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文與你分享普通人的《論語》
本期我們分享第六篇《雍也》的最後幾章。先來看今天的第一章：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樊遲問知」的知讀為四聲，與智慧的智相通，但由於本章涉及的主題是關於治國原則的，所以這個智解釋為明智更為合理。「務民之義」的民就是人，這個民不是政治概念上的人民，而是倫理意義上的人，那麼，民之義就是人之義，也就是人道，歸根結底就是人倫。所以，務民之義的意思就是重視人倫的明確或者以明確人倫為要務。本章的大意是這樣的，樊遲向孔子請教怎樣做到明智。孔子說，重視人倫準則的建設和教化，對鬼神的祭祀要誠敬但不要過分迷信。樊遲緊接著又向老師請教關於仁德的問題，孔子說，經過艱苦實踐而獲得的仁德，才可以叫做真正的仁德。
智首先是理性，孔子在闡述治國原則時提到祭祀鬼神，是其時代特性使然，在當時，祭祀在某個方面是社會結構、秩序的情感根基，孔子同時提出祭祀和人倫，是認為穩定的社會秩序既要有情感根基，又不能脫離現實，而敬鬼神的禮儀規範，終究是為了服務於現實生活、現實倫理、現實秩序的。宋代學者程頤對這一章前半部分的理解值得我們借鑑，他認為如果黷信鬼神則會迷惑於人事，而在春秋時期，周禮已經沒落頹廢，在這種情況下遠離鬼神又導致了在相關儀禮中不敬，所以孔子認為能遠且能敬為可貴。
本章的後半部分所講的仁和前面治國的明智並非無關，和往期的很多章節一樣，這一章裡樊遲所問也不一定是在同一時間，還是因為二者之間存在著聯繫，才被《論語》的編輯們放在一起的。首先，後半部分的表層意義在於，仁德的獲得必須建立在實踐的前提下，只是知道仁、懂得仁，而沒有轉化為實踐經驗和實踐成效，那就不能稱其為仁。其次，從前後兩部分內容的關聯來看，現實社會的人倫關係是實踐仁德的唯一載體，對鬼神表現的誠敬也是為了配合仁德，更好地在現實人倫中得以實施並產生正面作用。
下面一章在《論語》中非常重要，對於有志於修養君子德行的士人來說，意義也很大。但我認為歷來的注釋還是存在較為明顯的缺陷。我們先看原文：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以往註解的最大缺陷，是把智和仁分開來放在不同的人身上，割裂了智和仁的關聯，限制了為學者對智與仁進行整體領悟。
首先，本章中出現的所有「者」字，都應譯為「的」，而不能譯為「的人」。下面，我們分別討論各句。
第一句：智慧給人的樂，像水那樣，水所流經的自然地理環境，可視為孔子所說的「天命」；仁德給人的樂，像山那樣，山含養萬物，產出財貨，這就是仁德。
第二句：智慧像水，水性動，所以智性動；仁德像山，山性靜，所以仁性靜。《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故而智、仁近道。
第三句講的是智慧和仁德在修養成熟後產生的效果：有了智慧的結果是樂天，有了仁德的結果是知命，知命則壽。所以說智者樂，仁者壽。
這一章的重點不是在於區別什麼是智人，什麼是仁人，重點是指出智和仁會給為學者帶來什麼。仁且智為聖，它倆在《論語》中一起出現了很多次，仁和智不能分開來講。
前面兩章分別論述了智和仁對於治理國家和君子修養的意義，接下來一章，講述了兩個國家在治理上缺少了什麼。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魯兩國是周朝正統的兩個大國，一個同姓，一個異姓，一個經濟大國，一個文化大國，很有代表性。理解這一章，要從後往前推。「魯一變至於道」的道是專指，指的是周道，即周初建立的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孔子對齊魯兩國還是總體肯定並抱有希望的，齊國有稱霸的餘威，有較強的國力，從孔子對桓公和管仲的肯定我們也能略見一斑。雖然如此，和魯國相比，它好智尚功，缺少禮樂的修正和約束，如果有，則搖身一變即成魯國。魯國雖有天子禮樂，文化發達，但到了春秋時期，擁有周公禮樂的魯國，徵伐也不「自天子出」了，這就是魯國所欠缺的，就是自天子出的「周道」。從這一章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為政思路比較明確，在富國強兵的基礎上，加強禮樂制度和等級制度。
與這一章內容十分相似，且在政治思想上配套的，是第十三篇《子路》中的一章，我們移到這一期來合併分享。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大概意思是說，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給他駕車。孔子說：「人口很多啊！」冉有說：「人口很多了，那接下來怎麼辦呢？」孔子說：「讓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那再接下來呢？」孔子說：「教化。」
我們對照上面兩章，可以看出孔子為政方略的一致性，「富之教之」是針對廣大基礎民眾的政策，而「齊一變魯一變」本質上也是先富之再教之，是針對國家上層的治理政策。
下面一章，又是一個謎。子曰：「觚（gū）不觚，觚哉！觚哉！」觚是酒器，但更是禮器，一般用於鄉飲酒禮。為了這個觚，歷代學者也是頭疼不已，花了很多精力去考證說明它。有的說孔子是因為後來人亂改這種禮器的形制而感嘆，也有的說是因為後來的貴族不僅在鄉飲酒禮上用這件禮器，而是隨時使用，更可氣的是還拼命續杯，所以孔子大發感慨……但我覺得這些解釋都沒有真憑實據，這一章的內容一樣屬於《論語》的編輯們很清楚，但我們一頭霧水的內容。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在觚上較真了，孔子感嘆的原因，很有可能和我們在第13期分享的「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差不多，我們知道這個就可以了。
下面的一章的內容又涉及到當時的整個社會。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這句話有兩個重點，我們從後往前說，第一個是「民鮮久矣」的民，其含義很確定的就是指民眾，如果進一步準確地描述，應該是指各個諸侯國的「國人」這一群體。第二個重點是「其至矣乎」的至，有「乎」這個感嘆詞綴於後，再加上《中庸》這篇論文留給我們的印象，我們會把這個至字朝著高大上的方向理解，但縱觀《論語》，結合本章中庸之德所對的民眾，孔子所說中庸的至，應理解為至關重要、至可寶貴，而非高不可攀的意思。而《中庸》作為專著，則很有可能曲解了孔子中庸的原意，或者說深化、發揚了孔子的原意。至於子思所說的中庸兩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先不討論，孔子的中庸應該是很現實的、操作性很強的一系列社會準則，說得更簡單一點，就是我們在此前已經提過很多次的「義」。這一章表達的含義，很可能和上一期的「祝鮀之佞，宋朝之美」相似，從另一方面說明當時社會的整體亂象。
接下來是《雍也》這一篇的最後一章，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在這裡，「何事於仁」的事，意思是與……一類的事，「堯、舜其猶病諸」的病就是患、擔心的意思。子貢問孔子，如果能廣泛地施與，普遍地救濟，您覺得怎麼樣？能算是仁嗎？孔子說，那怎麼還能算仁一類的事情，肯定已經是聖了！就連堯、舜這樣的聖王也擔心自己做不到呢。仁，就是自立而後立人，自己通達而後助人通達。能夠從身邊的人著手，將心比心，這就是行仁德的方法了。本篇結尾，又回到了君子修養的最終目的——實踐仁德。孔子一方面明確了仁、聖的區別，博施廣濟需要有位為條件，並非像仁一樣人人可行；另一方面，志向過於高遠，則行動上則會沒有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