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西之水/文
2019年5月1日，即新天皇德仁即位儀式當天，筆者早早來到東京皇居外，與諸多日本國民一起守在路邊，等待皇室成員乘車經過。出乎意料的是，在天皇德仁向車窗外揮手致意時，周圍聚集的數百人卻只是歡呼，那些二戰紀錄片或電影裡面出現的三呼萬歲卻只有寥寥數聲。「你們為什麼不喊『天皇陛下萬歲』呢？」——隨口問了一句身旁的日本人——「因為那會讓人想起戰爭。」
由於近代日本過度引人關注，我們對於日本和日本人的印象經常局限於這個時代，乃至忘記周恩來總理經常強調的那句話：中國與日本兩千多年來一直和平共處，雖然近代五十年裡處於敵對狀態，但與兩千年歷史相比只是一瞬間。某種意義上，國人對天皇的印象也是如此：這五十年（1894-1945）的天皇引人討論，而延續的兩千年的天皇卻無人問津。
山東大學副教授胡煒權《菊花王朝：兩千年日本天皇史》一書便嘗試跳出日本天皇在「這五十年」給人的印象，將目光投向更為廣泛的「兩千年」，通過一問一答的淺顯模式，讓更多人從大歷史角度理解天皇制度的誕生與演變、發展與傳承。
萬世一系：
日本天皇為什麼能傳承至今
世間萬物皆無恆常不變，但至少在日本，天皇與天皇家系依舊保存兩千年之久，這不得不讓人驚訝。
這種驚訝並不是現代人獨有的。早在公元984年，日本僧人奝然訪問中國，不厭其煩地把神代到當時的84位日本「大王」一個個介紹給宋太宗趙匡義，宋太宗不禁感嘆道：日本雖是「島夷」，卻「世祚遐久」，反而是有「古之道」。畢竟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如同家常便飯，那麼我們自然會有疑惑：為什麼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卻偏偏有這麼一個特立獨行的日本，一代代世俗強權都沒能廢除或改造天皇家系，反而是成為天皇名義上的臣子，客觀上幫助天皇完成了「萬世一系」成就呢？
圍繞這個問題，許多答案都顯得似是而非。一說日本信仰天皇為神，不敢殺神，然而近代以前的日本人其實更信佛教，「天皇乃現人神」觀點直到20世紀才算普及；一說歷代實權統治者的理論權力都來自於天皇，如果真的殺掉天皇，自己就沒了大義名分，但問題在於，各國弒君者的崛起哪個不是靠著君主的默許甚至提拔？當然還有一種說法，覺得日本貴族有著保全對手的貴族精神，以防自家未來落魄慘遭滅門，這種說法有道理，卻依然無法解釋：為什麼上千年間，日本掌權者中間就不會出現一個反對天皇的人，不顧後果、不管身後事，硬是要給天皇家搞一個滅門慘案？
這件事情在日語裡面其實是有明確答案的：「できない」（不能）。
但問題在於，漢語、日語的「腔調」存在不同：有些話用日語說來非常順暢，但如果一字一句翻譯成漢語，就會顯得晦澀難懂，甚至完全無法捕捉到其中的情感。針對「為什麼不能推翻天皇」這個問題，如果用漢語「不能這麼幹」五個字來回答就顯得很牽強。畢竟大家都會覺得——「有什麼不能幹的？」
語境與語言的不同，就讓一個相同的答案有著完全不同的說服力，那就只能說明，答案本身已經有了，只是我們沒辦法理解日本語境。或許正因如此，本書也在許多問題的回答上採取了一些具有日語「腔調」的漢語，帶領大家從感情層面更深層次地感觸歷史。
我們經常想為每一個歷史現象尋找背後本質，卻常會忽略：很多歷史現象的背後並沒有什麼本質，只有另一個更加古老的現象。追蹤日式「虛君-權臣」的權力結構，那麼可以想到明治維新期間那個一言不發的明治天皇與在前臺把持政權的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維新志士；可以想到13世紀至19世紀，鎌倉、室町、江戶三個幕府政權對於京都朝廷的打壓，藉由自己「武家棟梁」的身份，一步步蠶食掉理論上屬於京都朝廷與天皇的權力；還可以想到10世紀，頂級公卿藤原攝關家橫空出世，權臣藤原道長高聲吟誦「此世即我世，如滿月無缺」的和歌，架空天皇的權力；更可以想到7世紀，奈良盆地的正中心，實權氏族蘇我氏將本部族的女人送入王室，將擁有蘇我氏血統的男性或女性後代推舉為「大王」。
最古老的信史記載，則存留於《三國志》裡：古代倭國經歷連年戰亂，不允許男性為王，而是擁立一名「事鬼道」的女子卑彌呼為王，但她在即位以後基本上不見人，且邊時常有重兵守衛，整個國家由弟弟輔佐治理。一邊是並不掌握實際權力的信仰領袖，一邊是掌握實際權力的臣子，「虛君-權臣」的結構在兩千年前就已見雛形。用日本學者洞富雄的一本書名來評價，那就是「天皇不親政才是傳統」。
換言之，日本天皇最早對於日本人的意義與中國皇帝對於中國人的意義截然不同：天皇是戰局頻仍之中的一個調停人，目的是把所有貴族豪強都拉到一個桌子上談事，商討解決方法；而中國皇帝是秦滅六國的集權產物，目的是讓天下眾人不敢不從，直接效忠。這種源頭上的區別，也就讓日本天皇雖然從中國借來「皇」這個字，卻完全沒有中國皇帝的乾綱獨斷。到了後世，即便偶爾有一些性格強硬的天皇試圖集權，但歷史終究還是會忽略掉短暫的變化，固執走回固有路徑中去。
與其說日式「虛君-權臣」體系有什麼實實在在的原因，不如說就是一種單純的路徑依賴，時間越長就越難以改變。虛君需要權臣處理繁瑣而具體的政務，而社會分工越是發展，政務所需知識就越多，虛君就越不可能「實」；同時，權臣也需要虛君承擔治國成敗之最高責任，因為時代發展越是迅猛，國家就越容易遇到危險，權臣如若有朝一日權勢不保，又必須憑藉虛君以神佛名義審判，才能保全身家。
所以，如果日本人說「不能」推翻天皇，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天皇家系從一開始就被高高捧起，尊奉中央，卻根本沒有實權；身邊的臣子是國政事務的實際管理者，那麼無論這些人是卑彌呼的弟弟，是蘇我氏，是藤原攝關家，是幕府將軍，還是維新志士，一旦染指王（皇）位反而就等於自動放棄實權，走向虛君之路。這與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力欲本身就是相反的。所以，越是擁有實權之人，反而是越不願意染指天皇之位。
近代異化：
從「名分」的提供者到政局的操縱者
如果日本人始終處於蒙昧落後的時代，那麼保留「虛君-權臣」體系還有實際意義；但進入近代，科技爆炸讓天皇顯得越來越普通，國際交流的頻繁讓日本人認識到國家制度有著多種可能性，無疑是顛覆了近代以前天皇賴以為生的基礎。那麼若要繼續維持天皇的存在，就必須要找到一個合適的新定位。
日本人的確找到了這個定位，那就是讓天皇成為「名分」的供應者。
許多人觀察歷史好似看待上市公司，熱衷找出那個時代的「報表」，從各類紙面數據做解讀，將兵力、人口、土地面積、經濟收入等各項指標輸入大腦，但經常會發現，後來的歷史發展與理性邏輯之間並不相同。這是因為只看「報表」，只能注意到表內資產，而看不到表外資產：人心。
對於近代日本來說，「名分」二字對於人心，尤其是日本人如何看待日本這個概念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畢竟在近代以前，日本的各種傳統文化元素能清晰地找到中國起源，甚至於日語至今都無法剝離漢字，那麼如何才能讓日本人認為自己更為獨特，讓日本人認為自己是一個與被歐美列強擊潰的清代中國、李氏朝鮮不一樣的國家呢？
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想到的最好方法，就是尋找最為「純粹」的日本。他們追求的，並不是某一個幕府時代的日本，也不是藤原攝關家掌權時代的日本，甚至不是蘇我氏鼎盛時期的日本，他們要找到那個早在學習隋唐中國之前就已經誕生的日本，那個存在於神話傳說中、以天照大神為祖、由神武天皇東徵而開啟的日本。
那麼，又有什麼東西能夠追溯到神話時代，又能穿越每一個時代一直延續到當時的日本呢？
想了想，除去和歌、日語假名這些藝術形式之外，唯一的活化石就只有天皇。天皇在日本神話中是神的後代，又在每一個時代都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那麼到了近代，這個「萬世一系」的天皇自然就成為日本的重要、乃至唯一能廣泛接受的象徵。胡教授也提到，如今天皇每年年初也都會參加「歌會始」，親自吟誦一兩句和歌，也日本活化石傳承傳統藝術的象徵性活動。
進入19世紀中期，天皇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無論是當時掌權的江戶幕府，還是意圖顛覆幕府的維新志士，都將天皇奉為精神領袖，打著「尊王」的旗號與對方交戰。有趣的是，在江戶幕府與維新志士的決戰，亦即1868年2月爆發於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之戰中，維新志士正是率先控制京都朝廷，舉起象徵著天皇的「錦御旗」，宣布人數與裝備均優於自身的幕府軍隊為「賊軍」，這才扭轉局勢，讓幕府軍隊喪失戰鬥意志，而維新志士則屢戰屢勝，一路直搗江戶，開啟明治維新。
正因如此，維新政府建立後，天皇迅速被拔高到不容置喙的至尊之位，乃至於在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被形容為「萬世一系統治日本」，日本的立法權、司法裁判權、軍事指揮權均屬於廣義的「天皇大權」，日本一切官僚機構在法理上都是天皇的諮詢機構，奉天皇敕令行事。於是靠著天皇這個大義名分的加持，日本人或許對維新政府或者某個政治家有著批評態度，但對於以天皇為法理中心建立的日本帝國卻再無異議。
應該說，維新政治家雖然把天皇抬為至尊，但他們並不希望天皇真去親政，真去對著國家事務指手畫腳。天皇最好是凡事點頭，不問太細，將每一份法律文件與國政事務都交給具體負責的政治家完成，老老實實做一位「立憲君主」。這一點在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在位時期基本達成平衡，天皇為政治家提供合法性，政治家與官僚則促進國政發展與軍事建設都走向專業化管理，相得益彰。
然而，到了極富爭議的昭和天皇身上，事情卻不再那麼簡單了。雖然由於篇幅所限，本書中並沒有細緻講述昭和天皇的生涯，但比起前幾代天皇，昭和天皇的野心與政治能力都非同一般，他尤其擅長利用自身特殊的地位與特殊的語言體系對後來的侵略戰爭進行指導。
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他曾詢問「關東軍如今兵力是不是很少？」果然後來日本就向前線增兵；又比如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他又問道「能不能在中國華北或上海的某一側傾注主力發動作戰？」果然後來日本軍隊就在上海登陸，引爆「八一三」事變。採取疑問句來表達自身對於戰事的態度，這幾乎成為昭和天皇在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中的標配，也成為他戰後能夠脫去戰爭罪責的憑藉。
乃至於決定是否對美開戰的重要時刻，昭和天皇也要當著所有軍部高官念誦一首和歌：「我每日都在念誦明治天皇的御製詩：『本以為四方之海皆為同胞，如此世上，奈何波風亂起』，你們怎麼看？」在昭和天皇說完這番話以後，日本軍部高層下定決心對美開戰。
從字面意思理解，這段和歌似乎是在質問「人類為什麼不能和平相處」，亦即否定戰爭。但問題在於，這段和歌恰恰創作於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前，而日俄戰爭中，國力弱小的日本最終擊敗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要知道，1941年的日本也顯著弱於美國，可以說日本又站回到以弱敵強的十字路口。那麼結合這個背景，昭和天皇選擇這個時機說這段話到底是支持戰爭，還是反對戰爭？
從軍部高官的行動來看，他們必然是一致認為天皇已經下達了開戰命令；但從字面意思來看，天皇又沒有說出任何有實際意義的語言，那麼未來即便追究開戰責任，他也可以巧妙地閃轉騰挪。可以說，昭和天皇既達到了操縱政局為己所用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免責權。
也正因為看到這一點，二戰後，美軍雖然把昭和天皇從東京審判的起訴名單裡面剔除，而且還繼續允許他在位、乃至繼續保留「昭和」年號，但為了讓天皇權力受到法律限制，駐日美軍還是將日本帝國憲法進行改造，讓天皇從「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元首轉型為「日本國與日本國民團結的象徵」。從新憲法頒布後，天皇從一個尚有機會過問政治的君主，變成一個不經國會與內閣批准就不得有任何政治行為的象徵天皇。
尾聲：天皇家的未來發展
經過戰後七十五年的發展，時代終究是變了，無論是昭和前二十年的戰火硝煙，還是昭和後四十年的高速增長，抑或是平成時代日本的「失去二十年」，都很難體現在當今日本人的一般生活中。既然社會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那天皇還能夠延續下去麼？
天皇，從最初有著「不親政的傳統」，到近代因為「萬世一系」而成為「名分」的供應者，到二戰期間昭和天皇一代意在攫取權力而遭到反噬，再到二戰後完成「象徵」天皇的轉型，一直有著一個重要的共性：隨時代變化而變化，隨國民需求變化而變化。
畢竟，天皇從一個上千年無人問津的政治邊緣人突然在近代躍升為「國家元首」，再進而發展為象徵天皇，其原因並不是某位天皇有著什麼超人業績，而是因為在日本政治走向改革的歷程中，政治家、軍人、知識分子乃至一般國民需要一個能夠讓人意識到自己是「日本人」的工具，那麼無論是僅僅延續八百年的幕府，還是延續千年的藤原攝關家，都不如從神話時代一直延續至今的天皇更具有說服力與凝聚力。
竊以為，只要日本人一日還需要一個證明自己是日本人的「路標」，那麼天皇就會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下去。2020年本是東京奧運會之年，卻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拖延，如未來這場象徵和平與友誼的盛會能繼續開幕，屆時想必當今的德仁天皇也會如同1964年的祖父昭和天皇一樣，站在奧運會主會場宣布開幕，相信大家更能感受到日本千年傳統與當代特色的結合是何種風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