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或1839年的某天早上八點——時刻是確切的，但不確定年份——發明家路易–雅克–芒代·達蓋爾（Louis-Jacques-Mande Daguerre）在巴黎11區塞宋大街4號的一個窗臺上架設了一個照相暗箱。他將鏡頭越過樓下的屋頂，對準了聖殿大道。進入暗箱的光線使一塊鍍了薄銀的銅版曝光。達蓋爾使用汞蒸汽作為顯影劑，將成像結果反饋到銅版上。
一、相機的出現
達蓋爾最初相機原型的曝光時間需要10分鐘左右。對於記錄下那些在聖殿大道上往來的行人和馬車來說，這個曝光時間就太長了，所以車馬都只留下一片模糊的影子。但有一個人此時剛好停在原地擦鞋，他靜止的時間夠長，足以讓他出現在達蓋爾的相片上。照片上還能分辨出其他人模糊的輪廓：只要在那裡逗留的時間足夠長，就能留下一個影子，但是縹緲有如鬼魅。只有這個擦鞋的男人形象是完整而清晰的，於是他就當之無愧地成了史上第一個被拍下照片的人。他的形象太清楚了，以至於有些攝影史學者懷疑他是不是達蓋爾有意安排在那裡的。無論是否出於刻意安排，他的形象都表明了攝影技術的巨大潛力：它能夠將人物形象顯現並固定在玻璃幹板，再轉到相紙上，凡是藝術家們通過暗箱鏡頭看見的景觀，都能這樣被永久固定下來。
肖像攝影是一種意義深遠的革命性媒介。此前，畫像對大多數人一直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攝影技術的快速完善和發展讓幾乎每個人都能接觸到相片，之後這種普及還推廣到了相機本身。攝影不但讓人的形象得以長存，更使其可以傳播，它讓活著的人們有機會凝視自己先祖的面容，也知道自己的後人也將繼續可以這樣做。然而相機在藝術家們的手中，除了製作影像記錄之外，還大有可為。
二、藝術家手中的相機大有可為
首先出現了這樣一群人，他們認為肖像攝影能夠捕捉被拍攝人的內在個性，這其中就有加斯帕–費利克斯·圖爾納喬（Gaspard-Felix Tournachon），他更為人所知的名字是納達爾（Nadar），這個別名他從年輕時就一直使用著。納達爾是位諷刺畫家、小說家和出版商，同時也是一位攝影師。可能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迷戀自我展示和推銷的人，充滿旺盛的精力和無限的熱情。這種活力和才能讓他成為當時巴黎社會的一個著名人物。他的名氣大到他的朋友，著名作家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給他寫信時，什麼地址都不用，只要寫"納達爾收"，就能穩妥地把信寄到他位於卡皮西納大道的工作室。利用他的社會影響和當時剛剛問世的溼膠法攝影技術，納達爾成了一代肖像攝影大師。（溼膠法取代了達蓋爾銀版照相法，將之前長達數分鐘的曝光時間縮短到30秒。）通過用光、布景、服化的實驗創造出一種更輕鬆自在的氛圍，這種進步讓納達爾得以捕捉拍攝對象的內在個性。他的工作室拍攝了一大批優秀的攝影作品，包括小說家夏爾·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大仲馬（Alexandre Dumas）以及著名女演員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的肖像。
由於這種技術正誕生於歐洲的城市化進程如火如荼之時——這個現象在歐陸發生得比在英國晚一些——攝影技術的另外一大主題就是城市本身。巴黎當時正處於一場激烈的全面變化之中，既是創造也是毀滅。在這個過程中，相機就被用來記錄一個巴黎的死亡和另一個巴黎的誕生。在向現代化的一路狂奔中，每個星期都有更多老舊的中世紀巴黎城區被拆除。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整片整片的街區被拆除，重建起一個規劃好了的城市。這項拆除—重建工程被稱為"奧斯曼化"——得名於主持這項工作的那位冷酷無情而又頗有遠見的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ene Haussmann）。
作為出身名門的官僚，奧斯曼曾經是拿破崙·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崙（Louis-Napoleon）早期的忠誠盟友。在這件事上，奧斯曼押對了注。路易–拿破崙後來成了第二共和國的總統，之後又成為皇帝，稱拿破崙三世。作為回報，他給了奧斯曼極大的權力，來推進這個新首都建設計劃。那個在此進程中即將消失的城市根本上是中世紀的，逼仄溼暗，有種說法是，新鮮空氣和陽光根本無法進入那裡。
然而，趕在舊巴黎在歷史進程中逐漸消失之前，一位攝影師查爾斯·馬維爾（Charles Marville）嘗試記錄下了這個城市曾經蜿蜒狹長的街道和老舊腐壞的建築，記錄下他從孩提時代就熟知的城市（他自己家的房子也在重建計劃中被拆除了）。隨著人口激增到逾100萬，巴黎成為一個社會問題不斷惡化的城市，同時代的曼徹斯特和紐約貧民窟裡的所有問題都在這裡發酵滋長。雖然巴黎的工業化程度相對不那麼高，也更多地保留了一些中世紀的氣質，但整個城市並不浪漫，尤其在馬維爾拍攝的諸多驚人的影像中，更是毫無浪漫色彩可言。他之後受僱於巴黎歷史建築部拍攝的照片，就是在以圖像的方式，既記錄了舊都城，也記錄了興建中的龐大建築工程。許多他更令人難忘的影像，拍攝於新舊交替的進程之中：老城已變為一片瓦礫，而新興的大城市正在修築，尚未成形。
從奧斯曼的重建計劃中脫胎而出的巴黎，已經擴張了許多。拆除了大約兩萬座建築，又新建了近三萬座。據一些學者估計，人口也翻了一番。但"奧斯曼化"的人道成本是相當巨大的。成千上萬的巴黎窮人被趕出城市，他們的房屋被拆除，蓋起了政府大樓，或是他們根本無力承擔其房價的中產新住宅區。這些不幸的人們被驅趕到不斷擴張的郊區。為這個大都市的重生拍下最不尋常的影像的，正是納達爾。他走出工作室，並讓相機飛上了巴黎的天空。納達爾除了是當時著名的肖像攝影師，還是航空技術最熱情的推廣者，也是"重於空氣的飛行器推廣協會"的創始人之一。1858年，他意識到將這兩種跨時代的技術——相機和熱氣球——結合到一起，是具有可能性的。
結語
到了19世紀50年代，熱氣球的安全性就比更早的蒙戈爾菲耶氣球——就是當拿破崙佔領埃及時，墜落在開羅的埃茲貝基亞廣場的那個——要高出不少了。納達爾使用的是一個系留氣球，在凱旋門附近起飛並上升到1600英尺的高度。在氣球的平臺上，他拍下了史上第一組航拍照片。在空中鳥瞰巴黎的圖像，成為19世紀現代化的標誌性畫面之一，因為只有從空中，人們才能真正了解到奧斯曼拆建項目的整體規模。不可否認的是藝術家們的行為與思維都是超前的，他們能化簡為繁，為社會藝術的進步與發展帶來的驚喜是普通人永遠也無法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