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座的各位中間，有些人可能已經知道，哈佛大學出版社在去年10月出了一本寫鄧小平的書，作者是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已經榮休的著名東亞研究專家傅高義先生。此書出版後不久，各位所在的北京大學的出版社，據說是有杜維明教授的大力推薦，也很想出這本書的中譯本。有一位編輯，也是我的山東老鄉嶽秀坤先生，知道我在翻譯這本書，曾奉他的領導之命與我聯繫。其實，不止是北大出版社，據我所知，這半年多來國內有20多家出版社都表示有意出版此書，因為傅教授這本書應當算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記述鄧小平政治生涯的著作。當前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在世界上影響力的不斷擴大，與鄧小平顯然有著絕大的關係，這使更多人對他有了解的願望，所以此書上市後在歐美市場上一直很走紅，前些日子曾與《賈伯斯傳》一起多日名列《紐約時報書評》的暢銷榜前列。
但是，儘管此書很熱賣，儘管傅高義對鄧小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國內也有很多家出版社願意出版此書，至少就我目前所了解的情況看，它能否在中國大陸出版，或出版之後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至今仍沒有定論。它在中國出版如此困難，並非因為書中對中國有多少詆毀污衊之辭，主要原因大概是其中包含著大量與1989年那場所謂的「六四風波」有關的內容。我以為傅高義先生對這事說得很客觀，很平實，大體上也符合我的看法，甚至我揣摩著它應當可以被當局所接受。但至少就目前的情況來說，談論1989年發生的這件大事，不必說對它給予讚揚，就是搞嚴肅的學術研究，甚至對它進行深入分析和批評，在中國仍是官方的大忌，這與我們一向不太敢面對自己不太光彩的歷史記錄有關，結果很多事情到了後來都是一筆糊塗帳。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藉此機會，給各位談談與傅高義先生這本書有關的話題，我將集中在四個話題上。一是簡單說明一下我翻譯傅高義這本書的動機和過程，二是對這本書的內容做一個扼要介紹，三是結合我從這本書中對鄧小平得到的了解，談一談有關他的執政風格的一點感想。最後一個話題是，我們應當如何對鄧小平這樣一個重要人物進行評價。
對於鄧小平其人，搞經濟的，搞政治的或搞歷史的，當然還可以分出黨內的黨外的、國內的國外的，必然會有很不同的解釋與評價。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從時間上說鄧小平離我們還是太近了，與他有關的很多事情，他在歷史上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今後還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其功過是非也許只能等到時間再久一點才會逐漸變得更加清晰。我們作為同代的人，有著太多的個人利益和恩怨，太多與個人切身經歷相關的情感，大概誰的評價都不敢說多麼公允，更何況任何一個時代或一個人的作為，都是各種複雜因素形成的一個複合體，想找出某些簡單的因素來解釋一切，幾乎是不可能的。我這裡只是提供自己的一點想法，給大家增加一些看問題的視角。如果傅高義先生這本書以後能在內地出版，這可以為大家提供一些閱讀和進一步思考的線索；如果不能出版，也使各位對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二
先來說第一件事。一年多以前的2010年秋天，傅高義先生這本書還沒有最後定稿時，我就開始著手翻譯他的初稿。當時接手這份差事，自己有這麼幾點考慮。一是有香港中文大學的朋友盛情相託，開出的報酬還算誘人，我一向不申請各種科研項目經費，幹這個活也可以自食其力掙點兒錢，這總比拿一些假大空的項目去騙科研經費強吧。當然了，假如只有錢上的考慮，沒有一點兒興致去做，那也是極其無聊的事，所以我還有另外幾個考慮。
傅高義先生是哈佛大學的名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曾寫過一本譽滿全球的《日本第一》，當時正是「日本要賣下美國」的時代，日本的經濟騰飛一度讓美國人一片驚恐，因此他這本書對美國的政界和商業商界重新認識日本發揮過重要影響。我又見到傅教授在事先發來的前言中說，他早在2000年在韓國濟州島休假時，就動了寫一寫鄧小平的念頭，從動筆到大體完成，總共耗費了他十年光陰。一個年屆耄耋的老人，能夠不辭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寶貴時光去研究鄧小平，讀來不能不為之動容，這也是我願意翻譯它的理由之一。
但是，光有這些理由，也不足以讓我接下這個50多萬字的差事。除了以上考慮之外，我還有個最重要的一個想法：我這個年齡的人，前半輩子在毛澤東的紅旗下長大，後半輩子則從鄧小平時代走來。過去自己的興趣愛好並不在中國當代政治上，但這個時代卻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自己作為一個過來人，確有必要仔細了解我親身經歷過的這個時代和鄧小平這個政治家，具體看一看在我們現實的政治生態中，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如何發生，表現為什麼形式。我深知一般搞理論研究的人，假如常年埋首於所謂的學術著作之中，久而久之往往會失去現實感，言論流於紙上談兵。當年埃德蒙·柏克稱這種人有不會解決問題、只會「吹毛求疵」的毛病；託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卷也曾對不諳世事的文人的習氣大力嘲諷，按他的說法，如果你從來不參與現實政治，卻熱衷於討論政治觀念，這對社會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後來韋伯更加刻薄，把它叫做「貧瘠的（或無生育能力的）亢奮」（sterileAufgeregtheit）。患上這種病的人，談起政治來感到很自信，但往往讓政治的實踐者莫名其妙，甚至覺得十分可笑。
從另一方面說，我們看一些今天被奉為經典的著作，當年作者寫它的時候，其實都與現實有著很貼近的關係，甚至有著時論的性質。比如有一些政治學名著，像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等人的《聯邦黨人文集》、剛才我提到的柏克的《論法國革命》或託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等等，都是針對作者當時一些很現實的政治問題而發。甚至我覺得，像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這樣的神學著作，其中很多內容也是對公元4世紀羅馬社會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銳批判；柏拉圖講修辭學的《高爾吉亞篇》中的不少內容，則可看作對他身處其中的希臘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針砭，就像今天我們這裡一些知識分子幹的事情一樣。這些著作現在被人奉為經典，不但是因為其中包含著深刻的理論問題，也因為它們是作者對身邊的事情做出的強有力回應，與當時發生的政治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作者可能並沒有把它們作為經典理論來寫，當時的讀者大概也沒有把它們當作經典看待。所以我在讀這一類經典時時常有一個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論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話願意與大家分享：政治學經典未必一定是從思考現實政治中產生，但現實政治絕無可能僅用經典著作去設計。政治學確實需要處理一些重大的觀念和理論問題及其相互關係，但用一個恰當的比喻說，這些觀念或價值就像一張張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據自己當前的現實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數額，籤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錯了，它也會報廢。我們思考政治問題的人，弄明白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那麼，我們現所面對的政治現實是什麼呢？鄧小平雖然已經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其實從很大程度上說，我們仍然生活在鄧小平時代。不但他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沒有多大變化，甚至他的權力的直接影響也仍在繼續。上一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是鄧小平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現任胡錦鑄總書記也是當年他和一批老幹部選定並著意培養出來的領導人。僅以這種治國路線和人事上的延續性而論，如想認識這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時代，也不能不去了解鄧小平。
有了以上這些考慮，我才把這份翻譯的差事接了下來，而且也確實如自己所願，從這本書中，我對整個鄧小平以及在他領導下發生的大事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過去自己對鄧小平素無研究，但不管是喜歡他還是不喜歡他的人，對於他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作用，大概無人可以否認。鄧小平在他的執政過程中，深刻改變了中國社會，他給我們這個國家帶來的最顯著的變化，就是這三十多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中國從一個大多數人不得溫飽的社會，迅速變成了一個大多數人衣食無虞的社會。這個變化是無論如何不能低估的。傅高義先生為此甚至對鄧小平給予了更高的評價，認為他領導中國走過的改革路程，從世界範圍內來看也是20世紀人類社會最了不起的成就，這是他要寫一寫鄧小平時代的基本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