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0日，82歲的徐貽聰從古巴駐華大使佩雷拉手中接過了一頁證書和一枚紀念章。證書上寫著：「在此古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60周年之際，古巴共和國大使館現將此證書頒發予徐貽聰，感謝他為古中兩國關係的發展所作出的寶貴貢獻。」
古巴共和國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也是拉丁美洲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中國與古巴「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關係和情誼建設的見證人、參與者和受益者，曾任中國駐古巴大使的徐貽聰有很多故事要講。
卡斯楚三兄弟和徐貽聰大使夫婦在一次活動上。
卡斯楚問我：渡江戰役三個前線指揮部在哪兒
中國與古巴關係有過幾個不同時期。1960年，整個美洲，古巴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和中國建交的國家。一直到1970年，美洲才有第二個和中國建交的國家。「文革」期間，中蘇爭議加劇，古巴比較支持蘇聯，中古關係冷淡。一直到1989年，兩國外長實現互訪，兩國關係得到明顯的改善和提升，進入了正常化階段。
我於1993年9月被任命為中國駐古巴大使，在古巴工作到1995年12月。那時候，兩國關係在改善當中，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世界上引起很多熱烈的反應，像古巴這樣的國家，對我們的改革開放非常關注，要多方面了解中國的情況。所以我在古巴兩年多的時間，跟卡斯楚三兄弟，跟古巴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員都有非常密切的、頻繁的往來。
1989年，我在外交部拉美司當副司長。6月份，我陪同錢其琛外長第一次對古巴訪問。那次訪問中，卡斯楚給了錢其琛外長非常特殊的接待，兩人前後進行了8個小時的會談。我在現場做記錄，記到最後，我這手都已經寫不了字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菲德爾·卡斯楚。
菲德爾·卡斯楚，大家都叫他「總司令」。這個人確實有特點、有個性，他為自己國家的獨立主權，不懈鬥爭了一輩子。古巴就在美國邊上，他經歷了11任美國總統，美國對他策劃了多達638次的暗殺行動，但都「莫奈他何」。他有一種氣概，很了不得。
我和他進行過很多次談話，每次談話的時間都比較長。他會問各種各樣的問題。從他的提問中，你可以感覺到他對世界形勢的關注和了解，對中國的關注和了解。
我一到任，他就和我談了5個小時，從中國的遠古歷史到近代史，再到中國的革命歷程。他提了一個問題，真把我問住了。他問我：「你們解放軍渡江戰役有三個前線指揮部，這三個指揮部在哪裡？三個指揮員都是誰？」我自信對中國歷史還是比較了解的，但也只好說：很抱歉總司令，這個細節我沒記住，我回去查一查。他卻說，我查過，我可以告訴你！
他對毛澤東非常尊重，對鄧小平的情況也很熟悉。他告訴過我，鄧小平公開發表過的東西他都看過。他明確講過，鄧小平用改革開放政策，保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這對世界很關鍵、很重要。
我1993年9月份到任駐古巴大使之前，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經出了兩本上下冊的書，把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十幾年之間改革開放的所有文件翻譯成西班牙文，發給省委書記以上的領導，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沒有的。他很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希望他們的主要領導成員能夠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
1995年，卡斯楚第一次來中國訪問，在中國待了8天，訪問了北京、西安、上海、深圳、廣州等5座城市，我全程陪同，他比較詳細地去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各地方的執行情況和發生的變化。
卡斯楚對中國文化了解很深。
我曾經在哈瓦那見到他的兒子。我跟他講：你爸屬虎，我也屬虎。他說：我爸告訴過我，說他的虎，是火性的虎，你的虎，是水性的虎。
卡斯楚這個人讓我感到非常佩服的一點，就是他為國家做了許許多多的事情，但是他沒有為自己做什麼。他的家庭出身是大莊園主，古巴革命初期進行土改的時候，他動員媽媽把所有的土地都交出來。他要求：不要突出個人。所以在古巴，你能看到何塞·馬蒂的塑像，但看不到一個卡斯楚的雕像，沒有一條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很多人知道卡斯楚有一個兒子，但我後來才了解到，他實際上還有三個兒子。在古巴革命之前，他曾有一段婚姻，育有一子，後來離婚。這個長子名叫拉蒙·菲德爾·卡斯楚。（拉蒙是卡斯楚大哥的名字）長子在蘇聯學習原子能，回國後曾任古巴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但後來因為工作原因被撤職，之後在古巴基礎工業部部長辦公室當顧問，沒有實職。前幾年因為抑鬱症自殺。
他的第二段婚姻，和夫人育有三個男孩一個女孩。這段婚姻我是很久以後才得知的，在古巴大多數人也不知曉。
在古巴，年紀大的人叫他兄弟，年輕人叫他父親。他去世的時候，遺體從首都運到東部去，一千多公裡沿途，到處有人排隊等候他的靈柩經過。這說明老百姓愛戴他的程度。這個人確實有很多優點，值得研究，也很值得尊重。
徐貽聰（右5）在古巴菸草種植園參觀
勞爾·卡斯楚愛唱《東方紅》
菲德爾·卡斯楚哥仨。哥哥拉蒙·卡斯楚，早年參加過古巴革命鬥爭，搞地下活動。古巴政權成立後，他一直致力於古巴的農牧業研究和推廣。
卡斯楚辭去黨政職務後，他的弟弟勞爾·卡斯楚接任。勞爾·卡斯楚跟他哥哥同時參加革命，搞武裝鬥爭，坐牢、流放，一起取得勝利。他一直是古巴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之一。
在菲德爾·卡斯楚第一次訪問中國之前，勞爾·卡斯楚就曾經來過中國一次，在中國待了兩個星期。那次訪問，沒有公開宣布，但是他走了很多地方，切切實實地了解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情況。1997年11月，勞爾任古巴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首次以官方身份訪華，在中國逗留了18天。
勞爾·卡斯楚對中國的感情跟「老卡」（指菲德爾·卡斯楚）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也有他特殊的地方。
他1953年第一次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聽到中國人唱《東方紅》，就學會了這首歌。以後每次只要有中國人在，他一定要唱《東方紅》。用中文唱。我每次跟他見面，他都會唱。有一次，一個聚會上，古巴共產黨中央十幾個政治局委員都在場，他讓大家一起唱《東方紅》，還開玩笑說：今天有好幾個人不會唱，下次還不會唱的話，就不請你們參加聚會了。
2012年勞爾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已經是古巴的最高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宴會上，他特意請軍樂隊演奏《東方紅》。那次我也在現場，感到這種感情是自發的，很深。
請卡斯楚吃全豬宴
我在古巴的時候，有一個華裔好朋友，早期曾跟卡斯楚一起在山上打遊擊，管他們的後勤。古巴革命勝利以後，他擔任勞爾·卡斯楚辦公室主任，當了8年，所以他跟他們兄弟三人關係比較密切。有一次他跟我說，你能不能請勞爾·卡斯楚吃一次肥腸。我說，他喜歡吃這個？好，我去找一找。我就讓我們大使館廚師去找。
古巴飲食中，中餐的成分佔很大比例。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人去古巴的時間比較早，大約180年前，中國人最早以「契約華工」的身份被販賣到古巴參加甘蔗生產。最多的時候曾經有幾十萬中國人生活在古巴。所以，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的飲食文化在古巴影響很大。在古巴兩次爭取獨立的鬥爭當中，還有中國人成營建制組成軍隊，他們非常勇敢。在古巴哈瓦那街上，上世紀30年代，豎立起一座古巴華人紀念碑，上面是古巴政治家貢查羅·德·圭薩達的題詞：沒有一個古巴華人是逃兵，沒有一個古巴華人是叛徒。
古巴是拉美少有的以吃豬肉為主的國家，烤豬肉、烤乳豬是古巴人最愛的食品。但豬下水，在古巴街上是沒有賣的。
後來我們大使館廚師真的從屠宰場找來了肥腸，請勞爾吃了一頓飯。之後過了大概有十幾天，我在一個使館的招待會上見到「老卡」。他說，你請別人吃好東西，為什麼不請我？我有點摸不著頭腦：我沒請別人吃什麼好東西，沒有請你啊。他說，你是不是讓勞爾到你那吃肥腸了？我說，我不知道你也喜歡吃這個，你要是喜歡的話，我們可以再安排一次。他說，你趕快安排，我還會帶很多人去。
很快我們又組織了一次：除了豬腸，從豬頭肉、豬耳朵、豬肚、豬肺一直到豬尾巴都有。我跟他講，今天我請你吃全豬宴。那一次，真的去了不少人。吃完飯以後，他又給我打電話：我們今天在你這吃的那麼高興，佔你預算太多了，我給你彌補一下。當天下午，他就讓人給我們大使館送來一頭豬，是用卡車拉過來的。
老卡這個人看起來很嚴肅，但是其實非常平易近人，還愛開玩笑。他筷子用得很好，喝湯時，他要先用筷子把湯裡面的東西撈出來吃完了，再把湯碗端起來喝。結束後還跟人講：徐老師今天沒請我吃飯（只請我喝湯）。他喜歡了解中餐，每次一起吃飯，一定會問，這道菜叫什麼名字，怎麼做出來的？怎麼個吃法更有味道？
與古中友協會長共同欣賞小樂隊現場表演
被記過處分的副省長
古巴有1200萬人口，87萬黨員。古巴共產黨機構共有三級：中央、省和市。
我在古巴兩年多，對古巴的幹群關係印象很深刻：幹部能上能下，今天可能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明天就可能被選舉到一個什麼地方任職。這種特點非常明顯。
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二書記馬查多，是我在古巴時負責管組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他曾告訴我，他能叫得出全國75%的黨支部書記的名字！
還有一種現象，我以前跟人家講過，有的人不相信，但我在古巴確實碰到過這樣的情況。當時古巴大部分車都是蘇聯產的拉達，政府官員基本上沒有私車，公務車有官方的汽車牌照，是藍顏色的。老百姓碰見這樣牌照的車，就可以攔車。問一下，車去哪裡，可以搭車嗎？如果車上有空位置，這車去的方向跟你要去的方向是一致的，公務車就必須把你送到要去的地方。有一次我到古巴的一個省去，一個副省長告訴我，他被批評了。我問，為什麼被批評？他說，我在路上碰見一位女士要搭車，因為有緊急公務，沒能把她送去。她告我，我被記過處分了。
當時的古巴外長有兩輛公務汽車，但是他自己平時是騎自行車上班的，後座還帶著他上中學的兒子。有一次他騎自行車在街上被一個歐洲國家大使的奔馳車撞到了，大使一看撞到人，就趕快下車，扶起來是外交部長，嚇壞了！可外長撣撣衣服，發現沒受傷，騎車走了。
就是這位外交部長，第一次去外交部上班的時候，門口的警衛不認識他，見他把自行車放到車位上，就說你不能放在那兒，這是我們外長停車的地方。他回答，以後這地方就放自行車了。
古巴幹部這種故事很多，我還曾經給我們中紀委訪問代表團講過這些例子，他們請我把這些內容寫成文字給他們。
當時古巴有它的客觀情況，一個是汽車本來就少，另外沒有汽油。我在古巴的時候，它的全部汽油都要靠進口。有一段經濟困難的特殊時期，古巴甚至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偷汽車不犯罪，偷自行車要坐牢。
我在古巴那兩年，街上很少有汽車。但最近幾年再到古巴去，街上也開始塞車了。
卡斯楚要幫美國人治療白內障
我1995年11月離任駐古巴大使，但自此到2018年之間，我又去過古巴十幾趟，主要是推動中國和古巴一些醫療合作。
古巴是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它的醫學教育很發達，醫學院的畢業生首先要到農村去當3年家庭醫生，根據業績情況，再分配到醫院或者其他崗位。我曾經在古巴住了一個星期的醫院，使館同事陪我辦理出院時，發現一分錢不用交：不收住院費，不收醫療費，連吃飯的錢也不收。我說是不是因為我是外交人員？他們回答：所有人、包括外國人，都免費！
古巴在生物藥品的研究方面下的功夫很大，老卡自己管了幾十年，中央政治局有一個委員專門負責這方面的事情。古巴現在在拉美、非洲等120多個國家有醫療隊，有3萬多名醫生護士，其中大部分費用是古巴人自己承擔的，屬於國際援助的一種形式。
卡斯楚曾提出，想在中國建50所眼科醫院，當時我參與了選址，和他們辦事處的人一起到20多個省市找地方找合作對象，但後來因為和我們的醫療體制不一樣，最後沒有合作成功。不過，現在我們的安徽第二人民醫院以及西寧和大同的醫院，都有來自古巴的眼科大夫。古巴衛生部在北京設有辦事處，專門負責跟中國在醫療衛生方面的合作。
卡斯楚在2006、2007年的時候，曾經跟美國人叫板，要免費為15萬美國人治療白內障。這說明他對自己國家的眼科技術很有信心。
今年新冠疫情期間，就我了解到的情況，古巴採取了限制人員流動等措施，情況並不嚴重。看到消息，說他們的疫苗也在生產中。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他們的醫學研究還是有基礎的。
我跟「老卡」哥仨之間的關係，曾被很多人「嫉爐」
我跟古巴有一種特殊的情緣。
1958年，我入讀北京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系，我們那年入學有17名同學，和1959年那一屆一樣，學制5年。但我並沒有念到5年畢業。中間因為中國與古巴建交的關係，17名同學中有13名同學因為參加兩國的合作項目，要做翻譯工作，都走了。因為北外曾經有讓我留校當老師的考慮，哪兒都沒讓我去，包括教育部公派國外留學，北外也沒同意。1963年3月，我們5年級最後一個學期開學的時候，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給北外打了兩個電話，讓我們還在繼續讀書的4個人，全部去北京周報西班牙版報到。我是班長，代表幾個同學們去辦離校手續。辦到一半，又接到總理辦公室另外一個電話：讓我到外交部，主要工作是也是跟古巴有關。
古巴與中國建交以後，很快便在中國設立了使館，派來大使，他們要求外交部派一個翻譯。我就是被總理辦公室派去做翻譯的。從那時候開始，我在古巴駐華使館一共工作了8年，為古巴的前三任駐華大使當翻譯。
其實，1960年11月，我還在北外上3年級，切·格瓦拉訪問中國時到北外去，學校安排他到我所在的那個班去參觀，我還被指定為班級學生代表跟他進行了一些接觸。
1965年，切·格瓦拉第二次來訪問的時候，我已經在古巴駐華使館做大使翻譯，有機會隨從他參加了一些活動。
從中國古巴建交開始，一直到我退休，我的工作多多少少都跟古巴有點關係。我跟「老卡」哥仨之間的關係，曾經被很多人「嫉妒」，因為非常特殊。
我跟古巴之間的關係，時間長，參與程度比較高，密度也比較大。我覺得自己是中古關係的參與者、見證人，也是受益者。10月30日，古巴駐華大使為我頒發了證書和紀念章，這些榮譽讓我感到非常驕傲。
徐貽聰 口述 杜軍玲 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