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翻譯名家榮如德:翻譯成就了我的人生

2021-01-09 新華網上海頻道

    在翻譯界,榮如德是個繞不過去的名字。榮如德是我國資深俄語、英語翻譯家,翻譯了大量優秀的俄語、英語文學作品。

    日前,《榮如德譯文集》共十五卷出版。譯文集幾乎收錄了他全部的譯著,這些作品曾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對我國的文學發展產生了長遠而深刻影響。

    同時,榮如德的人生充滿了曲折,但年過八旬的他始終保持著樂觀開朗的心態。不妨通過他的自述,了解他的人生軌跡與譯文之外的風採。

    開始與「翻譯」脫不了干係

    1934年12月,我出生在上海租界的一個小市民家庭。祖籍江蘇無錫,父姓榮,母姓華,如此大吉大利的姓氏堪稱絕配,似乎榮華兩族必定大富大貴。但是據我所知,我家及與我家沾點血緣關係的親戚中間,怎麼也找不出任何一位算得上富貴榮華的人物來。我母親認得幾個字,她生我時已年將四十;父親長母親七歲,完全是個文盲,只懂得種田養蠶。

    我受到的教育包含著不少偶然性。我的中學階段總共涉及四個學校,而且高中始終沒有正式畢業。我絕對不是一個胸懷大志的熱血青年。1950年將近年底時,要不是革大(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簡稱,編者注)外專為國家廣招願意學俄語的學生,我完全可以接受當一名普通員工的「前程」。我素來承認自己缺乏政治頭腦,而且一天也未曾做過先讀大學、繼而當學者的白日夢。

    上世紀的下半葉,從1953年3月5日算起,我開始與「翻譯」二字脫不了干係。在革大外專,我提前畢業,為了留校充實師資力量,我便去了翻譯組(那時還只有俄譯漢)。

    從那天起,我進入了三個月的試用期。在翻譯教研組同事們的指引下,我逐漸開始融入這個集體。至於如何面對分派給我的班級,我知道學生中有年長於我的,因為我自己才滿十八歲,僅僅是個小助教而已。1953年夏天,我第一次享受帶薪過暑假的待遇。試用期已經結束,但在1954年以前,尚未實行一元新人民幣換一萬元舊人民幣的幣制改革,那時我的月薪有60多萬元,開始挑起養家的重擔。

    1953年暑假,我不知如何排遣,於是依中學生時代的老辦法之一——跑書店。我從專賣外文書的國際書店買了兩本薄薄的俄文書,翻閱時發現難度有限,因為它們本身分別是從捷克文和白俄羅斯文譯成俄文的,接著我又破天荒頭一回到文具店買了不少稿紙。整個暑假似乎過得特別快。然而令人覺得更快的卻是,我一股腦兒投給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兩本譯稿總共約有十萬字,居然當年一齊出書,而且次年不久還重印。

    通過稿費來維持生計

    1954年初冬,父親在上海病逝。我父親過世那天恰恰是我的二十歲生日——1954年12月11日。

    在父親病故之前,我已租了距離學校較近的一處16平方米左右的樓房住下。父親靈柩返鄉後我就把母親接到那裡,並且把大哥最長的男孩的戶口從無錫鄉下轉到上海來,我們祖孫三代住在一起。

    我租賃這片地方前後大約有兩年半之久。每月的租金不超過我月薪的半數;如果以當時的稿費作比較,那僅僅是四五千字的最低水平。人民文學出版社曾要我譯不少外高加索地區的作家寫的小說(如亞美尼亞籍作家揭發歷史上土耳其曾對亞美尼亞人民實施種族滅絕暴行的作品)。也有把篇幅不大的作品約我譯了以後寄回去交給出版社與其他譯者交去的合在一起(張曉強先生找到的小開本《母親》一書即屬此類)。

    出版社的幹部登門有過兩回:一是少兒出版社的編輯王石安到溧陽路我家約譯《綠山谷集體農莊》(作者安東諾夫聲譽正隆,該書初版平裝即印48000冊),旋即又有紙面精裝問世,四個月後又重印五萬冊。另一回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主管外國文學的孫繩武隨巴人先生等總編級幹部南下上海組稿。繩武先生一人到舍間找我。偏偏那天我有課,事先沒有約定。繩武先生留了一張便條交給我母親。我回家後當天按便條上的地址直奔國際飯店與之見面。大概不久以後,人文社就寄給我《初戀》的約稿合同並匯來預支稿費。屈指算來,環繞溧陽路出租房發生的那些往事,都已經如煙似雲一般飄過去有六十多年了。

    幹了一件幾近自殺的蠢事

    我始於史達林逝世那一天的教學生涯,實際上僅僅持續了兩年半左右,我終於踏上一座以翻譯為唯一謀生手段的獨木橋。

    離職這個詞兒,在那時的人事用語中簡直有些匪夷所思。確實如此,離開供職的學校,從此失去了不算太低的穩定收入,不光房子租金不菲,更厲害的是入住前先得一次性付清將近兩年的租金共600多元。一言以蔽之:我幹了一件幾近自殺的超級蠢事。我母親怕上下樓梯,只得住底層石庫門的客堂。這地方我一住竟住了35年——直至整個地塊的居民全都被動遷到數十裡以外的地方。

    我離職時手上握有幾份與出版社訂下的合同。人文社的孫繩武先生在1957年初還寄來彼時蘇聯一位權威文學評論家所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評傳,希望我讀後能把這部影響很大的理論著作介紹過來。一次偶然的機會使我心儀久矣的滿濤先生毫無架子地與我第一次握了手。滿濤年輕時曾遊學日本,受業於《露和辭典》編纂者八杉貞利,也去過歐洲遊學,不唯通曉多種外語,更因生於詩禮之家而自幼受到國學經典的長期薰陶。我國不乏精通英語法語的名家高手,相形之下專攻俄蘇文學而又成績斐然的行家便如鳳毛麟角了。尤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讀者迫切需要滿濤所譯果戈理著《狄康卡近鄉夜話》那樣高水平的譯本。我在朱韻清老師家幸會滿濤先生,獲悉他已允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之請開譯那本問世不久的陀氏評傳,及時避免了不必要的「撞車」。滿濤長我十八歲,也算是忘年交了。從那次巧遇開始,主要由於他不恥下問,常與我一起討論他所譯的「別、車、杜」理論著作的原文。他住在南京西路昔日十裡洋場時代仙樂斯舞廳的遺址對面。他常常從家裡出發,獨自一人步行到舍間(大約二十分鐘)。滿濤見我收藏了不少西洋古典音樂唱片(主要是現在稱為「黑膠」的那類),也有意「下水」一試。我幫他選購的唱片中,他最滿意的是一張相當冷門的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鋼琴協奏曲,每天必聽。可嘆他的晚年十分悽慘。他的外甥(王元化先生之子)大約在二十世紀之末或二十一世紀之初找到我治腳傷的醫院中來,與我長談良久,一言難盡。

    上世紀60年代初,素來以從事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為業的知識分子簡直已面臨無書可譯的絕境。從有關方面人士那兒聽說,當時上海出版界負責人認為,那支歷來為一線出版社譯書的專業隊伍,由於無書可譯而任其作鳥獸散,將來再要重新聚攏恐怕更非易事。於是誕生了上海市出版局屬下的一個衍生機構:編譯所(籌)。第一批吸收的所員有羅稷南、草嬰、滿濤等十餘名,以後陸續吸收的均不成批。前前後後分別吸收的所員共計為19名,我是與豐一吟、程萣華一起報到的。所員不入編制,無工資,無所員證,每月發40、60、80、120元不等的津貼(或稱車馬費)。每周集中到所裡學習一或兩次。但所員基本上已毫無稿費收入。那時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已改名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編譯所與出版社的領導本來就合二為一,於是我們幾個譯俄語的所員有活可幹了。赫魯雪夫上臺後,過去以寫詩為主的西蒙諾夫從新觀點出發,以蘇德戰爭為主題,創作了包含三部曲的史詩性皇皇巨製(全書譯成中文超過150萬字)。三部曲的前兩部已出版,第三部《軍人不是天生的》(約60萬字)就交給上海編譯所相關的四名所員去分工,然後交人文社上海分社的相關編輯審稿定稿,最後分上下兩冊成書,在相關部門的範圍內發行。參與翻譯此書的編譯所所員按每千字三或四元作為報酬。撇開完全無報酬的勞動不計,那時四元/千字的報酬也算得上創造了一項紀錄。

    把它當成頓頓要服的藥

    誠然,我懂一點英語,也經常使用英語辭典,甚至譯過幾本十九世紀的英文名著。但我畢竟不是正宗的科班出身。我譯十九世紀的經典著作,譯英國的,可以參考該書的俄譯本;同樣,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參考非常熟悉俄國、更加熟悉陀氏的英國翻譯家康斯坦斯·加內特的英譯本,僅此而已。這裡頭不存在什麼秘密。

    在此我要向讀者透露一個小故事。距今二十多年以前,我從一本俄文音樂雜誌上看到,早就譽滿全球的頂級俄國鋼琴家斯維亞託斯拉夫·裡赫特應邀即將前往美國作巡迴演出。他的首演定在芝加哥,節目竟是勃拉姆斯的兩部鋼琴協奏曲:上半場演奏d小調第一協奏曲,半場休息後再演奏降B大調第二協奏曲。勃氏這兩部鋼琴協奏曲每一部需時都不少於45分鐘。光彈任何一部都足以令獨奏大師累得大汗淋漓。我知道波蘭鋼琴家澤梅爾灌錄此兩首作品的碟片是一碟一首,共兩碟;而澤大師灌錄蕭邦的e小調和f小調兩首鋼琴協奏曲只需一碟(70多分鐘)。而裡赫特大師一場音樂會把兩首很長的協奏曲全拿下來,中場只有短短一會兒休息時間,的的確確有些超自然的色彩。於是我動了模仿的念頭。出版社盯著我要《卡拉馬佐夫兄弟》的譯稿,我實在怕這道辣得要命的「名菜」,因其不合我的口味。我並不打算咬緊牙關死扛硬幹,這樣很可能落一個壯志未酬身先死的下場。我以較高的速度(三天一萬字)打出初稿,因為這是「要我譯的」。這個「要」字尚需一分為二,一是頭頭聲聲催,二是倪亮、慎微兩位俄文老編輯苦口婆心地力勸我勉為其難。我就把這件事當作天天頓頓要服用的藥。支撐我的乃是另一本「我要譯的」《名利場》——那一盒影影綽綽在前方向我招手的巧克力。

    那時我譯這兩塊「磚頭」,每完成二三十萬字就騎自行車送到法華鎮路去,《卡拉》交給顧生根,《花花世界》交給張建平(該書初版還是如此譯的)。由於伏案疾書的時間太長,體重不斷往上躥。大約到1997年吧,我已經開始讀校樣了。

    1996年,我們所有尚是個體戶的編譯所所員只剩下七人:草嬰、葉群、郝運、蔡慧、侯浚吉、陳良廷和我。上海文史館在上半年已與出版局談妥照單全收。六月份一個大雨傾盆的黃梅天,時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謝麗娟為我們與同一批另幾位新館員一起頒發由當時徐匡迪市長籤署的聘書。豐一吟已先於我們受聘。我們七人加上曾經同為編譯所員的豐一吟在內,好比八仙過海,多次聚會。

    1998年盛夏,我騎車摔得厲害,手術後又發生感染,我活到六十五歲原本還未曾住過一天醫院。所幸兩塊「磚頭」的清樣在受傷前看完了。

    「八仙過海」後又過了22年,這段時間內駕鶴西行者依次為葉、侯、蔡、草,尚留一半。

    我進入八十歲以後記憶力迅速衰退,醫生雖不接受我加入老年痴呆俱樂部,但這種趨勢是明擺著的。我已經夠滿意了,因為命運對我夠寬容的了——這是真真正正的由衷之言。(榮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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