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一九七三年或一九七四年（記憶恐有錯訛，請荒友指正），我們來到農場已經五六年了，當年稚氣未脫的中學生已經蛻變成了大小夥子大姑娘。按照當時的《婚姻法》，我們都已經過了法定的結婚年齡底線，這時候農場（或整個北大荒）提出了一個口號：「艱苦奮鬥四十年，紮根邊疆一輩子！」
雖然我的心裡象明鏡兒似的：上山下鄉不是「學農勞動」，不是十天半個月就可以回家的，但要說「紮根邊疆一輩子」的思想準備，說心裡話當時那時候可是真沒有，總以為三年五載、說下大天來，來個「八年抗戰」，差不離總可以回上海了吧？
我覺得絕大多數知青和我差不多，都對這個口號很不理解，冷不丁也難以接受：當初只是說「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現在又說要「紮根邊疆一輩子」，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一輩子」要在北大荒紮下根了呢？是不是也意味著我們要徹底和上海「劃清界線」了呢？奇怪的是農場為什麼又一直規定男女知青之間不能說話、不準談戀愛呢？—— 不能說話、不準談戀愛，那就不能成家立業，這「根」咋扎呢？—— 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很奇怪的悖論！
還記得一次次大會小會上連長對知青的訓話：「不準談戀愛！」「別見了女同胞就走不動道！」聲色俱厲，三令五申。
真有膽大包天的知青義無反顧地追求愛情，嚮往幸福，那也完全轉入了「地下」，做賊似的。
那是一個「假、大、空」的年代。《語錄》裡「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人人可以張嘴就來，宿舍山牆上的黑板報也是花花綠綠的寫得滿滿登登。
誰也不敢做「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真有人豁出來了，大會小會的慷慨激昂、哭著喊著爭相發言：「活著就要拼命幹，小車不倒只管推，艱苦奮鬥四十年，紮根邊疆一輩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抑揚頓挫，合轍押韻。
我們農場鼎盛時期有各地地知青近萬人，1979 年我去農場遷移戶口時，那差不多已經是風起雲湧、浩浩湯湯、勢如破竹的「大返城」浪潮後期了，我敢斷言其時農場留下的各地知青總數不會超過 500 人，而且這 500 人也可能如我似的正在辦理戶口遷移手續。一棟棟知青宿舍人去屋空，遍地狼籍，破敗不堪；一個個分場死一般地沉寂，「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整個農場滿目悽涼。
「紮根邊疆一輩子」的知青有沒有？有！那才是真正的鳳毛麟角，那是不會喊「革命」口號的老實巴腳的「後進分子」。
我也是個「口頭革命派」，我也曾表過決心要「紮根邊疆一輩子」，但最終我也離開了農場。之所以寫下這段文字，只是想真實地記錄下那一段被扭曲的歷史。
知青下鄉在北大荒農場，短則五六年，長則十年都打不住，不少男知青學會了抽菸。
還記得我們分場的李幹事最反對知青抽菸了，他多次在大會小會上苦口婆心地說：「我說啊，好些知青學會抽菸了！學啥不好要學抽菸？抽菸有啥意思？抽菸就是燒錢哪！你們想想看，菸捲叼在嘴上，點火燒燒就沒了！不就是燒錢嗎？肺還燻黑了哪！大夥說說，是不是這麼個理兒？啊？」
李幹事語重心長，說得句句在理，而且他身體力行，從不抽菸，但知青只當耳旁風，左耳進右耳出，吞雲吐霧，照抽不誤。
握手牌，0.15 元一盒
知青少有抽「握手」牌的，太掉價。抽這種煙的多為當地老職工，經濟條件不咋的，但比抽蛤蟆煙強一點兒，好歹是捲菸。
蝶花牌，0.22 元一盒
葡萄牌，0.24 元一盒
迎春牌，0.28 元一盒。抽菸不忘「要鬥私，批修。」
哈爾濱牌，0.29 元一盒
葡萄、迎春、哈爾濱，這三種牌子的捲菸知青抽得最多，經濟條件好一點的抽「迎春」「哈爾濱」，差一點的抽「葡萄」。有時候小賣部不是缺這個就是缺哪個，只能有啥買啥。
當年農場小賣部賣捲菸既不需要「煙票」，也不限購。在我印象中「哈爾濱」時斷時續，有時候接不上捻子，比較緊俏一些。
以上捲菸為黑龍江生產。
恆大牌，天津產，價格忘了
這是天津產的，天津知青探親回農場多帶「恆大牌」香菸。價格應與上海的「大前門」相當或略高。
飛馬牌，0.28 元一盒
大前門牌 0.35 元一盒
牡丹牌，0.49 元一盒
飛馬、大前門、牡丹這三種捲菸均為上海產，上海知青探親回農場帶這三種捲菸的較多。其中帶「飛馬」者較少，因為檔次不夠，有點「拿不出手」。
記得當時上海的捲菸還有「勇士」和「大聯珠」，勇士牌的畫面是武松打虎，大聯珠牌的畫面是軸承。
「勇士」的檔次與「握手」相類似，「大聯珠」的檔次與「葡萄」相類似，所以沒有知青會帶這兩種牌子的捲菸回農場。
也有的知青兜裡會揣兩盒煙，自己抽的是「飛馬」，敬給別人的是「大前門」；相反的情況也不少見，摳了八索的，萬一露了餡了就難以做人了。
當年上海的捲菸是計劃供應的，不管該戶沒人抽菸或者家裡有好幾杆「煙槍」，也不分「大戶」「小戶」，每家每戶一份「香菸票」，一視同仁，童叟無欺。
不抽菸的人家可以將「香菸票」送人，也可以找人換雞蛋以改善夥食。
知青帶回農場的捲菸一般都不多，幾回一「共產」差不離就沒了，絕大多數時間還是抽黑龍江本地產的捲菸。
有知青菸癮特別大的，偶爾晚上菸捲斷檔的時候，渾身難受，甚至會踅摸丟在地上的菸蒂拼拼湊湊來一支「自來卷」。
我們剛到農場的第一個月「吃死夥」：工資中扣除 12 元錢，食堂做啥我們吃啥，主食饅頭或大餷子等管添管夠，湯直接放在一隻大桶裡，隨便擓，隨便喝；炒菜一人一份，不可再添。
有點不敢相信：只要 12 元錢（食堂工作人員每人每月僅需扣除 8 元錢；我沒在食堂幹過，一說 9 元）就可以放開肚子隨便吃一個月，32 元工資淨剩 20 元，一大筆巨款！有幸分在上海工廠的同學好像也沒有這樣的福分：他們第一年的月工資是 17.60 元！
早先山東等地的農民呼朋喚友地闖關東，就是圖的關東能吃飽。我挺知足，感覺農場還不錯，雖說夥食差了一點，但不挨餓是絕對沒有任何問題的。本來南方就和北方不一樣，南方吃米，北方吃麵或雜糧。其實，上海也有過吃雜糧的時候。比如，曾經有過好多年規定每家每戶必須購買一部分山芋（各地叫法不同，也有叫紅薯、甘薯、地瓜的），一斤糧票可以買七斤山芋，「瓜菜代」。嚴格說起來，山芋還不能劃歸到「糧食」類裡。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想。
有一些知青的家庭條件比較好，他們搬家似的從上海帶來不少餅乾、罐頭等，以為下鄉就跟鬧著玩兒似的，就指著餅乾罐頭等過日子，吃不慣那饅頭、大餷子。他們不是頓頓都到食堂去吃飯，一看是大餷子就往回蹽，再也不上那酷似「蛋炒飯」的當了。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少吃飯還要被扣 12 元錢，覺得虧大發了，因此吵吵巴火地反對一刀切扣錢，堅決要求實行飯菜票制度，吃多少買多少，這樣才顯得公平！
分場幹部挺撓頭，哭著喊著主張買飯菜票的不止一個兩個，另外浪費也實在太蝎虎，糧食糟踐得都看不下去：一邊是食堂蒸饅頭炒菜都不趕趟，忙得打不開點，一邊是多半盆多半盆的菜，半拉饅頭，甚至整個饅頭就給拽了、倒了，烀豬食的料都是現成的，不用再挖野菜剁西葫蘆了，這麼整下去非得把食堂整黃了不可。
「吃死夥」勉強苦撐了一個月，招架不住了。分場還挺仗義，又給整了一頓「散夥飯」，整上了豬肉燉粉條等讓大傢伙可勁造了一回，同時宣布：自第二個月起吃飯買飯菜票，買多買少，豐儉隨意。
這山望著那山高，一買飯菜票，家庭條件好的和家庭條件差的全都傻了眼。那些家庭條件好的，你帶來的餅乾罐頭等再多，但並沒有食品加工廠隨遷，一個來月早就把存貨坐吃山空了，還得上食堂吃飯。家庭條件差的更覺得算不過來那個帳：「吃死夥」平均一天才四毛錢，現在食堂的菜沾點葷腥就老貴了，四毛錢無論是對付一頓午飯或者晚飯都難說一定下得來！
勞動強度特別大，十八九歲、二十來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不僅能吃，而且吃嘛嘛香。買飯菜票了才知道柴米貴，不能開源，只能節流，走節衣縮食的路子，忙時吃幹，閒時喝稀。
說實在的，不是我們貪嘴：真要放開了肚子吃，32 元的工資也就是剛夠買飯菜票吃飯。
我們農場的地理位置在北緯四十八度朝上，夏季短暫而無酷暑，冬季漫長而有嚴寒。在北大荒農場，我們順應農曆節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按照這個規律幹活、休息。
先說夏天吧。北大荒的夏天早上三點鐘天就大亮了，晚上八點鐘天還沒有黑下來。這時候正是夏鋤時節，我們的出工收工時間是：「早上三點半，地裡三頓飯，晚上回來看不見」，掰著指頭數，每天在地裡勞作十七個小時左右。
北大荒的冬天天亮得特別晚，通常早上八點多了，天還沒亮；下午四點左右，天又早已黢黑了。那時候連隊一天吃兩頓飯，開飯的時間分別是上午九點和下午三點。滿打滿算，一天幹活的時間撐死了也不會超過六個小時。
沒去過北大荒農場的看官可能禁不住好奇會問：「你們歇不歇禮拜天？」，這個問題一言難盡，且聽俺慢慢道來。
既然是農場，幹的是農活，那就有既農忙也有農閒。這麼說吧，農忙的時候不僅每天工作時間長，我們連軸轉，頭拱地，沒日沒夜，不要說沒有現如今的每周雙休了，甚至一個月也指不定能歇上一個禮拜天。農閒的時候，逢到禮拜天可以正常休息。洗洗衣服，竄到場部溜達溜達，再貪心一點，最好晚上分場能放一場露天電影。
幹莊稼活，靠天吃飯，也有老天體恤知青，發善心讓我們休息的時候。一是下大雨，傾缸子大雨，譁譁的；二是刮大煙泡，幾米開外就混沌一片，看不清道。如果碰上這兩種天氣，而且又是在出工以前，堵著門了，那麼這一天就宣布休息或者「待命」，日曆本上查不到，俗稱「外國禮拜天」，是撿漏撿來的。如果已經出工在地裡，是不是要「撤退」，這要看連長憑經驗決斷。如果連長下令撤退，那麼就等於長跑比賽的發令槍響了，全連爭先恐後，一陣狂奔。
所謂「待命」，就是等待命令，大雨隨時會停止，出工的哨子隨時會響起，隨時會集合。
也有的時候雖然因天氣原因不能出工，但也不放假，而是組織學習。學習會常常是讀報、嘮嗑、扯犢子。
分場的有些工種不受天氣的影響，別說下雨，下刀子也得幹活。比如牛號馬號豬號，牛馬豬不能餓著，得讓它們吃飽。你不讓它們吃飽，它們都不是省油的燈，豬號的老母豬第一個就會揭竿起義。知青食堂的工作人員也不能歇著，到點就得開飯，再說我們躺在炕上嘮嗑更容易餓。如果天氣情況特別惡劣，即使不是冬天，食堂臨時宣布一天吃兩頓也有可能。但因此也可能加大了食堂的工作量，因為三三見九，二五一十，反而要多賣出去一個饅頭。
是不是知青天天盼著下雨、天天不幹活，等著食堂開飯、月月領工資呢，沒那回事兒！
好像是 1972 年、1973年，麥收的時候我們農場成天下雨，譁譁的。起先我們還挺高興，因為下雨不用出工，可以躺在炕上神吹胡侃瞎白活了。實際上就歇了兩天，那雨沒完沒了，農場一聲號令，我們全都拿著小鐮刀下地「龍口奪糧」了。
我們都不要休息了，盼著太陽趕緊露臉。其一，因為我們畢竟是農場職工，眼瞅著即將到手的糧食糟踐了誰不心疼？！關鍵時刻，知青個個刀山敢上，火海敢闖，奮不顧身，絕不含糊，那可絕不是瞎話。其二，天天穿著沉重半溼瓦凉的衣褲下地幹活，麥田成了水田，個個成了泥人，遭老罪了！那個滋味，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知不道的！
分場沒有如電影《地道戰》裡那樣的大槐樹上的大鐘，但在隊部跟前空地旁的樹上吊著一塊鋼片，遇上情況緊急的時候，就會有人敲擊鋼片。那鋼片發出的急促聲響不是大鐘，勝似大鐘，在分場的任何一個角落都能聽得真真的。
分場的鋼片輕易不響，如同高家莊的大鐘敲響了準是鬼子悄悄地進村一個理兒，那指定是發生重大情況了。
還記得分場有幾年特別怪異邪門，一年一把大火，有一年是食堂，又有一年是小賣部，濃煙滾滾，火光沖天。鋼片鐺鐺鐺一敲，知青都像訓練有素的消防隊員衝出宿舍，好像也沒個人指揮，但架梯的架梯，上房的上房，打水的打水，傳接的傳接，潑水的潑水，配合默契，忙而不亂，一會兒就能把大火給撲滅了！
照我看城裡的消防隊員也不過如此，奔兩步就呼哧帶喘，好像幹了多少活兒似的，還沒咱知青麻利沙楞。
每年的秋天分場的鋼片總得響它個好多回，一般都是號召知青上場院搶收糧食。
秋天不僅僅是地裡熱鬧，場院上也非常熱鬧。揚場的，攤曬的，灌袋的，裝車的，進倉的，到處都是歡樂而繁忙的景象。
攤曬的糧食主要為小麥，基本上都是女生的活：先是三人一組，一人將有整張《黑龍江日報》那樣大的「推板」插在麥堆裡，扶著，推板的左右上角分別拴著繩子，另外兩人背著繩子往前走，就這樣將一堆堆的小麥攤開。另外還有女生用類似豬八戒的木耙或木鍁把小麥再攤勻，翻動。
在場院幹活不僅可以上食堂吃飯，吃了飯還可以回宿舍倒一會兒。那時候我們能幹活能吃飯能睡覺，什麼都快，倒在炕上不消三兩分鐘準能睡著了，呼呼的，那才叫一個香！
北大荒的中秋節以前也多陣雨，剛才還是響晴的天，沒準一會兒就烏雲密布，陣雨說來就來，隨心所欲，譁譁譁下一陣子說走就走。
每年都有幾回鋼片的鐺鐺聲將我們從睡夢中喚醒，睜眼一看窗外，晚上似的黑下來了，要下雨了！哈爾濱知青小劉最愛電影臺詞，他學著電影《豔陽天》裡的臺詞說道：「看這樣子要來一場暴風雨啊！」所有的知青沒有任何猶豫遲疑，全都撒腿往場院飛奔，搶在大雨到來之前飛快地將平攤的小麥歸堆，飛快地蓋上草帘子，飛快地蓋上苫布。
有一回小劉聽到鋼片聲從炕上一個鯉魚打挺就竄出門去，著急忙慌地馬失前蹄摔了個大馬趴，撩起褲腿一看，波勒蓋兒都咔禿嚕皮了。我收住腳步問他咋的啦？要緊不？小劉咬牙說沒啥大事，一瘸一拐趕緊往場院跑。
常常是我們剛剛把小麥歸好蓋好苫好，大雨瓢潑而下，知青全都成了落湯雞。又常常還沒等我們走回宿舍，陣雨過去了，又是豔陽高照，我們馬上折返場院，等洋灰地一幹，再將小麥攤開晾曬。
不能讓到手的糧食讓大雨給禍禍了，沒有任何人有怨言！關鍵時刻，知青是真正的經風雨，是拉得出打得贏特別能戰鬥的隊伍！
在分場的時候，我們每月的工資是 32.00 元，扣除 0.20 元房租（知青住集體宿舍），實得 31.80 元。按 25.50 個工作日計，每天工資約 1.25 元；按每天收入計，將將好是 1.06 元。
農場以農業為主，春播、夏鋤、麥收、秋收等農忙一來，一個接著一個的大會戰不斷線，幾乎沒有喘氣的工夫。大慶油田有鐵人的「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壯語，我們農場也有「寧可掉了二十斤肉，也要拿下×××！（春播大會戰、夏鋤大會戰，等等）」等壯語豪言，大家都喊口號，表決心，起早貪黑，頭拱地，連軸轉，沒有了休息天。
那時我們壓根兒沒有了禮拜幾的概念，一切行動聽指揮，稀裡馬哈過日子，分場說幹啥咱們就幹啥，分場說幾點出工我們就幾點出工。我們只關注 25 號，因為 25 號是開資的日子，25 號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節日，是一個小豐收的日子。
拖拉機、康拜因運轉了一段時間也得保養，也得給它注黃油，總拿知青豆包不當乾糧、沒日沒夜地不歇著幹活也不是個事兒。我記得後來幾年在農忙的季節分場曾經實行過「月薪日計」，即：月薪基數為 32.00 元，按 25.50 個工作日計，每天的薪酬是 1.25 元。
假定某個月因為農忙，知青一天也未休息，則理論上全月可得到工資：
1.25 × 30 （天） = 37.50 元
「月薪日計」受到了知青的歡迎，至少它比天天幹活幹了 30 天沒逮到一天休息還是拿 32 元公平合理一些。一個月一天也不歇著，累不去說它，還有一個支出成本的問題。「最高指示」說「忙時吃幹，閒時喝稀」，我們是堅決執行不帶打折的，繁重的農活是鬧著玩兒的嗎？那指定要比躺在炕上歇著多吃幾個饅頭幾份菜。
事實上我們的全月「月薪日計」幾乎從來沒有拿過 37.50 元，這是因為一個月 30 天裡不大可能天天都是響晴的天，風調雨順也不是說就不下雨了，雨也會下，就是比較「順」，好雨知時節，該下還得下，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後來我們的休息天就變成下雨天，下雨天成了「法定」的休息天。因為沒出工，所以那一天的「月薪日計」為零。
如果下雨天超過了 4.5 天呢，是不是 32 元也保不住了呢？那也不會。真要歇夠了 4.5 天，那下雨天也得讓知青外出幹活。我覺得 32 元是一條底線，只能等於或大於 32 元，如果拿不到 32 元，估計知青也不是軟柿子那麼好捏的。
後來知青也明白了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是自個兒的道理，該歇就歇，希望休息一天兩天緩緩勁兒，日子長著呢，哪天才是個頭？所以幾乎沒有人樂意幹滿 30 天，做「耗子給貓當伴娘 —— 掙錢不要命」的事兒。
北大荒農場的春、夏、秋三季一天三頓飯，冬天改吃一天兩頓飯：上午九點一頓，下午三點一頓。吃了下午三點的那頓，得過 18 個小時再吃第二天上午九點的那頓。
除此之外，當年食堂根據「大會戰」的情況還有夜班飯。
夜班飯不是任誰花飯菜票就可以買的。
有資格吃夜班飯的都是幹活的人。一種是農業連連軸幹的，人歇康拜因不歇，人歇拖拉機不歇，在場院挑燈夜戰脫谷、做顆粒肥，裝平板車往地裡送肥的。另一種是機耕隊通宵打夜班翻地耙地，做顆粒肥的。
前方將士浴血奮戰，食堂整點啥好吃的進行慰勞的呢？
還記得當年的夜班飯正經不錯，主要是麵條和烤餅。麵條是手擀麵，每碗裡面擱一小塊大油（豬油），一小撮碾碎了的粗鹽粒子，蔥花可以豐儉隨意。烤餅一般不是現做現烤的，而是餾一下。炒菜也能見到葷腥，儘管炊事員刀工了得，青椒豆角西葫蘆中數量不多薄如蟬翼的肉片都階級敵人似的隱藏得很深，非得我們深挖，但硬是香味四溢！
連軸轉的日子多在春天秋天，北大荒的夜裡十來點通常很冷，稀哩呼嚕地能吃上這麼一碗熱氣騰騰的手擀麵和餾透了的烤餅，對我們來說無異於美味珍饈，還能吃到身上微微出汗。
不怕大傢伙笑話，夜班飯也是我的期盼和念想，在農業連和機耕隊的時候我不怵打夜班，很大程度在於思念那一頓夜班飯，比凍菜湯強多了。在幹活的間隙我常常想起那誘人的美味，那還不是「私字一閃念」，說不清有過多少「閃念」和期待才吃上夜班飯 —— 這也證明了「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吃夜班飯的形式有兩種。如果我們在場院或分場附近幹活，到飯點了就搭拖拉機或走到食堂，在食堂吃，暖和。如果在地裡翻地耙地，地號離分場不太遠，就摘了犁鏵或重耙輕耙開著拖拉機回食堂吃夜班飯。
所以每天的夜班飯飯點，總有三四臺四五臺拖拉機亮著大燈、頭衝著食堂大門一字排開，也不熄火，轟轟隆隆的。從車上跳下油漬麻花的拖拉機手，吵吵巴火，大呼小叫，食堂一派熱鬧。
如果拖拉機幹活的地號很遠，來回一次不划算，夜班飯咋整呢？
當年食堂還有一個工種，就一個人，叫「送夜班飯」，專職的。他老兄白天呼呼大睡，晚上送夜班飯。
打聽清楚拖拉機在哪一塊地作業，這老兄早早的就挑一副挑子，裝上湯麵和烤餅出發了。為防止飯菜到地裡涼了冷了，他用一乾淨的舊棉襖轉圈圍上捂上飯鍋，送到我們手裡的飯菜一般至少都是溫乎的。
如果是一輪明月，繁星點點，倒也不失詩情畫意；苦的是月黑風高，四周黢黑，他老兄也得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地裡趕。為了預防碰上「張三」（狼），也為了壯膽，他老兄除了帶上能裝四節電池的大電棒之外，還帶了一把匕首，萬一與張三狹路相逢不期而遇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
我在機耕隊打夜班翻地耙地的時候，到了夜班飯飯點就會和車長將拖拉機開到地頭，亮著大燈等著送飯的老兄。遠遠地看見有電棒的光在移動，我們的車燈會衝著來的方向亮滅幾下，他見到了也會將電棒亮滅幾下 —— 暗號照舊，就算接上頭了，也省得他費勁拔力地往地裡瞎跑 —— 地裡更不好走。
我還依稀記得在機耕隊通宵打夜班是有補貼的，補貼的金額不多，好像是每晚一毛五分錢或兩毛錢，相當於夜班飯白吃 —— 不知哪位記性好的荒友能給予證實或指正？
在北大荒的時候我幹過的農活真的很多，到後來大多數農活我都得心應手，駕輕就熟，但也有直到我離開農場時還特別打怵的，那就是割大豆。
當年知青割大豆的指標是每人每天 2400 米，自割自歸趟。
這 2400 米是怎麼算出來的呢？是連隊統計員用「拐尺」丈量出來的。
拐尺非常像放大了的圓規，木製，它的兩隻「腳」之間的距離是 2 米，固定的。
（網上沒有搜到拐尺的圖案，根據記憶我畫了一張，大概的意思是這樣的。）
拐尺的上端有個「拐」，統計員開始丈量的時候順著壟溝握著拐朝前走，走兩步翻動一下拐，嘴裡像數羊似的數著數。
北大荒的地塊都賊拉大，瞅一眼根本望不到頭。一般情況下統計員數 200 個數，每個 2 米，200 個數就是 2（米）×200 = 400 米，他在 400 米處插上幾面小紅旗，這就是今天必須完成的進度。
小紅旗遠在天邊，遙不可及，眼神不好使的都望不見，我們常常覺得遠遠不止 400 米這個數。
排壟的時候是每個人拿 6 根壟，400（米）×6 = 2400 （米）。
人和人不盡一樣，既有牛高馬大的，也有瘦小孱弱的；既有破馬張飛、舞馬長槍的，也有特別「肉」，火上房都不著急的；既有身板兒棒得能打得死野豬熊瞎子的，也有病病歪歪走道都打晃的，但 2400 米任務男女一樣，任務面前人人平等，童叟無欺。
大豆不好割，但連隊確實也有快手，一騎絕塵，遙遙領先。
我記得分場曾經出臺過獎勵激勵機制：凡是完成 2400 米任務的，每再完成 1000 米，獎勵 1 元錢！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後來我們給 1000 米獎勵 1 元錢算過一筆帳，合每 10 米 1 分錢。
可憐那些快手，完成 2400 米之後顧不上喘口氣喝口水擦把汗，又馬上投入到「一千米一元錢」的拼搏中去，揮鐮破萬下，下刀如有神：歘歘歘（chua，第一聲），一分錢！歘歘歘，一分錢 ... ...
說來羞愧，每天割大豆我都落在「打狼」梯隊，一步一步朝前挪，天天累得渾身骨頭散了架。我也想掙那一千米一塊錢，無奈完成任務都無異於老太太上炕。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一排長小楊是上海知青，自打他到農場直至他離開農場，一直下大地，沒挪過窩，這在知青中極為少見。小楊莊稼活沒得說，樣樣拿得起放得下，割麥割大豆更是飛快。
教我們一幫「打狼」梯隊的老弱病殘永遠不能忘懷的是，小楊等好些快手在完成自己的 2400 米任務後，立即返身幫我們接壟！等幫我們完成了任務，他們才去掙那一千米一塊錢！
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他們也同樣是知青，此情此義，沒齒難忘！當我敲擊上面一段文字時，淚花模糊了雙眼 ... ...
我在農場幹過的活兒真的不老少，多到什麼程度？掰著指頭數指定數不過來。
在回憶往事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幹過那麼多活兒，當年我們幹活的時候農場發不發勞防用品？
細想起來好像一兩句話還真不能說清楚，還是掰細了捋一遍吧。
首先，所有的勞動工具都是農場的。夏鋤的鋤頭，割麥割大豆的小鐮刀，挑羊草的四齒叉，等等、等等，全部都是農場提供的，我兩手攥空拳，僅僅出力氣。
我幹過的絕大多數農活農場不發勞防用品。所有的裝備、所有的勞防用品都是自個兒添置的。夏鋤的草帽，割麥的雨靴，割大豆的手套，冬天幹活的棉手悶子，等等、等等，凡是你能想得起來的所有勞防用品，全是自個兒添置的。當然，要是你不怕日曬，不怕泥濘，不怕扎手，不怕挨凍，不添置也行。
有一部分農活是有勞防用品的，是臨時「借」給你的。幹活的時候使用，幹完活或一段時間以後歸還。回想起來有兩件：
一是在場院扛包走跳板進倉的「搭肩布」。四四方方的一塊白布或者藍布。其實叫「搭肩布」還不是那麼準確，我覺得叫「裹頭布」才更準確一些：扛包得時候我們是將方布大概其對摺成三角形，像當地老娘兒們戴花頭巾似的蒙在頭上，在下巴處扎一個英雄結。這麼一整雖然大小夥子也成了狼外婆，但頭上和脖子裡不會進碎屑了。如果幹的活是「打掃帚」，也可以借一塊「搭肩布」。
我在機耕隊幹過一段時間，機耕隊「借」了一件黑色棉短大衣給我，打夜班翻地耙地的時候擋擋北風寒。我調離機耕隊的時候首先歸還了短大衣。
我在牛號馬號幹活的時候除了起圈、鍘草、切豆餅等以外，還要餵牛餵馬。餵牛餵馬要在槽頭轉，要巡視，但是連一個圍裙也沒有。沒有圍裙太不方便了，衣服不幾天就埋了沽汰的，緊著洗都不趕趟。為此我給四連寫過一張申請，請求連隊批給我幾尺布票（ 我的二丈八尺黑龍江布票在回家探親時全都換成上海布票了 ），讓我到小賣部扯幾尺布自己做一個圍裙。申請交上去很快就照準了。
事後我聽說經過幾個連長的認真研究，一致認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給馬倌配備圍裙，既體現了「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這有利於提高在陋巷的幹活積極性、主動性，也有利於牛馬的休養生息，倆好合（ 東北話念 ga ，第一聲 ）一好，皆大歡喜，你說何樂而不為？況且是那小子自個兒掏錢，不批於情於理說不過去。
我還聽說方連長極為讚賞我寫的申請，雖然很短，但言辭懇切，措詞得體，通情達理，沒有一句車軲轆話。僅僅是申請幾尺布票，僅僅是請連隊「酌情考慮」一下，沒有任何強求，完全是從有利於幹活出發，連隊不批他就自己想辦法買布了。方連長說，那小子行！沒看出來！沒想到短短的一紙申請竟然寫得出彩，寫得感人，寫出花來了，就衝著這申請的寫法你想不批給他布票也就顯得連隊太不仁義了。幾個連長全票通過：照準！
所以，我在牛號馬號用的「蘇格蘭情調」圍裙也是自個兒花錢扯布做的。
農場也發過勞防用品。也還是在機耕隊幹活的時候，我領過幾次線手套，第一次是發的，後來是以舊換新。我看師傅們交上去的舊手套五個手指頭都磨禿嚕沒了，光剩囫圇巴掌了，琢磨不透這樣的舊手套收上去還能派什麼用場。
四連的荒友說牛號馬號豬號飼料房等曾經發過棉手悶子，我咋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呢？荒友開玩笑說我揣著明白裝糊塗。
真有那樣兒的好事麼？很慚愧，老了，老糊塗了，讓我再好好想想……
看官諸君，您聽說過「草爬子」嗎？您見識過「草爬子」嗎？
北大荒的瞎虻、蚊子和小咬太蝎虎，其實還有比這三者更蝎虎、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且甚至能致人於死命的，那是北大荒的草爬子。
去過北大荒的知青，無不談草爬子色變。
夏季是草爬子最猖獗之時。在田間休息的時候，知青往往就近找個麥垛草堆草叢隨便歪著、倚著、靠著、躺著、眯著，全然不知我們成了草爬子覬覦的對象，危險正一步一步逼近。
以下為百度搜索：
草爬子，也叫壁蝨、鱉吃、狗鱉、草別子、牛蝨、隱翅蟲、草蜱蟲、狗豆子、牛鱉子，等等，學名蜱（pi，第二聲）蟲，屬寄蟎目、蜱總科。成蟲在軀體背面有殼質化較強的盾板者，通稱硬蜱，屬硬蜱科；無盾板者，通稱軟蜱，屬軟蜱科。全世界已發現的約 800 種。我國已記錄的硬蜱科約 100 種，軟蜱科 10 種。
蜱是許多種脊椎動物體表的暫時性寄生蟲，是一些人獸共患病的傳播媒介和貯存宿主。草爬子不吸血時，小的才如乾癟綠豆般大小，也有極細如米粒的；吸飽血液後，有飽滿的黃豆大小，大的可達指甲蓋大。
草爬子叮咬人後會散發一種麻醉，將頭埋在皮膚內吸血，同時它分泌有一種可以對人體有害的物質。一旦草爬子鑽入人體，必須及時取出。若不及時取出，輕者數年後遇陰雨天氣，患者便瘙癢難忍。重者高燒不退、深度昏迷、抽搐，引發森林腦炎。
草爬子將頭鑽入皮膚內時其頭部有倒鉤，且越拉越緊。草爬子咬人後要用菸頭燙它，一燙它，它就把頭縮回來了，千萬不能用手去拽，那樣就把它的頭留在人的身體裡了，會發炎的。
上海知青小湖，不知何故，屢遭草爬子荼毒。他曾捋袖展示雙臂給我們看，竟然有三四處草爬子肆虐過的疤痕。眾皆大驚，人人自危。
一次在地裡休息，草爬子獨獨又爬上他手臂，且頭部已鑽入他皮膚，小湖性起，將草爬子身體撅折了，但草爬子有邪勁，頭部依然深陷小湖皮膚內。幸虧小湖已有經驗，身上帶著捲菸火柴，趕緊點菸用菸頭燙之，草爬子頭方出。
小湖會抽菸，本來菸癮不大，後來煙不離手，都是草爬子給鬧的。
現在和荒友嘮嗑偶爾也會聊到草爬子，雖然我們僥倖都未曾被草爬子咬過，但依然怕草爬子忽然爬上身來，渾身一層雞皮疙瘩，總覺得摸哪裡就哪裡刺撓。
分場的牛車和馬車各有三四掛，每掛車都配有兩個人：一個負責趕車和裝車，叫「車老闆子」；一個打下手，俗稱「跟車」。
最初分場的車老闆子和跟車的都是「農工」（二勞改），知青來了以後，慢慢地過渡到車老闆子是「農工」，跟車的是知青；最終又慢慢地過渡到成立知青大車班，知青大車班的車老闆子和跟車的是一水兒的知青。農工當車老闆子的情況也一直存在。
「聽診器、方向盤，保衛幹事，售貨員」，這是當年北大荒最牛氣的幾個行業，寬泛點兒說，車老闆子是不是也和「方向盤」沾親帶故了？
北大荒的車老闆子走南闖北，見多識廣，一般都十分豪爽，而且特別能白話，許多詼諧風趣生動鮮活的東北嗑其實最早就是出自於車老闆子之口。而跟車的卻往往是個悶嘴葫蘆蔫吧人，你說怪不怪？
這是車老闆子的專座
北大荒的車老闆子與跟車的等級森嚴，坐的位置有講究：車老闆子坐在大車的左前方，相當於汽車駕駛員的位置，臉朝前，手握長鞭，長鞭上還束一綹紅纓。跟車的坐在大車的右後方，與車老闆子成對角線、臉朝右，通常抄著手，雙腿隨著牛馬車的跑動而懸空晃悠。但知青上了牛馬車可以隨便坐，第一先搶「副駕駛」位置，與車老闆子平起平坐。
車老闆子一般都有絕活，長鞭打得嘎巴溜脆、山響。上海知青小張也是車老闆子，長鞭打得穩準狠，他能將長鞭的鞭梢「削」進不聽話的馬兒的嘴角，疼得馬兒一哆嗦，馬上就老實了。不僅如此，他還能用長鞭打下家雀（qiao，第三聲）。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壘的，這功夫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學會的。
也有二把刀車老闆子。農工「麻子」是馬車老闆子，說出來恐怕沒人相信，麻子竟然不會打響鞭！他只會「吊」，吊響了的鞭子不僅聲音輕，馬兒也根本不服。日久天長，我們和麻子混熟了，每次上了他的馬車，我們都與麻子逗笑。我出的「麻子趕馬車何懼坑坑窪窪」上聯，至今也沒想出妥帖的下聯。每次我們還逼著麻子打一個響鞭給我們聽聽。麻子滿臉的麻子紅一陣白一陣，好一會才一臉不屑地說出一句至理名言：「好老闆子不打響鞭。」
這就和「一桶水不滿，半桶水晃蕩」一個意思了，整得我們對他肅然起敬，刮目相看，覺得「好老闆子」麻子高深莫測。
好的車老闆子會裝車。裝車是一門技術活，學問大，裡面的道道可多了。
早先農工給「政府」（管教幹部）家拉柴禾，牛馬車還加上跨槓，車老闆子能把大車裝得小山似的，成倒梯形，越往上越大，牛馬都累得呼哧帶喘。給一般家屬家拉柴禾，車老闆子沒準就來個小不溜的空城計，看起來挺瓷實的一車柴禾中間就做了手腳。
裝車的時候，不管是豆秸、麥秸還是條子，車老闆子永遠在車上，跟車的永遠在車下。跟車的用四齒叉往車上挑豆秸，或者麥秸，或者拖拽條子往車上送。車老闆子裝車，一層壓一層，我估計有點像砌磚，既要勾連，又要錯開。
裝滿了車，得用煞繩兜住，再用絞椎絞緊，這車就不怕顛簸了。
牛馬車往回蹽的時候，跟車的比車老闆子輕巧，他可以躺在柴禾垛上面休息，而車老闆子還得「籲籲哦哦」地趕車。但卸了車回牛號馬號的時候，跟車的還要卸套，打水飲牛飲馬等等，活兒還有不少，車老闆子早就在一旁悠閒地抽起了蛤蟆煙。
我們農場除了牛號馬號豬號以「號」冠名以外，另外還有兩個以「號」冠名的地方。
一個是「雞號」。分場的雞號沒和牛號馬號豬號連在一起，它的位置在分場的東南方向、「中央大道」的南面，前面不遠處是塔頭甸子連著水泡子。
雞號是我們四連的，我們都屬於「號字輩」。
我去過雞號，那裡面的雞屎味兒比牛號馬號豬號還衝還難聞，沒待一會兒，就燻得腦瓜子生疼。有三四個或四五個上海女知青在雞號幹活，她們是不是就住在雞號我記不清了。
雞號裡養了不少雞，但好像總是不成氣候。我猜度其原因可能一是黃皮子來得太勤，這傢伙並不拘泥於僅僅在春節前給小雞拜年，例行團拜一下就算完事了，它經常下基層，時時刻刻把小雞掛在心上，所以雞的數量經常莫名減少。二是成批成批活蹦亂跳的雞會突然死去。獸醫也曾經捂著鼻子去看過，只是籠而統之地說是「雞瘟」，好像有點束手無策，沒招。
雞號的女生很難過，也很痛心，她們總覺得自己的工作沒做好。還記得她們曾在連隊晚上學習的時候主動要求念過一份「檢查」，開頭就是「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悼念死去的小雞，... ...」（大意）。
全連愕然，沒有一個笑得出來，都十分同情雞號的女生，更為她們難過。
今年上海已決定自農曆正月初一起至公曆 4 月 30 日暫停活禽交易。專賣白斬雞的店鋪早先是門庭若市，現如今是門可羅雀。
這幾年我們才熟悉的名詞之一就叫「禽流感」，那傢伙蝎虎！感染了備不住就會送命哪！
可以遙想一下，當年女生在雞號養雞承擔了多麼大的風險！
牛號馬號豬號雞號，這些「號」都是家畜家禽待的地方。在我們農場還有一個以「人」待的地方冠名「號」的：「小號」。
這裡的「小號」不是指樂器，也不是指鞋子等尺碼，也許是勞改農場的術語，特指關押「階級敵人」、「壞人」的，比較小的場所。勞改犯遷走以後，「小號」還在，沒閒著，也曾有個別知青含冤蹲過「小號」的，其中極個別的還被送往鳳凰山農場勞教去了。
進了「小號」肯定沒有好果子吃，有的還給銬起來，銬法也有多種多樣。
我沒進過「小號」，甚至也沒見過「小號」。望文生義，想當然地以為是一個很小的單間，每個單間有一個「號」，外面有專政機關的人員日夜看著。
2014 年的第一場雪，躊躇再三，步履蹣跚，來得比往年更晚了一些。北方的京津等地區遲至進入了羊年才老大不情願地下了小雪。
差一點被人們遺忘了的、覺得沒啥指望了的雪擺足了譜，姍姍來遲，純屬二分錢一斤的水蘿蔔 —— 還拿了一把。但來了總比不來強，還是令人喜出望外，引來一片瑞雪兆豐年的歡呼，也引來網上一片感慨：「下雪了！本來是 2014 年的雪，卻下在了 2015 年。不知是雪背叛了冬，還是冬辜負了雪。」
我們下鄉時北大荒的雪可不是這麼的下的。
北大荒的雪一如東北人的豪爽、粗獷、痛快、剽悍、風風火火、嘎巴溜脆，要麼不下，要下就下它一個大的，三天兩頭地下，蹦著高兒地下，刮著大煙泡兒地下，盯把兒地下，攪得周天寒徹 —— 想咋下咋下，嚴寒就是這麼任性。
每年的九月底，北大荒一定會迎來第一場雪，從來不帶爽約的，紛紛揚揚，飄飄灑灑，積雪裝點著銀光閃閃的世界。
北大荒的第一場雪都「站不住」，當天或第二天就化了。屋簷下滴滴答答融化了的雪水，宿舍門前彷佛成了水簾洞，進門出門都是百米速度衝進衝出的。只有房子北面的小樹叢上、牆角旮旯裡，還會殘留著星星點點。
剛下的雪彷佛給大地鋪蓋上了厚厚的絨毯。有早起的人踏著積雪上食堂買飯，留下一行曲了拐彎、離了歪斜的腳印。後起的人三三兩兩上食堂，全都頂風冒雪踩著前人的腳印往前走，絕不會另外再踩出一條路來。
從第二場雪開始，積雪就站穩了腳跟，攆也攆不走，「站住了」。
一場又一場雪的覆蓋，路上的積雪壓實了，用鐵鍁鏟都費勁，甚至得動用洋鎬刨。走在積雪上面會發出「咔哧，咔哧」的聲響，如果是走夜道，萬籟俱寂，「咔哧，咔哧」的聲響還能給人壯壯膽，傳出去老遠老遠 ... ...
下鄉的歲月可沒有「貓冬」一說，北大荒的下雪天一般都必須出工幹活，刨糞積肥，選種備種，農活怎麼幹也幹不完，不能隨便歇著。有三字經為證：誰英雄，誰好漢，是騾子，是良馬，遛一遛，賽一賽！鐵了心，學大寨。頭拱地，意志堅。下大雪，北風寒。天大冷，人大幹。化冰雪，鬥嚴寒。我胸中，朝陽在。活著幹，死了算！
除非大煙泡颳得黑天黑地、天地混沌，出不去門，邁不開步，才會在宿舍組織政治學習，搞大批判。
冬天有時我們上山拉柴禾，山上人跡罕至，積雪沒膝絕不是瞎話，人人矮了一大截子。也是踩著開路人的腳印，左腳踩下去，拔出右腳；右腳踩下去，拔出左腳。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挪。
如果開路人是個大高個兒，人高馬大腿長，可苦了後面的小矬個兒：要套著前面的腳印太費勁兒了！
每年的三四月份，北大荒還會下雪。鵝毛大雪漸漸稀少，改為清雪了，細細小小的雪花，如粟，如沙。
從頭年的第二場雪，直至來年的三四月，雪一直積著，四月底五月頭上才慢慢消融，道路進入翻漿期。
掐指算來，北大荒每年能有差不多七個月的時間會隔三差五地下雪，一直要到過了五一之後才消停，才慢慢春暖花開，山花爛漫 ... ...
下鄉前有過數得清的幾回上菜市場買菜，見過肉攤。在我的印象中，肉攤上豬肉的肘子等部位都蓋著紅色、藍色的大圓戳，表明豬肉經過了屠宰場和相關部門的一道道嚴格的檢驗，可以放心地食用。至今還能回味小時候吃的豬肉，是那麼的香！
我們分場有豬號，規模還不小，甚至知青食堂也養著豬。逢到春播大會戰、夏鋤大會戰、麥收大會戰、秋收大會戰，刨糞大會戰，等等，等等，只要農活一和「大會戰」沾邊，食堂就會殺豬，以激勵士氣，以壯行色。
當年連隊殺豬檢驗不檢驗？
前些天我打電話給曾經擔任過食堂司務長的荒友諮詢這個愚不可及的問題，他在電話那頭一聽就笑噴了：「哈，檢驗？給誰檢驗？誰給檢驗？檢驗個六啊！看準殺哪一頭逮起來殺了就得了唄！最多也就是獸醫過來搭一眼，他說沒問題，那就殺！—— 怎麼會有問題呢？」
哦，當年我們在北大荒吃的都是未經檢驗的豬肉呀！豬肉有沒有問題全憑我們撞大運了！
聽說當年北大荒還有一種痘豬肉。
痘豬肉又稱米豬肉，就是患囊蟲病的豬肉。這種肉對人體危害很大，不能食用。米豬肉是含有寄生蟲幼蟲的病豬肉。瘦肉中有呈黃豆樣大小不等，乳白色，半透明水泡，像象是肉中夾著米粒，故稱米豬肉。人吃了米豬肉會得兩種病。一種是絛蟲病，會在小腸長出長達 2 - 4米的絛蟲，在糞便中排出一節節的白蟲子，叫寸白蟲。另一種是囊蟲是囊蟲病，誤食了囊蟲後，蟲卵在胃液，腸液的作用下，孵化出幼蟲，鑽入腸壁組織，經血液帶到全身，在肌肉裡長出一個個象米粒一樣的囊腫，囊蟲可寄生在人的心臟，大腦，眼睛。長在眼睛就失明，長在大腦引發癲癇。治療很困難。（註：本段文字搜自百度）
不知我們連隊的食堂殺到過痘豬沒有？如果殺到過，估計絕不會把痘豬拽了，頂多也就是將「痘」狀的東西剔除，其它部分照用不誤！做出來的肉包子、西葫蘆炒肉片、芹菜肉絲啥的，知青聞到那香味兒兩眼放光，照樣趨之若鶩！
當年我們還喝過到井邊溜達滑到井裡、把「失足小豬」泡爛了的井水，不小心喝過耗子湯（大鍋湯裡有耗子）、喝過泡子裡的水，用擦身洗腳的萬能盆下過掛麵，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去了，每天還得幹著繁重的體力活，但一個個生龍活虎，連跑肚拉稀都很少聽說。
—— 怎麼就那麼奇怪，當年俺們咋就那麼扛造吶？
（扛造：指物質皮實，耐用，長時間使用也不易損壞。也可以用於人。）
在北大荒的日子裡，我還知道了有這樣一個群體 ——「盲流」。
顧名思義，盲流是盲目流動的人口。「百度」對盲流的定義是：為逃荒、避難或謀生，從農村常住地遷徙到城市、無穩定職業和常住居所的人們，稱為盲目流入人口，簡稱「盲流」。有歧視色彩和歷史痕跡。
北大荒的盲流除了「從農村常住地遷徙到城市」者以外，還有「從一處農村常住地遷徙到另一處農村」的。盲流也分幾種。
一種是山東等地闖關東的人。那時候山東等不少地方窮，窮則思變，人們相信「樹挪死，人挪活」，就離鄉背井，往關東那疙瘩挪，往關東那疙瘩闖。
這樣的闖關東者也有不同情況。一種是投奔關東的親朋好友的。親朋好友早於他們闖關東，到了關東特別是北大荒之後發現這疙瘩非常富饒，地裡插根木橛子都能長出莊稼來，吃飽肚子「活」下來絕對沒有問題。雖說冷一些、遠一些，但總比在家鄉挨餓強。他們漸漸站穩了腳跟後，家鄉的親戚朋友就投奔他們而來了。當年戶籍管制得嚴，後來闖關東的人有的能落下戶口，有的則不能隨意落下戶口（如農場）。不能落下戶口的他們也不願意再回到原籍去挨餓，因此淪落成了盲流。
這些盲流靠啥生活呢？北大荒土地廣袤，他們搭個簡易窩棚，就近開荒種地，秋天採摘山貨，到農場等收割過的地裡撿拾麥穗豆莢，備不住還小小的劃拉劃拉，小日子過得去，甚至也可以過得比較滋潤。
還有一種盲流，純屬好吃懶做遊手好閒的二流子，城裡農村的都有。他們居無定所，啥也不幹，白天多混跡於車站飯店周邊，晚上在車站的長椅上過夜。他們的臉上魂兒畫的，身上提溜蒜掛，埋了沽汰，我們在列車上經常能看到他們到處流竄的身影，有的都混了個臉熟。這種盲流乘坐火車從來不起票，被列車員查到，他兜裡沒錢，列車員沒招，只好在列車前方到達的任何一站將盲流趕下車，一趕了之。後來列車員見到他們也不再查票，直接趕下車。
對這種盲流同情、惻隱、厭惡之心兼而有之。
我也曾做過大約七個月的盲流。
1979 年 2 月，在風起雲湧的知青大返城的餘波下，我也回到了上海。兩手攥空拳，啥也沒有，成了無業游民、成了社會閒雜人員。
對照「盲流一般為農村戶口持有者，在傳統體制下，農村人口轉入城市是在統一計劃條件下進行的。盲流在進入城市後一般無長期正式工作，亦非城市企事業單位僱用之合同工，其生活無可靠來源」之定義，我完全符合要件，即：1979 年 2 月中旬至 9 月下旬，我也曾經是不招上海人待見的盲流：從北大荒跑到上海來的 —— 盲流。
在農場的歲月裡我的工作調動比較頻繁，我就好比一塊磚，哪裡需要往哪搬，我「搬」住過各種各樣的宿舍。
我們剛到農場的時候，住的是大宿舍。大宿舍是南北兩鋪長炕，能有二十多米長，按每人的褥子也即「領地」約七十公分計，每一鋪炕約可住三十多名知青，則整個知青宿舍約可住六十多名。三十多名，就是連隊建制的一個「排」，六十多名，就是兩個排。炕上部的牆壁上釘著拳頭粗的木桿，挺結實，上面擺放各人的箱子，能摞上兩層。宿舍裡有兩三個燈泡，昏黃的。
因為人和行李都滿滿登登的，光線也不夠，加上有人抽菸，知青宿舍不敞亮，天氣不好的時候更是昏暗。那時候八億人民看八個樣板戲，坐地戶和知青本身都認為大宿舍特別像《智取威虎山》裡的「威虎廳」。
南方沒有炕，南方人睡床。床一般是靠牆擱的，靠牆的那一頭一般都是「床頭」，所以床頭的柜子就叫「床頭櫃」，南方人睡覺是腦瓜衝床頭。
東北睡炕，剛到北大荒的時候我們啥也不懂，睡覺既有腦瓜子衝裡的，也有腦瓜子衝外的。我也腦瓜子衝裡睡過，不知是左鄰右舍的臭腳丫子味兒燻的還是別的啥，我發現無論怎麼睡都不得勁兒，睡了一宿早上腦瓜子還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沒睡夠。出工時間到了，隊長呼來不下炕，但願長睡不願醒。
後來我們才整明白：如同南方的床頭肯定比床腳稍高一些同樣的道理，東北的炕也是炕沿比炕腳略高一些，這樣腦瓜衝炕沿睡覺才科學，才舒坦。
蠶場的宿舍是北面一溜長炕，南面靠窗臺下面釘木桿，上面放箱子行李，中間是走道。
我在四連幹活時住的「豬圈隔壁是宿舍」，它的南面是一溜長炕，北面堆放箱子行李，中間也是走道。
我個人感覺肯定是南面的炕好，如果天氣好又歇禮拜天，炕上灑滿了陽光，好歇不如倒著，倒在炕上任思緒天馬行空也是一大美事兒。
基幹排的宿舍裡沒有炕，是木板釘成的上下通鋪，冬天取暖指著燒大鐵皮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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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到分場的時候機耕隊住過一陣子帳篷，我調到機耕隊的時候宿舍早已搬到小賣部後面新造的清水外牆的那棟房子裡了，是一間一間的小間，每間東西向的兩鋪對面炕，每鋪可睡約六七個人。宿舍的北面是窄窄長長的走道。值得一提的是，機耕隊宿舍的炕洞在走道裡，燒炕是在房間外面燒的，房間裡乾淨了不老少。
住集體宿舍，如果可以自由選擇，一般我選擇靠牆，因為我牢記著一句話：「在家靠娘，出門靠牆」。
靠牆，就減少了一半可能與高鄰的不愉快。
比如，小張和小劉啥都挺好，白天看像個人似的，身上挑不出啥毛病，但小張睡覺磨牙，夜裡醒來總能聽到他如同正在戰場上浴血奮戰，咬牙切齒，加上耗子磕榛子、磕瓜子兒，這聲音在夜裡聽來格外瘮人；小劉睡覺呼嚕打得山響，你說他打呼嚕了，他還說他睡覺從來就是悄沒聲的 —— 你說是不是得和他倆保持一定的距離？
又假定你睡當間，左側是小張，右側是小劉，左側磨牙，右側打呼，你說這小日子過還是不過了？
我還睡過單人床，三四張床一間，冬天靠鐵爐取暖。
1976 年以後，農場的知青日見減少，炕上寬敞了許多。不知誰起的頭，行李架上的箱子都挪到炕上來了：三五哥們用箱子摞起來攔出了一個個「包房」「雅間」，躲進「包房」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到1978 年下半年以後，連這樣的「包房」「雅間」也日漸式微，有時候一鋪長炕上只有一個「包房」或「雅間」，透著寒冷、落寞和悽涼。
「包房」「雅間」到了（liao）也沒堅持住，黃了。
最終，知青集體宿舍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 ...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了，大約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知青隊伍開始人心不穩，大返城浪潮風起雲湧。1974年、1975年、1976年，根據「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的原則，一部分知青被推薦上大學離開了農場；一部分屬於家庭特困戶、無子女照顧老人的知青「困退」回城；參軍走掉零星幾個。
1977年、1978年恢復高考以後上大學又走掉一批。在大返城以前曾經有過極少數的知青因為身體有病而退回城市。剩下的絕大多數知青既不能招工，參軍、上學，也不屬於「困退」，若想返城，能走的只有「自古華山一條路」，那就是「病退」。
所謂「病退」，幾乎成了專有名詞，它特指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喪失了勞動能力」、因病而退回原居住地。1977年、1978年，正是絕大多數知青二十七八歲、二十五六歲的時候，七八年、八九年的繁重農業勞動已經把我們磨練得膀大腰圓，身強力壯，連個頭疼腦熱的想混碗「病號飯」的機會都很少有，當地人講話，「老虎都打得死」，哪來的「喪失了勞動能力」呢?北方人一直說「有啥別有病，缺啥別缺錢」，缺錢別去說它了，知青一直缺錢，沒富裕過；知青也沒病，只有一副身板兒，那是本錢。那時候經常聽說平日裡特別歡勢的某某某「病退」回家了：一頓能吃8個包子的誰誰誰「病退」材料批下來了，逗引得大傢伙直伸脖子咽唾沫。我敢說，病退，是知青心靈最慘痛的傷疤！
「有病要回家，沒有病，創造一個大病也要回家！」、「若要活生路，須下死功夫」，健壯如牛的知青豁出來了！往尿液裡滴極少量鮮血，造成「紅細胞滿視野」，「尿血者」有之；生吞下一小塊肥皂(如賓館裡提供的那種一次性肥皂大小)，透視提示「胃部有異樣腫塊」者有之；請客送禮、「會來事兒」更是小菜一碟。木頭粧子似的，一毛不拔，沒有一點「眼力見」，想病退，無異於痴人說夢，連門幾也沒有！
天津知青大孫，一米八五，人稱「孫大個子」。人高馬大，虎背熊腰，兩手像蒲扇，，鞋穿四十六碼，吃嘛嘛香，要是放開肚子可勁造，平時32元工資連吃飯也不夠，看著哥們姐們一個個都「病退」辦回去了，大孫嘛病沒有，連個頭疼腦熱也沒有，著急上火，躺炕上瞪著房頂尋思。大孫有主見，沒病，嘛禮也不送，就說腰疼要求「病退」。上場部醫院開證明，大夫問啥病?大孫說腰疼，大夫檢查了沒發現啥，挺好。可大孫羅鍋著腰，堅持說腰疼得不行。大夫沒轍，開單子上北安去檢查吧、那裡的大夫高明。
北安市是我們那裡方圓好幾百裡的「首府」，夠不夠「病退」條件，北安醫院的大夫說了算。那兩年北安醫院門庭若市，北安農場管理局屬下的各農場辦「病退」的各地知青如過江之鯽，把醫院大夫忙夠嗆，也「發」得夠嗆…——為了大夫能在病情證明上「卡個戳」，哪個知青還不悄悄地塞點這個那個的意思意思?好不容易輪到大孫了，大夫一看，好傢夥，鐵塔似的！大孫坐在大夫跟前，也不言語，等著大夫問話。大夫一看，這人吃了啞巴藥似的，也沒有什麼表示，不高興地問：你哪裡不好?」「我腰疼！」大孫氣哼哼地說。「我看看。」大夫讓大孫轉過身子。上裡屋吧。」大孫好像還有點怕羞，直視著大夫。大夫看看大孫，有點毛。勉強同意了。進了裡屋，大夫讓大孫轉過身子，把棉襖撩起來。大夫就要去檢查。大孫撩起棉襖，撩起內衣，大夫差點沒嚇得暈過去：大孫的褲腰上插著兩把明晃的菜刀！
沒過一袋煙的工夫，大孫哼著小曲從北安醫院出來，先不急著回農場，先得找一個飯館，叫瓶酒，點倆菜：慶賀自己「喪失了勞動能力」，可以「病退」回天津了！
小張、上海知青也，身高一米有八，玉樹臨風，瀟灑倜儻，兼之能說會道，腦瓜好使，善於來事兒，女知青多慕之。小張亦躊躇滿志，頗自負。忽大返城風起雲湧，荒友十之走了五六，如鳥獸散，小張急。小張體健、貌端，亦無病。整日抓耳撓腮、食不甘味。荒友告知小張，場部醫院張大夫乃「大拿」，「病」與不病，「退」或不退，張大夫唾口睡沫便是釘，一句話，一支筆，家裡門檻已被知青踢破矣。小張頷首，若有所息。
越明日、小張去場部，找人打聽張大夫住址，暗記之。再明日，小張從馬號牽出小白馬、套車直奔大豆地而去。天寒地凍，陰風怒號。小張摘皮帽，甩棉襖，僅秋衣，奮力裝豆秸。自挑、自裝，折騰頭半晌，一車豆秸始成。不及吃飯，又揚鞭催馬向場部進發。小張趕車對付事兒，小白馬負重前行，一路頂風冒雪，苦不堪言。苦撐至場部家屬區，小白馬全身掛霜，宛如霧淞，氣喘如牛，幾欲倒下。小張叩張府門，曰「送柴禾來也！」恰張大夫擱家，見雪中送炭，初不知原委，一頭霧水。略一搭話，喜出望外。一筆難寫兩個「張」五百年前一家人，快請進屋喝水。
張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張大夫何等樣人?早已洞察秋毫，哈哈一樂：「小事一件，小事一件！」未出三天，小張「病退」手續，齊。
正是一車豆秸辦「病退」，
「病者」本是健兒郎。
知青、大夫俱歡顏，
可鈴白馬累夠嗆。
1979 年 2 月中旬，我也因「喪失勞動能力」而「病退」回上海。
不是我矯情，不是我得了便宜又賣乖，也不是我「大冷天在野外嘮嗑 —— 盡說風涼話」，那時候我已經下定決心紮根邊疆一輩子、不回上海了！
為啥？
其一，1977 年 2 月，我已調入場部一中充當教員。場部一中的全稱是「引龍河農場職工子弟第一中學」。
農場還有個「引龍河二中」，在五分場。場部很尊重知青老師，我也覺得場部的條件不錯：場部是農場的中心，麻雀雖小，五臟齊全，有供銷社、郵局、照相館等，還有一座正兒八經的電影院，差不多天天放映電影。當老師的到星期天就休息，還有寒暑假，小日子過得去。平頭百姓，還能想咋的？當時一中實行九年制，我教七年級、八年級的英語，偶爾兼教語文。仗著中學時打下的底子和對語言的愛好，加上堅持不輟的自學，我把英語教得有聲有色。後來，農場也能收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英語教學頻率，許多學生聽了都跟我說：「老師啊，你教我們的英語發音和電臺裡的是一樣一樣的啊！」
我在農場還當過主任，是班主任。我擔任過七（1）班的副班主任、班主任。七（1）班絕對是「高幹子弟班」，農場黨委書記、場長、（郵局）局長、（糧食加工）廠長等有頭有臉的幹部都有子女在這個班。不過我沒有家訪過，當時也不興這個。我幹得很投入，當年就當選為「農場優秀班主任」。一中、二中，再加上各分場小學校，「農場優秀班主任」一共才十來個。
其二，聽說病退回上海的很多人都進了裡弄加工組，跟上海老娘兒們混在一起糊紙盒子，七毛（一說九毛）錢一天。二十七八、二十八九歲的人了，你說有啥意思？
我認命了，王八吃秤砣，鐵了心了，就留在農場，紮根邊疆一輩子。哪裡黃土不埋人呢？況且還是北大荒的黑土，它會讓我回歸大自然更快更好；但也不想找對象，什麼苦都讓我自己扛吧，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永遠忘不了引龍河一中副校長姚柏林，是他代表學校找我談話，並再三強調：「我不是個人找你談話，我是代表學校。我們不是攆你走，我們真的歡迎你留下來，一中也需要你這樣的知青老師；但為了你個人的前途，我們還是勸你病退算了。上海說啥也比這疙瘩強。」
這樣推心置腹的談話前後一共三次。
話說到這份上，看看原本住滿男女知青教師的宿舍幾乎只剩下我一個，孑然一身，我也決定「病退」了。姚柏林給了我一張表，很簡單的一張表，姓名、性別等，「病情咋寫？」我問。姚柏林說寫啥都成，就妥了。
臨別離開農場，姚柏林說了一句叫我牢記一輩子的話 ——
「我相信你小管，一輩子也不會改變！」
1979 年，我要回上海了，雖然是萬般不舍（這不是說瞎話）；農場的知青已經所剩無幾，與知青人數鼎盛時期相比，沒有了熱火朝天、沒有了喧鬧，顯得是那麼落寞，還有幾分悽涼。
開往哈爾濱的列車停靠在北安車站，從車窗望出去，北國邊陲小城是那麼的熟悉，車站依然熙熙攘攘，遠處能望見五大連池的倩影。列車停靠 7 分鐘，一會兒又慢慢啟動了……
想到十年前第一次到達北安的情景，想到十年間多次到訪北安，真是百感交集，看著窗外慢慢移動的北安站臺，我的眼睛溼潤了，心裡默默地說：
再見了，北安！北安，再見了！我一定會再回來……
文章選自《北大荒十年》 來源 「在陋巷的博客」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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