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琦/文
進入2018年後，中美關係一直波瀾不斷，最近又增添新的變數。如何清晰判斷中美關係的戰略態勢，相對精準把握其未來走勢，如何真正找到減少分歧、化解衝突的發力點，如何找到管控衝突避免意外狀況的管控之道，變得越來越重要。如此才能化被動為主動，變不利為有利，至少達到止損的效果。
關於中美關係的現狀和未來，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學界呈現較為悲觀的認知，普遍認為美國各界對中國已達成所謂戰略共識，即使冷戰不會重來，某種程度的全方位遏制也是在所難免。
貿易摩擦只不過是表象。當然，也有少數論者認為，中美戰略衝突是幌子，真正的問題在於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美國不過是想借貿易戰實現利益分配。
而關於如何應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攻勢，除了堅決主張硬碰硬的個別鷹派人士以外，國內學界普遍比較理性，認為面對中美實力事實上的差距，一方面不妨通過讓渡一定的經貿利益求得中美雙邊關係階段性妥協，並由此出發主張中國外交應繼續韜光養晦，另一方面應為穩定中美關係積極尋找新的壓艙石。
問題在於，在中美雙方官方和民間層面密切互動的當下，暫時的隱忍能否改變對方對我方長期戰略意圖的判斷，並不讓人感到樂觀。無論是階段性經貿妥協，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贏得時間空間，還是繼續韜光養晦，以確保「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在美國一些鷹派人士看來，都無非是將中國對美國戰略利益挑戰期和中美戰略利益碰撞期押後，不僅符合他們關於中美必有一戰，衝突遲早要來的認知，而且更加劇從現在開始壓制中國的緊迫感。
尋找中美雙邊關係的壓艙石也不是個輕鬆的話題。自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破冰起航以來，壓艙石已幾經變遷，從聯手制衡蘇聯，到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經貿關係作為壓艙石，到攜手應對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可以說幾乎已經將社會政治制度不同且一個處於守成階段、一個處於崛起階段的兩個大國間的合作空間發掘殆盡。
目前，一方面中國經濟實力的持續上升中美經濟互補性下降，客觀導致經貿壓艙石分量不如既往，一方面隨著中國在亞太乃至全球地緣政治的客觀存在日益凸顯，雙方尋找新的利益共同點即新的雙邊關係壓艙石的難度在日益加大。
變遷中的客觀現實往往倒逼人們突破既有的思維認知模式和應對方式的路徑依賴。國與國之間靠共同的利益維繫穩定的關係固然重要，然而以利謀者利盡而散，而如果確實存在這樣那樣的利益衝突，就得考慮另覓他途。時至今日，尋求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需要跳出簡單的靠利益維繫的模式，而轉為以戰略互信作為壓艙石。
坦率地講，建立新時期中美戰略互信對雙方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主要原因在於在一個變化重組的戰略格局疊加全球化退潮期的時空中，如何界定和規劃涉及自身利益的願景和秩序，對雙方而言都是一個新挑戰。
對中國來說，在以防守型姿態界定自身核心利益方面認知和表述都相對明晰，但在對亞太和全球未來利益格局和自身目標描述，則更傾向於給以較為寬泛的表達。而對美國而言，到底如何看待乃至接納中國在現有國際秩序和利益格局中的角色，也仍處於調適期當中。
新時期中美戰略互信的建立是一個艱巨而迫切的任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坦誠相待，開誠布公雙方到底如何看待自身，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彼此，雙方對未來到底有著怎樣的願景和規劃，雙方在彼此的規劃中有著什麼樣的角色。
戰略互信的關鍵是可公開的戰略目標，可預期的行為模式，可驗證的行動準則，可管控的利益分歧。在達成理解和共識的基礎上，大致劃定彼此的利益框架和互動模式，能化幹戈為玉帛再好不過，如果不能，也要能夠避免兩敗俱傷的衝突。
當然，建立起戰略互信和穩定的戰略互動框架，並不意味著中美關係會一帆風順，一勞永逸。相反，中美在彼此調適中磕磕碰碰的常態化是大概率事件。在彼此戰略互信的基礎上，應預留一定的模糊性和彼此試探空間，允許互動過程的不確定性，乃至一定程度的衝突和摩擦。重要的是不發生誤判，並建立常態高效的危機管控機制。
無論挑戰多麼艱巨，中美兩國都只能選擇相向而行，儘快建立新時期的戰略互信，因為舍此別無他途，如若中美兩國沿著彼此衝突的道路走向兩敗俱傷，是兩國和全世界人民都不願意看到的前景，也是彼此都承受不起的後果。
（本文將刊發於2018年6月4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責編 | 蘇月 yuesu@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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