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

梁其姿 勿食我黍

梁其姿，香港大學歷史系學士，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學博士。1982至2008年任職臺北中研院，曾先後任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2008—2010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2011年起任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兼講座教授。2010年被選為中研院人文組院士。早年研究明清慈善組織，著有《施善與教化》(1997)一書。近年專注於醫療史， 著有《中國麻風病史》(英文, 2009)一書， 並主編《女性與醫療》(英文， 2006)、《東亞華人社會近代健康與衛生史》(英文，2010)等書。

一、引言

本文就中國醫療史所反映的「現代性」或「近代性」(modernity)問題嘗試提出一些反省。雖然醫療社會史在中國史研究裡仍是新興的範圍，但是目前所見研究的成果裡， 已看到涉 及中國近代性的討論，是令人感到興奮的發展。本文提出三個考思的方向來討論這個問題的 可能切入點。 第一點是最明顯的，就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 因西洋醫藥的引進所引起醫 學知識體系、社會醫療制度的變革。此時，中國在時序上走進「近代」。第二點是有關「近 代」西方醫療史的發展背境。於此，筆者希望說明西方的「近代」醫療制度的複雜歷史因素 是獨特的， 中國並沒有類似的經驗。同時，從西方啟蒙的經驗，我簡略地綜合近年西方學 者對這段包括殖民醫學在內的西方「近代性」的批判，並提出一些新的研究取向的可能性。第三點是從第二點出發， 那就是我們應更靈活地思考中國「近代性」的問題。即所謂「近 代性」並不一定是十九世紀以後中國醫療史的特色，而可能是更早的歷史現象，這些現象透 露出類似現代社會的醫療理性、創新與策略。換言之，或許從中國本身的歷史傳統去追溯、 甚至定義其「現代性」是更有意義的。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說明我們得努力擺脫長久以來以西 方歷史經驗為標竿的「近代」史觀，才能重新思考中國的「近代性」，而從醫療史的角度去 探討這個問題是有效的。

二、中國醫學知識體系與醫療衛生體系的「近（現）代化」

20世紀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討論多圍繞著「近代化」或「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主題。論者多先設定一套衡量進步的標準與一個他們認為中國社會明確了解的目標。所謂「現代化」，就是中國朝往此目的發展的歷史過程。如果暫時拋開理論性的辯論，單從過去一般中國歷史學的研究看，有關研究，多半集中在清末至民國時期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改革以及相隨的文化革新。從清末的新政，到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較後期的工業化、政治改革，甚至婦女運動、國民政府推動的新生活運動等，均被視為中國在帝國主義時代努力往特定的「現代」目標漸進的一段充滿曲折與挫折的歷史。一些學者將「成功」的日本明治維新與「失敗」的中國近代化相比，認為是兩種不同模式的「現代化」歷程，有著截然不同的後果：日本成為殖民母國，中國則淪為帝國主義的犧牲者。簡而言之，20世紀中期左右的中國現代化討論焦點，集中在中國在血淚中步履蹣跚地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與科技的過程上。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發展模式成為具有普世價值的模式，其他文化必須模仿以求進入更高文明的階段。因此無論是日本、中國還是印度的近代歷史，大部分是從「近代化」或「西化」的角度寫成的歷史。這是一直到20世紀中期有關中國近代史史學研究的內容特色。

有關傳統中醫近現代化或西化的各種辯論，早在清末已出現。有關這方面的近人研究，有大陸學者趙洪鈞在1989年出版的專著《近代中西醫論爭史》 (2) 。近年臺灣學者雷祥麟在其1999年前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對20世紀30年代中醫的「科學化」辯論有更進一步的精細剖析。 (3) 早在中醫積極「現代化」的過程中的20世紀30年代，中醫學者所著的「醫史」就已經把中醫西化的過程納入其中，而且大部分均以肯定的態度來描述這個發展。而他們所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就是「中西醫匯通」。中醫名家謝觀（謝利恆，1880—1950），在其言簡意賅之醫史著作《中國醫學源流論》（1935）中特列一項「中西匯通」，並說：「中西匯通，自為今後醫家之大業。」 (4) 1937年醫史前輩陳邦賢先生（1889—1976）的重要醫史著作《中國醫學史》把中醫的歷史發展時序列得更清楚。此書分為五篇，除最後一篇「疾病史」外，前四篇均以時序安排，從「上古」到「中古」，從「近世」（明清）到「現代」。而在第四篇「現代的醫學」一章中，作者開宗明義地寫著：「中國的醫學，從神祇的時代，進而為實驗的時代；從實驗的時代，進而為科學的時代……歐風東漸，中國數千年來哲學的醫學，一變而為科學的醫學：在最近三十年中，新醫學的蓬勃，有一日千裡之勢，推原其故，由或自從西洋及日本醫學輸入以後，國人之思想為之一變。」 (5) 這是中國醫學「現代化」的最佳寫照。

而陳邦賢的看法是延續了與謝觀同時的丁福保（1874—1952）等人的立場。陳邦賢在書中特別引了丁福保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話：「西方鴻寶，來貢神州，我國民應若何歡迎而拜受之也。奈何一孔之醫斥為未達，墨守舊法，甘為井蛙，坐令病夫盈國，死亡接踵，傷心慘目，有如是耶！」(6) 換言之，落後、不科學的中醫，必須接受西方科學的洗禮，才能成為真正有效的醫學，拯救國人的性命。其實丁福保對傳統中醫學有深厚修養，但就算如是，當中醫學在世紀轉折時期面對危機之際，他仍認為必須將中醫學「科學化」。如當時許多傳統中醫精英一樣，丁福保認為要將科學融入，才能拯救日漸沒落的、雜蕪的、過於「哲學」的中醫學。他認為中國古今醫籍之中「有極效之方，積數千百年之經驗，數千百人之精力而成者，其可貴，豈凡庸之所能知哉！」但必須「求中西醫學之匯通」(7) 才能把傳統中醫的精粹轉化為「現代」的有用知識。

從丁福保到陳邦賢等醫者與學者，仍相信傳統醫學的價值，所以致力維護中醫的精粹，但同時也認為中醫內部有嚴重的缺點，所以相信引入西方科學能提升中醫的知識內容及相關社會體制，以推動中醫的「現代化」，正如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均需要「現代化」或「西化」。只有這樣，中國才可以壯大，避免繼續被西方強權與日本侵略。清末至民國，甚至到1949年以後，中醫界精英為了「拯救」被指為迷信落後的傳統醫學一直堅持這個立場。所謂「中西醫匯通」就成了近代傳統醫學「現代化」的代名詞。晚至鄧鐵濤（1916—　）先生主編之《中醫近代史》（1999，此書與雷祥麟論文完成於同一年）在「探索中醫學術革新之路」一章中仍以「中西醫匯通醫家出現」作為開場白。而且提出「匯通」之後，鄧先生即說「中醫改良的基本主張是大力引進西醫和改造中醫」，特別是要祛除中醫的「腐敗」，其論調與民國時的「中西折衷論」 (8) 完全一致。

相對於國民政府中央衛生委員會在1929年提出「廢止中醫」的極端立場，上述的「中西匯通」、「改造中醫」的努力顯然是折中的做法，而且一直堅持到今天。 (9) 但無論是極端的廢醫還是折中的以西醫改良中醫說，都是19世紀末以來中國醫學「現代化」的「模式」。前者主張全盤接受西醫，放棄中醫，後者以西方科學改革中醫，以保持中醫的「精粹」。兩者均以學習西方醫學與科學作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過程。包括醫學在內的西方科學近百年來的確被認為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文明進化的一個主要指標。所有落後文明如要步入「現代」，均不能不學習西方的制度與科學。換言之，面對西方的醫學與科學，中國只能持虛心學習的態度。無論持哪一個立場的人，都認為西方醫學對中國醫學、甚至整個社會的影響，應該是完全正面的，而且這個「現代化」過程是必需的。

以「中西醫匯通」方式把傳統中醫「現代化」的做法如今已成定局。今天所謂「傳統」中醫的訓練，無論在臺灣或大陸地區，都包括了西方生物醫學的基礎課程。換言之，如今的所謂「傳統」中醫對身體構造、病因解釋、藥物分析、治療原則等的了解，基本上已異於19世紀以前的傳統，而更接近西方生物醫學。這樣的一個現代中醫知識體系到底在哪個意義上仍保留傳統的精粹？它在「現代化」或「西化」的過程中所犧牲的部分今天是否仍為大部分醫者所了解？換言之，如何評估這個「現代化」的代價？如何了解「現代化」後所謂中醫體系的本質？對這些疑問，至今似乎仍沒有中肯而深入的討論。「中西醫匯通」這個口號喊了快半個世紀以後，與鄧鐵濤同年的著名醫家裘沛然（1916—2010）曾在1958年這樣說：「中醫有中醫的理論體系，西醫有西醫的科學根據，中西醫學術觀點，現在還有一定的距離……而目前的所謂『合流』，恰恰存在一種勉強撮合、貌合神離、急功近利與譁眾取寵的情況。」 (10) 而半世紀後的今天，這個批評是否仍有效？原來所謂「哲學」的中醫是否仍保存其大部分的「哲學」？如果「科學」取代了「哲學」，中醫是否仍能保留其傳統體系，或所謂其「精粹」？比裘沛然再晚一輩的中醫學者廖育群（1953—　）指出：「新一代的中醫可能是在當今這個所謂『科學時代』中使用古代思維、語言文字、科技手段最多的人，但如果想真正理解這個體系並有志於研究整理，那麼他們頭腦中的『古董』絕不是太多，而是不夠。」 (11) 過去以政治、輿論力量催生的「中西醫匯通」的中醫「現代化」過程滲進不少意識形態與民族意識，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催生一個名副其實的結合著西方科學的新中醫體系？還是只是製造了一個為了迎合科學化的訴求而犧牲了傳統知識核心的拼湊體？這個疑問仍有待具中西醫學訓練背景的專家作系統的檢討。西方學者從人類學的角度對當今中西醫匯合的治療方式作了描述與分析，並稱之為「活著的傳統」，意思是現今的中醫與過去的「傳統」並未發生基本的斷裂，仍是改變中的、有機的傳統。Scheid認為中西醫雖然是截然不同的醫學規範模式（paradigm），但仍然有溝通的可能性。醫療方式亦可以是多元的。 (12) 然而中國學者對這個問題似乎仍沒有從純粹學術的角度提出具體、系統的分析與評估。在今天主流西醫學對非主流醫學採取更包容的態度，而且中國對本身的文化、乃至於中醫學較具信心之際，這個問題應該比一個世紀以前更能引起平心靜氣的理性討論。

然而當年以「中西匯通」的方式把中醫「現代化」或「科學化」的做法，並不止於「改良」中醫知識體系或治療方式。捍衛中醫更重要、更實際的考慮是讓中醫師能夠成為現代醫療體系中重要的成員，包括使他們能參與檢疫、疾病預防與醫療法規的修訂等重要公共政策。即藉此保護、鞏固中醫師在現代政體裡的發言權。 (13) 換言之，民國時期中醫界深刻體會到的危機不單來自醫學知識本身所面臨的困境，更致命的是傳統醫學知識的傳授機制、職業的管理與現代政權、體制脫節。例如：傳統中醫的行醫資格並非由官方的學校或考試認定，使得中醫師無法經有效渠道加入官僚系統，或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與制定，傳統中醫師的專業與政治前途因而受到極大的限制。清末民初中醫師在困境中的掙扎催生了20世紀初中國醫療體系的深刻變化，使之成為近代中國政體重要的構成部分。這是中國面對當時世變所必須做出的改革。雖然這個新體制大體上建立在西方近代醫學知識與政治意義形態上，但是中醫界的參與，使之成為與西方不盡相同、深具在地文化特色的體制。

中國醫療衛生體系在建立過程中所透露的「現代性」，是史學工作者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語言的層面，即顯示其複雜性與文化獨特性。「衛生」此一古老名詞在詞義上的更新，巧妙地詮釋了有關個人及國體健康觀念「現代化」的特色。近年來學者對近代「衛生」一詞在詞意上、內容上的轉變，已有不少深入的研究，如臺灣地區的劉士永、雷祥麟與中國大陸的餘新忠。 (14) 美國學者Rogaski更提出英文hygienic modernity（衛生所彰顯的現代性）一詞來翻譯含義複雜的近代「衛生」一詞。此詞所隱含的意義不只狹義的與醫療、人民健康有關的行政制度。在清末民初中國所處的困境中，「衛生」透露了多層意義：它代表了中國政體、社會與個人從落後、「病態」的傳統提升到「健全」的「現代」文明的需要。講求衛生不單是個人身體與精神上的提升，更是國族集體的提升，「衛生」一詞意味著「健康」不再單是個人「養生」的問題，而已成為公共領域事務。醫療衛生的語言將中國近代個人與政體的共同焦慮與期待恰當地表達出來。「衛生」也成為彰顯中國「現代性」最常用的概念與用詞之一。這個出自莊子的古老名詞，經過明治日本再傳入中國之後，巧妙地詮釋了一個源自傳統，但企圖突破傳統，以求快速進入更高層次的現代文明的訴求與方法。也因此，建立現代的「公共衛生」成為此時公認的一項重要的國民任務。 (15)

三、醫學在近代西方歷史中的意義

清末民初醫療體系的「近代化」主要以西方制度為模仿的對象。而西方的公共衛生制度與預防傳染病措施的建構過程其實經歷了至少兩個多世紀，而且近代歐洲不同國族（nation states）的制度各有重點與特色。 (16) 清末民初間的精英急於以現代化救國，對這段複雜的歷史過程大多不甚了了，他們對現代公共衛生的信息主要來自以維新成功自傲、受德國影響較深的明治日本。

1．歷史背景

大致而言，西歐近代的衛生制度與醫療體系可追溯至17、18世紀之間的啟蒙時代，也是封建制度日漸式微、國族成形茁壯的時代。同時我們看到這個過程的幾個獨特背景因素：早期（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工業化所帶來的都市化、隨著宗教改革而來的除魅現象（disenchantment），從此巫術與通俗信仰對民眾生活的影響逐漸降低。與之同時的是日益脫離基督宗教的哲學、科學的發展。有關基督宗教、巫術與科學在此時的消長關係是20世紀中期西方學術的研究重點之一。 (17) 在醫學方面，相關制度的改革，如醫學教育、醫院制度、藥物管理、藥劑師訓練制度等等亦於差不多同時發生重要的變化。而且變化主要落實在都市裡。這個被公認為歐洲「近代」（modern）的歷史階段，見證了一系列關鍵性的歷史變化，如家庭制度、學校教育、人口增長、資產階級的崛起等等。雖然以上的變化都有重要的區域性差異，但總的而言，西歐的主要國族均有類似的大趨勢。有關歐洲17、18世紀開始的這段「近代」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獨特軌跡的宏觀、微觀專論汗牛充棟，雖然具體內容細節方面可能引起辯論，但對這段歷史的主要框架及「近代性」的基本意義，學者有高度的共識。換言之，無論學者所處理的歷史問題為何，他們腦後總有一個共同的「近代」歐洲社會秩序，所討論的課題的基本假設，也往往離不開「近代性」（modernity）、「啟蒙性」的梗概。而對醫療衛生史，特別是公共衛生思想與制度發展的探討，也主要在這個大框架中進行。

18世紀以前的歐洲的疾病觀與醫學知識產生主要來源有三：教會、知識界（職業醫生與科學家）、通俗信仰。而這三方面的觀點基本沒有大的矛盾。18世紀以來的巨大變化，來自教會與通俗信仰對社會的影響下降，及包括醫學在內的科學等專業勢力的升起。以下，我簡要地從三個角度去綜合近年西方醫療衛生史的主要討論方向：身體觀的變化、都市「公共衛生」概念的出現、國家醫療體系的發展。

1.1　身體觀、潔淨觀的變化

從17世紀以來，隨著基督宗教的改革，宿命論漸退色，機械論開始對身體觀產生深遠的影響。對身體的解釋與描述不再以宗教信念為基礎，而越來越偏向機械式的或工具式的概念。有關循環系統、體液系統等的討論與發明，隨著解剖學的進展而漸成為主流，如1628年提出的心臟血管的機械式系統等，就是此時期代表性的醫學知識創新。這些發展讓人認為身體是可以被外力控制、引導並被各種技術介入以調治的。 (18)

18世紀開始，茁壯中的資產階級對身體的退化開始有一種畏懼。而對進步的期望又無限地提高。此時他們期望身體強壯，追求強化肌肉、克服寒冷。而且認為人自孩童時代即要強化身體，並從身體內部開始。洗冷水澡以強化身體的觀念也在18世紀出現。冷水浴的概念反映了當時人認為身體中原有一種力量，健身的目的是要發掘並增強這股力量。 (19) 與此同時，他們對外來汙染物越來越敏感。髒水、滯留的汙氣、身體表面上的汙垢都不再被容忍。17世紀的身體清潔觀仍只涉及暴露在衣服之外的頭面與手部，18世紀以後，清潔身體最隱私的部分成為重點。都市的汙水與混濁的空氣也成為都市住民最關注的問題。到了19世紀，都市高級住所開始有衛浴的專有空間，衛浴設施的科技也隨之有長足的進展。這個潔淨觀正好配合了19世紀後期漸成為醫學主流的細菌論：淨化、消毒、殺菌被認為是預防疾病的標準生活習慣。 (20)

法國學者Vigarello稱之為「近代的潔淨觀」，其部分來自醫學的論述，部分與新興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有關：相對於貴族階層的注重門面、奢華揮霍、毫無節制，資產階級強調內在的價值、環境的整潔、節儉刻苦的生活習慣。因而身體的潔淨與體格的強壯、自律嚴格而整潔的生活方式成為主流價值。而這個關係著個人起居習慣的「近代的潔淨觀」，甚至與之相關的現代身體觀，直接影響了18世紀以來都市公共衛生發展的方向。

1.2　都市公共衛生的發展

18世紀的衛生思想與當時的科學發展同步，如化學家Lavoisier在1777年將空氣中的氧氣分辨出來，影響了一般人對清潔空氣的要求。18世紀末，化學品已用來消除巴黎水渠的臭味。 (21) 與公衛與科學發展密切相關的是歐洲資產階級的崛起。他們對都市居住環境整潔的要求催生了18世紀中期以來的第一波近代公衛運動。當時以資產階級為首的市民要求潔淨、流通的空氣的聲浪日高。都市通常被批評為房屋過高、道路狹窄、汙水亂流、臭氣停滯。當時人認為致病的、來自汙染環境的「臭氣」（miasma）集中在都市。因此公共衛生的初步推動，焦點在遷移、清除都市內引起臭氣的禍首：如屠宰場、墳場、汙水等。同時街道的寬度、下水道的建設等有了初步的規範。在法國，衛生督察（police sanitaire）開始每日監督其事，目的在於推動城市內所有因有機物腐敗而產生的垃圾與汙臭氣的清除。 (22) 改善都市髒臭空氣以維護市民健康的公衛策略，並不單純的限於物質層面，更包括相關的社會政策：例如把乞丐、流民等驅離都市，或集中管理，因為他們被視為髒亂、疾病的主要來源。 (23)

資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形態也催生了權力日漸集中、積極進取的中央政府，而公共衛生成為這個大有為政府的重責之一。18世紀開始法國政府責成各地總督加強管理公共衛生問題。18世紀中期以後，每區基本上有專門醫生監督疫情。 (24) 然而，資產階級仍然認為在保護人民健康方面，舊政體做得不夠積極。 (25) 因此革命以後以資產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為主流的法國政府的著力點之一，就是大力推動公共衛生。19世紀以後的新政體將醫生、藥劑化學師、工程師、獸醫、統計學專家等不同專業的專家集中在地方衛生議會中，策劃所有與公共醫療衛生相關的政策。其重點在預防都市疾病，其策略重點是以科學方法改善環境，例如系統地收集統計數據（如從各地報送中央的有關氣候與疾病的統計數字），並透過數據分析來制定衛生政策。 (26) 從19世紀初開始，西歐主要國族的都市公共衛生發展快速，無不與科學、政治理念、資產階級興起等發展息息相關。

1.3　19世紀以來的國家醫療制度

19世紀的英、法兩國在公衛建設上的快速發展與當時的國族政體建立密不可分。19世紀30年代影響西歐的全球性霍亂疫災更加深了主政者對公衛制度的重視。當時西歐各國的制度均注重專家、特別是科學家的參與，追求以專業知識與技術改善公民的健康。其中醫學知識的重要性越益顯著，到了19世紀後期細菌論漸成為醫學主流，更進一步影響西歐各國公衛制度的制定。其中法、德兩國比英國更重視實驗室研究。而英國19世紀中期由Chadwick主導的制度則較法、德兩國更強調公衛制度建立中的社會因素：即認為惡劣的生活條件讓疾病橫生，是社會貧窮的主因之一，不利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因此制度強調改善衛生條件、提升貧人的生活水平，以減低下層人生病、致貧的機率。換言之，搞好衛生主要是為了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這個考慮當然主要觸發自19世紀的工業革命所帶來的都市嚴重貧窮問題。 (27)

此時的公衛建設也包括了醫院制度的改革、醫生訓練制度與課程的規範化、藥物管理與藥劑師的訓練制度。這方面的變革雖然在18世紀後期已有雛形，但主要在19世紀成形、茁壯。 (28) 而且一系列的制度與行政改革均逐步加強公共權力涉入公民的醫療與健康管理範圍。無論哪一國的公衛制度，在19世紀以來的發展已成為政體關鍵的構成部分。在中央權力較大的法國，衛生議會（Conseil de Salubrité）布滿全國，而以巴黎的最具權威。這樣的一個全國性的官僚醫療體系在19世紀形成。而英國也有國家衛生局（National Board of Health），雖然其權力集中的程度不及巴黎。 (29)

西歐工業化國家的公衛體系雖然各循其本身的醫療傳統而沒有一個固定模式，但是有一些基本共同點：醫學知識與其他科技的權威性成為體制的基柱，全國性行政體系與相關科技的結合，保障公民健康是政府責任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總而言之，權力與專業醫學知識結合之後的近代西方政權，即福柯所稱的biopower，如血液般流通社會上下，人的身體、生活巨細無遺、無時無刻不在其監控之中。政權以此為保障市民健康不可或缺的方式，然而個人在制度與醫學論述緊密結合之下，往往身不由己，發言權盡喪，任由專家與政客擺布。而原來以「反迷信」、「反極權」、「理性」、「追求科學」等樂觀進取態度建立起來的一個近代啟蒙式體系遂成為後現代理論學者批判的對象。

2．對「近代性」的批判

而這種從歐洲近代獨特歷史軌跡中發展出來的「現代性」對研究非西方文化的學者有莫大的吸引力。而啟蒙式的進步主義的「現代化」、「近代化」思維，一直糾纏著近代中國史研究。但研究者往往只關注西方現代性「進步」的表象，如五四時代標榜「賽先生」與「德先生」就是典型想法。在20世紀初中國自尊心深受打擊之際，向西方討救國靈丹的急迫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21世紀的今天，如果學者仍不再深入分析「啟蒙」表象背後的更深遠的歷史意義，不反省所謂「進步」的「近代」在西方發展的獨特背景，就無法「知己知彼」，非但不能真正了解近代西方之所以然，也更看不清近代中國的特點，也因此不可能知道從西方「移植」而來的「進步」的制度、技術與知識是否有水土不服，或其他更深層的問題了。

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及相關的殖民主義的批判仍主要來自西方學者本身。當然，批判19世紀的西方侵略性帝國主義由來已久。帝國主義挾持著資本主義於19世紀以來在世界造成的傷害，顯而易見，也實際上引起20世紀中期以來各地殖民地的反撲。這並非這裡討論的重點。在相伴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所引起的諸問題中，其中一項更讓學者深思：隨著殖民主義「散播」到世界各地的西式「近代」文明該如何評估？西洋人原自命背負著「白人的包袱」——把現代文明的福音帶到落後地區，讓「次等」民族能跟上「進步」的腳步。這種延續著啟蒙思想的「進步」式使命感到底反映了多少真相？近年來這個問題在西方學術界引起較多的反省。

如第一節所論及，就中國醫療的「近代化」而言，無論是醫學知識本身或醫療衛生制度的「現代化」，均引發自西方知識與制度。而這些知識與制度其實是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文化基礎。然而20世紀初中國政治與文化精英往往採取簡單的二分法來處理西方文化、經濟與軍事侵略為中國帶來的困境，也因此流於極端。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國必須全盤西化或「現代化」以扭轉國勢，西方「現代」科技與制度的「優越性」無保留地被肯定；另一方面，對顯然具掠奪性的帝國主義採取激烈的反抗、排外、醜化。這二分法所透露的矛盾，多被忽略。在某個程度上，這種「偷懶」的態度，至今仍存在。近代西方知識與制度具普世價值、應為其他文明學習的對象的這個假設，極少受到有深度的挑戰，然而反西方的激烈民族主義言行仍屢見不鮮。在學術界，特別在華文學術界，對這個「後殖民」問題作出深刻反省的似乎仍不多。近年在這個問題上提出新看法的仍主要是西方學者，還有與西方學界關係緊密的南亞學者。

學者對殖民主義及「現代性」的反省，集中在以下幾點：所謂「近代性」或「現代性」，並不應只強掉以西方經驗為標杆的「現代性」，而應該強調多種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alternative modernities），西方的模式其實並非真正放諸四海皆準。同時學者也逐漸放棄以西方為中心，以殖民地為邊緣的這個習以為常的方位觀念，也反對在歷史時間上由西方領先「近代化」，隨後將之傳播至世界其他各地的先後時序觀念。即認為現代科技並非單線地從中心逐步輸入各邊緣地區。而是西方文化與不同的在地（local）文化在相遇之際，產生了各具特色的現代性的火花。學者應該對這些歷史現象進行深入研究。每個地方應有其獨特的「現代性」。從女性主義角度去看問題，也可以得到類似啟發。如學者指出與西方近代性的形成息息相關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是建立在新的男性沙文主義之上。17、18世紀的科學語言處處透露出人對自然世界和女性的歧視與壓迫。這個立場，顛覆了20世紀中期以來有關科學革命史的主流論述，即認為這是一場理性的，把人類社會從宗教、迷信中解放出來的革命。 (30) 換言之，「科學革命」也好，「現代化」也好，其普世性並非神聖不可侵犯。如果學者從女性或非西方文明的角度去審視這個歷史過程，應該看到「啟蒙」進步的另一面，與一個更複雜的歷史面相。

讓我們回到多樣現代性的課題。卡亞（Ibrahim Kaya）認為多樣現代性的觀點是「把不同文化的多元性看成是對所謂『現代性』想像意義的多種詮釋的可能」。意思就是「現代性」的解釋不應以歐洲獨特的歷史經驗為核心，而應該納入西方以外文化如何消化、轉化西方知識與制度，呈現各具特色的「現代性」。 (31) 研究南亞殖民醫療史的著名學者安德遜（Warwick Anderson）亦指出以前習以為常的西方中心的思維應被修正：「有關（近代）國族建設（從西方至其他落後地區）的傳播已漸被另一種討論取代：即不同文化接觸區域（contact zones）與網絡建構的討論。」意思就是所謂現代文明不是從西方單向傳至世界各處落後國家，而是在不同文明相遇的地區產生各具特點的「現代」文化或文明。他認為所有包括醫學在內的科技知識與實踐「一定有其在地歷史與在地政治因素，就算其中的要角自以為他們在傳播普世性、全球性的（純西方的）科技」。從這個觀點看，19世紀以來在西方以外的，醫療或其他科技知識與實踐發展，並非「純粹」的西方知識與實踐，而是混合性的論述（hybrid discourses），混合著西方思想與在地的傳統特色。 (32)

安德遜的看法其實深受南亞學者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啟發。後者在21世紀元年出版的、影響深遠的著作《將歐洲外地化：後殖民思想與歷史差異》一書中就從研究印度／孟加拉國近代史的角度提出重新思考「現代性」的重要性與趣味。他指出把歐洲「外地化」並非否認歐洲近代思想、科技或相關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從被殖民的、非西方「傳統」的在地社會的角度來看被引入的「近代性」到底是什麼。資本主義的近代性不應該再被視為單純的歷史過渡問題（即從傳統過渡到近代，每個受「現代化」洗禮的文化都必然經過同樣的過程，最終結果也一樣），而應被理解為一個複雜的「翻譯」問題。 (33) 就是說不同的「傳統」社會以本身歷史為基礎去詮釋西方的近代知識與制度，並各自表達或實踐這個被詮釋的「近代」政治經濟制度與科技。所以這個過程並非單純「施—受」的過程。在地社會是積極地創造了基於本身傳統的「現代性」。

20世紀的學者對這個詮釋的過程未加重視，以為現代化乃大同小異的普世程序。例如認為「破除迷信」自然會帶來西方性的理性，電線桿的增加代表了近代生活方式的建立。21世紀的今天，學者應以更謹慎的態度去審視每個經西方近代文明「洗禮」的在地社會，看它們到底表達了、實現了何種形式與內容的「近代性」。換言之，研究非西方的學者，應該從在地「傳統」社會的角度探討其所呈現的「近代性」的具體內涵，而不再是從西方中心的觀點看西方思想與制度如何單向影響這些傳統社會。而這種多樣性的在地文化的「近代性」必然混雜著傳統的許多因子，以及傳統社會對西方「近代」思想與制度的各種獨特而具體的詮釋。簡而言之，所謂近代化或現代化的過程，應該是一個多向的、多元的、時序模糊的、充滿在地傳統色彩而又夾雜著西方近代語言的具體歷史過程。

四、從中國醫療制史重新思考中國近代性問題

如上文所述，近年來對近代性的重新思考主要由西方學者與南亞學者所提出。相對而言，同樣受19世紀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衝擊、並為「近代化」問題困擾一個多世紀的中國，其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反省仍不夠深刻。由於醫療史牽涉著西方科技的輸入問題，又與在地社會關係密切，提供了重新思考中國「近代性」很好的切入點。臺灣地區年輕一輩的學者對此問題的省思亦在最近展開。李尚仁就在幾年前編了相關的專刊。由於臺灣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又擁有豐富的檔案與其他歷史數據，學界與西方的交流頻密，自然具有探討近代性的有利條件。 (34)

其實從中國在地社會的醫療問題來探討「近代性」是極富潛力的研究範圍。目前研究南亞、加勒比、非洲等不同地區的近代殖民與醫療問題的學者，主要仍利用以歐洲語文為主的史料。在地語文的一手資料相對較少。雖然研究者可以用口述歷史、田野調查等其他方式補充史料上的不足，但是學者研究的原料仍有極大的限制。相對之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國的地方史料無論在質還是在量上均遠勝其他殖民地國家。同時，其區域性差異之大、相關史料性質之多樣化也是其他19世紀所謂「傳統」社會所望塵莫及的。尤有進者，中國本身的醫療傳統悠長而牢固，有關的學術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換言之，研究中國醫療史與近代性的問題有非常充分的條件。目前最需要的，是觀點上的突破、課題上的創新。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配合著各種在地史料的發掘，仍然需要研究成果的累積。以下是筆者認為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幾個範圍：

1．有關19世紀以來醫療史與中國式的「近代性」問題

其中應該特別受到注意的是西方醫學與相關制度的進入所帶來的複雜後果。如近年西方學者所提出的，近代西方科技與制度的引入，並不是單向的過程。傳統社會對此亦非消極地照單全收。西方影響的結果必然是許多糅合體的出現。我們或許可從三方面去思考這個歷史發展：

1.1　近代性與「混合體」

這裡指的是中國在地社會從西方的一套知識與醫療體制中選擇適合本身的成分而構成的「混合體」（hybrid）知識、實踐與制度。本章一開始即提到的「中西匯通」的觀念就是典型的例子。民初「中西匯通」的折中案取代部分精英推動的廢除中醫、全盤使用西醫的極端建議，我認為這個妥協性的結果並非偶然。傳統社會並不全盤接收西方科技與制度，但是也無法抵擋這個強勢的文化體系進入中國。兩種文化在中國相遇所發展出來的新的「混合體」之一就是「中西醫匯通」這個特別體系。而近代中國在接受其他西方科學方面，也同樣是選擇性的。美國學者艾爾曼最近發表的專著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就研究了中國人自明中期至清末如何按本身的條件、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並詮釋西洋科學。在中國傳流及實踐的「科學」，並不全然是西方定義下的科學，而是中國本身所選擇、詮釋、利用的知識。也因此所謂中國近代科學化「成功」或「失敗」的問題，其實是一個錯置的假問題。 (35)

除醫學知識體系的改變之外，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普及的衛生觀念的改變。清末民初以來，中國有識之士對西洋科技文明的引進，懷著相當矛盾的心情。一個經常被提及的對比就是鴉片與牛痘。廣東學者陳垣曾引阮元詩謂：「意以鴉片、牛痘均來自外洋，鴉片害人而牛痘益人，可相補也。」 (36)不但陳垣如此說，19世紀來華的醫學傳教士亦相當刻意地在中國傳播牛痘，以爭取當地人對西洋醫學的信任，並且自認為效果卓越。然而牛痘術之順利傳入中國亦非偶然。中國傳統人痘術在明清以來的發展明顯地為此鋪了路。而中國種痘師亦不忘將傳統針灸、胎毒的理論套入牛痘法中，強調牛痘法乃傳統人痘法之改良方術，以取信於國人。 (37) 事實上在牛痘術發展之關鍵時代，牛痘的施種除了在傳教士的施醫所外，還在原來只為幼兒施種傳統人痘的慈善機構，如育嬰堂之類。在邱熺等受過傳教士正式訓練的牛痘師的推動之下，牛痘施種在平民眼中並非純粹西洋巧技，也同時是傳統人痘的改良技術。太平天國戰亂結束後，從1860年開始至清末，從方志的記載中我們至少可找到43所牛痘局或洋痘局，而這個數字也顯然是低估的。而且地方政府亦有鼓勵種痘與成立痘局的飭令。(38)

換言之，牛痘施種這項表面看來來自西洋的「近代」醫療技術與公衛措施，在中國的落實有其在地原因。傳統人痘接種技術的普及化、明末清初以來全國已有的慈善組織網絡等都是讓牛痘術順利在中國發展的關鍵因素。同時，中國痘師用傳統針灸術的術語描述牛痘術，將之轉化為一種「混合式」的論述，雖然如廖育群所說「這些理論在今天看來無一可取之處，而且是那麼可笑」 (39) ，但確實讓在地社會更能接受新技術。所以說，牛痘傳入的「成功」例子並非由於此乃西人刻意推動的「近代化」成就，而是傳統中國社會選擇了這一項民眾能了解、接受的技術，並且以原有的醫學語言、在傳統社會組織的基礎上重新詮釋了這項技術，以便利其推廣。

除了具體的醫療技術外，西方醫學對中國傳統醫療觀、身體觀方面的影響，也並非單向的發展。雷祥麟與英國學者Bridie Andrews在對清末民初鼠疫、肺結核等病的研究中看到傳統的中醫學概念如何受西方醫學觀念的衝擊而發生發化，如從「屍蟲」到「傳染」，或從傳統的「相染」觀到西方的急性傳染病概念等。但同時又指出根深蒂固的傳統疾病，身體觀如「虛」、「癆」等，與基於近代西醫細菌論的「肺結核」觀之間的鴻溝又是如此巨大。肺癆與肺結核在仔細分析之下其實是兩種迥然相異的身體觀所產生的疾病語言。到了20世紀初期，「肺癆」這個原來是單純的傳統中醫詞語漸漸混入了通俗西洋生物醫學的其他概念。「癆」病的疾病觀轉化到「結核」病的疾病觀，其實就是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複雜過程。 (40) 今天華人對身體與疾病的觀念與看法仍然是一個混合體。諸如此類的例子應該很多，反映了西方生物醫學進入中國一百多年後，中國社會並沒有全盤「接受」西方觀念。兩種截然不同的醫療文化、身體疾病觀在中國土地相遇之下的不斷磨合，產生了各種「混合體」的概念，這種結果無關好與壞，或成功與失敗。而這個磨合的過程，看來仍在延續著。

有西方學者認為，就算在21世紀的今天，世界大部分的人口其實仍依賴近代主流西醫以外的其他傳統醫療方式與系統來了解身體，維持健康，治療疾病。就算在西方，沿自古老傳統的醫療，古老的身體觀仍存在著。就是說，連當今的西方社會都不見得完全被「近代化」，更何況非西方文明社會。 (41) 換言之，這個過去學界以為理所當然的「近代化」歷史過程其實被了解的程度仍不夠深入與細緻，應該被重新檢討與修正的地方仍很多。

1.2　「帝國主義」與「西方科技」的矛盾

通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關係密切，但前者往往被賦予反面意義，而後者被賦予正面意義，被認為是社會進步的證明。但西方近代文明與帝國主義其實是一體的兩面。這其中的矛盾面早在清末已被注意到。上文提到的阮元與陳垣以鴉片與牛痘兩樣從西洋來的事物，一樣為害中國，一樣有益於中國，最清楚地表達了當時人對西方文明既愛且恨的心情。研究中國近代的諸學者，往往在探討所謂中國「近代化」的問題時，仍被這個矛盾糾纏不清。

這個矛盾在醫療史研究方面表現得最清楚。西方生物醫學、科技等被籠統地歸類為「科學」的知識體系通常被認為具普世性，是所有人類社會應該追求的價值與理想。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算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他們在譴責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之餘，仍積極追求西方科技。一般知識分子以具備這種知識、成為「科學家」為傲。如果說19世紀的亞洲人以次等民族為恥，社會精英則多從學習科學、醫學中重新肯定自我，以求獲得一種世界公民的身份，一洗被殖民者的自卑。 (42)

如何處理在歷史研究中的這個矛盾？對西方社會理論學者如福柯等而言，近代西方的所謂科技進步，往往讓個人陷入空前的困境。對啟蒙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的悲觀分析，其實早在韋伯等的理論中已清晰可見。顯然，主流西方學者對「近代性」的批判沒有任何感情上或知識上的包袱，也沒有矛盾。不過這個批判的脈絡，雖然可被思考中國現代性的研究者借鑑，但並不盡合宜。原因之一，我認為是非西方的所謂「傳統」社會雖然以妥協、折中的方式納入了部分近代西方文化，但其實並沒有西方近代科技發展的歷史與文化背景，所呈現的所謂「現代性」與西方學者所批判的現象有基本的差別。中國近代歷史發展有特殊的背景，學者必須面對中國具體的歷史，而不能假設中國的「現代性」是西方的翻版（這個常見的做法也是一種「偷懶」）。在尚沒有發展出一套適用於解讀中國近代性的理論之前，學者或許應從具體史實層面嘗試解開中國面對帝國主義與近代科技引入之間的矛盾關係。例如，必須進一步評估的，是西方科技對所謂「進步」的真正貢獻。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學者對臺灣殖民時代嬰兒死亡率趨勢的研究。吳嘉苓與楊文山從檔案數據與口述數據中發現日本殖民者所推動的所謂科學育兒或西式接生法等並沒有為本地社會帶來明顯的嬰兒死亡率下降。一些數據甚至顯示出傳統的接生方式比西式接生更便利農村社會，而且其安全性亦比想像中的高。 (43)

英國學者Michael Worboys指出19世紀西人以當時的醫學知識去適應不同地方的風土條件、處理他們所不熟悉的疾病其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44) 換言之，學者不要以理所當然的態度去評估西方醫療進入近代中國社會的效率。劉士永與林宜平對臺灣瘧疾的研究亦指出殖民時代臺灣醫療政策的效率並非唯一重點，舉凡公學制度、一般的經濟社會發展等都對瘧疾的控制產生更關鍵的作用。(45) 同樣地，香港學者冼玉儀亦發現19世紀英國的公共衛生制度與醫療知識對世紀末橫掃香港的鼠疫沒有產生控制疫情的效果。而香港市民對殖民政府的政策多心存懷疑與恐懼，並多不願配合。(46) 換言之，殖民政府所帶來的近代醫療知識與公衛體制並不是拯救落後傳統社會的萬靈丹，它所帶來的有善也有惡。所謂近代醫療與科技也不是白璧無瑕的普世道德與價值，雖然現代醫藥有可能降低了一些疾病的痛苦，但是同時也是具有侵略性、構成帝國主義的一種機制。近代西方醫療體制有啟蒙思想的積極進步面，但也有帝國主義的專橫殘忍面。只有誠實地面對這個歷史過程中數不盡的矛盾，探索中國社會在這段關鍵時期如何處理這些矛盾，如何從中得到益與害，從而創造具在地特色的「現代性」，學者才可以真正從醫療史的研究中了解何謂中國的「近代性」。

1.3　中西雙向交流

直至目前，有關中國近代化或近代性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中國如何對西方的文化作出反應，即費正清在20世紀中所提出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這個立場的假設為：西方文明、科技、制度主動地入華，而中國被迫消極地作出反應。但是如果從醫療史的角度入手，我們可能看到更複雜的歷史過程，中西的或中外的交流並非單向的，而是雙向的。

其實直至19世紀中期，在世界各地的西方醫學傳教士並非如想像中地蔑視其他醫藥體系。醫藥傳教士要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建立醫療基地的原因除了為了傳教及展示強勢的西方文明以外，同時也是為了向不同的醫藥體系學習。19世紀30年代末英國傳教士建議在中國成立醫藥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主事者所列舉理由之中，有一點值得注意：「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藥物與疾病……中國人與日本人也不例外，這兩個國家都有很豐富及有效的藥物。如果我們在當地施醫，我們就可以有機會認識這些藥物的使用與了解藥物的效果……這樣，我們對藥物的知識會增長……我們也可以從中國的療法與疾病分類法有用的部分中得到好處。」 (47) 而事實上，19世紀中期以來許多醫藥傳教士的確在施醫的同時，向本地人學習中國醫藥的原理與中藥的運用。西洋醫學對中國的本草與針灸尤其感興趣，一些精通漢語的傳教士對中醫的脈法也佩服。歐洲人對中醫藥體系的專業與學術研究與引介自19世紀初即出現。 (48) 其實西方醫藥傳教士這種態度在19世紀很普遍。在印度，英國醫藥傳教士學會用大風子治療麻風病，並且把這個藥物引回英國。 (49)

就算一般的醫藥傳教士對中國或印度傳統醫學不免心存輕視，但是對各種風土病仍充滿好奇，希望透過調查與就地觀察了解風土病，以及醫生對這些病的看法與療法。他們對各地的風土疾病與醫學充滿學習興趣，而且往往從中得到新知識（如李尚仁所研究的英國熱帶醫學，就是萬生（Patrick Manson）在中國南方作實地研究的成就）。西洋醫生透過在地的助理、翻譯、友人（包括行商）等觀察、了解中國的醫學與疾病，這其實是一個有趣而具關鍵性的過程。在19世紀最後數十年的多種醫院報告中，我們看到他們汲取這方面知識的許多有趣的細節與困難，尤其是語言上與觀念溝通上的困難。換言之，在西洋醫士與在地醫藥傳統的雙向交流之間，有一個關鍵的中介層。他們如何讓當地人了解西醫，又如何讓西醫了解在地人的觀點與習慣，其實是個極重要的問題。在這裡只舉黃寬的例子。這位最早在廣州受醫藥傳教士訓練，第一位被送到英國愛丁堡大學習醫的廣東人返華後成為唯一的華人海關醫官。當時西洋醫生對中國疾病與醫藥的了解，不少來自他的報告。從他那裡，重要的英國熱帶醫家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得知廣東「過癩」或「賣瘋」的習俗，以及粵人相信麻風病三代之後遺毒盡消，可以與健康人結婚的看法。康德黎被黃寬說服此乃千真萬確的麻風病傳染方式，所以勸告在香港的白人不要與來路不明的中國女子交往，以免成為過癩的受害者。 (50) 在19世紀末的華南地區，傳統中國的地方習俗與信仰，配合著當時歐洲白人的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將一種今人認為是無稽之談的事物當作嚴肅的醫學問題來討論，正顯示了19世紀西醫的限制，與中國「中介」人物的主動性。

19世紀至20世紀初，中西醫的交流的確並非單向。而中國社會接受西醫、或將西醫轉化為本身的文化一部分的過程亦很複雜。我們必須注意區域性的差異、中介層的特色（如最初習醫的人不少為下層人、女性等）、印刷媒體的角色（教學用的教科書的翻譯、形式等問題）等。而至於西洋醫生如何看待中國傳統醫療知識與體系，這更是艱難但重要的工作。以研究英國在印度的殖民醫學著名的學者哈理遜（Mark Harrison）在最近一篇檢討殖民醫學的論文中指出：「許多我們認為是西方科學的東西其實是在殖民地生產出來的，而不是輸出至殖民地。」「西方醫者在殖民地找到許多實驗的機會，有時他們也願意向當地的醫療傳統學習。我們或許假定這種互動只在殖民統治前期才發生，但其實在英國帝國的最高峰時期，即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期，自主性與雙互學習的情形，比一般（論述）模式要來得普遍。」 (51) 英國人在印度如是，在中國也應該有類似的活動。筆者相信，如果我們仔細發掘各種中外文獻、口述數據，我們會找到不少關於醫療文化雙向、甚至多向交流的蛛絲馬跡。唯有在許多具體的細節重建起來後，我們始可以修正過去認為西方向中國單向輸出近代科技的單向思考，整理出一個較完整的醫療與技術文化交流的歷史過程，而所謂醫療史角度下的中國「近代性」才可較清楚地浮現。

2．從中國「近代以前」的歷史中探討「近代性」的意義

除了從19世紀中西醫學相遇中探討中國的「近代性」之外，我們從歐洲近代醫療史的背景中或許得到另一種啟發：許多被認為具備「近代」特色的制度、態度其實早在前近代的中國出現。所謂「近代性」所指不應局限於在最淺白的時序上的意義：即出現在19至20世紀之間的歷史特色。西方認為在17世紀歐洲已進入近代，自有其本身歷史發展的一套自圓其說的論述。而為何中國要到19世紀受西方帝國主義影響之後才算進入「近代」？這個立場無疑過分地以西方文明為論述的中心。要做到拋開以西方歷史經驗為準的歷史解釋，「將歐洲外地化」，學者或許應從獨特的中國醫療歷史經驗中看幾個重要歷程，並思索是否中國社會在19世紀之前已具有一種近代性。下文所述並非要提出任何一種替代性的系統說法，只是舉出一些例子來提供思考的可能性。

例如從癩病史的角度去思索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或許有啟發性。有關癩病在宋代以後的發展，無論從醫學傳統的角度看，或從社會反應的角度看，中國的確已進入一新的理性時代。首先，在醫學知識上，癩病的病因解釋顛覆了古典時期的看法（不再是因「風」而起的病），而更著重於具體環境與個人行為與體質等因素，並提出了人與人之間「傳染」的觀念。當然從今天生物醫學標準而言，其中許多看法充滿謬誤（就如18、19世紀歐洲醫學對麻風病的了解也充滿謬誤一樣） (52) ，但是這些新看法在當時確代表著醫學知識配合著社會與思潮的變化。地方政府針對這個病的各種措施，也符合醫學對這個病的解釋。因此我們看到對癩病病因的解釋，漸趨向針對個人習慣與體質或風土習俗等，而漸脫離佛教與道教的論述。在癩病患者的管理方面，我們看到宗教的角色逐漸淡化（不再是隋唐時代佛教的「癘人坊」，道教論述中癩病患者能成仙的說法亦式微），而政府繼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明清收容癩病患者的機構，如麻風院、癩子營之類的機構，絕非為了進行宗教淨化的儀式，而確是為了保障社會的健康，預防無病的人受傳染。同時明清的機構由政府資助，自有一套與地方權力結構相配合的運作機制。換言之，明清政府發展了一套理性的管理癩病方式，配合著當時醫學知識、社會的要求，甚至統治者的天下觀。 (53) 從癩病的角度看，我們可以說從南宋陳言的「三因方」將癩病病因作了基本的修正之後，中國社會對癩病的看法、對待癩病患者的方式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6世紀麻風院等機構的成立乃中國地方社會理性處理癩病的裡程碑。筆者認為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南方社會明確地對疾病展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態度，創立了新的制度，是否可將之視為一種具本國特色的「近代性」，是可以討論的。

除了癩病史的例子外，上述種人痘的技術發展，眾所周知的對溫病的新詮釋，說明晚明時期中國社會對疾病觀、身體觀正經歷著重要變化。其中有新制度產生，也有新理論與觀念，甚至一些我們尚不清楚的新措施、新習俗的產生。如臺灣地區年輕學者邱仲麟一系列詳細的有關明清時代的醫療制度研究，是否也會顯示一些獨特的時代「理性」，也值得期待。另外一項筆者認為值得深究的是16世紀以來的藥業。鄭金生指出從本草學、製藥技術的發展看來，16世紀都達到高峰。明清時期藥物的炮製、流通是否也反映了藥學知識與商業市場結合的一種新理性？ (54) 這個成熟的知識與市場體系很快地讓中國本草學成就聞名世界。直到20世紀，西洋醫生視中醫理論為荒謬迷信，但卻一致肯定中藥的效果與本草學的成就。學者是否也可以從這個問題探究16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在用藥方面的「近代性」呢？

上文臺灣殖民時期漢籍婦女生產仍主要依賴傳統產婆，並且傳統引產術並不比西洋引產術帶來更高的嬰兒產死率。從這個具體例子看來，我們也可以確定傳統婦產科、兒科的成就與穩定性。而在這方面，學者的討論甚至可直溯南宋時期。南宋陳自明在婦科的成就，雖承自唐代，但婦科成為一專科，確是一革命性的觀念轉變，關涉著女性身體觀與生育觀。美國學者費俠莉、中國臺灣學者李貞德在這方面都有重要論述。 (55) 相關的觀念與技術必然深遠影響著一千多年來中國婦女對身體的控制、生育策略、家庭組成、人口增減等。從這些角度看，學者是否應進一步探測「近代性」在南宋社會浮出的可能性？

無論上述是否真正能讓學界重新思考、修正中國「近代性」的觀點，有幾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歐洲啟蒙時代以來的近代性圍繞著國族的興起、基督宗教的沒落、都市資產階級的興起、公私領域的分化、市民與公民概念的茁壯等。而這些背景因素與20世紀以前的中國完全無關。要從中國本身的歷史脈絡中看中國的「近代性」的話，必須放棄以西方歷史經驗為準繩。筆者認為西方國族政治體制是歐洲近代性的關鍵因素，而明清時代的政體與此南轅北轍，不能相提並論。明清時代許多在醫藥方面的發展，或在制度上的創新均與中央政府無關。學者的目光得放在地方政府、地方社會甚至地方家族上。在這些地方，我們看到了傳統社會的理性與穩定性，以及獨特組織能力與創新活力。在這方面，研究者除了必須「把歐洲外地化」作為思考的工具以外，或許也應嘗試適當地「把中國外地化」 (56) 。這樣，或可避免「中國」這個大的概念把史實過於簡約化。而更利於具體而微地重建地方或區域史，從中呈現複雜的「近代性」。中國的「近代性」的探討是否可從這些地方入手，仍有待學者集思廣益。

五、結論

19世紀中國醫療衛生進入「近代」明顯是西方文明衝擊的後果。在時間上稱之為「現代」或「近代」，是理所當然的。不過在「近代性」或「現代性」的其他含義上，所謂「近代的中國醫療」就衍生了更有趣的問題：如19世紀中後期的醫療知識與相關體系是否呈現了一致的「近代性」，猶如西方18世紀以來的結合著經濟、社會、科技、行政體制各方面發展的一套政治理念？當然中國清代的歷史軌跡大異於西方啟蒙時期以來的發展，不可能有同樣的一套醫療衛生體系。在西方醫學與科技衝擊下傳統中國體系所發展出來的新的「近代體系」究竟是什麼性質的「糅雜體」？換個角度問：19至世紀中國的醫療體系所呈現的是何種意義下的「近代性」？在這方面，我認為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夠具體、細緻。

如果從另一角度思考「近代性」，我們是否過分忽略或低估了中國在19世紀以前不同歷史階段所呈現的「近代性」？一些我們習以為常地認為屬於「近現代」的政策與措施，是否其實在更早期的歷史中已看到端倪，原來在中國所謂「傳統」的文化中，可找到促成中國走向在西方定義下的「近代」？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19世紀以來西方科學與醫學知識，及其相關的制度具有強大的普世性，但是本身具有相當牢固的醫療傳統的中國社會如何接受這些科技與制度的融入？如何將西方的有關知識與體制轉化為本身的文化？ (57) 要重建較完整的歷史圖像，我們仍有漫長的路要走。「Provincializing Europe」這個概念無疑是極有用的分析工具，這個想法讓研究者重新檢討近代中國面對「西化」過程中的主動性。甚至在適當程度上「Provincializing China」也是需要的。暫時把「中國」這個較籠統的地理或文明概念擱在一旁，探討個別地方、人物或個別科技發展的具體歷史，研究成果或許更能顯示出歷史的多元與複雜性，成為「近代性」更有效的參考指標。無論如何，我相信從中國醫療史的角度研究「近代性」是可行之路，同時對國際學術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會有重要的貢獻。

本文來源「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