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評論家李潔非在《凋碧樹——寫在丁玲謝世20周年》裡，曾對冰心、丁玲、蕭紅、張愛玲這四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女性四傑」做了簡要的評述。他對張愛玲的評述是：「張愛玲，混和了現代大都市的新銳和舊式貴族的高貴和孤傲，她遠離了人流，卻對生活看得最透；對人性，她看得更深、更銳」。
張愛玲曾經不厭其煩，多次在自己的文章裡提到這樣一句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從中可以看出她對生活的失望，甚至是絕望。
張愛玲本身就是一部傳奇，她有著顯赫的家世，祖父張佩綸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因為欣賞張佩綸的才氣，位極人臣的李鴻章不惜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張佩綸做繼室。但是，祖父的煊赫蔭遮不了子孫的衰落，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是個典型的遺少，性格暴戾、乖張，母親黃逸梵則是一個受西方文化薰陶很深的新派女性。張廷重身上的腐朽之氣與黃逸梵身上洋溢著的西洋文化格格不入，導致了最終的離婚。這使得張愛玲的童年分裂為兩個世界：在母親那裡她得到了文明的教養和氣質的薰陶；父親的世界「整個兒都是懶洋洋、灰撲撲，繚繞在鴉片的雲霧裡」。父親另娶了青樓女子做繼室以後，更使張愛玲的生活陰雲密布。在一個隆冬的夜晚，她從充滿腐敗氣味的舊家庭逃走，再也沒有回去過。
眼看著自己高貴的家族在急劇裂變的社會中瓦解頹敗，張愛玲便有被拋棄的感覺，有失去精神家園的孤獨和自憐。
後來，張愛玲與漢奸文人胡蘭成有過短暫的三年婚姻。從20幾歲開始就名噪上海灘的張愛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之後，生活方式和寫作視野，都很難見容於當時的「革命」噪動。因而，1952年，張愛玲滿懷悵惘，遠走並定居美國。1956年，張愛玲與年長她29歲的美國劇作家賴雅結婚，共同生活了11年。此間，張愛玲曾經懷孕過，但是，在賴雅的堅持下做了人流，因此，張愛玲一生沒有子女，孤獨而悽涼地度過了晚年。
種種不幸，形成了作者複雜的心靈，決定了張愛玲對人性、對現實、對歷史的悲觀。她總是自憐抑或是自賞地不斷掀起那襲華美的生命的「袍」，想去追尋逝去的錦瑟年華。但是，令她失望的是，她看到的總是「爬滿的蝨子」，觸摸到的總是「人性之惡」和「原罪」，是人的靈魂的陰暗與醜陋。
如果說出身背景決定了張愛玲創作題材的舍取和作品意蘊的開掘的話，那麼，特殊的歷史背景，更使她筆下的世界充滿了悲劇感。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大都市，無論是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處於一個歷史的交匯點上。在歷史的縱坐標上，現代文明和封建文明在這裡並存、交鋒、更替；在歷史的橫坐標上，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在這裡碰撞、競爭、滲透。縱橫坐標上的這兩個點，通過上世紀上半葉這個特定的時間以及大都市這個特定的空間，重合在一起，形成了特殊的歷史景觀。特殊的生活經歷和特殊的歷史背景，造成了張愛玲作品中特殊的女性形象——心理病態的女性，必然是其塑造的重點。曾經有人考證，《金鎖記》的家庭背景就是她的曾外祖父李鴻章的李公館，曹七巧的原型則是胡蘭成的庶母，紈絝子弟姜季澤則閃動著乃父張廷重的影子。
蒼涼，是張愛玲筆下一以貫之的主題。她在寫於1992年的《張愛玲自選集》的序言裡，不僅十四次用到了「蒼涼」這個詞，並且還對「蒼涼」的意蘊做了自己的闡釋：「從拿起筆來開始寫作的時候起，蒼涼就成為我一切作品追求的主題」；「我喜歡悲壯，但我更喜歡蒼涼。壯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蒼涼是飛揚與熱鬧之後的安穩與真實……飛揚與熱鬧是短暫的，蒼涼是永恆……」；「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一切都有點兒不對勁』的時代……我的作品正代表了蒼涼人生真實與安穩的一面」。
有人說「魯迅之後有她，她是一個偉大的尋求者。」張愛玲和魯迅的確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筆下的色調都是灰色的，都是「審醜」的。但是，她和魯迅又有所不同，魯迅總是把筆作為「投槍」與「匕首」，鋒芒所指，鮮血淋漓，主題的訴求直逼人的耳目——魯迅就是要用這種刺激甚至傷痛，來喚起國人的驚醒。而張愛玲則總是不動聲色，甚至用小資的情調，把主題深掩在自己「華美的袍」裡，詭異得撲朔迷離。
戀愛與婚姻是張愛玲寫作的中心題材，她尋求的主題其實是女性角色的歸宿所在，渴望女性能掙脫歷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諸般桎楛，優美地生活。這種渴望和訴求展示得最為徹底的，莫過於《金鎖記》。
《金鎖記》發表於1943年，傅雷對《金鎖記》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毫無疑問，《金鎖記》是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完美之作，頗有《獵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至少也該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則將其推崇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就連張愛玲自己，也對這篇小說偏愛有加，50年之後，她在為《張愛玲自選集》作的序裡說，「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小說，以後，我又以此為基礎，重新寫了《怨女》」。
《金鎖記》是一個關於人性變態和人性異化的故事，不禁描寫了一段苦澀的婚姻，更描寫了一個女人的瘋狂。我們不得不驚訝，張愛玲這個善於將藝術生活化、將生活藝術化的小女子，竟然有那樣一顆「冷酷」的心。小說中的主人公曹七巧，雖然是被騙，卻也是充滿美好憧憬地嫁到了富貴人家姜公館。進了洞房，曹七巧才發現自己的丈夫原來是一個軟塌塌的癱子。曹七巧只好接受命運的捉弄和安排，侍侯那個「軟的、重的、麻的，一團沒有知覺的肉」的殘廢丈夫。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認為：性和愛對女人來說缺一不可，一個女人如果大半生都過著無性或無愛的生活，會讓女人的心理產生可怕的變化，形成一種變態心理。曹七巧得到了三少爺姜季澤並非真情的愛，並且偷情生下了女兒長安。這成了曹七巧生命中唯一的希冀和殘存的一縷陽光。
但是，隨著姜季澤的成親，曹七巧首先失去了性愛；接著，老祖宗和她的軟體丈夫相繼死去，她失去了庇護；在接下來的分家產時，寄託著她全部情感的姜季澤竟然背叛了她，與大少爺密謀，狠狠地坑了她一把；再後來，姜季澤和姜伯澤一起，又騙走了曹七巧看得比生命還要珍貴的地契。所以，她悲愴而憤慨地唱道：「好日子從來只在夢中見，夢醒來都是冰冷與欺瞞」。
抑制和發洩，是人的生命本能正常活動的兩種形式，任何失調都會導致生理失調，進而引發心理疾病。在一次又一次變故中，曹七巧終於扭曲甚至瘋狂了，她一步一步走進了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走向了自虐和他虐的惡性軌跡。她不擇手段地報復一切人，「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她殘酷地扼殺了自己的情慾和希望，也無法容忍兒女們的生命樂趣，親手扼殺了女兒的愛情。她誘使兒女吸毒，以求鎖住她。曹七巧毀掉了自己，又拉上了女兒作陪葬品。這最終也使她從一個曾有著青春的、溫情回憶的，帶有野性的「香油西施」，變成了陰鷙、兇狠、殘酷得近乎精神分裂的「鹽水泡、醬油醃、切不動，剁不爛，皺皺巴巴、難嚼難咽的蘿蔔乾」。
如果說曹七巧是誤入窒息人的「沼澤地」的話，那麼，在劇中，曹七巧又給她的女兒有意識地構築了一個牢籠，布置了一片新的「泥淖」。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重塑了一個比自己有過而無不及的另一個「曹七巧」——她的女兒姜長安。當姜長安的親生父親姜季澤「妻死了，家敗了，還有人整天堵門把債討」，於中秋月圓之時來投靠她們的時候，曹七巧曾經萌動了人性之善，有了收留姜季澤的打算。但是，姜長安卻冷冰冰地拒絕了，並且破滅了曹七巧留下姜季澤吃一頓團圓飯的最低乞求。對此，姜長安的理由也頗為「合情合理」，她擔心「這頓飯吃成了流水席，『粘乎』起來沒個完」！因為「等媽百年之後，我就靠媽留下的這點兒家產過日子，當然得精打細算了」。殘酷的現實和種種的不幸，過早地教會了姜長安抵禦和防範的本領，澆築了她一顆同樣冷酷的心。
但是，歸根到底，曹七巧和姜長安都是可憐而可悲的弱者。相隔數十年，我們再次審視張愛玲的這部力作，仍能感受到女主人公無奈的落寞和絕望的嘆息。頗像風韻不在的絕代佳人眼角的淚水——那是鉛華與粉黛掩飾不住的無奈，還有悲傷。我們在「憎惡」她的同時，也不要忘了灑一掬憐憫甚至同情之淚！
有人說，《怨女》的主題是「訴怨」，而《金鎖記》最主要的主題就是「洩恨」。張愛玲將曹七巧稱做她的小說世界中唯一的「英雄」，她擁有著「一個瘋子的審慎和機智」，為了報復曾經傷害過她的人和社會，她用病態的方式，隨心所欲地施展著淫威。曹七巧的變態和瘋狂令人毛骨悚然，很值得我們進行道德性的玩味，帶給我們的，還有善與惡的「收穫」。
《金鎖記》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有張愛玲對月亮的描寫。小說從月亮開始，又以月亮作結。「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悽涼」（卷首語）。而且，每到情節的關鍵時刻和人物命運的重要關頭，對月亮的描述都會不失時機地出現。這絕對不是作者的無意之筆，而是她的刻意營造。即使在其他的作品裡，張愛玲也多次寫到月亮，她的作品裡其實流淌著一條月亮河。
我試著解讀，張愛玲為什麼對月亮這麼情有獨鍾？而且，我自己也是對月亮偏愛有加，我的一篇關於歷史劇《曹操父子》創作談的文章的題目就叫做《哦，我心中那個月亮》。我在文章裡，曾對塑造曹操這一文學形象說過這樣一段話，「老實說，我在創作《曹》劇時，時常縈繞心頭的，是天上那個月亮。那個有時朦朧，有時皎潔，有時如玉盤之盈，有時似銀鉤之缺，看似平滑如鏡，實則凸凹如陵的月亮。這，大概就是我心目中的曹操」。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評論家沈堯先生在《漫議戲曲創作的個性》中說，「這是對曹操這個歷史人物有了新的理解的形象說法……如果缺乏對曹操生平、為人的這些帶有偏愛的嶄新理解和情感態度，僅憑曹操選擇繼承人題材本身的新穎，《曹操父子》是不可能進入優秀作品行列的」。
對月亮的鐘情和偏愛，是不是冥冥中我與張愛玲有某些心靈相通之處？我甚至認為，月亮其實就是張愛玲自己，她高高在上，俯視著芸芸眾生，異常冷靜，娓娓動聽地為我們講述著過去的、或者正在進行著的人生的悲喜劇。
在《金鎖記》的最後，張愛玲仍意猶未盡地慨嘆：「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這句話是發人深省、意味深長的。月亮成了貫穿全篇的主題意象，強調了悲劇的深刻性和一貫性。張愛玲描述的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的上半葉，可是，時至今日，推開現代文明的窗子，張愛玲的「月亮」仍然冷冷地觀照著我們。
值得玩味的是，1995年，張愛玲死於美國寓所，終年75歲。雖然她是在死去的六七天之後才被人發現的，但據法醫推斷，她死的那天正好是中國的中秋節。給自己的生命旅途畫上句號的日期，選在月圓之時，是唯美主義者張愛玲的刻意選擇？亦或是冥冥中神祗的安排？誰知道呢？
李太白有詩《把酒問月》：「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月亮是古今不變的，人生的情感態度也是亙古不變的。所以，《金鎖記》裡張愛玲只是晴蜓點水一樣飄逸而過的英格蘭民歌《longlongago》，我將其放大，反覆詠嘆，不只是為了強調它的時代特徵和殖民文化色彩，也是想告訴觀眾，在特定的環境裡，曹七巧的故事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當代，都可能曾經有過，或者正在繼續發生。
曾經有朋友問我的一些作品反映的是什麼主題，我都很無奈地回答：我自己也說不清楚。這絕對不是「諱莫如深」的圓滑，是真的說不清楚。就像錢鍾書先生說的那樣：母雞隻管下蛋，至於雞蛋是如何下的，那不是母雞所要回答的問題（大意如此）。對《金鎖記》，我也只好作如是的回答。
關於曹七巧性格裂變、扭曲的原因，許多專家有很多說法，比如性愛缺失說，金錢迷戀說，封建禁錮說，等等。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但並不全面。關於悲劇，有些專家說，中國的悲劇大多都是壞人或者惡勢力捉弄的結果，因此，中國只有苦戲，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在做《金鎖記》的時候，我時刻警惕的也正是這一點——雖然我認為上述的說法未必完全無懈可擊。其實，生活中的悲劇都是諸多原因造成的。弗洛伊德說：「本我是匹馬，自我是騎手」，大多的時候，命運其實就在我們自己的掌控之中。對美好的嚮往和對幸福的追求，是沒有罪的。如果說是別人強行或者是誘騙，用黃金鎖鎖住了曹七巧的話，我更願意展示給觀眾，是曹七巧自己這個「騎手」沒有很好地駕馭「本我」這匹野馬，從而用黃金鎖鎖住了自己，造成了自己以及女兒的悲劇。這是不是更有警世意義呢？
也有朋友出於善意地擔心：張愛玲的作品都是「灰色」的，《金鎖記》尤其如此，現在寫它有什麼「現代意義」？這次創作讓我發現了《金鎖記》深深蘊藏的美。張愛玲用冷酷的筆鋒，似乎在向我們揭示這樣一個真諦：在惡的泥淖裡永遠滋養不出美之花、善之葩。由此看來，人文關懷，家庭幸福，社會和諧，對我等芸芸眾生是多麼重要？不管對錯與否，這至少是我對張愛玲、對《金鎖記》的一種解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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