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似乎一直是一個相對低調的職業,他們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許是儘量使自己趨近於透明,把一個更真實的原作者呈現出來。但我們這次想要把他們從原作者的背後帶到臺前,他們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創造者,有辛勞,有才華,有熱情,也有故事。
人們所熟知的譯者大都是老一輩的翻譯家:傅雷、楊絳、草嬰、朱生豪、錢春綺、柳鳴九……他們最早把一批世界經典作品帶入了中國。相比起來,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可能也越加忽視了譯者的地位。每每聽到和譯者有關的消息,大多與負面內容有關。這也將一些問題擺在了眼前:何為優秀的翻譯?翻譯自由度的底線何在?翻譯又如何應對網絡和流行文化?
我們選擇了一些當代的優秀譯者,他們大都正值壯年,耕耘在不同語言的土壤中,已經饒有成就,並且依然處於旺盛的產出期。文學、歷史、哲學、法學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譯者的翻譯故事、探討翻譯相關問題的同題問答,以及譯者本人推薦的自己的代表譯作。
我們稱之為「新譯者訪談」系列,這裡的「新」對應的是讀者們更為熟悉的老一代譯者。這應該是第一次,讓這些譯者們以群像的方式將自己的故事講述出來。
今天,我們推送的是「新譯者系列」訪談的第九篇,讓我們一起來聽聽日語譯者竺家榮的故事。
那天的場景竺家榮至今依然歷歷在目。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珠海出版社的一位編輯突然登門,手裡拿著一本日文小說。竺家榮當時只翻譯過一個短篇,但編輯只通過這個短篇,就認定竺家榮是翻譯這本書的不二人選,請她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它翻譯出來。接過這本名為《失樂園》的小說後,竺家榮隨便翻了幾頁,大段大段露骨的性愛描寫跳入眼中。
「不行不行。」她把書遞迴去,拒絕得很乾脆。編輯沒卻有放棄,二次登門,再三說:「我跟你說兩點你一定會改主意。第一,允許刪節以及朦朧化處理;第二,翻譯了這本書,你就出名了。」從九歲開始學日語的竺家榮,直到四十歲才終於等來了獨自翻譯一本書的機會,然而面對的卻是這樣一本「有傷風化」的小說。翻還是不翻?竺家榮面臨著艱難的抉擇。
竺家榮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畢業於解放前的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工學系,曾在鞍鋼任電力自動化工程師,後來因工作調動舉家遷到北京。竺家榮在鞍山出生,在北京長大。父親雖然主攻理科,但文史兼通,會英語、俄語、日語等幾門外語,家裡藏書豐富。家裡姐弟三人,唯有竺家榮沉迷於這些藏書,「姐姐弟弟都比較外向,在家裡待不住,只有我個性好靜,不大喜歡出去玩,常常在家裡看書,所以從小就對書有一種偏愛。」希臘神話裡的九頭蛇以及自戀的美少年被自己的化身拖下水的畫面、百科圖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裡的愛情故事、以及各種小人書等等,構成了竺家榮最初的文學記憶。
1964年,為應對外交人才短缺的問題,周恩來指示「外語要從小學起」,國家開始實行一項從適齡兒童中選拔外語人才的培養計劃。全國開辦了8所外國語學校,招收從9歲開始學習外語的小學生,其中有兩所在北京。「外語學校主要由外國教師教課,直升外國語大學,將來培養出來都是大使或大使夫人!」小學二年級的竺家榮坐在教室裡聽著老師介紹情況,非常嚮往。不過竺家榮雖然成績還可以,但外貌並不突出,老師只推薦了班上最漂亮的「四朵班花」,沒有推薦她。
竺家榮懊喪地回到家,跟母親講了這件事,得到了母親的支持:「你想去的話,就去跟老師說說唄」。第二天,竺家榮在班上同學的鼓勵下壯著膽子跟老師說「我也想去參加考試」,老師看了看她,說了句,「那就給你加一張表吧」,就這樣竺家榮報上了名。
接下來是筆試、面試、身體檢查,過了一關才能進入下一關,在忐忑的等待中,終於收到了錄取通知書。不久後的一天,竺家榮在家裡聽到有人「蹬蹬蹬」地跑上樓來,她開門一看,是老師,嚇了一跳。這位四十多歲的女老師跑上四樓,氣喘籲籲地一把抱住了竺家榮,叫道:「沒想到,你真棒!」後來竺家榮得知,外語學校考試競爭相當激烈,而她是班上唯一一個通過了考試的學生。
竺家榮很想學習德語、法語這些聽起來很洋氣的語言,結果被分到了日語專業,原因竟然是她的視力問題。竺家榮的眼睛先天屈光不正,她從小看書便要戴上奶奶的老花鏡,但依然十分費力,看一會兒就得閉眼睛休息一下。外語學校要求的視力是1.5,竺家榮只有1.0。她記得檢查視力的是個高大的很帥的叔叔,對她說:「小妹妹別緊張,給你寫1.2吧。」雖然過了體檢這關,但因為視力不達標,竺家榮被分到了沒有人願意學的日語專業。那時中日兩國尚未建交,學日語很受歧視,在寄宿制的外語學校裡,學日語的孩子容易產生自卑心理。但父親的話給了她很大信心:「好好學,中國和日本用不了多久一定會建交的。」七年後的1972年,這句話果真變成了現實。
但還沒等到中日建交,中國國內局勢開始動蕩。竺家榮剛進入外語學校兩年,文革爆發了。學生們紛紛變成了紅衛兵、紅小兵,到處充斥著政治口號、大字報、毛主席像章、「忠字舞」……竺家榮對政治始終不太關心,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依然一天到晚只想看日語書,因此被大家批評為「白專」。「我記得到後來,全班都是紅衛兵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不是了!」17歲那年,竺家榮從外語學校畢業,只有「根紅苗正」的畢業生才能分配到外交部、公安部等國家機關,而成績全優的竺家榮被分到一所中學,成為了一名日語老師。
從17歲到22歲,竺家榮在豐盛中學度過了五年茫然的青春歲月。文革還在繼續,學生們根本不願意學習,竺家榮比這些十三四歲的學生們大不了幾歲,作為小班主任,面對調皮搗蛋、無法無天的學生常常是束手無策,她的自行車經常被壞孩子破壞,只能推著走回家。她還得經常帶學生去工廠農村開門辦學,也曾下放到五七幹校受了半年再教育,養過豬、幹過各種農活。「對這段日子我不太願意回首,感覺自己的青春都被耽誤了。當時我們去外語學校時,老師說你們的學校是寶塔尖,你們將來就是國家的棟梁,沒想到如今從那個寶塔尖上掉到底層,覺得特別失落,不知道將來的出路在哪裡,只能整天混日子。」還不到二十歲,竺家榮就長出了白髮。
1977年,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恢復了高考。竺家榮感到機會終於來了,非常興奮。「恢復高考就等於拯救了我」。她報考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校,由於「走後門」的不正之風,竺家榮「落了選」,最後被黑龍江大學錄取。「雖然必須離開北京,但只要不再當中學老師,我死活也要上大學。」由於有從小學日語的底子,竺家榮直接跳到了二年級。很快國家又開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1979年竺家榮考入了國際關係學院讀研,1981年畢業。在這四年的時間內她迅速地拿下了本科和碩士的學位,然後留校任教,開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
對竺家榮說,當初學日語是一次偶然,但走上翻譯道路卻不是偶然的。留校任教之後,竺家榮幾乎把全部時間投入到了教學和家庭中,一直到四十多歲,才翻譯了人生的第一部書。這其中15年的時間「好像都荒廢掉了」,但竺家榮說,自己心中一直保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做翻譯。
從上學的時候起,竺家榮就不是那種特別受老師重視的孩子。「畢竟不是能歌善舞,嘴也不是那麼甜」,加上視力天生不好,竺家榮說,自己從根兒上來說是一個自卑的人,到現在都是這樣。「我屬於自尊心極強的一個人,自尊心極強的人,往往自卑感也很強。我總覺得,自己不善於與人打交道,但是學習還可以。兼通中日兩種語言以及愛好文學的底子,因此長項很可能是做文學翻譯了,只有在翻譯中,能夠感受到快樂,只有翻譯才能使自己獲得尊嚴。後來的發展也多少驗證了自己的這個預感。」
在中學教書的那五年,竺家榮就曾幾次向學校提出想要調走,去做與翻譯有關的工作。成天與一幫學生混在一起讓她焦頭爛額,她覺得「搞翻譯不用跟人打交道,管我自己就好了,至少是清淨」,但學校始終沒有同意。大學期間,竺家榮也會自己找些日語文章,純粹出於興趣「翻譯著玩」。讀研究生的時候,老師帶著學生們集體翻譯過一本《日本民間故事》,竺家榮在其中翻譯了一篇童話故事,對翻譯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之後竺家榮也翻譯一些作品,給雜誌投稿,但從來沒有得到過回復。
在大學任教了十五年之後,竺家榮受邀去參加在武漢召開的三島由紀夫研討會,在研討會上結識了國內知名日本文學翻譯家葉渭渠。葉渭渠當時正在組織人翻譯一些日本文學作品,看到竺家榮向會議提交的論文後,對她說:「你的文章寫得不錯,想不想試著翻譯一些作品呢?」竺家榮聽了喜出望外,「太好了,我這麼多年苦苦尋求,一直找不到門檻……」由此,她獲得了人生當中第一個翻譯機會——安部公房的短篇小說《狗》。她翻譯得極其認真,這篇翻譯處女作收錄在安部公房作品集裡,由珠海出版社出版了。
出乎意料的是,不久珠海出版社的編輯親自找到了竺家榮的家裡,帶著一個月前剛剛在日本出版並引起轟動的《失樂園》。「你看看這本書,我們希望儘快翻出來,越快越好。」出版社希望趕在臺灣的前頭,讓它的簡體中文版儘快面世。看到裡面大段大段的性愛描寫,竺家榮把書推了回去。但執著的編輯隔幾天再次上門,同意進行刪節和「朦朧化」處理,並說,你既然想做翻譯,就應該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希望再慎重考慮一下。
經過再三考慮,竺家榮最終沒有錯過這個機會,「抱著破釜沉舟的心態,硬著頭皮上陣了」,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整個人都陷入了《失樂園》之中。《失樂園》出版後,立刻在國內引起了轟動,幾乎到了盡人皆知的程度。但是那時國內的版權制度極不完善,合同也不正規,出版社甚至拖著不付給竺家榮稿費。不過這本書也確實給竺家榮帶來了名氣,一時間書店裡出現了許多渡邊淳一的盜版書,都冠上了「竺家榮」的名字,《失樂園》的盜版更是層出不窮。
《失樂園》在中國出版後,同日本一樣,評論也是毀譽參半,不過比起這本書在日本的評價,在中國批評的聲音反倒要少一些。竺家榮覺得「我們中國人往往習慣於站在自己的文化角度上去解讀,把小說裡的男女主人公殉情理解成自殺謝罪,或者認為渡邊淳一這樣寫是在批判日本社會的墮落,這種解讀可以說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很大」 。但是這些「誤讀」反而助推了《失樂園》的傳播,也正是在這些誤讀下,《失樂園》得以安全過關,並暢銷多年。
在竺家榮看來,《失樂園》探討的主題是與自《源氏物語》以來的「物哀」一脈相承的。「物哀」是對事物的一種感傷,或者說深刻的體驗,在男女之情上表現得最為典型。」作者通過小說男女主人公所陷入的婚外情,深刻地探討了婚姻和愛情的含義。在日本的「好色」美學傳統中,愛情是靈與肉的和諧統一,而婚姻往往導致激情逐漸淡薄,愛情也隨之消亡。小說中男女雙方的殉情,是為了避免重蹈婚姻的覆轍,要在快樂的巔峰、最美的時刻結束生命。當然,作者絕非在推崇殉情,是希望人們關注自己的精神生活,不要失去人生的樂園,竺家榮補充說。她前後翻譯了十來本渡邊淳一的作品,幾乎每本都專門寫了譯後記,詳細探討渡邊文學的美學意義。
竺家榮說,《失樂園》日本版的封面是耐人尋味的。正面是熊熊燃燒的火焰,封底則是盛開的櫻花,這裡邊含有很深的寓意。火焰象徵燃燒般熱烈的情慾,將一切化為烏有,而櫻花則以其盛開時的美豔,凋落時的決然,,讓人聯想世事無常,愛的短暫。渡邊所要表達的是這樣一種生死觀和美學觀:死亡是絕對的、無限大的「無」。這種「無」不是西方式的虛無主義,而是東方式的虛無,所謂「無中萬般有」,蘊藏著豐富的東方文化的內涵。
當年她曾因《失樂園》有著大量性描寫而拒絕過出版社的翻譯邀請,如今竺家榮認為,這些不拘一格、不受束縛的日本文學,「能夠讓中國讀者接觸到多種文學表現,看到各國文學對人性的多方面探究,拓展視野,善莫大焉。翻譯是一個構築人類精神的巴別塔的神聖事業。」這也是她投身文學翻譯的目的之一,也可以說是一種使命感。
翻譯《失樂園》之後,竺家榮雖然有了一些名氣,但並沒有因此大紅大紫。她一邊繼續在學校教書,一邊斷斷續續翻譯了十幾本書。2002年到2005年這段時間,由於評職稱不順利等原因,竺家榮又一次陷入了低谷,如同在豐盛中學的那5年一樣,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發表任何譯作。「我天性敏感,柔弱,一旦遭遇挫折,很難振作。可以說當時完全看不到出路,對自己對人性對社會都感到絕望,即便是最喜歡的翻譯也覺得毫無意義。用現在的說法有點憂鬱症的樣子」。「總覺得這個社會不公,無論你多麼努力,最終人家可以沒有任何理由地否定掉你」 ,因此得出結論,「一切都是虛無,還是什麼也不做為好。」竺家榮沒有再爭什麼,她開始自我封閉起來,2005年,以副教授的職稱退了休。
就在退休的第二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找到竺家榮,帶來了青山七惠的《一個人的好天氣》請她翻譯。竺家榮翻開書,第一頁第一行是這樣一句話:「一個雨天,我來到了這個家。」她當即便感到,這是一本好書,而且自己也一定能把它翻譯好。出版社的編輯也像多年前《失樂園》的一幕重演一樣對她說,只要您翻譯,這本書一定會暢銷。
竺家榮又一次猶豫了,自己以前翻譯的都是些經典作家,從來沒有翻譯過這種青春文學,而這位作者的年紀幾乎跟自己的女兒一般大。但她還是決定挑戰一下,「我覺得作為譯者應該什麼都可以嘗試,應該挑戰一下自己,就像演員不能只演一個角色,那就模式化了」。《失樂園》的成名讓竺家榮在很多人眼裡已經定了位,仿佛她就是一位日本情色文學的翻譯專家,甚至有編輯拿來一本名叫《性騷擾應對》的書請她來翻譯。竺家榮想,自己應該「跳出圈子,翻譯一本清純的作品試一試」。
儘管年齡相差一代人,竺家榮卻覺得自己跟青山七惠是有緣的。青山七惠作品當中處事不驚的淡然筆調,很接近日本傳統文學中的《枕草子》,讓竺家榮頗有些感慨。「我在中國見過青山七惠,跟她一塊兒吃過飯。這個年輕人很是老道,真是很成熟,對什麼事都很淡定,好像什麼都無所謂。她對命運是一種承受的態度,覺得不一定非得改變。」相比起來,竺家榮覺得自己都不夠成熟,有些「童心未泯」。「我覺得跟她能學到一些東西,這種處事態度挺好的,很淡然,不能太糾結於一些事情。怨天尤人只能製造負面情緒,無助於自我的提升。」
《一個人的好天氣》的暢銷程度甚至超出了竺家榮的預想,一度成為了一本在中國年輕讀者群中引領潮流的書,尤其是很多80後90後,很喜愛這本薄薄的小書。由這本書而誕生的一個詞「飛特」(Freeter)成了年輕人熱衷的一種生活方式——沒有固定職業,靠兼職打工來維持生計。這本書也讓竺家榮的名字第一次真正為讀者所知,很多出版社慕名而來。「從這以後,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到現在為止,竺家榮已經翻譯了大約有60多本書,多達二十多位作家,其中包括夏目漱石、谷崎潤一郎、安部公房、太宰治、大江健三郎以及當代許多活躍的作家。通過翻譯,她也重新找回了自己。「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對我而言,大概是我譯故我在吧。翻譯也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每翻譯一本書,都是和一位智者對話。讀者的鼓勵也總是使自己倍感幸福。最終從翻譯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實在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竺家榮一直受到學校的返聘,繼續做日語專業的碩士生導師。一周兩天,竺家榮到學校教學,剩下的五天,就待在北京郊區的家裡做翻譯。竺家榮儘可能減少交際應酬以及娛樂等,很少出門,每天從早上八點吃完早飯,一直埋頭翻譯到晚上十點,每小時翻譯幾百字,一天下來的翻譯量大概是五六千字。不論經典文學還是大眾文學,竺家榮不怎麼挑剔,她覺得翻譯跟個人的喜好無關,譯者只是起到一個中介的作用。但她唯一挑剔的是,要給她足夠的時間,讓她在質量上反覆地打磨。
竺家榮說到自己的個性,其中之一是「任性」,「想做什麼就非要做什麼,認定一件事就去做,而且不撞南牆不回頭,不考慮後果得失,總是想得很單純」。她覺得在生活中這種任性也許是一種缺陷,但在翻譯中,它會轉化成優點,因為她比較「較真」。
過去,豐子愷翻譯《源氏物語》,是四年磨一劍,而今大多數出版社為了追求效率,催著譯者三四個月就要翻譯出一本書來。因為時間問題,竺家榮推掉過好幾本書。樋口一葉是竺家榮很喜歡的作家,但她的作品距今年代久遠,文白夾雜,又引用大量典故、民俗等,翻譯難度很大。雖有過幾次機會,竺家榮都要求出版社給她一年的時間來翻譯,但出版社等不了那麼久,她只好遺憾地放棄了合作。
竺家榮說,在翻譯中,最花費時間的不是翻譯初稿,而是修改的過程。每一份譯稿,在竺家榮手裡都要經過五六遍以上的打磨。第一遍是整體的翻譯,第二遍是逐字逐句地再將譯文跟原文對照,看看有沒有漏譯和錯譯,這期間要大量地查字典,把每一個詞語的含義搞明白,準確翻譯過來,最花費時間。諸如各種蛋糕、點心或是日式料理、西餐的不同做法;棒球和排球、圍棋等的遊戲規則;各種典故俚語方言外來語;外國人名地名書名植物動物名等等,這些都要仔細查閱資料。有時幾個詞就要查半天的資料;第三遍是潤色和修飾;第四遍是通讀一遍,看看哪個句子彆扭,把它改得「順一點」;第五遍是檢查標點符號等細節;第六遍是把稿子暫時放下,隔幾天再拿起來看看是否還有什麼問題。最後才是定稿。
潤色是翻譯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竺家榮所追求的目標是儘量做到深入淺出,少有生僻詞語,句子符合中國語的習慣,讓讀者閱讀起來能夠像行雲流水一樣順暢,不會磕磕絆絆。她用了一個比喻,翻譯就像做菜,原作就像原料,都是上等的東西,就看譯者怎麼把菜做出味道,讓人產生吃下去的欲望,在水平大致相同的情況下,潤色和打磨就變得舉足輕重了。比如渡邊淳一的語言儘管細膩精緻,但日語詞彙遠不如漢語詞彙豐富,同樣一個詞語在原文中會反覆出現,難免會顯得單調乏味。竺家榮儘量做到一個詞語不重複出現多次,變換不同的中文詞語,比如 「嫵媚、柔媚、嬌媚、千嬌百媚、嬌豔、嬌嗔、嬌滴滴」……
平時竺家榮有一個筆記本,遇到新鮮的詞語就會記下來,以備翻譯之用。「可見,中文的功底太重要了。常聽學生說,雖然知道意思,就是不知道用什麼詞翻譯合適,怎麼想也想不出來。我就告訴他們平時要多積累。」「也有的學生問,成功有沒有捷徑呢?我說,從翻譯來說,恐怕是勤奮了。」
儘管已經走過了二十餘年的翻譯生涯,但在國內的日語翻譯界,竺家榮依然算是新生代。上一代的老翻譯家剛剛退出,竺家榮這一代五六十歲的譯者升格為日語翻譯界的中流砥柱。她說,文學翻譯不同於非文學翻譯,對譯者的要求很高,只有不斷磨練才能保證翻譯的水準,而自己還遠遠沒有達到前輩譯者的高度。她希望有更多有志於翻譯的年輕學者能夠加入進來。
「我40多歲才涉足翻譯,說明只要起步就不晚。」
界面文化:你最喜歡的翻譯家前輩是誰?
竺家榮:喜歡的翻譯家很多,尤其是周作人、樓適夷、豐子愷等老一代翻譯家的嚴謹、博學,給我們後輩譯者樹立了學習的楷模。特別是周作人翻譯的《枕草子》,將他的日文漢文功底、日本文化的薰陶、對譯作韻味的卓越駕馭能力展示得淋漓盡致。讀來飄逸灑脫,不見雕琢的痕跡。錢理群曾說「在翻譯史上,譯作能夠自成獨立的藝術世界的翻譯家是不多的,周作人便是其中最傑出者之一」,深以為然。
界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應該側重直譯還是意譯?
竺家榮:兩種翻譯策略應該是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關鍵是如何運用得當。我原則上以直譯為主,能夠保留的儘量保留原來的日式詞語,如翻譯渡邊淳一《天上紅蓮》時,對裡面的月份異稱、古代日本地名、古代日本官職、古代日本服飾和器物名稱等等都儘量保留原語,讓讀者更多地接觸到日本古代的文化氣息。目的是儘可能傳遞異國風情,讓讀者向作者靠攏。其實意譯主要涉及某些詞語,如文化詞語、慣用語、成語典故、佛語、詞曲名稱等,如果是中國人也能理解的,我便直接拿來用,如果不能理解,寧肯採用注釋方法,最後才考慮對譯或意譯。因此我的譯作,注釋往往比較多。因為總覺得有些詞,即便意譯也是不能夠達意的。
例如「增上慢」這個佛語,中文裡雖然也有,但一般人不知其意,很多譯者都意譯為「狂妄傲慢」,但似乎並不能確切傳達其意,也與文脈不貼合,我採用了直譯加注釋,覺得這樣既可保留這一佛語,也比較貼近原意。再比如日語慣用語「追二兔不得一兔」,「猴子也會從樹上掉下來」,很生動有趣,國人也能明白,就直接拿來用,沒有對譯為「雞飛蛋打」和「好馬也有失蹄的時候」,但是「做三天和尚」,中國人就看不懂了,就必須對譯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總之,儘可能兼顧源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應該是作為跨文化橋梁的文學翻譯努力的方向。當然,翻譯沒有絕對的標準,怎樣翻譯更好,有待實踐的檢驗。
界面文化:你現在最想翻譯的作品是?
竺家榮:很想翻譯樋口一葉,但是幾次機會都由於種種原因錯過了,很有些遺憾。希望以後還有緣分可以翻譯她。
界面文化:當一部作品出來時,你是否心驚膽戰有人來挑錯?
竺家榮:對我來說,或許換個說法比較好,就是敬畏讀者。因為,譯者以及出版社雖然努力忠實原作,多次校對,但畢竟會有一定比例的誤譯、漏譯或不完美,讀者挑錯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人們都希望看到完美的譯作。譯者一旦發現問題,及時反饋給出版社再版時修改,是責無旁貸的。大多數讀者都是非常善意地提出問題,很感謝他們。即便是不那么正確的意見,也應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讀者的鞭策可以不斷地給譯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儘可能減少失誤的比例。
界面文化:你是否認為翻譯也應該拿版稅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費?
竺家榮:我從來沒有拿過版稅,一直是拿稿酬。恐怕對於出版社來說,譯者和作者的情況不一樣,給譯者付稿酬更合理吧。
界面文化:你認為稿酬多少才合理?
竺家榮:稿酬的問題自然也是市場決定的。我曾經和某出版社總編聊天,他說我們不注重譯者的名氣,尤其是一些通俗文學,或非經典作品,難度不太高,一般譯者可以勝任。我覺得,出版社這樣做自然是有道理的。當然,也有一些出版社很關注市場定位,以精品圖書為目標,確保出書質量上檔次,因此會適當增加些稿酬,推出名家名譯,從性價比考慮也是比較划算的,可以細水長流等等。
從文學翻譯者的角度說,在條件允許的範圍內,自然希望多爭取一些稿酬,但是,舉凡進了這個門的人,圖的就不是稿酬多少了,若要圖稿酬的話,就去翻譯其他稿酬高的專業資料了,或者乾脆幹別的了。從我來說,稿酬雖不多,但譯作出版後,上面有譯者的名字,並且會一直存在下去,這個署名權實際上也可以說是一部分隱性報酬。至於說多少合理,只能說存在即合理。
界面文化:你對當今電子詞典、網絡資料運用的看法?
竺家榮:當然非常有用。快捷,準確,信息量大,好處多多。有時候雖然找不到準確的譯詞,但是通過看圖,就可以大致翻譯出來了。
界面文化:你是否認為現在翻譯正在分化為流行文化、純文化、官方用語等多種體系?
竺家榮:翻譯者只是將作品的語言轉換為另一國語,沒有權力改寫為流行文化色彩或純文化色彩的作品。也就是說,作品本身屬於什麼體系,譯作就應該是什麼體系的。比如說,純文學作品,不可能譯成大眾口味的作品,那樣一來,就是不忠實原作,因為風格改變了,就好比把人畫成了漫畫。譯者可以加工的,恐怕只是在文體的選擇或詞語的雅俗選擇上。
隨著時代的發展,詞語會有相應的變化。比如谷崎潤一郎等明治大正時代的作品,老一輩譯者由於他們的文學素養與生活的時代等因素,翻譯得比較偏半文言或白話文,但現在的譯者則是現代口語文體和白話文的雜糅感。冗長的句式也逐漸在變短。總之翻譯腔相對減少,這可以說是與時俱進。不過,我的原則是儘可能不使用網絡語或還未定型的流行語,以及髒話、俚語等,保持語言的純淨。即便要翻譯得通俗易懂,但在修辭方面,仍儘量選擇貼近作品語境的詞彙,努力再現原作的氛圍。傳統文化與流行文化的相互滲透雖是必然趨勢,但是文學經典則是經歷歲月的磨礪而歷久彌新,沉澱於民族文化的底層,不斷煥發光彩的。
界面文化:你怎麼解決外來詞彙的中文化問題,是不是有事不得已需要自己製造新詞?
竺家榮:上面第2題也涉及了一些,我一般能拿來就拿來用,一方面可以豐富中國語的詞彙,二來可以增添新奇感,有益無害。由於膽子小,自己很少造詞,當然,《一個人的好天氣》新造了個「飛特族」,不過,那是出版社造的。以後有機會我也可以嘗試一下。
《失樂園》(渡邊淳一)
竺家榮:《失樂園》是日本著名作家渡邊淳一最負盛名的代表作。也是日本當代文學在中國影響持久而廣泛的名作之一,20年來長銷不衰。很多和我年齡相仿的中老年人,當年大多看過或是聽說過這本書。由於該作品內容涉及人們非常敏感的情愛問題,初版不得不做了刪減,直到十二年後全譯本面世,見證了中國社會的包容度與出版狀況的變遷。渡邊淳一文筆細膩唯美,善於營造浪漫氣氛,很有日本文學的特點。特別體現在對於兩性關係、性心理等最隱秘層面進行的淋漓盡致的描繪,以及精彩的夾敘夾議等將陷入婚外情的男人女人的困惑、掙扎、歡愉、無奈、孤獨、貪求等都曝光於筆端。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發源於《源氏物語》的日本審美傳統。對於開啟中國讀者對日本文化了解的窗口,可以說很有價值。對我而言,第一本譯著就有幸遇到了《失樂園》,從此走上了譯介日本文學的漫長道路。
《一個人的好天氣》(青山七惠)
竺家榮: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推出獲得芥川獎的青山七惠的《一個人的好天氣》,以及後來陸續出版的七惠的《窗燈》《溫柔的嘆息》《碎片》等,在譯介文學市場中掀起了一股日本青春文學的衝擊波。這位80後作者描寫了一個飛特族(以打工為生)女孩子的感情生活,儘管情節平淡無奇,卻以其淡然灑脫的獨特韻味牽動著讀者的心,深受好評。一出版,便十分暢銷,可以說影響了80後乃至90後一代人。而且至今仍然不斷加印,創造了出版界的一個傳奇。該書還有一個特點便是獨特的裝幀。三層雅致的色紙,每層露出一點邊,猶如日本古代和服十二單露出衣袖層層那樣的唯美。可以說,準確的市場定位,精美的裝幀,不遺餘力的宣傳等助推了此書的暢銷。在日本默默無聞的青山七惠,在中國成為相當知名的日本作家。迄今為止,她的每本書都翻譯到了中國。其中本人翻譯了她的10部作品。由於年齡上的差距,對於我來說,在處理詞彙,營造年輕人的感覺上的確下了一番工夫。譯作能夠得到廣大年輕讀者的喜歡,作為譯者是最幸福的事情。
春琴抄(割蘆·吉野葛)(谷崎潤一郎)
竺家榮:2016年翻譯出版的《春琴抄》是日本唯美大師谷崎潤一郎最為膾炙人口的名作,在日本多次搬上銀幕。《春琴抄》生動細膩地描寫了盲女琴師春琴與僕人佐助之間既是師徒又是戀人的一世情緣。當春琴被毀容後,佐助毅然刺瞎了自己的雙眼,使自己處於與春琴同樣的境遇裡,將師傅的美貌永遠定格在了自己的記憶中。小說結尾通過禪師之口肯定了此舉「轉瞬之間斷絕內外、化醜為美的禪機」,充分揭示了谷崎文學追求「永恆的女性」的一貫主題。
能夠翻譯這樣的名篇以及另外兩篇很有翻譯難度的短篇,甚感榮幸。雖然以前也翻譯過谷崎的《鑰匙》等4部作品,但時隔多年,翻譯的水準比當年有所提升,20年來的翻譯實踐的積累,以及對於谷崎唯美主題的理解,及其優雅文體的認識,使自己可以比較有自信的駕馭有一定難度的《春琴抄》。此外書的裝幀也很獨到。沒有花哨的人物,櫻花色的封面上只有象徵琴弦的「春琴抄」三個字,日本味十足。裡面的精裝本封面右上角,還有盲人點字的書名,極為精緻有趣。一方面也反映出當今中國的出版界,正在向著追求高品質圖書的目標努力,從這本《春琴抄》可以窺見一斑。
1981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日本語言文學專業研究生,並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至今。長期從事日本文學、翻譯的教學、研究與譯介,現為日本語言文學專業、翻譯專業的碩士生導師。主要代表譯作有:失樂園(渡辺淳一)、近似無限透明的藍色(村上龍)、曉寺(三島由紀夫)、京洛四季――美之旅(東山魁夷)、被偷換的孩子(大江健三郎)、一個人的好天氣(青山七惠)、人間失格(太宰治)、心(夏目漱石)、春琴抄(谷崎潤一郎)等。
(文中所有竺家榮圖片來自界面攝影記者呂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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