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在簡要回顧中印關係70年曆程的基礎上,重點討論身份認知偏差對雙邊互動過程產生的影響。本文認為中印的身份認知偏差主要體現在雙方的國際地位和戰略角色想像以及互動的成果預期方面,進一步討論了身份認知偏差對中印兩國產生的不同影響,並就中印關係的最優前景和次優前景做出了展望。
2020 年是中印建交 70 周年。70 年以來，中印雙邊關係幾經波折，跌宕起伏，畫出了一條蜿蜒輾轉的軌跡。當前，國際社會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站在國際格局深刻演變、國際秩序劇烈調整的時代窗口，回顧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互動過程並總結雙邊關係的經驗和教訓，對於探討南亞地緣格局演變背景下中印互動的發展演變態勢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1 中印關係70年簡要回顧
1950 年 4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比中國與巴基斯坦自治領 ( 1956 年 3 月更改國名為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交早了一年零一個月又 21 天。印度是南亞最早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也是較早一批與新中國建交的發展中國家之一。
中印建交是當時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一件大事。20 世紀 50 年代，中印兩國作為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領導力量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推動了三個世界格局的形成與發展，中印合作的全球意義由此得到承認。然而遺憾的是，兩國友好關係在 50 年代末很快到達頂點並急轉直下，中印等共同倡導的萬隆會議精神指引了亞非拉新興國家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的努力方向，但卻沒有能為解決中印雙邊矛盾做出貢獻。
1962 年兩國因領土爭端而兵戎相見，一場並不激烈的邊境戰爭，把印度從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領導者的地位拉下馬來，印度的國際聲望受到極大打擊。雖然在西方話語的扶持下，印度很大程度上將自己由挑釁者洗白成了受害者，但印度在喜馬拉雅山麓遭遇的巨大失敗是無論如何都掩蓋不了的。這場戰爭的最長遠後果是在印度戰略決策層當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對華疑慮和恐懼傳統，影響到了日後印度在涉及中印關係和南亞地區格局的所有重大問題上的心態。
80 年代末，中印關係在結束克節朗河事件後擺脫二十多年的冷凍狀態艱難重啟，慢節奏的回暖進程又在 1998 年因為南亞核競賽的爆發而陷入低谷，中印關係恢復之路緩慢而且艱難。直至 21 世紀初，雙邊關係才形成一條相對穩定的上升曲線。很大程度上，中印關係最近 20 年的相對穩定狀態源自於雙方都認為自己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當前所處的國際環境有利於自身經濟發展，對在國際體系中絕對地位提升的追求超過了對相對地位競爭的考量。
21 世紀的最初 20 年，是中印兩國在國內經濟建設方面取得快速發展的 20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聚焦於自身經濟發展，很快產生了令人炫目的成果，使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明顯改變。與此同時，中印雙邊經濟合作水平也不斷提升，雖然貿易不平衡、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等問題依然存在，印度一度還成為對華雙反調查最多的國家。但即便如此，雙邊貿易還是從 2002 年的不到 50億美元上升到 2019 年將近 1000 億美元。經貿關係在中印互動中越來越成為一個正向激勵因素。經濟領域中的務實合作雖然沒有如同 50 年代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共同理念那樣給中印合作注入強大的精神動力，但至少足以防止雙方關係因為具體的政治和安全分歧而再度掉頭向下跌入低谷。
優先解決發展問題給了中印兩國管控分歧更強烈的動機。雖然雙方依然齟齬不斷，但至少在邊界問題上，中印開始嘗試解決橫亙在兩國關係當中的這一最大障礙。2003 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華，雙方建立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2005 年中國總理溫家寶回訪，兩國就解決邊界問題達成政治指導原則。即使是對中印關係最為挑剔的那部分印度政要和學者，也都承認中印在管控邊界爭議、防止邊界爭端激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印度前外秘薩仁山 ( Shyam Saran)就曾說，「儘管邊界有爭議，但雙方通過共同的努力來保持邊界的和平。這對印中嘗試解決邊境問題是一個利好的、積極的狀況」。
2017 年印度軍隊非法越過中國和不丹邊境進入中國領土洞朗地區，與中國邊防部隊形成對峙。70 多天的洞朗事件給處在上升期的中印關係造成了嚴重衝擊。所幸兩國領導人及時對雙邊矛盾進行了管控與止損。2018 年中國領導人與莫迪總理在武漢舉行會晤，雙方重申了對中印關係的重視，啟動了兩國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機制。2019 年這一機制在印度金奈得以延續。洞朗事件之後，中印關係以相對較快的速度實現復甦。考慮到 2017 年底之後美國推出 「印太」戰略概念導致印度洋 － 太平洋地緣態勢發生重大變化這一外部因素，人們更加能夠體會到中印雙邊關係保持向好趨勢的來之不易。
進入 2020 年，原本中印雙方為紀念建交 70 周年策劃了多場重大活動，但由於新冠疫情的突發，所有慶典不得不推遲或取消。但兩國元首在互致賀電的電文中均表達了對雙邊關係前景的美好期待。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即使在兩國領導人紀念性的外交電文中，中印雙方對兩國關係的定性依然存在著細微的差異。中國領導人強調了中方對中印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視，印度總統科溫德期待與中方共同拓展和深化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這種差異很難被理解為純粹表述習慣上的不同。
中印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也是新興經濟體的核心代表，兩國關係狀態和互動性質不僅僅影響到亞洲區域合作與地區安全的水平及趨勢，也會給正在變動中的全球秩序帶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印關係對於兩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重要性都在不斷上升，但恰恰如此，人們才更需要在解構和研究中印關係時秉持求真務實的精神，用理想主義的樂觀精神和現實主義的冷靜態度去處理中印關係存在的各種問題，既要相信兩個亞洲古老民族和平相處的智慧，也要承認國際關係中超越文化差異性的博弈規律，特別是國家利益至上的主權國家自助邏輯。
2 中印兩國的認知差異及其表現
國際關係學界對行為體認知的研究由來已久，戰略研究界也始終把戰略信號的釋放和解讀作為戰略博弈過程的重要內容進行研究。羅伯特 · 傑維斯( Ｒobert Jervis) 的分析框架強調決策者對客觀世界以及其他行為體主觀認識在國際關係語境中的重要性，史蒂芬·沃爾特 ( Stephen M． Walt) 也強調了意圖判斷的意義，特別是在行為體存在對等博弈的物質條件時，「由於能力的分布較為接近，地緣因素也難以說明問題，所以對意圖的判斷將日益重要」。中國學者在分析中印關係時有不少文章借鑑了傑維斯或沃爾特的分析視角，如朱翠萍將印度對華政策的 「謹慎」和 「防範」歸因為印度的 「地緣政治想像對中印合作帶來的負面影響」、曾向紅則考察了中國對中印邊界爭端的應對策略與對印度威脅認知水平之間的關係。這些研究對人們理解中印互動過程中的認知落差提供了諸多裨益。但是，仍需要看到，以往的研究範式主要側重的是中印兩個行為體通過解讀對方行為而試圖釐清對方意圖的過程，在學術上，研究更加關注的是信號釋放和接受中的判斷是否準確，在政策上，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兩國出現誤讀和誤判，影響雙方實現共同利益的增加或者降低衝突風險。
這種研究當然是有意義的，使得人們能更精確地解構雙邊互動的過程。但與此同時，人們也幾乎無法忽視另外一個現象，即在中印關係的每一方面，兩國的立場分歧都可以回溯到同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印兩國之間始終存在著未便宣之於口的身份界定偏差。某種程度上，中印之間的誤判不是行為解讀和意圖判斷上的，而是身份認知和身份想像上的。這種偏差既體現在中印兩國對各自國際地位 ( 主體認知) 的理解上，也體現在對對方戰略定位 ( 客體認知) 的判斷上，還體現在對兩國互動方式效用的評估標準上。
首先，中印兩國對各自國際地位的判斷存在差異。在主權國際體系內，大國的絕對國際地位既在現實之中，也是心理上的。儘管以 《聯合國憲章》為基準的當代國際秩序認為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然而國際法層面的平等顯然並不意味著在事實層面國家沒有大小強弱之分。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究竟如何，既受其擁有的實力制約，也表現為其影響力的發揮水平。這兩方面因素，特別是後者，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體系的主導性力量對行為體行動的接受度的強烈影響。不同國家的近似意圖和近似手段，所產生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所要支付的代價也會天差地別。國際接受度對於主權國家行為體的絕對國際地位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而恰恰是這一因素導致了中印兩國對對方絕對國際地位的判斷出現了不可忽視的差異。
在中國看來，以綜合實力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一個參數衡量，中國幾乎都領先印度。在當前國際體系下，中國比印度更加強大而且強大得多，應該是一個沒有爭議的事實。然而，在印度的眼中，中國巨大的身影卻總是被另一個更加龐大的身軀所籠罩，因而並不能對印度形成基於實力差距的心理優勢。那個龐大身軀就是美國。美國對中國的排斥足以抵消中國相對於其他行為體的力量優勢，只要有美國的地方，中國就很難憑藉力量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其絕對國際地位自然也就大打折扣。雖然很難證明被霸主國扶持的次強國和被霸主國打壓的強國之間，誰的絕對國際地位更高，但無論如何，印度在面對中國時，特別是在處理對抗性的矛盾時，並不會因為自身在絕對實力上的落差而感到需要有所節制。
其次，中印兩國在各自大戰略中賦予對方的定性存在差異。中印建交 70 年以來，中國之於印度意味著什麼? 印度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整體上成負面強化趨勢，特別是中印兩國相繼推動經濟改革並聚焦綜合實力的提升，而中國的表現明顯好於印度的最近四十年，印度對中國戰略疑慮和敵視不斷上升。印度莫迪政府上臺之前，中國人均 GDP 和總量都已經相當於印度的五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成為全世界的工業製造中心，而印度的工業化進程依然步履蹣跚。莫迪上臺以來，意圖通過推動改革去除工業化障礙，而這多數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解決了的。雙方的經濟規模和經濟結構存在著本質上的差距，這種落差進一步加深了印度決策者對中國的疑懼，導致印度在思考國際格局相關問題時不斷強化負面定性。
反觀中國，不論是中印實力相當的 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還是中國遙遙領先的 90 年代以後，中國的對印戰略思維始終保持了相當強的穩定性和延續性。這種穩定性和延續性主要體現在中國的戰略全局觀方面，印度在中國的全球戰略中從來都不是核心關切，中國既從未將印度看作為自己的主要威脅—即使在1962 年中印邊境戰爭期間，中國也是如此; 也從未將印度當作大國崛起道路上的主要夥伴—雖然中國政府不斷強調對中印關係的重視，但顯然中國經濟和安全的主要焦慮來自美國，而最重要的全球合作夥伴是俄羅斯。印度在中國的戰略全局中，一直被作為次要戰略方向的一個對象，哪怕是這一方向上的主要戰略目標，也仍然是全局中的次要對象。通俗地說，中國從來沒有把印度作為自己的主要關切，不管是夥伴還是對手，都是次要層級的。而印度則越來越把中國作為影響自己戰略安全、實現大國夢想的首要因素。雙方對對方的戰略想像很難形成契合，自然也就很難保證自己釋放出的信號被對方正確解讀。
再次，中印雙方在選擇互動策略時存在收益預期落差。人們很難不注意到，中印兩國互動過程中國家實力和行為主動性之間存在的反差。實力處於明顯下風的印度在中印互動過程中表現出了極強的進取心，而且雙方綜合實力差距越大，印度壓迫式的 「問題外交」策略就越明顯，印度很大程度上扮演了雙邊關係狀態塑造者的角色。在貿易不平衡、領土爭端、巴基斯坦及克什米爾問題等領域，印度都以 「問題外交」的方式對華採取咄咄逼人的姿態。不僅如此，印度還在南亞赤裸裸地追求區域霸權，完全不顧忌自身行為可能招致的來自中國方面的反彈。
印度對華外交強硬路線的一種解讀方式是 「印度的政治和戰略精英慣於以理想主義的方式看待自身的實力與國際影響力，傾向於以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作為對外戰略的邏輯起點，其思維邏輯具有基於歷史因素和傳統文化的建構性特徵」。學理上的分析為人們認識印度對華外交路線的思想淵源提供了幫助，但仍然有問題需要回答，那就是，近年來在中印關係涉及的各個具體事項上，中國幾乎都主動釋放了善意，卻並沒有獲得印度的對等回報。印度自莫迪上臺以來對華 「問題外交」的博弈模式從未改變，而中國也始終不曾對自己善意的爭取策略做出方向性的調整。顯然中國對印度的行為方式並不滿意，那麼，作為實力更強的一方，中國為什麼不去試圖扭轉印度的 「問題外交」策略呢?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國認為以同樣甚至更加強硬的態度回擊印度沒有必要，可能導致得不償失的結果。這種主張在美國推出 「印太」戰略概念的背景下，尤其顯得有說服力。畢竟，在印太格局下，「中國應對印度在次要方向上發起挑戰的戰略風險也會增加，會更加顧慮對印策略的地區乃至國際效應，有可能導致投鼠忌器局面的出現」。也就是說，中國的克制是著眼於相對收益的，甚至有可能基於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思維模式。而印度對中國自我克制的解讀卻和中國所希望印度做出的解讀並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兩國的收益預期計量模式並不相同。中國希望印度認識到兩國合作帶來的共贏局面，而印度的理解卻是當前國際形勢對印度有利而對中國不利，印度可以憑藉有利的態勢尋求印方的單邊收益。
綜上，可以將中印兩國之間的身份認知偏差所導致的戰略誤判概括為，中國認為中印關係是一個強國和一個次強國 ( 個別人甚至認為對手是一個弱國)之間的非零和博弈，印度則認為是兩個平等的強國之間進行的零和博弈。這種心理偏差和具體的分歧不同，是前提性和全局性的，關乎雙方確定互動策略時的心理狀態，而且幾乎無法通過對具體事務的管控進行彌合，因而對中印關係的影響更長遠也更具決定意義。
3 身份認知偏差對中印關係的影響
如前所述，中印兩國互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巨大的身份認知偏差。這種偏差的存在，顯然不利於中印兩國建立互信、避免誤判，將會增大雙方的博弈成本，降低通過雙方良性互動創造共贏局面的可能性。
在雙邊過程中，身份認知和界定偏差可能導致非常嚴重的意圖誤判。一個簡單的例子，印度有學者認為印度應該對華採取對衝戰略，理由是印度需要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其中主要包括中印邊界問題、中國對印度在南亞主導地位的挑戰、中國崛起可能造成的對印度亞洲地位和作用的影響。印方列舉的威脅當中，除了邊界問題，其他兩項在中國看來多多少少莫名其妙，中國對亞太地區的地緣結構解讀當中，尤其是在安全領域，很少會把印度作為核心性的考量要素。即使是在南亞地緣格局上，中國一般也不會把印度的主導地位作為默認的事實加以接受。需要指出，中國不承認印度在南亞的主導地位，不一定是出於對印度的敵意而很可能只是對印度次大陸和印度洋地緣結構的解讀和判斷，畢竟印度作為南亞次大陸的頭號強國並不必然使其獲得地區主導權，否則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主導權就沒有任何疑問了。然而，問題在於，中國的結論恰恰是印度所不能接受的，不但如此，在印度看來，中國的態度不是基於既有事實的中性反應，而是中國想要達成的目標，也就是所謂中國要挑戰印度的南亞主導地位。
不過，應該看到，中印的身份認知偏差以及基於此產生可能的戰略誤讀對兩國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對於中國來說，印度是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國家，但依然不處在主要戰略方向上。即使在美國高調推動印太戰略，試圖統合印度洋和太平洋方向，藉助印度的力量制衡中國的情況下，印度仍不屬於中國對外戰略的優先級對象。中國在思考印度問題時，首先需要做出的判斷是涉及的事務到底有多重要，其次才是如何處理最符合成本收益的均衡原則。但對於印度來說，情況卻大為不同。涉及中印關係的幾乎所有事務，印度都會默認該事務非常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這一點並不難以理解，因為在印度的戰略想像中，中國本來就是印度外部環境的核心變量。而且，不論印度如何展示自己的自信心，有一點是無法改變的，那就是中國的確對南亞的地緣戰略、經濟參與是印度周邊環境的最重要影響因素。如果印度的應對出現問題，其所要受到的衝擊必然是本質和結構性的。也就是說，對於中國而言，印度是影響周邊環境的一個因素，而視角轉移到印度，中國則是印度周邊環境決定性的塑造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於戰術應對是否得當的寬容度要大得多，而印度則更容易傾向於錙銖必較，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任何一個問題上蒙受損失或者釋放示弱的信號。
而且，一旦將觀察視角調整到中印關係的外部環境因素上，人們卻會感受到另外一番景象。中印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兩國都已經成為能夠左右國際格局的核心角色。在當前國際格局下，中印的地位是不對等的。中國正在成為全球事務的焦點國家，未來國際格局的走向主要決定於中國和當前國際秩序及其規則制定者之間的互動。而印度距離這一地位還非常遙遠。換言之，未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中國已經成為無可爭議的決定性力量之一，印度則仍舊只是時而被聚光燈掃到，尚未進入舞臺的中央。不過，對於中國來說，更加突顯的國際權重卻並不一定意味著更高的成本收益比。中國進入世界舞臺中央，伴隨的不是更大的榮譽和尊重，而是遭遇國際體系主導國家更深的敵意和圍堵。對外政策收益遞減和風險遞增趨勢日漸明顯，給中國和其他行為體博弈過程的策略選擇附加了更多限制條件。具體在中印關係框架下，中國需要顧忌的第三方因素要明顯多於印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國在雙邊關係框架下擁有的力量優勢，使得中國對印政策受到更多掣肘。
在力量對比因素和環境制約因素的作用下，中國的對印策略呈現出更加明顯的風險厭惡特徵。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中國既對中印互動具有更強的包容心理—中國不在乎相對收益、對印度的威脅認知呈現變動態勢; 也更關注中印關係的成本收益問題，特別是關心中印互動的周邊和國際溢出效應。中國的風險厭噁心理給了印度施展積極主動甚至具有壓迫性的進攻戰術的空間。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需要在穩健處理中印雙邊關係存在的問題和展開對等博弈遏制印度進攻性意圖二者之間做出選擇時，會對印度的要求做出一定讓步，以避免爭端升級。類似情景在中印過去幾十年的互動過程中並不鮮見。成功經驗的累積導致印度進一步強化了對中國和自身的心理認知偏差，更加看重國際環境給印度帶來的加權和對中國施加的制約，從而使得印度在對華關係上呈現出越來越自信越來越強硬的特徵。不過，也有學者不贊成這種判斷，認為印度對華政策調整並非一味趨向強硬，「印度在安全領域的對華競爭與防範難以根本改變，但兩國關係的積極面的發展也不容忽視」。然而，這種強調印度對華政策平衡性的觀點，往往存在一種看上去不那麼平衡的關聯性判斷，那就是更多強調中國維護中印關係穩定性或曰大局的責任，同時更多主張中國應該包容印度的機會主義政策。正如有學者指出，「未來一段時期，在美國推進 『印太戰略』的背景下，印度將根據自身利益，繼續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並擴展其經濟與戰略利益。對中國而言，妥善處理中印關係將成為緩和 『印太戰略』壓力的關鍵」。作者似乎認為美國的 「印太戰略」概念給了印度 「擴展」利益的機會，而對中國卻意味著要 「緩和壓力」的責任。
類似的觀點和邏輯在中國學術界並不罕見。這種觀點往往將維護中印關係的穩定或者建設性狀態作為中國對印政策默認的出發點，如主張 「中印對和平與發展的需求目標是相同的，且雙方在地區和全球層面擁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中印關係不僅對雙邊，也對地區和國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中印兩國必須求同存異，妥善處理分歧和摩擦，攜手前行」。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主張很適合在對外傳播中使用，但在學術上人們仍然需要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假如印度不按照中國的意願和中國相向而行，中國是更願意調整政策，釋放清晰的戰略信號、展示以及在必要的時候實際使用力量優勢讓印度認識到 「此路不通」，還是願意支付更大的成本以爭取印度和中國保持近似的建設性心態呢?這就涉及到了中國對中印關係發展前景的判斷。
4 對中印關係的最優及次優前景期待
國際關係從本質上來說遵循的是現實主義邏輯，大國競爭尤其如此，實力和實力的運用方式決定了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過程和結果。當然，國家運用實力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具體的地緣環境和國際格局所處階段影響。以現實主義邏輯考察中印關係上，不難做出判斷，印度能夠憑藉有利的國際與地區環境，在一定時間段內掌握戰術主動權，但就互動的長期結果而言，中國才是能決定最終狀態的一方。
雖然學術界對中印互動過程中戰略主導地位和戰術主動地位之間的倒置現象研究有限，但很多學者都體會到了這一現象的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會有相當數量的學者討論中國應該如何引領和塑造中印關係，只不過學者們往往將精力放在中國應該如何吸引印度更加合作、爭取印度更加採取建設性態度而已。這種表面上更強調中國 「責任」的主張，實際上也體現了觀點提出者對中印關係誰才是真正掌控基本和長期局面一方的看法。假如印度是中印關係狀態的塑造者，那麼研究中國應該在什麼方向做出怎樣的努力又有什麼意義呢?
當然，也有學者越來越強調中印關係的交互作用，並對印度對華行為習慣的潛在危險提出了警告。有學者提醒，「印度外交極具現實主義傳統，常常為追求眼前利益而罔顧中印關係大局。中國既要對印度積極調整對華政策作出恰當回應，又要對其反覆無常、『小動作』頻頻的另一手做好防備」②。這種觀點觸及了中國處理中印關係的一個關鍵問題，即在面對印度兩面下注、機會主義以及講究現實利益而不在乎長期回報的對華外交策略時，中國所期待的中印關係最優狀態和次優狀態到底應該是什麼。
對中國而言，中印關係最優狀態是中印雙邊結構性問題得到令中方滿意的解決、印度接納中國在南亞以及其他印度的利益攸關地區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以提高中國影響力、印度和中國攜手反對美國的霸凌並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上情景，無論是從現實主義出發擴展中國的戰略空間和國家利益，還是從理想主義入手推動中國所倡導的意識形態和文明價值，都是中國所樂於見到的。
不過，展望未來的中印關係發展趨勢，僅僅期待雙邊關係的最優狀態顯然是不夠理性的。對中印關係的前景期待，必須建立在對當前雙方互動結構的客觀認知基礎上，接受現行國際格局下中印並不處在同等狀態和位置，以及差異性的狀態和位置會決定國家對外基本戰略選擇的現實。印度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將繼續是國際格局主導力量的扶持對象，能夠從既有格局中獲得較大利益，至少可以抱有較高期待。中國則已經成為被遏制對象，遭到世界霸主利用實力和影響力裹挾聯盟體系的持續打壓。這是不以中印兩國意願轉移的客觀事實。
必須承認，在這種情況下，印度當前對華兩面下注的策略已經是印度權衡利弊冷靜思考的結果。換句話說，印度的對華策略從印度的國家利益出發並無邏輯上不能自洽之處。即使拋開雙邊關係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僅從大國競爭和全球戰略格局轉換的角度上，印度選擇和美國適度接近並利用美國進行哪怕是輕量級的戰略訛詐行為，只要不引發中印之間的激烈對抗，便是符合印度利益的。中國對印政策不應試圖超越國際關係格局及其演化趨勢的限制。換言之，中國不應試圖將印度轉化為攜手應對世界霸主的合作夥伴，這是做不到的。即便印度同樣受到美國的戰略擠壓，中國也做不到爭取印度和中國一道保持對美戰略協調，畢竟美國對印度的擠壓只是霸主的尋租行為，而對中國的遏制，是維護霸主地位必須的戰略性行動。兩者在性質和後果上不可同日而語。
從國際格局轉換的角度出發，不難得出結論，中印關係符合中國期待的最優狀態根本無法實現。中國所能期待的，應該是符合成本 － 收益均衡的次優狀態。這一狀態意味著中國能夠有效管控中印關係的矛盾，避免雙方在中國所不希望的時候爆發激烈衝突。同時，印度對中國的南亞周邊戰略和 「一帶一路」建設採取默認接受的態度，至少不公開阻撓。此外，印度在某些特定場合下能夠對美國不利於中國的行動表示反對，至少保持中立。和前面提到的最優前景比起來，顯然，次優前景著眼於風險和成本的管控，以及對絕對收益而不是相對收益的追求。這自然意味著中國不應該憑藉實力優勢集中精力處理和印度的短期與局部矛盾，從而將印度推向中國的對立面，無論如何，中國並不希望調高對印度的威脅認知水平。這是因為中國的全球戰略要求中國儘可能集中精力於太平洋方向應對美國及其聯盟體系的全面壓力。同時也意味著中國應該正確看待印度對華政策有限性的現實，既要看到印度對華助力的有限性，也要看到對華阻力的有限性。中國應該強化對印關係的精確解構能力，推動可能的合作，管控潛在的分歧，在集中精力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周邊環境的長期變化的過程中，實現對印戰略的成本收益均衡。
不以印度為主要威脅，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將印度作為特定具體議題的合作夥伴，這應該構成中國對印政策的客體認知基礎。中印過去的交往歷史也驗證了這一點，到目前為止中印關係的穩定狀態主要來自於中國相對穩健和克制的政策風格。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對印度的威脅認知水平一直相對較低，即使在洞朗事件期間，中國也沒有把侵犯中國領土的印度作為必須優先處理的安全威脅來源。不過需要看到，這種容忍主要是中國顧及第三方因素被迫採取的，並不為中國樂於接受，更談不上是最優策略。一旦中國對印度威脅認知水平發生變化，印度在中國對外戰略想像中的身份和地位也會隨之發生改變，那麼中印關係互動的過程和性質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顛覆性的轉換。
結 語
70年的中印互動，過程是多維的，關聯參數是多元的，相互作用力也是多向的。中印關係既不是單向度的好，也不是全方位的壞，而是各種關聯因素相互作用的複雜統一體。中印不是天生的朋友，也不是當然的敵人。雙邊關係的狀態既受到內生性固有問題的影響，也受到地區和國際環境的外部制約。忽視任何一方面因素，對中印關係的解讀都將出現偏差，導致雙方互動出現誤判，或者期望值過高無法實現而引發對抗性情緒，或者因為戰略狐疑而錯過實現共贏的機會之窗。
要避免這兩種誤判，在展望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兩個古老民族交往的未來前景時，一方面，要站在國際關係整體格局的高度上，以全球視角審視雙邊關係的方方面面，不能被一時一事的紛紛擾擾遮蔽雙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另一方面，也必須正視雙邊關係存在的諸多現實問題，不可粗枝大葉地鼓吹超越現實條件的理想主義，更不可一廂情願地迴避雙邊結構性矛盾，幻想中印關係只有共同進步友好合作這一種前景。
（本文轉自：《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003；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臺）
作者簡介：
葉海林，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南亞問題和中印關係。
原標題：《葉海林：身份認知偏差對中印關係前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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