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一個最終活成了「外交使節」的東亞研究權威

近三年，傅高義早年關於日本現代社會的社會學研究又被系統整理出版，他在中文世界的學者面貌清晰了幾分。另外，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和我們分享了他與傅高義的交往。

12月21日，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發布訃告，著名日本和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Ezra F. Vogel）去世，享年90歲。

消息傳出，不少和他近期有聯繫的學人紛紛表示震驚。12月1日，傅高義還在北京香山論壇的視頻研討會上談中美關係走勢。傅高義之子、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史蒂芬·沃格爾（Steven Vogel）在Twitter上證實，傅高義在一周前仍完全健康，他是在接受外科手術後感染併發症而突然離世。

美國《紐約客》雜誌專欄作家歐逸文（Evan Osnos）、中國中央電視臺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主持人田薇、哈佛大學魏德海國際事務中心執行主任藤平新樹等媒體人、學者發文悼念，稱傅高義是亞洲研究學術界的巨人，他不僅深入參與過中國、日本、美國的國際事務，也留下了許多影響力巨大的著述。

美國駐東京大使館表示，他的專著《日本第一》是三十年來美國人認識日本經濟的必備參考。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則在官方帳號中稱，傅高義是中國問題的傑出學者，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一生致力於促進中美人民的互相理解。

「結緣東亞」

1930年7月，傅高義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一個猶太家庭。從衛斯理大學畢業後，他前往哈佛大學就讀社會學博士。雖然日後成為東亞研究權威，但傅高義博士期間的課題是美國社會的家庭問題。當時的他，對東亞社會並沒有什麼興趣，也未曾踏足海外。當時的論文導師、人類學家弗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告訴傅高義，要想深入認識美國社會，必須有更廣闊的比較視野，他應該去一個和美國文化差別很大的國家看看。

於是，1958年，傅高義取得博士學位後，攜家人前往日本東京做博士後研究，探索日本社會的家庭和精神健康問題。經過兩年多的實地調查，傅高義捕捉到日本工薪階層在職場、家庭、學校和社區等各方面的興起，在1963年出版首部專著《日本新中產階級》（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一舉奠定了此後日本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主流方向。

《日本新中產階級》出版後三十年間，傅高義和妻子一直堅持對研究對象的跟蹤隨訪，使這部奠基性作品得到了充分的修訂和更新。而他對日本社會的進一步刻畫，漸由學術轉向通俗。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O.1），是傅高義在西方世界影響力最大的作品之一。它記錄了日本完成戰後復興、經濟邁向巔峰的圖景，既迎合了美國人對日本崛起的複雜情緒，也滿足了當時日本民眾的自豪感。

傅高義憑此書獲得了更廣泛的政界認知度，這個響亮的口號也從此和他如影隨形。尤其是當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傅高義需要在不同場合反覆辯解，「日本第一」並不是指經濟總量，只是他對日本發展模式優勢的某種體認，例如日本有更完善的教育、醫療和治安體系，社會也較美國更加平等。

回顧傅高義的學術生涯，《日本第一》可以說是重要的轉折點，他開始從單純的社會學領域轉向東亞地區的國別研究，把視野擴展到包括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地的亞洲「四小龍」，並越來越多地接觸各國政要和經濟領袖，在政策舞臺上為更多人熟知。

「投身外交」

傅高義曾在公開場合多次表示，自己的研究領域本不是國際關係，只是隨著年歲漸長，有了越來越多「不同國家的朋友」，希望為各國人民的溝通做一點貢獻。

不過，自《日本新中產階級》起，傅高義從來不是一名書齋型學者。他是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現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身）的第二任主任，和前任費正清一樣，熱衷搭建國際交流活動。完成日本的博士後研究後，他到美國耶魯大學任教，一年後又重返哈佛。出於對中美關係前景的預測，傅高義接受了導師的建議，開始學習中國語言和歷史，前往香港做博士後研究。

當時的中國大陸正處於封閉狀態，香港便是離內地最近的信息流通站。1963年成立的香港「大學服務中心」，也就是1988年後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擁有當時大陸以外中國國情研究資料最齊全的圖書館，是冷戰時期西方中國研究人員的「麥加」。傅高義和馬若德、孔傑榮等人，正是中心草創時期最早的幾位學者。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樹凱回憶，在同輩西方政治學者中，傅高義的中文水平幾乎無疑是最高的。

傅高義的第一部中國研究專著《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是60年代末依託官方報刊解讀中國政局的早期嘗試。但傅高義後來的經歷表明，廣泛交遊更像是他的治學風格。《鄧小平時代》的訪談對象多達三百人，是一般西方學者難以觸及的口述資源，傅高義承認，自己花了很多時間在公關活動的「搭橋」上。作為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他是第一批重新進入內地的西方社會學者。傅高義所做的新的一手調研，始終著眼國家轉型的宏大問題，傾向於自上而下看問題。在撰寫改革開放前線的廣東時，他走訪了全省超過七成的縣，拜訪了三十多位縣級以上官員，斷定廣東將從「全能型國家」轉向「過渡中的社會」。

1995-1999年，傅高義第二次擔任（更名後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時任民主黨智囊的他發展出更多的政治觸角。1997年，他一手促成時任中國領導人江澤民訪問哈佛大學，這在當時需要克服不少校園內的阻力，傅高義甚至聲稱要以個人名義推動此事。2000年退休那年，他一面出版了回應「日本第一」質疑的《日本還是第一嗎？》，一面開始長達十年的《鄧小平時代》寫作。日本和中國，是他思考東亞社會現代化問題的兩大抓手。

告別社會學研究、教學後，他公共舞臺的發言全面轉向國際關係的「交流論」，2002年撰寫較晚近的歷史《中美日關係的黃金時代：1972-1989》。去年出版的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則回顧了一千五百年的中日關係史。傅高義說，寫這本「暢銷書」的願望很簡單，就是希望中日讀者能夠互相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近年中國社會出現的某些近似特徵，傅高義早年關於日本現代社會的社會學研究在近三年又被系統整理出版。《日本新中產階級》這樣在國外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作品，此前在內地從未有中文譯作，《日本第一》的上一個版本還要追溯到1980年。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褪去，傅高義外交身份下作為學者的貢獻，恐怕才會有更多審視空間。

燕京書評邀請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回憶了他與傅高義之間的交流。 以下為吳心伯教授口述整理：

我和傅高義教授相識於1996年5月。當時，美國國內正圍繞中國的崛起展開大辯論，傅教授主持了一個由美國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參與的研究項目，從政治、經濟、安全等角度分析美國應如何與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打交道。

他們完成論文初稿後，在傅教授的帶領下來中國與中方學者交換看法，在上海的研討會安排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我有幸應邀參加這次研討會，並與傅教授相識。此後的20餘年裡，我們一直都保持著聯繫。

與傅高義教授交往20餘年，我對他有幾點突出印象。

其一，有著濃厚的中國情結。他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80年代曾到廣東從事半年多的考察，研究廣東的改革開放。2000年退休後，花了十年時間寫成《鄧小平時代》一書。雖然中國和日本都是他的研究對象，但他對前者的興趣和投入遠遠超過後者。

其二，研究中國，不是從美國的經驗模式出發，而是從中國自身的環境和條件出發。傅教授經常說，治理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不容易，因此他特別注重研究中國如何根據自身的條件和需要設計中國的制度，制定發展戰略。這使得他能夠以一種相對客觀的態度看待中國的治理與發展。

其三，以平等的態度與中國學者交往。傅教授向來注意傾聽中國學者的見解，虛心地交換意見，不像有些美國人那樣自以為是，居高臨下。

「濃厚的「人情味」」

一直以來，傅教授都強調做「人情味」的學者。這一點，我個人有深刻體會。

2018年4月，我應傅教授的邀請，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做一個題為「管理上升和擴大的中美競爭」的學術報告。我記得我的演講是在第二天，但前一天晚上，傅教授特地邀請了我，還有哈佛大學裡八九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們去他家開小型party。傅教授很了解中國，他知道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裡都喜歡吃中餐；於是，他就特地為我訂了波士頓當地一家很不錯的中餐廳的外賣。

那天晚上，我們一群人邊吃邊聊，談了很多中美和其他國際問題，氣氛非常好。這個party是傅教授的主意，因為第二天的報告會是一個公開的正式活動，所以他希望在此之前可以有一個小範圍的聚會，用一個比較輕鬆的社交形式讓大家互相了解，所以說，傅教授很為我們著想。

2015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成立60周年慶，歷任主任合影，右起第二位是傅高義。

傅教授在哈佛的這些年，接待了很多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和哈佛的留學生也有很多交流，好幾代的中國學者都和他有密切的交往。其實，不僅是學者與學生，他還認識很多中國的外交官、政府官員，中國人脈非常廣。

對於我們這樣做美國研究的學者，傅教授的「人情味」對我們也有很大幫助。2006年，我在申請美國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員，當時需要三封推薦信，傅教授就給我寫了一封。研究美國，我們不能只是從理論上去看，而是要切實地去美國和各界人士接觸、交朋友。只有在和他們的交談中，我們才能拿到一手的信息，這一點在學術研究上非常重要。

「深入研究、平等交流」

傅教授的背景是社會學家，他的早期中國研究，比如那本討論中國廣東改革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就對美國人了解中國早期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那是他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在廣東做調研後才寫出來的，所以非常真實。後來他寫的《鄧小平時代》這本書，重點就放在了鄧小平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這樣一來，他讓美國的讀者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進程有了比較深入且全面的了解，具有非常強的影響力。

2012年1月18日，傅高義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主題演講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傅教授對中國的研究絕不是那種純學術、學究式的，他總是通過調研、交流來反映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他仔細觀察了中國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再把這個歷程從他的角度展現了出來。

傅教授的這種「人情味」的研究方法和風格，和現在美國中生代、年輕一代的學者非常不一樣。從這些人的個人經歷來講，他們經歷的是中國崛起，把中國的強大看作是對美國的挑戰，這也就導致他們總是帶著研究競爭對手這樣一個心態來研究中國，這跟當初傅高義教授研究中國出發點是很不一樣的。

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更喜歡傅教授的學術態度，因為至少跟他可以進行有效的交流。有些美國學者是完全無法溝通的，因為他們居高臨下，或者對中國的偏見非常深、態度也非常強硬。但和傅教授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儘管我和他也會有不同意見，也會有爭執，但他不會意氣用事，始終給人一種平等的態度，會認真地聆聽我的觀點。

來源：全現在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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