨拙、謹慎，喜歡在地下穴居，而不像擅長攀爬的黑鼠那樣，常常出沒於屋頂和牆壁。然而，就此認為灰鼠不易感染鼠疫桿菌的說法還缺乏依據；故把鼠疫離開歐洲歸功於灰鼠取代了黑鼠的觀點，在流行病學上是不成立的，況且時間上也不相吻合，因為灰鼠只是在18世紀即將結束時才到達西歐。
更重要也更模糊的變化，或許是發生在西北歐的人—人傳染方式的變化。有這樣一種可能性：一種被稱作「偽結核桿菌」（Pasteurella pseudo-tuberculosis）的鼠疫桿菌變種，作為常見的人—人傳染病，可能早就存在於歐洲那些寒冷而潮溼的地方，潮溼使那裡空氣傳染的條件比氣候乾燥地區要好。「偽結核病」症狀類似傷寒，很少致命，卻激發了對鼠疫的部分免疫力。遺憾的是，因其症狀很容易同呼吸道感染引發的其他熱病相混淆，也就難以從人類疫病史中將其單獨分離出來。此外，關於鼠疫和偽結核病之間關係的描述，也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地方。有些細菌學家宣稱，他們已經觀察到鼠疫桿菌向偽結核桿菌的變異過程，有人則質疑他們的結果。
在這些情況得到更好的說明之前，匆忙做出結論說，從鼠疫桿菌向偽結核桿菌的變異確實在歐洲發生了，還過於草率。不過，我們依然承認，這正是可以預知的那種調整—當原本致命的一種病原體有時間同其宿主達成更穩定的關係時。儘管鼠疫桿菌的肺部感染可以不需要任何中間宿主，並在一天多的時間裡使患者百分之百斃命，但只有經歷這樣的變異，這種病才可能作為人類傳染病延續下去。
無論上述過程有多少因素的參與，它對西歐的影響都毋庸置疑：噩夢般縈繞歐洲人心頭達三個世紀之久的疫病，在17世紀下半葉悄然消失了。鼠疫在地理範圍上的撤離，還引發了一大理論的產生。這個理論認為，鼠疫以世界大流行的方式三次出現於人類社會：一次在6世紀，一次在14世紀，最後一次應在20世紀（最終卻沒有出現）。這種觀點由20世紀參與鼠疫控制的醫學團隊發展而來，顯然不難理解，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們的工作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可事實是，鼠疫在靠近亞歐大草原疫源地的人口當中並沒有消失，在它繼續出現的那些地區，其殺傷力也沒有像「世界大流行」理論所宣稱的那樣減少。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在居住、航行和衛生習慣上的變化，以及其他影響老鼠、跳蚤和人類彼此接觸方式的改變等因素，才是決定鼠疫進攻還是撤離的調節因素。僅以可資利用的有限證據，就構建出三次「世界大流行」理論框架的努力，如同試圖將西歐的鼠疫經驗伸展至整個歐亞大陸一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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