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也正處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2020年，中國經濟學界圍繞一些熱點問題進行了探討與爭鳴。
第一，經濟學是否要強調數理模型分析。經濟學自獨立成為一門社會科學以來，其研究範式、研究方法歷經演變。數學公式和數理模型作為經濟思想的一種載體和表達方式，學者對其褒貶不一。支持者認為，在「數據革命」背景下，數理模型的應用有助於揭示經濟運行規律，預測經濟未來走勢；反對者則認為，在經濟學的實際應用中，存在嚴重的濫用、誤用模型和定量分析方法的現象，大多數情況下其解釋和預測能力不如自然科學那樣精準。
支持的學者如劉麗豔和朱成全在《機器學習在經濟學中的應用研究》（《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中指出，機器學習在科學研究領域中的應用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推動經濟學研究由傳統的線性、低維、有限樣本、抽象模型向非線性、高維、大樣本、複雜模型轉變，在微觀經濟學、能源經濟和金融市場領域具有顯著優勢。杜麗群和程俊霞在《經濟學方法論的歷史演進與人工智慧時代發展趨向》（《新視野》2020年第5期）中指出，人工智慧將成為經濟思想和方法論發展的又一次契機，使經濟學的推理方法可以容納更多因子，包含更複雜的關係、更廣闊的角度、更多樣的目標，新的實證研究範式（數據分析—研究總結—檢驗預測）將成為經濟學方法論的主要演進方向。何大安在《大數據革命與經濟學創新》（《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3期）一文中認為，主流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以及與此相關的應用理論均建立在不完全信息之上，大數據革命所涉及的雲平臺、雲計算、機器學習、物聯網等人工智慧技術將有可能提供完全信息和準確信息，獲取信息以及加工和處理信息的方法與途徑將發生變化，對於經濟學理論具有顛覆性影響。
反對的學者如朱富強在《數理經濟分析何以濫用：基於知識結構和學術風氣的剖析》（《經濟縱橫》2020年第4期）中指出，形式邏輯和數理模型是現代經濟理論分析的重要工具，但不少經濟學者只是機械地模仿和搬用西方經濟學界的模型與分析，而無力在數理建模或邏輯演繹上進行實質性創新，導致一些經濟學理論研究越來越遠離社會現實，乃至蛻變成一種「極高明而不道中庸」的純邏輯體系。李志軍和尚增健在《亟需糾正學術研究和論文寫作中的「數學化」「模型化」等不良傾向》（《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中指出，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出現了不分情況、不分場合地使用數學方法和模型的現象，甚至出現過度「數學化」「模型化」等傾向，一味追求數學模型的嚴格和準確而忽視了新的思想、觀點和見解，沉迷於數學遊戲而忽視了對問題本身的深入思考。洪永淼和汪壽陽的《數學、模型與經濟思想》（《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一文認為，隨著定量分析方法日益廣泛的應用，濫用、誤用數學公式和模型的現象普遍存在，一些研究者輕視數理模型的適用條件以及觀測數據的具體特點，生搬硬套模型導致研究得出的結論不可靠；同時模型包含的經濟含義闡述也不清晰，增加了讀者的理解難度。
第二，共享經濟是否改善了資源配置。共享經濟是網際網路時代下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一種新型經濟模式和資源配置方式，目前共享經濟涉及的領域已從最初的出行、住宿等信息共享領域，逐漸延伸至物流、製造設備、生產服務等產業鏈領域。關於共享經濟的發展，學者們大致分為兩派，一方認為共享經濟為低效率利用的資源創造了市場，給產品進行了重新賦能；另一方則認為共享經濟中交易的虛擬化、低門檻導致的失信行為既影響經濟秩序，也衝擊著現有監管模式。
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如李剛和周加來在《共享經濟的學緣基礎、生成路徑與福利效應》（《中山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中指出，現代電子信息技術使閒置資源的所有者和需求者之間的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低效率利用的資源進入共享經濟交易市場，通過共享經濟妥善解決了「斯密問題」。林勇和張昊在《共享經濟的產品賦能機制——來自小豬平臺的證據》（《研究與發展管理》2020年第5期）中指出，在共享經濟中，企業將創新環節下放至用戶層，共享經濟的交易過程是一個「分享—價值創新—再分享」的循環賦能過程，提升了產品價值創新能力並實現了個性化服務供給。郭吉濤和梁爽在《共享經濟如何作用於新舊動能轉換：驅動機制和影響機理》（《深圳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中指出，共享經濟作為引領新一輪信息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新型經濟形態，在新舊動能轉換的三個重要驅動機制（科技創新能力、綠色發展水平、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均表現出顯著影響，對我國新舊動能轉換具有直接推動作用。
持第二種觀點者如閆強等在《共享經濟中消費者信任影響因素實證研究》（《科研管理》2020年第10期）中指出，由於共享主體往往是互不了解的陌生人，信息不對稱帶來眾多潛在風險，共享過程不僅涉及在線交易，還包括面對面互動交流，主體的一些行為損害也是不可預知的，共享經濟的高風險容易引發社會的信任危機問題。簡兆權等在《基於創新擴散與創新抵制理論的共享經濟信任機制》（《管理現代化》2020年第1期）中指出，共享經濟是將使用權從供給端暫時讓渡到需求端的過程，信任機制是共享經濟實現的重要基礎，隨著共享經濟的發展進入快車道，一些失信行為阻礙了共享經濟的良性發展。謝新水和檀陽在《論基於共享經濟「軟基礎」的信用監管》（《理論與改革》2020年第5期）中指出，信譽、信任和信用構成共享經濟運行的「軟基礎」，共享經濟交易過程中信息真偽識別難、追訴難等問題將影響共享經濟的發展。
第三，金融科技是否加大了金融風險。金融科技是新興信息技術（網際網路、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區塊鏈等）在金融領域的延伸與拓展。隨著金融科技滲透的領域不斷延伸，其帶來的影響和潛在風險一直是業界、學界和監管部門爭論和關注的焦點。
謹慎派如方意等在《金融科技領域的系統性風險：內生風險視角》（《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中指出，金融科技具有的開放性和可得性等特徵，進一步加劇了金融科技領域中的傳統風險，相較以前其隱蔽性也有所加強，金融科技的發展並沒有緩解金融體系中的傳統風險。侯東德和田少帥在《金融科技包容審慎監管制度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中指出，金融行業對新興信息技術的應用和融合使得金融風險的傳染性更強、風險係數更高，金融科技本質上仍然是金融，應堅持貫徹包容審慎監管理念，確保系統性金融風險不發生。陳紅和郭亮的《金融科技風險產生緣由、負面效應及其防範體系構建》（《改革》2020年第3期）一文認為，金融科技的創新並不會降低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反而會使金融風險更加複雜和隱蔽，金融風險和技術風險的累積疊加，或將對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場造成更大危害。
樂觀派諸如金洪飛等在《金融科技、銀行風險與市場擠出效應》（《財經研究》2020年第5期）中指出，金融科技彌補了小型銀行在信息獲取方面的短板，降低了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大型銀行運用金融科技會顯著降低自身的風險水平，提高其風險承受能力。龔曉葉和李穎的《金融科技對普惠金融「悖論」的影響——基於中國銀行業風險承擔水平的證據》（《證券市場導報》2020年第9期）一文認為，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技術有助於商業銀行提升風險控制水平，降低壞帳比例，金融科技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也是商業銀行推行普惠金融的重要支撐。谷政和石巋然在《金融科技助力防控金融風險研究》（《審計與經濟研究》2020年第1期）中指出，金融科技的發展有利於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金融監管部門利用掌握的金融大數據建立風險預警機制有助於預防「黑天鵝」和「灰犀牛」等事件的發生。
（作者單位：中共江西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姚金海 鄒家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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