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波
明中期以前文人論晉以後書法之變， 主要強調的是在繼承王羲之筆法基礎上的變， 是在王羲之籠罩下的變， 是同中之變。而明中後期則更為強調唐宋書家對王羲之法的改變， 關注的是不同之處。
在明中後期一些文人眼裡， 原被認為是王羲之傳承譜系中的一些書家如歐、褚、顏、柳等與王羲之有了重大差異。如楊慎 (1488—1559) 認為， 書法之壞， 自顏真卿始， 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 並不認可顏是王的正傳。何良俊認為唐時書家各自成家， 區分派別， 而晉法稍變。王世貞則指出亞棲關於歐陽詢變右軍體一類的論述是囈語， 認為歐陽詢書法確實是一變， 但非變右軍。湯臨初認為， 至歐陽詢， 晉人之法小變， 至褚遂良則古法之亡過半。
董其昌也指出王羲之傳承譜系之內的一些書家和作品與「二王」法的不同， 如其論褚遂良、顏真卿書跡雲「褚河南書此《贊》真跡， 在館師韓宗伯家。餘嘗借觀， 近於分隸， 非二王法」、「顏魯公《送劉太衝敘》, 鬱屈瑰奇， 於二王法外， 別有異趣」。倪後瞻在論述筆法時也著重強調歐陽詢筆法與「二王」的不同， 認為「至歐用筆， 與二王相反之處人皆不知」。
在王羲之傳承譜系中的書家與王羲之筆法、風格的不同得到了強調， 而在王羲之傳承譜系之外的、以前並不被人注意的一些作品和書家也進入品評中， 並明確以「法出二王之外」的特性受到明中期以後文人的關注與讚許。
楊慎云：
丁道護《襄陽啟法寺碑》最精， 歐、虞之所自出。北方多樸， 而有隸體無晉逸， 謂之「氈裘氣」。蓋骨格者， 書法之祖也；態度者， 書法之餘也。氈裘之喻， 謂少態度耳。
在楊慎的論述中， 原來帶有貶低意味的北方書法多「氈裘氣」的評論， 也成了枝節末事， 並無損其骨格。
董其昌對「二王」系列外的書家和作品的品評也顯示出其對「法出二王之外」的肯定態度。如其跋《楊羲黃素黃庭經真跡》云：「楊書以郗氏為師， 不學右軍父子。然翩翩有衝霄之度， 實自餐霞服氣中來， 非臨池工力所能庶幾也。」又， 《跋九歌》云：「此一種行楷， 自陶隱居《鶴銘》出， 華陽隱居帖稍屬寒峭， 或歐陽信本學陶， 然皆在二王之外也。」
李日華 (1565—1635) 也有類似的論述：
有客持晉、唐、宋細楷帖來評定， 末一帖乃《赤城王廟記》, 筆法清整超妙， 於《黃庭》、《樂毅》、元常諸楷之外， 別標勝韻。大約於張旭《郎官石柱》、丹陽《瘞鶴銘》間斟酌取會。或以為薛稷， 然記文有張乖崖， 乃宋以後物也。有如此手筆， 又能於鍾、王外自立一家， 寧有不名世者？意或是蔡君謨、黃長睿諸人耳。
另一方面， 在地域書法之爭中， 也顯現出了一些新的趨向。董其昌在標榜自己家鄉松江的書法時， 也和其他文人一樣， 將松江這一地區書法的發展看作了一個自在的實體， 喜歡去追溯松江書法之源。董其昌列舉了歷代松江籍的書家， 而並不在意這些松江籍的書家與後世松江書法是否有實際上的傳承， 是否有實際上的影響。董其昌將松江書法的源頭直接追溯到西晉的陸機， 他之所以這樣做， 可能是因為陸機是他所能發掘出的最早的松江籍的文人書家。
董其昌因標榜地域書學源流之久遠而提出松江書法始祖為陸機的觀點, 而陸機活動於王羲之之前, 既非王羲之一系所能籠罩, 其書法風格也與王羲之一系有較大距離, 是與王羲之, 與書法授受源流沒有關係的。這個觀點看似不經意, 但在觀念史上卻有著獨到的價值。
我們固然不可誇大這一現象的實際意義， 但也不可忽略董其昌的這種觀點背後所可能存在的涵義， 即在唐宋元人完成王羲之書法一線單傳觀念的建構， 王羲之是今體楷、行、草的取法源頭基本成為文人們的共識後， 董其昌將陸機推為松江派書法之始祖， 提出了另一個在王羲之之前的書法源頭， 實際上隱隱約約確立了王羲之之外的另一條發展線索。董其昌提出松江書派始祖為陸機， 儘管這種始祖只是名義上的， 而不是實際上的傳承， 但還是在無意中觸及了書法統系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