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訓》中說，「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崇尚節儉、珍惜糧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古人很早就意識到天下之事,常成於勤儉而敗於奢靡。他們當年如何節約糧食、懲治浪費行為呢？
清代陳枚彩繪本《耕織圖》。 圖片均為資料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的五彩耕織圖瓶。
五穀之熟，豈易易耶？
明代餘繼登《典故紀聞》中記載，明成祖朱棣一日上完早朝後巡視皇城，見太監用白米餵雞而勃然大怒，他訓斥曰：「此輩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之矣。爾等職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罰不宥！」糟蹋糧食的太監隨後被重打二十板並枷號半月，以示懲罰。
在《庭訓格言》中，康熙皇帝也曾這樣教導後代子孫：「夫天地之生成，農民之力作，風雷雨露之長養，耕耘收穫之勤勞，五穀之熟，豈易易耶？……奈何世之人惟知貴金玉而不知重五穀，或狼籍於場圃，或委棄於道路，甚至有汙穢於糞土者。輕褻如此，豈所以敬天乎？夫歉歲谷少，固當珍重，而稔歲谷多，尤當愛惜。」
中國人一向敬畏自然，視天地為衣食父母，但世事無常，天地萬物有其自然發展規律。豐年之後，難保出現災年，唯有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不懼凍餒；若是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難免有忍飢挨餓的一天。
《清宮逸事錄》中說，一次，道光前往香山健銳營巡視，發現很多八旗兵丁的宅院養貓養狗養鳥，那些貓食狗食鳥食多為小米黃米、魚肉骨頭等，十分浪費。道光見後十分生氣，當即訓斥，「八旗將士當牢記古訓，操演技勇，練習騎射，而今卻提籠架鳥、戲貓逗狗，朝廷發放的錢糧就這麼糟蹋了。真是不知農人勞作之苦，如揮霍無度，遲早敗掉家業！」事後，道光下令：「即日起，健銳營總統大臣、翼領、翼長罰俸半年，兵丁俸銀、俸米減半！」
蘇軾「房梁掛錢」
正所謂「民以食為天」，北宋時期的文學家、美食家蘇軾，曾自稱「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其實他在飲食上十分節儉。
在《節飲食說》中，蘇軾給自己定下規矩，「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其中大意是，蘇軾平時吃飯，不過一葷一酒；自己請客或別人請吃飯，也不能超過三個肉菜，否則就不赴宴。蘇軾如此，絕非造作，其用意是：「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這等節儉，自是修養功夫。
後來，蘇軾被貶黃州，他不但自己親自耕種，還實行計劃開支，這就是後來曾國藩都為之效仿的「房梁掛錢」。據說，蘇軾將錢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三十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分好的錢按份掛在房梁上，每天取下一小份，作為當日的生活開支，如有結餘，就把它們存在一個竹筒裡，以備意外之需。
雍正為剩飯兩下聖旨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中國是大國，如不能居安思危，難免有後顧之憂。古人寫詩說，「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惟有豐年不忘饑饉，珍惜每一粒糧食，才能做到有備無患。又如「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些詩句，都是古人重視糧食安全的警句。
為了處理剩飯剩菜的問題，雍正專門下過兩道聖旨。第一次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給御膳房下旨：「凡粥飯及餚饌等食，食畢有餘者，切不可拋棄溝渠。或與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則哺貓犬。再不可用，則曬乾以飼禽鳥，斷不可委棄。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其大意是剩飯剩菜不許丟棄，可以給服役下人吃；如果人不吃，就用去餵貓；如果貓不吃，就曬乾後拿去餵鳥，總之不能浪費。雍正還特別警告說，「我會派人不時檢查，誰要是違反，必定治罪。」
或許因為執行的情況並不好，雍正三年後再次就浪費糧食的事發出上諭：「朕從前不時教訓，上天降生五穀，養育眾生，人生賴以活命，一粒亦不可輕棄。即如爾等太監煮飯時，將米少下，寧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以致餘剩拋棄溝中，不知愛惜。朕屢屢傳過，非止一次。恐日久懈怠，爾總管等再行嚴傳各處首領、太監，見有米粟飯粒，即當撿起。如此不但仰體朕惜福之意，即爾等亦免暴殄天物。應不時查拿，如有輕棄米谷者，無論首領、太監，重責四十大板。如爾等仍前縱容，經朕察出，將爾總管一體重責。」
屢下禁酒令節約糧食
俗話說得好，人無儉不立。人種糧、糧養人，珍惜糧食就是尊重勞動、敬畏自然的體現，惜糧就是惜福。《朱子家訓》中說，「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這句警世名言，應成為國人之家訓，代代相傳。
明清時期，京城食用的糧食大多從南方經大運河運來，時稱「漕糧」。由於運輸成本高昂，一石糧食往往費銀數兩，而有些八旗兵丁「不知運糧之艱，既得糧米，因暫時有餘，遂賣銀錢，以供幾次飽餐醉飲。及米不繼之時，妻子又皆不免飢餓。」因此，清朝嚴禁賣米與奢費，可有些人認為這不過是尋常小事而有煩言，康熙則駁斥說，「米者養人之本，為人上者，不留心省察，可乎？」
清朝重視糧食安全與保障，還體現在禁止燒鍋釀酒上。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因山海關外發生旱災，而「彼處蒸造燒酒之人將米糧糜費頗多」（民間大肆釀酒而導致糧食浪費），康熙特命戶部侍郎賽弼漢前往奉天，會同將軍、副都統等嚴加禁止。隨後二十餘年，清朝都禁止直隸、湖廣、江西、陝西等南北九省燒鍋釀酒。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特別召見直隸巡撫趙弘燮，再次強調嚴禁燒鍋釀酒，並對失察官員加以重處，其嚴禁燒鍋釀酒的理由有二：一是大量浪費糧食，有悖崇儉禁奢的社會風氣；二是認為此乃小民逐末利的表現，不利於農業生產。直到康熙末年，在糧食問題相對安全後，禁酒令才有所放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