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繁花》日文版譯者浦元裡花:「不響」用省略號來翻譯

編者按：

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在日本的譯介步伐逐漸加快，這其中就有金宇澄的《繁花》，其日文版將在不久之後與日本讀者見面。面對這樣一部語言風格獨特、地域色彩鮮明的長篇小說，日本讀者將如何閱讀並接受？日語翻譯又將如何進行？就這些問題，賈海濤對《繁花》的日文譯者浦元裡花進行了訪談。浦元裡花從翻譯《繁花》的緣起、翻譯過程中的難點等方面，詳述了她對《繁花》的理解，介紹了她正在推進的翻譯工作。本文原刊於《東方翻譯》2020年第4期。

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在日本的譯介步伐逐漸加快，從閻連科、劉震雲等嚴肅文學作家，再到劉慈欣等類型文學作家紛紛登陸日本出版市場，並收穫了較為可觀的市場認可。2018年末，筆者從澎湃新聞的報導中獲悉，榮獲茅盾文學獎的金宇澄《繁花》日文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計劃由日本知名出版社早川書房出版，並採用日本翻譯家浦元裡花的版本。

《繁花》

這則消息令人略感意外，原因有三。其一，儘管近年來略有起色，但長期以來日本出版市場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介是「鈍感」的，日本學界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評價也略趨保守。對於《繁花》這樣一部2012年出版單行本的作品來說，翻譯的時間差可以說是很小的了。其二，早川書房是日本以譯介海外（主要為歐美）類型小說而知名的出版社，這次它們跳脫出長年來的譯介範疇，將目光投向《繁花》這部地域色彩非常鮮明的作品，實屬罕見。並且，《繁花》的文字密度原本就很高，譯成日文後，再加上豎排版，可能達到中文1.5倍的篇幅，這對出版社來說也是考驗。其三，眾所周知，《繁花》出色地調和了上海方言與標準語，大量吸納了傳統話本中的敘述技巧，形成了獨樹一幟的語言風格，這也給《繁花》的海外譯介工作帶來了相當難度。那麼，書中的上海方言，尤其那兩千多個「不響」如何被翻譯成日文？日本讀者有可能在哪些方面關注這部作品？一系列的問題隨之而來。帶著上述諸多疑問，筆者於2019年8月27日在日本滋賀縣大津市對《繁花》的日文譯者浦元裡花進行了訪談。

浦元裡花，日本京都人，《繁花》日文版譯者，立命館大學中國語專攻畢業，長期在高校中從事中文教學工作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除了漢語普通話之外，她也長期自學上海話、蘇州話。本科畢業後曾供職於大阪的中國書籍專賣店，期間曾組織蕭紅的讀書會。之後繼續在立命館就讀碩士，碩士論文是蕭紅和蕭軍相關的研究，為獲取一手的研究資料還曾與蕭軍通信。目前在立命館大學等高校擔任中文講師。

通過此次訪談，筆者希望更深入地了解這位略通上海話的翻譯家，了解她在《繁花》翻譯中的具體困難，並及時跟進《繁花》在日本的譯介過程。此次訪談約在半年前，筆者通過和光大學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加藤三由紀，與浦元裡花取得了聯繫。浦元老師在郵件中非常爽快地答應了訪談的請求，不過她也表示自己工作繁忙，在大學裡兼任中文講師之餘，幾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了《繁花》的翻譯工作。她希望我把訪談儘量限定在《繁花》的翻譯中，避免脫離翻譯，引向抽象而宏大的議題。

在與浦元老師訪談交流的過程中，筆者深切地感受到，她對這部作品傾注的熱情與努力是旁人難以想像的，唯這份熱情，而非僅僅是翻譯任務，一直驅動著她堅持這項規模浩大、難度極高的翻譯工作。她熟稔漢語普通話，亦長期自學吳方言，時不時在訪談交流中蹦出上海話，令人倍感親切。訪談當日，時值夏季，細雨迷濛。在人跡稀疏的琵琶湖畔，這個浦元老師所喜愛的閒靜之地，我做了本次訪談。她帶著一本印有豐子愷繪畫的記事本，上面有一些她學上海話的筆記。她曾在《繁花》的書評中將金宇澄比作「21世紀的豐子愷」，足見她對兩者的喜愛。

筆者自本科階段即開始研究《繁花》，碩博階段赴日留學後也延續了先前的研究脈絡，並開始關注這部小說乃至中國當代文學在日本的譯介動向。本次訪談是這項譯介研究的一環。筆者希望自己能以當事人的身份，與文學交流互動同步，適時跟進文學的發生，有意識地進行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因此，筆者在譯者推進翻譯工作的同時進行此次訪談，捕捉譯者本人當時鮮活的所思所想，具有別樣意義，相信與譯作出版後是有差別的。

本次訪談以日語進行，文字稿經筆者翻譯、整理、潤色而成，整理後內容已與受訪者協商確認。以下是此次訪談的主要內容。

【對話】

賈海濤（以下簡稱賈）：

浦元裡花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本次訪談。2018年12月，中國的新聞媒體「澎湃新聞」首次出現了關於《繁花》英文與日文譯本的最新動向的報導，該報導引述了對金宇澄的採訪，說您早前就曾翻譯過他的一些作品。我按圖索驥通過加藤老師聯繫到了您。我們都知道，金宇澄是在2012年《繁花》出版之後，以作家身份二度登上文壇的，那麼在《繁花》之前，您翻譯過金宇澄或其他中國作家的哪些作品？

浦元裡花（以下簡稱浦元）：

在此之前，我翻譯過一些小說。有趣的是，這幾篇小說都與「馬」有關，主要刊載在閻連科的日文譯者谷川毅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學雜誌「火鍋子」 上。

我在碩士階段曾研究東北作家蕭紅，因而在這本雜誌上連載翻譯了她的長篇小說《馬伯樂》。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小說。主人公馬伯樂在抗日戰爭期間從青島逃至上海，小說中的描寫讓我對上海這座城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世紀90年代，我初訪上海時，當時的城市街道與空間早已與小說中描繪的樣貌有著天壤之別，但我還總想像著自己是依著馬伯樂的足跡在遊覽上海，這種漫步城市的體驗似乎與後來閱讀《繁花》的感受不謀而合。之後，我還翻譯了王安憶的短篇小說《弄堂裡的白馬》（「路地裡の白い馬」）（「火鍋子」第75卷）。又在2013年，翻譯了老金的散文《馬語》，這篇散文是金宇澄所編散文集《洗牌年代》裡面的一篇，我的譯文是在「火鍋子」第80卷上發表的。

刊載《馬伯樂》譯文的「火鍋子」雜誌

賈：

2013年您翻譯的《馬語》應該是金宇澄的作品首次在日本面世吧。您當時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著手翻譯《馬語》這篇散文的？ 

浦元：

《馬語》這篇散文是主編谷川老師讓我翻譯的，就因為篇名裡也有一個「馬」字，他找到了我，這都算是偶然的相遇。翻譯的過程中，我結識了老金，通過郵件問了他好多關於翻譯的問題，他不厭其煩，都一一回答。

賈：

其實《繁花》的單行本在2013年業已出版，那時已經有翻譯《繁花》的打算了嗎？

浦元：

那時候，我正巧在《收穫》雜誌上看到了《繁花》，也算是偶然吧。我發表日文版的《馬語》後，加藤三由紀老師讓我在「東方」雜誌的專欄上寫介紹《繁花》的書評，這個專欄叫做「當下想讀的中國當代作家們」。我便寫了這篇題為《二十一世紀的豐子愷——與讀者同行的金宇澄》（「二一世紀の豊子愷――読者と歩む金宇澄」）的書評，後來發表於2014年3月。大約是在2013年，我去上海見到老金，他送了我一本《繁花》，當場我就跟他講好了，主動提出要翻譯這本書。老金覺得這應該會是個巨大的挑戰。最初，我的想法只是為了好好讀透這本小說，就邊讀邊翻譯，當作一個學習過程，至於能不能出版，當時並沒有多想。從那以後，大學裡的中文教學工作之餘，我便全身心投入到了翻譯中，至今一晃也有五六年時間了。

我之前翻譯的小說大都是如下情形：一個主人公、一條主線情節持續不斷地推進下去。《繁花》就大不相同了，這是個包羅萬象的大熔爐，兩條主線齊頭並進，登場人物數不勝數。在翻譯過程中就不得不依靠很多人的幫助，比如小說中上海話的部分，需要請我身邊來自上海的同事與我一起確認，涉及到古典詩詞的內容要請教漢學教授，基督教或佛教用語我也請教了信徒，這些各門類的專業人士就像我身邊的「繁花」。

賈：

為什麼你會將這種過程稱之為「繁花」？

浦元：

之所以稱為「繁花」，與我對小說題名的理解有關，它意味著林林總總的故事，形形色色的登場人物。《繁花》中讓我印象深刻的場面有兩個：一個是阿寶父親的友人歐陽之妻黎老師的故事，她雙目失明，講述當年日本投降時的狂喜；還有一個是金妹與師傅的關於男人偷看洗澡的對話，讓人忍俊不禁。《繁花》中的這些插曲總是有種悲中有喜的感覺。

刊載《繁花》書評的「東方」雜誌

賈：

實際上，當聽聞《繁花》將被譯成日文，我是既興奮又忐忑。儘管近年來略有起色，但長期以來日本出版市場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介不甚活躍。對於《繁花》這樣一部有著鮮明地域特徵，調和普通話與方言的長篇小說，在中國國內尚且因為不同地域間的差別而存在著對《繁花》接受度的不同，更不用說作為海外市場的日本了。那麼作為翻譯者，您覺得對於日本讀者來說，《繁花》可能會在哪些方面具有吸引力？日本讀者又如何體驗到方言的魅力？

浦元：

我在「東方」雜誌上所寫的介紹文章就是面向日本研究者與一般讀者的。文章討論了手繪地圖與插畫、對話與方言，以及小說中兩個有關悲與喜的場面，以此來推介《繁花》，這些都是這部小說的亮點。就拿手繪地圖與插畫來說，它能讓讀者看到故事發生時的街道、商店，以及人物的住所。就算沒有去過上海的日本讀者，看到了這些手繪地圖與插畫，也一定會對這座城市充滿興趣，閱讀小說時仿佛徜徉在上海，我覺得這便是插圖的功能之一。

再說到方言的問題，這肯定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也是這部作品翻譯的最大困難所在。老金和我說，叫我不要太拘泥於方言，比方言重要的是，要用流暢的口語翻譯出來，使得日本讀者易於接受。不過，為了體現這部小說的特色，上海話的部分我基本上還是會用日本的關西話呈現。我最初在讀的時候就覺得這篇小說的語言有關西話的感覺。

在日本，說到標準語之外的方言，大家首先都會想到關西話。我自己是京都人，也算是日本關西地區的一部分。關西話本身比標準日語更加富有起伏，有點像歌曲的旋律，聽起來也更讓人覺得親切有趣，像是日本的對口相聲——「漫才」，很多都是用關西話說的。在上述這些方面，關西話和上海話的感覺是有些類似的，關西有漫才，上海也有自己的滑稽戲。

我和上海朋友一道時，她們會講上海閒話，我順便就學一些。我本人非常喜歡上海話的語音語調，聽著順耳。對我來說，上海是我心中的精神故鄉。

賈：

如何翻譯上海話應該是這部小說很大的難點，當然從另一方面講，也是很大的看點。那麼，您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能具體舉例分享一下嗎？比如，書中那兩千多個「不響」如何變成日文。很多人得知《繁花》要翻譯成外文後都不看好，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便是「不響」的韻味是很難被翻譯出來的。

浦元：

遇到的困難可以說相當多。「不響」當然是其中之一，我的處理方式是，大部分的「不響」以省略號或省略號單獨成段的形式進行翻譯。這個標點或分段本身足夠讓日本讀者根據省略號的語境體會到背後的韻味了，其實人際交往也有很多共通的部分，大家是能夠理解的。當然，個別情況也會根據語境翻譯成「沉默」（黙り込む）之類的詞。但是，如果全部作為謂語動詞翻譯出來，那就肯定不能成為流暢的日文了。這裡我遵循的大原則是首先要保證日文的流暢度。

另一個大問題是，《繁花》記敘人物對話的方式較為特殊，一般不用引號，僅用兩個句讀標點來標記說話人和說話內容；而且對話密度很大，沒有分段。例如，「陶陶說，我是煩。滬生說，風涼話少講。陶陶說，一到夜裡，芳妹就煩。滬生說，啥。」如此這般，張三說完李四說，密密匝匝地聚在一起，如果把這些「誰說，……。誰說，……。」的引導語全部譯出來，那就非常累贅了。在翻譯中，我首先是還原了引號，如果是兩人間的對話，那麼分段加上引號即可省略掉多餘的引導語。

儘管如此，依然有許多飯局場合的對話，人物過多的問題依然是很難處理的。遇到上面這些問題時，我採取的辦法就是去想像情節裡各種場景的畫面，吵架的畫面也好，飯局的畫面也好，理解和想像出這些語境，翻譯起來就更加順手。這和我閱讀小說時的思維有點像，我會邊讀邊對照著插圖裡畫的地圖，想像自己走在上海的街道上。總之，翻譯這部小說需要結合具體經驗的具象思維。

賈：

除了上面所說的，在語詞層面之外，還有一類翻譯問題可能涉及更深層面的兩國間的文化差異，或者說是由中日語言差異引發的，這方面能否分享一下。我這裡舉個例子，比如《繁花》的138頁有這樣一段描寫：

「兩萬戶」到處是人，走廊，灶披間，廁所，房前窗後，每天大人小人，從早到夜，樓上樓下，人聲不斷。木拖板聲音，吵相罵，打小囡，罵老公，無線電聲音，拉胡琴，吹笛子，唱江淮戲，京戲，本灘，咳嗽吐老痰，量米燒飯炒小菜，整副新鮮豬肺，套進自來水龍頭，嘭嘭嘭拍打。

作者在這段話中大量省略主語和謂語，並使用了相當多的鋪排來描繪工人新村中的日常全景，類似的結構在《繁花》中有不少。您的翻譯是如何處理這類文本的？

浦元：

這類句子翻譯確實較為困難。對於這種結構，就是要適當補足句子成分，比如這段話中這些名詞短語都可以看作是「有」的賓語，即「有」這樣一些人存在，有罵老公的人、有吹笛子的人等等。在日語中也有「體言止め」（名詞結句）的用法，用得較多的情況是在新聞標題中，日文小說中也時有出現。我為了避免補足成分後句子過長，有時翻譯中也會保留這種名詞結句的鋪排，把意思相似的名詞短語調整順序合在一起譯。  

接著是關於中日間語言差異的問題。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在中文裡，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敬語體系，而人物對話譯到日文，就必須考慮什麼時候用簡體，什麼時候用敬語，要用什麼禮貌程度的敬語。因而要花費很多時間釐清人物之間是長幼、上下級關係，還是朋友、同輩關係。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的這條時間線，出現了大量的飯局場面，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這其中的對話是採用簡體還是敬語，就需要從情節出發釐清人物關係的線索，再來判斷。對於像《繁花》這樣人物眾多、對話密度極高的小說來說，這項梳理工作非常辛苦。關於敬語和方言的問題還想插個題外話，我個人很喜歡的一位日本作家是東野圭吾，他在中國也被大量翻譯，而且銷量很好。他早期作品中實際用了很多關西話，這些作品中的方言是如何對應到中文的，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可能涉及到中日文化間的差異。我舉一個小例子，90年代這條敘事線有一段關於「盜墓」的情節，當時有城裡人委託中介派人到鄉下去挖墓覓寶，城裡人在飯桌上講價錢，最後不管挖到金銀財寶還是破銅爛鐵，都歸城裡客戶。起初，我不太明白這個覓寶與飯局的情節之間是怎麼聯繫的，問了老金，他和我講，是挖墓覓寶的人打電話聯繫飯局上的人，然後以此來討價還價。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翻譯的話，日本讀者應該是很難理解的，在日本沒有聽說過這種故事，缺乏類似的文化語境。日本並沒有像中國有那麼久遠的「盜墓」文化，甚至成為一種類型小說門類，一般來說法律執行上也都十分嚴格。這段情節可能是上海90年代時代氛圍的展現，類似這種情節對於日本人來說多多少少有些隔膜感，也必須要「補足」一些信息才能方便理解。這方面的翻譯還多虧了老金和諸多友人的幫助。

賈：

回到一個有關翻譯策略和範式的宏觀層面的問題，您在翻譯過程中有沒有一些自己堅持的習慣或原則？另外在《繁花》翻譯中，您是如何平衡直譯與意譯的？

浦元：

其實我覺得直譯與意譯並不矛盾，也沒有過於糾結過這個問題，一切都是根據原文表達的需要來適時靈活地調整，這方面不能太死板。

我覺得，總的來說，翻譯需要兩道程序：第一道程序是把握梳理原文的意思，把可以翻譯出來的地方先進行粗譯；第二道程序是在粗譯的基礎上，理解文化、語言本身的微妙差異，對譯文進行二次打磨。我希望達到的翻譯效果是讀者讀起來感覺不到翻譯腔，就像是本國作家所寫的作品那樣流暢通順，就算是從來沒讀過中國小說的讀者也能感受其中的魅力。

在這點上，我很喜歡谷川毅老師所譯的閻連科的作品，讀的時候沒有覺得這是從中文翻譯過來的，也就是沒有什麼「翻譯腔」。這是我想要向谷川老師學習的地方，也正是我努力希望達到的翻譯效果。

賈：

這兩道程序應該是您翻譯工作中長期實踐的總結。是否方便透露目前《繁花》的翻譯工作進行到了哪一步程序？另外，大概計劃什麼時候出版問世？

浦元：

可以說第一道程序的粗譯部分已經基本完成了，目前第二道程序的精譯再加工的部分也進行了差不多一半，不過還是有相當多的問題需要再去研究、確認，這就需要與作者保持密切的聯繫。出版社計劃在2021年出版，我也預計在明年完成翻譯工作。

賈：

我們知道，這次《繁花》的版權是由早川書房取得的。2018年，早川書房出版了劉宇昆所編的中國科幻作家選集日文版，獲得了很不錯的市場反響。而就在今年（2019年）7月，由早川書房出版的劉慈欣《三體》第一部的日文版創下了日本海外翻譯作品的銷售記錄，首周便加印10次，獲得了日本各界讀書人的推薦。日本讀者也紛紛通過社交媒體催促譯者大森望更新《三體》的後2部。

這種出版界盛況在之前的中國小說中是前所未有的，相信這也會提振我們對《繁花》日文版的信心。那麼您能否介紹一下早川書房在日本人印象裡是家怎樣的出版社？您又是為什麼選擇了這家出版社？

浦元：

早川書房是一家規模比較大的出版社，長期以來是專門出版海外推理小說、科幻小說這些類型小說的，這次《繁花》能由其出版，我感到非常難能可貴。最終與早川書房達成協議，是因為他們讀到了我在「東方」雜誌上為日本讀者所寫的書評文章，對作品本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覺得這是質量有保證的作品。再加上近年來早川書房希望加大對中國書籍引進出版的力度，之前該出版社大都以翻譯歐美小說為主。 

賈：

確實，能與早川書房這種規模的出版社籤約是十分令人驚喜的事。那麼，在《繁花》之後，您是打算繼續翻譯上海話寫的小說嗎，或者說您有什麼其它的翻譯計劃？

浦元：

目前當然還是專注於《繁花》的翻譯工作，沒有規劃太多。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我想應該會繼續翻譯金宇澄較早的文集《洗牌年代》。這部集子我也不知道稱為小說好，還是散文好，這是老金的作品一貫給我的感覺，文體上很靈活。這本集子和《繁花》的關係很密切，又因為之前已經翻譯過一篇《馬語》了，我還想要繼續翻譯下去。

（賈海濤，日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研究生；浦元裡花，日本同志社大學、大阪經濟大學、立命館大學兼任講師。本文原題《上海是我的精神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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