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氣球》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首映，引起了國內外影人的強烈反響。隨後，導演帶著這部電影參加了上海、多倫多、東京、釜山、平遙等多個電影節，斬獲多項提名和獎項。
明天，電影《氣球》將在全國上映。11月10日，我參加了萬瑪才旦第七部電影《氣球》的點映場次。
影片由孩子將保險套吹起的白氣球講起，討論了西藏地區因女性在生育和轉世的傳統之間，產生的糾結不安的情緒和矛盾。《氣球》沒有讓我失望。在我看來，這部影片就像是一隻氣球飄在空中，給今年的國產電影市場塗上一抹驚喜的亮色。
採訪萬瑪才旦導演是非常突然的想法。
看完電影，從影院到回家的路上，我心中有很多問題想問問導演，特別是關於影片中現實與超現實的情節。於是，我開始微博私信、微信溝通聯繫採訪，終於接近12點的深夜得到團隊答覆。由於行程安排，導演只能在第二天臨時給我擠出40分鐘的時間。我開始急忙整理著採訪提綱，腦海裡閃回著一幕幕關於《氣球》的畫面。
翌日下午5點，在moma百老匯影城的二樓書店，我見到了導演。我們坐在一個角落裡，周圍拉上了黑色的帘子，細縫中偶爾會透過微弱的燈光，外面交談的聲音聽得一清二楚，卻一點兒都不影響萬瑪才旦溫柔的聲音。導演身後的牆上掛著小屏電視，循環播放著《氣球》的預告片。當我看嚮導演時，總能被電視裡飄過的紅氣球吸引。昏暗又私密的採訪氛圍，讓我有一種身在影片的超現實情節之中的錯覺。
已超時了20分鐘，導演還要接著參加映後交流，採訪只能結束。我站起身對導演說：「我第一次見您是在四年前，《塔洛》的點映活動上，我當時問了一個小問題，獲得了您籤名的電影海報。」
導演也站起身，微笑著對我說：「是嗎？時間過得真快呀。」
靈感
一切從看到紅氣球開始
北青報：最初您是怎麼想到《氣球》這個故事的呢？
萬瑪才旦：大概是十幾年前，我還在北京電影學院上學的時候，當時要去中央民族大學，在中關村雙安商場附近，看到了天上飄著一個紅氣球。那是一個秋季，我覺得紅氣球的意象特別美，很有電影感。腦海裡就想起電影史上的一些作品，像艾爾伯特·拉摩裡斯的《紅氣球》、侯孝賢的《紅氣球之旅》等。之後，我就開始聯想到小時候的生活，經常能遇到或者聽說小孩子會把大人用的保險套吹成「氣球」玩，於是想到了白色的「氣球」。最後就有了紅氣球和「白氣球」的關聯，故事就成形了，我很快就把劇本寫出來了。
不過，當時劇本中有些情節沒有過審。我有點為這個故事感到可惜，所以又根據劇本改成了小說。大概是2017年，小說《氣球》發表在了《花城》雜誌上。等到計劃生育政策放開之後，我在原本的基礎上又做了調整，就拍了這部電影。
北青報：當我看到結局，飄在天空的紅氣球越飛越遠，一下子就想到了電影《紅氣球之旅》，這是在致敬侯孝賢導演嗎？
萬瑪才旦：不是。我覺得這是故事發展的一個自然結局吧，小說的結局也是這樣。剛開始想要做這部電影的時候，一開始就先想到了結尾：最後一個紅氣球從小孩手中脫落，飄上天空，越來越高，直到消失不見。所以，在電影中怎麼讓最後一個紅氣球脫落飄上天空，這個情節想了很長時間。最後想到的是兩個孩子爭搶氣球，有一個紅氣球突然莫名其妙地爆掉，這樣就只能有一個紅氣球飄上天空了。
北青報：紅氣球飄上天空之後，故事裡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天空中的紅氣球，這有點脫離現實的感覺。
萬瑪才旦：是啊，紅氣球或者說是「白氣球」代表的保險套，跟故事中所有的人都有過關聯。當這樣一個象徵生命和希望的紅氣球飄上天空，他們每個人都有些無奈，只能看著它越來越小，直到消失，似乎他們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裡面都看到這樣一個意象。這具有超現實的感覺，因為在實際的時空裡，他們不可能同時看到這個紅氣球的。
萬瑪才旦的《氣球》令人深思
創作
非理性的故事
可以在超現實的表達中變得合理
北青報：超現實或者夢境的表達似乎是您一直很喜歡的創作方式。四年前，我看完《塔洛》問過您關於電影中KTV放著一幅畢卡索的《夢》的畫，之後再看您的《撞死了一隻羊》更是具有大量夢境的表達。這次《氣球》仍舊秉承這一特點，您很喜歡「夢境」的表達方式嗎？
萬瑪才旦：對，我很喜歡。夢、幻覺或是超現實的東西，在我2000年之前的小說就涉及到了，只不過我拍電影開始沒有涉及到而已。因此，很早以前在文學中常用的表達，就自然地進入了電影的創作當中。我認為這是一種延續，特別喜歡這樣的方式。
比如小說《流浪歌手的夢》，整篇就是講述了一個夢，一個女孩在他的夢中長大，最後等他見到女孩的時候，女孩可能已經死了。我對夢這樣的東西很感興趣。
北青報：覺得夢是現實的一種補充？
萬瑪才旦：這樣可能就太過簡單了吧。我覺得夢有很多非理性、不規整的東西。有時候我覺得創作就像是夢，自己在寫小說或者寫一個故事的時候，就像是做了一個白日夢的感覺。這個「白日夢」是規整過的，但夢其實是沒有什麼規整的。
北青報：夢可以很放飛。
萬瑪才旦：對。創作是經過訓練的，講故事是有方法的、有規律的。夢是非理性和荒誕的，但是把故事放在夢裡也是成立的。所以，在夢的表現上就有很多跟現實相對照的東西，它是完全非現實的、非理性的、荒誕的，但卻是合理的。
北青報：就像電影《氣球》裡，哥哥背上的黑痣可以用手拿下來，這也是一個超現實的情節。
萬瑪才旦：是的，一方面這個情節是對後面故事的鋪墊。小兒子要看痣，馬上就轉入了超現實的段落當中。在超現實的段落中，痣是可以拿掉的，像在夢裡一樣荒誕。這就意味著痣是一個不確定的東西，可以把它拿下來追著跑著玩，這為之後轉世的情節做了一個暗示。
另一方面，我自己就在西藏的文化體系當中成長的。因此，當我離開本身的文化體系，接受其他文化體系的系統的教育之後，會對原本所在的文化有著反思。
去年開始，我就對萬瑪才旦導演的新片《氣球》充滿期待。
拍攝
沒想過突破或是創新
北青報：我看到海報上的紅氣球時，腦海裡想到的畫面具有強烈對比的色彩。但是當我看到電影之後發現，影片的整個色調有一種清冷的灰色調。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色調呈現呢？
萬瑪才旦：色調很重要。一開始拍的時候，我就要想好電影需要一個什麼樣的色調。那麼，電影整個的拍攝、光線，以及燈光、氣氛的營造，都必須得圍繞這個色調展開。這樣才能在最後剪輯的時候，有可能達到現在的效果。
這部電影的色彩，我們調了很長時間，我們把影片裡面或者環境中，像黃色的草或者綠色的東西，這種比較偏暖色調給壓低，讓大家感受這種清冷色的感覺。
以冷色調為主，更能突出人物的情緒。這是一個傷感的、壓抑的故事，所以它整體的色調肯定要統一。最後只剩下紅色，是一種比較熱烈的或者象徵生命的紅。調色的時候，我會強調越紅越好。比如氣球飛走的時候，我們會逐漸地調色，氣球的色調會可能更鮮豔，就像血一樣，或者像一個生命一樣。
北青報：除了色調不同以往，《氣球》的攝影也和之前的作品是不一樣的。之前您用的更多的是固定機位去拍攝，讓人物在限定的空間中遊走，而這次卻用了手持攝影。很多評論都稱讚《氣球》是您突破自己的最好的影片，這次不同的形式是在突破自己嗎？
萬瑪才旦：形式也是內容的一種。這是為不同的內容找到適合的形式，我拍電影沒想過去突破或是去創新。
我覺得拍攝形式是跟故事情節的設置，尤其是人物的處境有關聯。因為影片女主人公卓嘎處在一個非常焦慮的狀態，她的內心是充滿不安的，具有焦躁感。所以，這個人物用固定鏡頭當然也能拍，但是怎麼能強化她的情緒和處境，就需要找到一個方法。跟拍手持的形式，加上連續的長鏡頭，我們覺得特別能強化人物，就好像跟著這個人物進入她的生命，也進入了她的內心一樣。我認為這樣的方式是比較準確的吧。
北青報：所以，主觀鏡頭也少，很多都是跟鏡頭。甚至拍攝對話時也沒有頻繁的對切，而是有很多遮擋的長鏡頭，或是鏡頭從一方搖到另一方。這也是體現人物內心的表達？
萬瑪才旦：對。不同的情景用了不同的方式。影片一開始是用保險套作為遮擋，透過孩子的視角看成人的世界，但是走到大人跟前的時候，手中吹起來的保險套就被大人扎破了，這也為後面的情節有暗示吧。
大家談到最多的情節是，卓嘎去醫院找女醫生要保險套以及討論做絕育手術。話題本身具有一種私密性，這種話題在藏區是不會在公開場合交談的。卓嘎的內心是害羞的，遮擋的鏡頭就像是偷窺一樣。把一個很私密的，可能具有羞恥感的話題帶到了大庭廣眾之下，她們內心也產生了羞恥感，所以需要靠遮蔽的場景去體現人物內心。
也許西方國家或是中國內地的一些城市的父母，可以很隨便地談論性的話題，但是在藏區就會覺得羞恥。
北青報：所以，您還設置了一個情節，就是在吃飯的時候播放著關於試管嬰兒的新聞。
萬瑪才旦：爺爺代表了傳統或者是保守的一方，讓孩子立刻關掉電視，這是不能講的話題。但旁邊的男主角跟女主角，會覺得是正常的。尤其是男主角，他認為那是科學。但是，最後當真正面臨選擇的時候，他還是會站在傳統的一面。所以他們每個人物身上都充滿了雙重性，充滿著矛盾和撕裂。
釋疑
電影裡還有沒講到的故事
北青報：女主角卓嘎的雙重性很明顯，一方面不敢說保險套，另一方面又決定去做人流。這算是一個傳統女性逐漸自我覺醒的過程嗎？
萬瑪才旦：更像是一個萌芽吧，只是剛剛有了可能覺醒的意識。她肯定是不徹底的，就像魯迅的小說《傷逝》一樣，雖然出走了，但是他們最終還是走不開大的環境。
北青報：所以，影片也有一個出走的段落。
萬瑪才旦：這是對現實的一種逃避吧。開放式的段落也就在於此，不管女主角是否去打胎，但她都是跟隨著具有尼姑身份的妹妹去寺廟裡贖罪。身處那樣的環境給了她很大的壓力，真正的逃避她還做不到，只能是短暫的出逃。她不像醫院裡的女醫生，認為生一個孩子就足夠了，女醫生有很明顯的選擇。但是女主角所受的薰陶就不同，她不會那麼決絕，因此很糾結。
北青報：可以看出，做尼姑的妹妹也是個有故事的人，雖然您把這條線埋得深了一些，沒有交代過細的情節，但基本能知道妹妹經歷過什麼，仍然是有關女性生育的事情。
萬瑪才旦：其實，妹妹這條線可以很豐滿的，但是我覺得沒必要。影片故事主要人物是卓嘎，裡面所有人物，包括她的妹妹的出現都是為了凸顯卓嘎。卓嘎出於什麼樣的環境，有著怎樣的羈絆，都是可以知道她如果做了某種決定，會是什麼結果。因此，姐妹之間形成了很大的參照。
原來的劇本還有一條輔線可以參照，是藏族家喻戶曉的寓言故事《和睦四兄弟》。故事是大象、猴子、兔子和鸚鵡四個動物，在一棵結滿果實的樹旁結拜兄弟，可是它們分不出長幼。於是，它們各自講誰先來到這裡的。大象說它來的時候樹已經有果子了，兔子說是樹長高但沒結果的時候來的，猴子說來這裡時樹才有樹枝，鸚鵡說它來的時候這棵樹還只是樹苗。很多家庭都會掛這幅畫，象徵著和諧。所以，原本電影裡和這個故事有參照。大兒子江洋回來會和兩個弟弟排練這個故事，還少一人，就拉上爺爺來扮演大象，年齡最大的爺爺扮演輩分最小的大象。可惜的是，因為片長這段被剪掉了。
北青報：這幅畫在學校的黑板報上有畫，動物的對照充滿著整部影片。包括男人對應種羊，女人對應一直未生育的母羊。這樣的對應，也體現了人的動物性一面嗎？
萬瑪才旦：對，在對話中，卓嘎覺得自己男人就像種羊，那麼，羊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也是一組參照。人們借來種羊生下更好更優的羊，而在人的世界裡，生育就要變得克制，這就形成了參照。
北青報：在您的電影中，很多都是以男性為視點人物。可是，我每次都會被女性角色吸引，您在創作的時候有先女性或女性主義傾向嗎？
萬瑪才旦：可能是湊巧吧，正好是碰上了女性主義熱潮的年代。當然，主要是現實也是這樣，恰好講述了這樣的故事。
文/本報記者 韓世容 供圖/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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