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說話的天皇
明治時代的偉績讓後代日本人將天皇稱為明治大帝。在通俗文學和影視作品中，即便如大陸的《走向共和》和臺灣的《1895》，都塑造了一個意志堅定、智慧決斷的明君形象。在早稻田大學歷史學者島善高教授看來，這個形象與事實並不相符，明治天皇本身對政治並不感興趣，是他身邊的伊藤博文一直教育他要關心國內外政治，他才作出了改變。「這個過程跟中國皇帝對政治的參與過程是相反的，中國的皇帝是主動參與政治，明治天皇本身並不希望自己主動參與政治。」
日本著名歷史學者依田憙家教授進大學第一次聽日本近代史的課時，曾經參與政府明治天皇傳記編輯組的老師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可能認為明治天皇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皇帝，政策都是提前做好計劃去實行，但是明治維新期間出臺的無數大大小小的政策，所有的提案都跟天皇沒有關係。明治天皇沒有一次說『你們去這樣做吧』這一類的話。」依田憙家聽了老師的話後非常吃驚，但隨著自己日後從事歷史研究，他完全信服了。「明治天皇從本質上講是立憲君主，是受到法律約束的君主，天皇和大臣都要維護立憲體制。」
在明治憲法裡，天皇的權力是被明確規定的，他要受當時的國務大臣輔佐，也就是說，明治天皇作為獨立個體絕對不能做政治決定，面對大臣的紛爭時，也不能說支持誰反對誰。當時在日本，天皇是神聖的存在，作為神聖的存在就不能參與具體的政治決定，參與具體決定難免發生錯誤，一旦發生錯誤，他就不是神聖的存在了。
當時日本有重大決策時，會提前開御前會議，但是明治天皇在會議上是完全不發言的。後來的天皇也是這樣。1941年，日本決定對美國開戰前，在御前會議上，昭和天皇有這麼一段發言，他問，這個戰爭無論如何不能避免嗎？這是從明治時期開始天皇第一次在御前會議上發言。
據說明治天皇留下的家訓就是儘量不說話，實在不說不行的話，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讓臣下去猜。
憲法規定了明治的權力多是象徵性的或儀式性的。北大歷史系教授王新生介紹，極少數情況下，當天皇確實想表達意見時，他的意見要麼沒人理會，要麼得通過非常曲折的方式表達出來。甲午戰爭的時候，明治天皇一開始不主張打，表面上說四海為兄弟，實際是害怕打不過。但是他的意見沒人聽。有時候他作為權威人物影響也比較大，比如國會開會以後，前六屆國會為了徵稅的問題打得一塌糊塗，政府很難辦，有一年不可開交了，就動員天皇下了一個詔書，說軍備這個事不能耽誤，我天皇也拿出錢來，建立海軍，一下子把反對派說服了。「天皇在現實中很少行使或者就沒有政治權力，實際上起作用的還是那幫政治家，包括制定憲法、發展經濟、教育等等，所有的國事行為都是在內閣建議之下進行的。」王新生說，「後來到了遠東審判的時候，那些法官很頭疼，法理上講昭和天皇是最高的統治者，但是現實來看，他很少發表自己的意見，所以你很難把他定為有戰爭責任。」
天皇不是天生的
說明治天皇在維新前後是維新志士們手中的一顆棋子，並不為過。明治登基時只有15歲。當時傳給長州和薩摩藩的倒幕密詔都沒有天皇的印章，是巖倉具視、三條實美這些公卿貴族假借天皇的名義造反。後來，明治是在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伊藤博文這些維新志士和日後的名臣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
這種培養，塑造了明治天皇「威嚴、慈愛、剛毅」的「優秀的男子漢氣質」。明治天皇雖不過問具體政務，但其進取開化的個人形象和道德模範作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明治時代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
明治初期，天皇的起居生活迅速西洋化。改革伊始，明治天皇就就廢除了日本剃眉染齒的舊俗。據說，明治天皇還終生嗜好法國葡萄酒。1871年，明治天皇率先喝牛奶，次年，更帶頭正式吃牛肉。長期以來，日本人深受佛教戒殺生思想的影響，很少吃肉。明治天皇還樂於穿西裝，皇后則船上體現西洋風格的無袖露背裝。1872年，日本政府規定，今後禮服一律採用西裝。明治夫婦的模範行為在引導日本學習西方、實現國家工業化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明治天皇的這些行為，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鄉隆盛的深刻影響。戊辰戰爭後，西鄉暫時回到了鹿兒島。明治四年(1871年)，為了實現廢藩置縣這一重大改革舉措，他再次進京。在其提議和主持下，宮中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為了將明治天皇培養成為一位出色的君主、一位「出色的男子漢」，西鄉在宮中進行了種種嘗試。首先，原先在宮中掌握大權的女官及貴族公卿們遭到排斥，眾多武士被徵調到天皇左右。在這項改革中，西鄉起用吉井友實、村田新八、山岡鐵舟、高島鞆之助等為天皇侍從。他們都是活躍於幕府末期至戊辰戰爭的剛直武士，此後不僅對明治天皇的生活，對其性格的養成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為天皇講解學問的侍講也作了調換。元田永孚成為侍講，為明治天皇講解儒學，得到了天皇的極大信賴。
明治四年，成立了御親兵(翌年改稱為近衛兵)。西鄉親任近衛都督，時常陪伴天皇觀看演習。他還隨天皇進行了西國巡幸(明治五年，即1872年)，與天皇共度了相當長的時間。西鄉認為，無論他人如何，自己「不應俯仰有愧於天地」，而且作為武士必須為他人著想。在與西鄉接觸期間，西鄉所推崇的這種「敬天愛人」的個人精神深深感染了明治天皇。
正是由於這種對日本精神的「覺醒」，明治天皇開始憂慮此前矯枉過正的西化傾向，意識到尊崇日本傳統根性的重要性。可以說，這些變化正是在西鄉的影響下產生的。
據說明治天皇日後經常回憶起西鄉。對於明治天皇來說，西鄉與自己擁有共同的國家觀、人性觀及道德意識，是真心相許的師友。後來明治天皇對與西鄉在精神上有某些共同之處的乃木希典寄予了深厚信賴，並任命他為學習院院長，負責教導皇孫迪宮(即後來的昭和天皇)。
道德的兩面
經過西鄉叛亂與死亡的巨大衝擊，已經二十五六歲的明治天皇成長起來。從這一時期開始，明治天皇對於學問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由喜好騎馬的「少年天子」，一舉走向成熟，在精神上真正向統治者轉變。
這種轉變可以從西南戰爭兩年後明治十二年(1879年)頒布的《教學聖旨》中略見一斑。
在此前一年的8月，明治天皇巡幸北陸地區，正巧遇到了可以流暢朗讀英語卻不能翻譯成日文、對國家和世界形勢誇誇其談而對家傳的農業知識卻懵懂無知的學生，於是對此前向西化一邊倒的近代化路線產生了巨大的疑問。因此，明治天皇敕令元田永孚將自己對於教育方針的疑問和要求記錄下來，草擬了《教學聖旨》，下達給時任政府中樞的伊藤博文。
「一時之間，採西洋之長，確得進步之效。然因其弊害，忠孝仁義皆拋之腦後，人人徒以洋風是競，恐將招至不明君臣父子之大義亦不可測。此絕非我國教學之本意也。」
這一危機感直接引發了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教育敕語》的出臺。當改革動搖了日本傳統結構的時候，明治天皇提出自己的意見，保持住了平衡。
這種《敕語》、《詔書》文書，是明治天皇權限範圍內的手段，它們不是具體的政策，卻可以從道德觀念上影響大臣和民眾。
明治天皇曾經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創作了一首和歌：「易浮世人心，塵垢何以清。每思惆悵處，惟望滿天星。」這一年，是日俄戰爭勝利(明治三十八年)後的第三年。戰爭勝利後的安逸情緒。以及終於躋身世界大國的傲慢與頹廢，開始在日本人心中乃至整個日本社會滋生蔓延。
明治天皇對此深為憂慮，於該年發布了《戊申詔書》——「當今人類進步日新月異，東方西方相互接近共享文明之福利。朕願與諸國加深友好，共浴文明之恩澤。然共浴文明之恩澤，則必須以本國之力發展自身。日俄戰爭結束後時日方淺，政治整體尚須整頓。惟上下一心，忠實己業，勤儉為尚，信義與人情並重，不飾華美，提倡質實，互誡生活之荒廢與懶惰，不懈努力。」
可以說，在日本當時的政治結構中，內閣是至強，天皇則是至尊，天皇不以權力統治民眾，而是試圖以道德服眾。
不過，事實上由幕僚和政治家們把控的這些《敕語》、《詔書》，也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的工具。比如，天皇是絕對的神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1890年的《教育敕語》的意識形態基礎，《敕語》向人們灌輸以天皇為中心的世界觀。這在20世紀30年代被大大強化了。其頂點是《國體之本義》(國家的基本原則)——天皇制的經典。
國體之本義》向日本人灌輸：天皇是「現人神」(神的化身)，「天照大神的直接後裔」，服侍他「不是責任，也不是服從權威，而是內心的自然表現」。與西方國家不同，西方國家的公民是「不同的個人的集合，統治者與公民之間沒有深厚的基礎來團結他們」，而「天皇及其臣民來自同樣的本源」。「天皇與臣民的關係是父子關係，這關係是一種自然的關係」，不是像西方統治者與公民之間的僅僅契約式的關係。《國體之本義》還毫不掩飾地流露出種族優越感：日本人「與自然合一」且比受到個人主義汙染的西方國家享受更純淨、更自然的生活。
這些觀念給幾代日本人洗腦，也賦予了侵略戰爭中皇軍官兵恐怖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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