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當代藝術家克裡斯·波頓
關於克裡斯·波頓
克裡斯·波頓，男性，美國當代藝術家。1946年出生於美國波士頓，在西海岸長大，獲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美術學士，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獲得藝術碩士，1972年定居威尼斯。波頓個人與其作品的介紹在中國並不多見，唯一可以查閱到的只有寥寥一兩篇文章和2007年由Thames&Hudson出版的厚本專著《Chirs Burden》。從《Chris Burden》一書中可以看到，藝術家進行了不同類別藝術的大量嘗試，其中以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最為突出，有爬過布滿碎玻璃的地面、將自己釘在車上和讓人用槍射自己，也有建造房子、製作飛機和各種天馬行空的裝置方案。
關於《槍擊》（Shoot）
▲ 波頓 《槍擊》現場 行為
1971年11月19日晚上7點45分，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安娜的F空間內（F Space），在一小群朋友的注視下，美國藝術家克裡斯·波頓（Chris Burden）站在牆邊，讓他的助手於15英尺外使用一把步槍向他射擊，一發子彈從槍管噴出並擊中了波頓的左臂，自此，波頓最為人熟知的行為作品《槍擊》（Shoot）宣告完成。
然而，由於作品完成過程中藝術家的刻意掩蓋，《槍擊》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軒然大波，這主要是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品所選擇的F空間是由他的追隨者藝術家經營且這個空間並不是那麼為人熟知；另一方面，藝術家只限自己的一小群很親近的朋友到場觀看這件作品。直到兩年後，著名的時尚雜誌《時尚先生》（Esquire magazine）再次在一篇文章中著重描寫了波頓的這一作品，《槍擊》才被大眾所熟知並在普通民眾、批評家和美術史家中引起廣泛的爭論。無獨有偶，33年後的2004年11月，他的一名學生從一個紙包裡拿出一把左輪手槍，將一顆子彈放入槍中，用一個俄羅斯轉盤中的經典動作，旋轉手槍，把槍對準自己的腦袋然後扣動扳機。手槍並沒有射出子彈然後學生突然逃出教室遁入夜色中。幾秒後，教室裡的學生聽見從停車場傳來一聲槍響。波頓當時並沒有在場，在他得知大學拒絕懲罰那個學生後辭去了自己28年的教學職位。而這一事件，使得波頓《槍擊》這一藝術行為又一次被推上風口浪尖。
肖魯與《對話》關於肖魯
肖魯，女性，中國當代藝術家。1962年出生於中國杭州，父親是中國美術學院（原浙江美術學院）院長肖峰。1984年畢業於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附中，1988年畢業於杭州浙江美術學院油畫系（現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曾長居澳大利亞雪梨，現居住、工作於中國北京。
1989年2月，肖魯攜畢業作品《對話》參加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中國現代藝術展」，眾目睽睽之下在展廳中向自己的作品連開兩槍，以此直接造成了上世紀80年代新潮美術運動在越界點上的謝幕。此後，在中英文小說《對話》、行為藝術《十五槍……從1989到2003》、《一個關於的對話》等創作中，「槍擊《對話》」主題又重現與擴展。她的其他行為作品如《精子》、《婚》、《醉》、《什麼是愛？》，以自己為載體，就情感與社會倫理問題，與自己及社會對話。近年來，其作品從個體女人視角走向整體女人及社會，代表作品有《科學民主》，《惡之花》，《什麼是女權？》，《禿頭戈女》等。
▲ 藝術家肖魯
關於《對話》
▲ 肖魯作品——《對話》
《對話》這一作品首次公開亮相是1989年2月5日於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對話》為一件裝置作品，一對學生打扮的男女青年正在不同的電話亭打電話。電話亭立在鋪滿地面的水泥方磚上,在兩個電話亭中間可以看到一部放在臺子上的紅色電話, 但是電話話筒並沒有放在電話上, 而是耷拉在那裡, 沒人接聽, 兩個鋁合金玻璃的電話亭間距一米左右，中間有一塊大玻璃鏡間隔，在玻璃鏡左邊（女性所在的電話亭）有半個男人的照片，在玻璃鏡右邊（男性所在的電話亭）有半個女人的照片，他們是分離的，此外女性所在的電話亭外貼著一張紅底黑字的「徵婚廣告」及灰底黑字的「治療狐臭」，而男性所在的電話亭外只張貼著一張紅底黑字的「尋人啟事」。
中午11點19分，在「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後大約兩小時, 肖魯向自己的裝置作品《對話》中映射著自己臉的鏡子開了兩槍。肖魯的兩聲槍響震驚了中國美術館和美術界, 同時也震驚了全世界。國內外的諸多報紙和媒體都追蹤報導了這個消息, 並且把《對話》和打槍行為描述為「中國現代藝術展的頭條新聞」。高名潞認為，這件作品可以稱之為中國當代美術史上最有影響的裝置與行為相結合的作品, 也是中國當代美術史上最為重要的標誌性作品之一。由於它的重要性, 幾乎每一本中文和外文的中國當代美術史書都介紹了這件作品, 肖魯槍擊《對話》的錄像和照片多次參加重要的國際展覽。在嘉德拍賣「中國當代藝術二十年」專場中，《對話》以二百三十一萬的價格成交，該作品再次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與討論。
行為藝術：身體與政治
▲ 槍擊
從上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兩件作品中都出現了「開槍」這一行為，不同的是，克裡斯·波頓是讓人向自己開槍，而肖魯是自己向電話亭開槍，但是，在肖魯的行為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射擊的對象是《對話》中的一面鏡子，而鏡子中，恰好映射著藝術家自己的形象。從這一角度來看，其實兩位藝術家的作品中，被射擊的對象都是自己，藝術家自身都是「受傷的」，只不過前者是生理上著實受到傷害，而後者更多的是在精神層面上的一種槍擊。以此來看，兩者的「身體」都受到了傷害，或者說，兩者的身體都是各自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
肖魯的矛盾，困惑，傷感和憤怒是通過打在《對話》裝置上的那兩槍揭示出來的，兩槍都打在了電話亭子之間的那塊鏡子上, 通過鏡子肖魯可以看到自己，也就是說,肖魯是向著自己打槍的, 她是在象徵性地「自殺」。
《一聲槍響半生對話：對肖魯作品<對話>的解讀》
高名潞
維根斯坦曾說過：「人的身體是靈魂的圖景」。在行為藝術的理念中，身體自身已不是審美意義的對象，與傳統的架上藝術的「人體美」的根本差異在於：行為藝術中的身體是形式創造和觀念表現過程與完成的「場所」，而不是最終目的。
對此，邵亦揚教授在《穿越後現代》一書中也曾寫道：「身體是一個多重意義的符號，隱藏在歷史、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身體藝術在當代藝術中佔據了重要位置，身體問題成為當代藝術創作、理論和批評的一個重要部分，主要表現在表演藝術、行為藝術、極少藝術和觀念藝術中。這些藝術的表達方式相互交叉，又與性別、種族、階級等問題交織在一起，體現了人對自身更深入的思考，對17世紀自笛卡爾以來的西方理性主義哲學中的身體/心靈二元對立理論提出了質疑和挑戰。」
在挑戰身體極限的行為藝術中，比較著名的是活躍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維也納行動派（Vienna Actionists）。究其原因，是因為當時的藝術家們處於二戰後奧地利壓抑的社會氛圍中，「維也納行動派用極端恐怖的身體藝術強烈地批評了自己民族歷史上獨裁的天主教會和納粹主義的罪惡」。
從這一角度來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與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國同樣處在一個混亂、壓抑的社會環境和氣氛中。七十年代的美國正處於冷戰的高潮期，且六十年代民眾的反戰浪潮仍然愈演愈烈，大量的美國藝術家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向以資本為中心的、冷漠的、壓抑人性的社會制度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國，由於各種社會原因，也呈現出較壓抑的氛圍。
創作動機對于波頓《槍擊》（Shoot）這一作品的創作動機，《Chris Burden》的執筆者之一Kristine Stile在書中有著詳細的描述：
這件作品是典型地與他的心理背景有關。波頓找到一個朋友，想要他在別人看著的情況下從15英尺外用子彈「蹭」一下他的胳膊。他自從18個月之前發生的肯特大學大屠殺之後就一直在思考如果被槍擊會是什麼樣的感覺，那正是美國衛兵向俄亥俄州的大學生開槍的日子，四名學生被殺死，一名永久殘疾，和8名學生受傷。
波頓曾說過：「肯特大學事件對我來說是個大事（超過了1968年5月的巴黎），因為每個人（在那些天）無時無刻不在騷亂，但是突然就開始射殺。突然的，出現了另一面。
Kristine Stile認為，他對於暴力的快速的新視角產生了一個他問自己的問題。他想知道在這個『每個人都要躲避槍擊』的時候，如果我不管它並且故意地被槍擊會發生什麼？他的答案是：那麼我一定是在一個多麼詭異的灰色區域。
所謂的「詭異的灰色區域」，指的是在一種身份模糊不清曖昧有趣的結果，在《槍擊》這一行為發生後，會造成這麼一種結果：波頓本人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在無形中，藝術家似乎完成了一種救贖。另一方面，就已有的資料來看，就肖魯自身而言，《對話》和槍擊這一行為的創作動機似乎非常的單純，充滿了個人化與情緒化的意味。
15年後的2004年，藝術家肖魯第一次發表了對這件作品的「說明」。在2004年寫的文章中，她說：「作品《對話》的原始創意，源於個人情感的困惑。對情感生活的失落使我陷入一種自相矛盾狀態。就像作品所顯示的那樣，一對男女在打電話，但中間那懸掛的電話又明顯地在告訴人們，對話的不暢通。這種複雜而又矛盾的心理狀態，是作品《對話》產生的原始立意。」的確，在80年代肖魯還在上學的時期，男同學和女同學猶如天敵，從不說話，從那時候開始這種「對話」的願望就一直被壓抑著，再加上經歷了初戀的破滅，愛情的失落和少女時期受到的傷害，這所有的生長過程讓肖魯體驗到男女之間真正平等、健康的對話是如此的困難與不切實際。
肖魯還解釋道，《對話》組裝完成之後，中國美術學院工藝系教師宋建明去看這件作品，他當時的感覺是作品過於完整，需要破一破。就這個「破」，肖魯和宋建明談到了用什麼方法：既不打破玻璃，又有破的痕跡，這樣，速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肖魯這時想到了槍，覺得用槍可以滿足一下內心的需要。「出於內心的需要，我對用槍這個想法有一試的欲望。」
作品展現我們已經知道，這兩件作品的首次出現都是在一個正規的美術場所而不是一個隨便的地方或者是一個更加嚴肅更加會引起爭議的地方，這是一種巧合，還是一種藝術家的集體無意識？
在八九藝術大展前，肖魯也只是一名剛剛從美院畢業的學生，而她並沒有像很多年輕的行為藝術家一樣，選擇在自己的母校實施這一行為。有暗示意味的是，在這個事件發生前的一年幾個月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波頓曾解釋過他為什麼沒有選擇在正進行杜尚研討會的加州大學的校園裡完成這一行為：這是一種混亂。你知道這裡有會議並且人們想要做些什麼。但是我開始思考然後我覺得：『槍出現在校園裡，這是有問題的』這對於大學校長會是個危機。這不是關於在大學中實驗或者類似的什麼，我認為在校園背景下做這個（指槍擊行為）對於大學來說會是一個問題。我已經考慮好了槍擊和被槍擊，我想這會是個極好的地方來做這個，然後我對於這件事又多想了一些，我認為這是一個聰明的決定，因為校警將會被捲入。
另外，在1971年實施《槍擊》時波頓寫的一封信中他解釋了他如何做下了不在大學裡實施這一行為的關鍵的決定，他在信中對先鋒派出版物《雪崩》的編輯說道：「我本來想在『杜尚節』裡做這個的，我改變了想法這個行為也將在今晚的F空間實施，我將於晚上7點45被一桿步槍射擊，我希望能有一些好的照片。」
文中提到，「比強調他的行為的聳人聽聞的方面更多的是，波頓專注於他行為的美學結果和此次的照片文件。這並不是說波頓沒有意識到他作品的寬泛影響或者他不是為了吸引人們注意到他的作品上而進行的槍擊，他意識到了而且他就是這個目的。但是波頓只限他的一小群親密的朋友來做他的觀眾,在一個不著名的由他的追隨者開放經營的空間裡表演，並且在倫理上避免任何與警察或大學的對抗」。
▲ 作品《對話》上，子彈留下的裂痕。
▲ 唐宋於中國美術館前被誤抓
而對於肖魯來說，1988年肖魯在浙江美術學院畢業展之前在宋建明的提醒下，想到了用槍，但她的朋友，浙江省射擊隊的沙勇借到槍那天卻無法和她聯繫上，因此打槍的行為在1988年的畢業展覽上未能實施，但這個想法和動機卻一直存留在她的腦海中。而1989年2月5日這天，李松松將槍帶到了中國美術館，肖魯終於將內心一直以來的意念付諸於實踐了。而整個打槍事件，由於當時當事人的失語、媒體的大量渲染猜測以及此後對於大展和《對話》這一作品主導權的爭論，整個借槍、打槍事件蒙上了一層傳奇的色彩。
註：由於版本眾多，下面謹選擇徐虹在《「她」·「他們」·「他」---從肖魯<對話>引起的思考》一文中所提到的事件經過：
在中國現代藝術大展開展之前，在上海的肖魯回到杭州辦託運。期間，偶遇唐宋，肖魯提到自己有關打槍的的設想，唐宋認為很好，問肖魯敢不敢到中國美術館去打一槍，肖魯表示敢。肖魯想到可以向他的小夥伴，在北京的李松松借槍。1989年2月5日上午「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10點半以後，李松松帶槍到了中國美術館。見到肖魯後，把槍交給了肖魯，並教她如何使用。之後，肖魯找到同學居奕，將打槍的想法告訴他，希望他幫忙拍攝，居奕找拍攝錄像的溫普林，兩人一直在《對話》前架起攝像機等待。。。。唐宋來到美術館廣場，見到肖魯就一起走進了大廳，11點10分，肖魯舉起槍，向兩個電話亭間間隔上方打了兩槍，，玻璃鏡面上留下了兩個槍眼。。。。槍擊事件發生後，美術館被清館閉門，北京市公安局循例查找槍枝和肇事者，因為有人看見唐宋和肖魯一起，開槍後肖魯走開了，於是誤抓了再現場的唐宋。後來肖魯自首，兩人關了3天，等公安局查清事實，兩人都被釋放。經文化部批准，美術館展覽重新面向公眾開放。
▲ 肖魯與唐宋
根據上文，我們可以發現，波頓和肖魯的這兩件作品還是有一定的不同。波頓創作作品的動機來自於一個社會性的事件，即肯特大學屠殺案，是「很大」的。而肖魯創作的動機則來自於她自身情感的爆發，是很個人化的，是「很小」的。那麼，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波頓由一個「很大」的動機來想要實施打槍這一行為，最終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實現，並竭力避免與任何倫理到底法律相衝突，而肖魯由一個「很小」的動機來想要實施打槍這一行為，最終卻在一個「很大」的空間裡完成，並驚動了整個藝術圈和所謂的「試探中國法律的彈性」。筆者認為，這也許是一種巧合，也是一種男女之異，亦或是一種東西之別，在此就不作贅述。
什麼是符號？韋布爾英語詞典解釋說：英語中符號一詞（symbol）來自希臘字symballein，意指把兩件事物並置在一起作出瞬間比較。這個詞延續到今天，已有了更加複雜的含義。滕守堯先生在其著作《審美心理描述》中寫道：
符號歸結起來，主要有下列幾種：1.是指某種用來代替或再現另一件事物的事物，尤其是指那些被用來代替或再現某種抽象的事物或概念的事物，如代表和平的白鴿；2.是指一種書寫的或印刷的記號；3.在精神分析學中，符號專指那些代表著被壓抑到心理深層的無意識欲望的行為或事物；4.在神學中，符號是指某種抽象的教條或概括。
很顯然，對符號的上述解釋，是相當簡單的、但也指出了符號的最根本的含義，這就是：它是一種用來代替其它事物或含義的東西。而槍，眾所周知的，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一書中提到夢到槍或者武器代表著暴力、攻擊與反抗和性。那麼，對於藝術家來說，「槍」這一符號在他們的社會環境中代表著什麼？想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兩位藝術家完成作品時各自國家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氣氛。
美國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 在經濟危機不斷深化的情況下,勞資矛盾更加尖銳, 社會危機日趨嚴重。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人民反戰運動和黑人少數民族的抗暴鬥爭在美國國內燃起了烈火。再加上上文中所提到的肯特大學大屠殺事件，整個國家社會氣氛異常壓抑，詹森被迫在一九六八年的總統競選中放棄爭取連任; 當選總統尼克森則在次年一月的就 職演說中公開承認, 美國出現了「 分裂」 , 存在著嚴重的「精神危機」。
反觀中國，1989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同心同德，艱苦奮鬥——1989年元旦獻詞》的社論。社論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十五次全體會議，指出社會治安問題，是多種社會矛盾的綜合反映。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通過教育、管理、法治等各種手段，消除危害社會治安的因素，實行綜合治理。而2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布希談話時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同時，異常巧合的是，同年6月在北京發生了與美國肯特大學一樣的風波。
我們可以發現，在兩件作品完成的臨近幾年，美國與中國都陷入了不同程度上的壓抑之中，在美國，對反戰運動的被鎮壓和以資本為中心的、壓抑人性的、冷漠的社會制度的不滿存在於廣大美國知識分子的心中，並想以各種方式打破這種桎梏。在中國，由於八十年代西方思潮的傳入，自由清新之風席捲全國，這與當時中國貧乏的精神建設產生了極大的碰撞，不少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都意圖做些什麼、改變什麼，但是卻苦於不知如何表達這種衝動。而槍，代表著一種反擊，一種不滿，同時槍在中國還有某種層面的隱喻，而由於不管在哪個國家槍擊他人都是違法的，所以兩位藝術家都選擇了槍擊自己，而這種向自己的槍擊更加具有張力，可以更好地表現出藝術家們對於壓抑時代的最強回擊。
總結：有的批評家認為藝術家個人的創作只是個人思想、情緒的抒發，並不尋求政治的表達或並沒有體現政治的影響，這是不對的，尤其對於當代藝術來說，政治性和批判性貫穿著作品的始終。
以肖魯為例，男性批評家們常常會認為「槍擊《對話》」如果僅僅是出於情感的話就會太狹隘，如槍擊事件後唐宋接受採訪時那樣，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對於這件作品和這個事件侃侃而談；而女性批評家們則認為「槍擊《對話》」本身只是女藝術家對於自己的情感、自己的過去遭遇的回擊，她們高歌女性情感的偉大，為女性的地位不平，對男性批評家或藝術家向作品硬套上種種標籤而表示憤慨。其實，正如高名潞所說的：「《對話》不僅是對現代藝術形式的破壞, 也是個人情感的極大爆發，這個爆發也和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情緒相吻合。所以,沒有個人情感的極大爆發, 也就沒有肖魯槍擊《對話》所引發的時代情感，反之, 沒有時代性的啟發, 也就不會有肖魯個人情感的爆發，這兩種爆發之間的對話或許就是肖魯槍擊《對話》這一行為所表達的登義,儘管它可能是肖魯無意的或者是直覺地感受到的。」
肖魯個人的情感悲劇是她創作的動機，然而這個情感悲劇並不是唯一的，對於她來說，悲劇的對象是她自己，但造成這一悲劇發生的卻是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正是由於那個時代的壓抑和痛苦才造就了她個人的情感悲劇，所以說，不是由想要與過去的訣別之情決定，而是這壓抑的時代才讓她實施了「槍擊《對話》」這一行為。
同樣的，Kristine Stile在文中最後說到，將《槍擊》的這段歷史放進視角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對於那些沒有抓住波頓負責任地行為的倫理背景的年輕藝術家來說（就像波頓的那個學生）。此外，在那段行為藝術越來越多地被對於其複雜性和歷史環境缺乏知識的批評家扭曲，被美術史家不基於作品就給出的理論扭曲，被媒體和好萊塢靠製作行為的大場面來銷售書和電影而扭曲。認真地考察像《槍擊》這種著名的且飽受爭議的作品的來源越來越緊迫。
我們在看待一件作品時，不能將目光停留在作品的形式上，當批評家和藝術史家在評判這件作品時，對同時期藝術家的影響和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影響，在當代藝術史上的地位---哪怕藝術家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克裡斯·波頓的《槍擊》（Shoot）和肖魯的《對話》的影響和在當代藝術史上的地位，正是在於藝術家對壓抑時代的有力回擊。同時,這種回擊使藝術家在肉體的疼痛中,在自身鏡像的破碎中,也得到了釋放和救贖。
作者簡介：▲ 王家北，1992年生於北京，2014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現美國麻薩諸塞大學藝術教育碩士在讀。
(鳳凰藝術獨家報導 本文作者為王家北 責編 黃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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