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對東亞實錄的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20世紀前半葉東亞實錄研究的發端階段，是由於中國學者關注女真與明朝關係，而取材於鄰國朝鮮的實錄以輯錄其史料；二是20世紀後半葉東亞實錄研究的增廣加深階段，除了繼續輯錄其史料外，開始重視研究《李朝實錄》和《大南實錄》文本；三是21世紀前17年東亞實錄研究的迅速發展階段，對朝鮮、越南實錄進行了深耕細作式的研究，最終產生出高質量的專著。這三個前後相繼的階段正是中國學者在東亞實錄研究中所走過的學術路徑。中國學者對東亞實錄的研究特點，即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學者比較多，而世界史專業的相對較少，利用東亞實錄來研究中國問題以及中朝、中越關係的成果就比較多，利用這些實錄純粹研究李朝和阮朝歷史的相對要少。未來除了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學者繼續進行東亞各國實錄的探索外，可能還會出現世界史學者投身其中，使東亞實錄的研究出現新的面貌。
關鍵詞：20世紀以來/中國史家/東亞實錄/學術路徑
作者簡介：謝貴安，武漢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20世紀以來，中國學者開眼看世界，對外國的史學進行了打量和研究，產生了豐富的成果，加深了國人對世界的了解，同時也反觀中國，藉機對中國歷史和國情進行清醒的判斷和定位。本文主要針對上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對除中國以外的東亞實錄的研究進行總結，探討他們在外國實錄研究中的學術貢獻。
東亞實錄是一種特殊的史學現象，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中普遍分布的史學樣態。實錄本是中國南朝蕭梁時所發明的以記錄皇帝及其朝政為主要內容的史書，體裁上屬於編年體。除元、清二朝實錄外，其他的實錄則屬於編年體下面的「編年附傳體」，即以皇帝編年為主，以大臣的傳記為輔，在大臣去世的時候插入他們的傳記。中國實錄隨著「東亞文化圈」的擴散效應，其體裁和形式傳播到中國周邊的朝鮮、越南和日本等國，並在落戶各國時作了適應性的變型，但在以實錄記載君主的事跡、反映東方王權制度上，東亞各國的實錄並無二致。本文所說的「東亞實錄」，是特指剔除了中國實錄之外的朝鮮(二戰後分裂成朝鮮和韓國)、越南和日本三國的實錄。朝鮮實錄是指《高麗王朝實錄》(毀於戰亂)和《朝鮮李朝實錄》(也稱《朝鮮王朝實錄》)，後者記載了朝鮮王朝25代君主472年的歷史，全書共1893卷；越南實錄分黎朝的《藍山實錄》《兩朝實錄》《五朝實錄》和阮朝的《大南實錄》，後者為越南最後一個王朝阮朝的官修史書，記載了從阮主到啟定帝時期(1558-1925)長達367年的越南歷史，全書共584卷；日本實錄包括《聖德天皇實錄》《三代實錄》《明治天皇實錄》《大正天皇實錄》《昭和天皇實錄》等。
20世紀初正是清末民初之交，當時中國上下都關注國力強盛的西方列強，故對西方史學比較關注，蘭克史學和魯濱遜的新史學風靡一時，而對於東亞文化圈內各國的實錄關注較少，當時主要通過輯錄朝鮮實錄以作為研究明清關係的資料，但隨著20世紀後半葉中國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和經濟的強勁增長，中國學者開始關注東亞文化圈內史學的發展狀況，對東亞實錄開始加強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下面就其學術路徑，分三個階段加以探討。
一、關注中國，取材鄰邦：20世紀前半葉東亞實錄研究的發端
中國學者對東亞實錄的研究，發端於20世紀30年代。當時是出於對中國本國歷史的關注才放眼於中國近鄰朝鮮的實錄。
辛亥革命「排滿」後，到了30年代，中國學者開始嘗試弄清滿與中國的關係，便從清與明的關係入手展開研究，但遇到了史料的瓶頸。由於清代所修的《明史》諱言清代祖先女真人與明朝的關係，於是激進的共和派學者孟森與時為書齋學者的吳晗，便試圖通過近鄰朝鮮的記載，來窺透明清之間的關係，觸發了對《朝鮮王朝實錄》的關注和整理。由於當時是為解決國內歷史問題而取資於鄰國實錄，因此首要的工作是對《朝鮮王朝實錄》的史料進行輯錄，而未對其本身進行研究。當時，北京大學教授孟森(1869-1937)在講授《滿洲開國史》時，對女真人與明朝關係頗感興趣，開始從北平圖書館所藏《朝鮮王朝實錄》中抄錄女真等相關史料，最終輯錄成《明元清系通紀》一書。明清兩朝史書中的女真史料，「既為明史所削而不存，又為清史所諱而不著」，而孟森從《朝鮮王朝實錄》中輯錄出的史料「正為明清兩史補齊共同之缺也」[1]。《明元清系通紀》於1934年刊行，只刊印了前編1卷和正編前15卷的內容。四年後孟森去世，正編的其他內容無從刊出，直到1966年，臺灣學者才將此書全部內容出齊[2]。
幾乎與孟森同時，清華大學吳晗(1909-1969)也開始關注女真與明朝的關係，同樣從《朝鮮王朝實錄》中尋找史料。他在1934年9月20日所寫的一篇文章中自述：「最近北平圖書館得到一部影印本《朝鮮李朝實錄》，記建州初期史實極詳盡，從此我們可以拿中國、朝鮮兩方實錄來對勘會證，重新來寫明清史中關於建州的一部分的記載了。過去我曾把這書中涉及中國、朝鮮和朝鮮與建州、建州與明的史料輯錄為《朝鮮李朝實錄中之中國史料》一書，體例一仍原書。」①由此可見，他在1934年以前已開始編纂《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據翁獨健稱：「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吳晗同志在清華大學任教時，為了研究明代史事中的問題，經常到北平圖書館查閱《明實錄》和《朝鮮李朝實錄》等史料」，「這就是吳晗同志編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的緣起。」是書廣錄中朝兩國的政治交往、經濟聯繫和文化交流的史料，內容已不限於最初設想的女真與明朝的關係。吳晗編纂這部史料持續的時間比較長，翁獨健稱他「長期致力於此項研究和輯錄工作」[3](《序言》)。1961年前後，吳晗將全稿整理校閱一遍，把《李朝實錄》中的有關中國史料，一直輯錄到1894年甲午戰爭時期。此書將李朝以前史事輯錄為前編，李朝太袓至仁祖時期的史事輯為上編，孝宗以後輯成下編。全稿已經排版待出，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而停止，直到1980年3月才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3]。
稍後於朝鮮實錄的輯錄則從4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對《朝鮮王朝實錄》本身進行了研究。謝國楨發表了《朝鮮〈李朝實錄〉纂修述略》一文[4]，對《朝鮮王朝實錄》纂修緣起、內容和卷數進行了考論，「是國內最早的《朝鮮王朝實錄》研究成果」[5](P5)。這似乎是超越本國歷史而直接關注鄰國實錄，但其實不然，謝國楨研究朝鮮實錄的目的仍然是為了幫助中國明清史的研究。他後來在談到拓展明清史研究的史料時，指出應該「從當時遺留下來的明清兩朝『實錄』和我們鄰邦朝鮮李朝『實錄』等書以及當時地方政府所儲存的檔冊、情報、公文、閱件等史料入手」[6]，顯然是他當年從事朝鮮實錄研究得出的經驗之談，也反映了他仍然遵循20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者關注本國而取材鄰邦的實錄探討路徑。
與中國學者因關注本國歷史而旁及朝鮮實錄不同，日據時代的臺灣學者則純粹由於訪學而接觸到越南實錄——《大南實錄》。陳荊和於40年代訪學越南時，在順化借閱《大南實錄》，並將其與硃本比對。陳荊和將其訪學經歷寫成了《順化城研究旅行雜記》一文[7]加以記載。不過，這種直接探討他國實錄的學術取徑，在當時的中國並非主流。
二、繼續輯錄，開始研究：20世紀後半葉東亞實錄研究的增廣加深
20世紀下半葉，中國學者對東亞實錄的研究出現了兩個現象，一是繼續從東亞實錄中輯錄史料，二是開始利用東亞實錄展開對相關各國歷史及其與中國關係的研究。下面分述於下。
第一，繼續輯錄東亞實錄的史料，編纂成書。
中國學者對《朝鮮王朝實錄》史料的輯錄與應用之風，從前半葉一直延續到20世紀後半葉。1959-1960年，清史專家王鍾翰於瀋陽參加《滿族簡史》編撰工作時，為了修訂史稿中有關明代女真人一段的歷史，便從遼寧省檔案館所藏《朝鮮李朝實錄》中摘抄出相關史料，編纂成《朝鮮〈李朝實錄〉中的女真史料選編》一書。1979年，遼寧大學歷史系將該書排印時，王鍾翰在所撰《序言》中交代了該書編纂的緣起，並且指出：「從十五世紀之初，1403年，朝鮮『三府會議女真事』起，直到十七世紀三十年代，1636年，後金改號大清(前一年，女真已改用滿洲新族名)為止，凡有關女真各部在中、朝邊境的分布、遷徙、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情況，以及它們於明朝政府的隸屬關係、它們與朝鮮的相互交往和經濟聯繫，在《李朝實錄》中都有詳略不同、深淺不一的記載，因此，儘可能地按朝代和年、月、日的先後，統統照原文抄出，其一般來往無關緊要者不抄。」全書大約20萬字，刊印之前又據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朝鮮王朝實錄》作了校對[8]。與20世紀前半葉的學者相似，王鍾翰也是為了研究本國的滿族歷史而取材於《朝鮮李朝實錄》的。
稍晚於王鍾翰，臺灣學者李光濤1967年從《朝鮮王朝實錄》等書中輯錄成《壬辰倭禍史料》[9]。他不滿於此前日本與國人對壬辰援朝抗倭戰爭的模糊認識乃至歪曲，「為欲明了當初明人援韓史事的真實性起見」而編纂此書，所用的絕大部分史料輯自《朝鮮王朝實錄》，特別是《朝鮮宣祖實錄》。宣祖名李昖，1567-1608年在位，在其任內發生了壬辰倭亂。《壬辰倭亂史料》分為5冊，17部分，共有50餘萬字。其中的實錄史料都以年代為序，第1-14部分史料來自《宣祖實錄》，乃1591年至1608年壬辰戰爭時期的相關資料；第15部分來自《宣祖修正實錄》，第16部分來自光海君、仁祖、孝宗等朝《實錄》②。
至90年代，輯錄東亞實錄史料之風從朝鮮實錄蔓延到越南實錄。1999年，段立生從《大南實錄》中輯錄出泰國相關史料，編成《泰國吞武裡皇鄭信中文史料彙編》[10]，並作了注釋。段立生1944年生於雲南，196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東語系泰語專業，1983年於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獲歷史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次年應邀在泰國清邁大學講學。1994年起在泰國華僑崇聖大學擔任教授，並於任內編成《泰國吞武裡皇鄭信中文史料彙編》一書，為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叢書之一。
此外，還出現了將東亞實錄譯成英文的情況。1993年，澳大利亞華人學者李塔娜曾將《大南實錄》的部分史料翻譯成英文③。
第二，大規模地利用朝鮮和越南等國實錄，對朝鮮、越南歷史以及中朝、中越關係史進行研究。
20世紀對東亞實錄的研究與應用，可細分為兩個時段。第一時段為50-70年代。在這30年中，由於國家意識形態的改變，大陸學者的史學研究基本上局限在「五朵金花」上，而承接民國學者對東亞實錄進行應用和研究的主要是臺灣學者。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李光濤利用朝鮮實錄，對朝鮮歷史及與中國的關係進行研究，成績最為突出。從1955年起，他便以《朝鮮王朝實錄》為中心，開始連續撰成有關朝鮮歷史及與中國關係的研究性論文。1955年，李光濤發表《記〈李氏朝鮮實錄〉》[11]；1957年，發表《箕子朝鮮——朝鮮實錄論叢》[12]和《中韓民族與野人——朝鮮實錄論叢》[13]二文；1958年，發表《記〈朝鮮實錄〉中之「經筵」》[14]、《記東國朝鮮之求書——朝鮮實錄論叢》④兩篇論文。60年代，李光濤對朝鮮實錄的研究更加厚積薄發、成果不斷。1960年，他連續發表了《記漢化的韓人——朝鮮實錄論叢》[15]、《記〈朝鮮實錄〉中之大報壇》[16]、《記〈朝鮮實錄〉中之中韓民族》[17]三篇論文，接著於1961年發表《記朝鮮實錄中之〈皇明全史〉——兼論乾隆年刊之〈明史〉》[18]，於1962年發表《〈朝鮮實錄〉中所見之中韓文化關係》[19]和《漢人與朝鮮——朝鮮實錄論叢》[20]兩篇論文。70-80年代，李光濤仍然在朝鮮實錄研究上成果疊出，發表《記朝鮮實錄中之〈鑄字〉》[21]、《〈朝鮮實錄〉中的〈事大文書〉》和《記朝鮮實錄中之〈訓民正音〉》三文[22]。從50年代至80年代，李光濤先生對朝鮮實錄進行了持續的、不懈的研究，成為臺灣對朝鮮實錄研究最為充分透徹的學者。他對朝鮮實錄的研究有一個鮮明的特色，便是通過《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和史料論述朝鮮的問題，以及朝鮮與中國的關係。除了《記〈李氏朝鮮實錄〉》一文外，其他的論文都是通過朝鮮實錄對朝鮮的國情與文化進行研究，如對箕子朝鮮、漢人與朝鮮、中韓民族與女真及朝鮮的經筵、著作、報壇和中韓文化關係等展開討論。就在李光濤1955年發表《記〈李氏朝鮮實錄〉》一文的同時，臺灣另一位學者吳相湘與其同集發表《朝鮮〈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23]一文，兩篇論文分別從《朝鮮王朝實錄》的纂修內容、保存情況和史料價值上作了考述，肯定了其作為「胡來文書」在明清史研究上的重要價值。
第二時段為80-90年代的20年。由於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學者也開始對東亞實錄進行較多的研究和應用。與此同時，臺灣學者的研究也在繼續。在朝鮮實錄的研究上，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滕紹箴撰寫了《從朝鮮〈李朝實錄〉看明代女真族與朝鮮族的友好關係》[24]一文；1983年，吉林省社會科學院蔣秀松也發表了《〈李朝實錄〉中的兀良哈》[25]一文；1994年，另一位吉林學者劉永智在所著《東北亞研究——中朝關係史研究》[26]第四部分「《李朝實錄》評價」中，詳細介紹和討論了《李朝實錄》的編纂、貯藏、流傳、內容、價值和缺陷等方面的情況。在越南《大南實錄》的研究上，楊保筠80年代在遠東學院訪學時見到《大南實錄》中未刊刻的部分——《大南實錄正編第六紀附編》與《大南實錄正編第七紀》兩書，並於1984年發表《關於〈大南實錄〉的一些補充介紹》[27]一文，簡明扼要地介紹了這兩部實錄的一些相關情況。鄭州大學於向東教授對《大南實錄》研究成果比較突出。1988年，他探討了《大南實錄》與其他幾部史籍的聯繫，特別是與《撫邊雜錄》之間的關係[28]；1998年，他與戴可來教授聯名發表了有關《大南實錄》與《洋事始末》關係的論文[29]；2003年，於向東還用越南語發表了探討《大南實錄》的論文[30]。上述作品通過史源與史流的梳理研究《大南實錄》與其他史書之間的關係。
在大陸學者對東亞實錄展開研究的同時，臺灣學者接著前半葉的研究之風，繼續對東亞實錄進行探討。1985年，臺灣學者許晏駢發表《朝鮮李朝實錄中所透露的明朝宮闈秘密》[31]的文章。許晏駢(1922-1992)筆名高陽，出生於浙江杭州市，1949年隨軍赴臺，成為著名的歷史小說家。他的這篇文章與他的文學作品風格一脈相承。1995年，莊吉發發表《從〈朝鮮王朝實錄〉看朝鮮君臣心目中的中國帝王》[32]的論文，同年又發表《從〈李朝實錄〉看朝鮮君臣心目中的皇太極》[33]一文。這一年，蔡茂松在其《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的「第二章朝鮮初期的思想與文化」中，對於《朝鮮王朝實錄》的卷冊、編纂年代等問題作了介紹，對其纂修機構的建制、纂修官員的組成等作了討論[34](P81-82)。1996年，葉高樹發表《朝鮮「李朝實錄」所見君臣對「三藩之亂」的態度》[35]一文，利用異域文獻探討了康熙與其大臣在三藩之亂問題上態度的異同。臺灣學者在20世紀後半葉的後20年中，發表的論文基本上是利用朝鮮實錄來研究中國問題，這又回到了20世紀前半葉孟森和吳晗等人的路子上。
與此同時，臺灣學者陳荊和(1917-1995)對《大南實錄》開展了研究。陳荊和生於臺灣臺中市，幼年移居日本東京，後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先後進入位於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博物院、巴黎大學高級中國研究所深造；歷任臺灣大學、香港大學、日本創價大學教授，越南順化大學、西貢大學、大叻大學、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和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客座教授。1987年他撰寫了《〈大南實錄〉與阮朝硃本》[36]一文，介紹了《大南實錄》以及阮朝硃本的基本情況，並深入論述了二者的關係。
以上事實表明，20世紀後半葉中國學者已逐漸擺脫前半葉為研究中國而單純輯錄東亞實錄的現象，開始直接利用東亞實錄研究相關國家的歷史以及與中國的關係等問題。
三、深耕細作，專著問世：21世紀前17年東亞實錄研究的迅速發展
進入21世紀後，中國學者對東亞實錄的研究呈迅速發展的態勢，不僅繼續加深對朝鮮、越南實錄本身的研究，而且出現了將朝鮮實錄與中國實錄進行比較的研究，甚至出現了研究朝鮮和越南實錄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學術專著。
2005年，南開大學孫衛國教授發表《〈明實錄〉與〈李朝實錄〉之比較研究》一文，率先將《明實錄》與《朝鮮王朝實錄》進行比較，通過纂修、貯藏、體例和價值等方面，探討中朝兩國官方史學的異同之處，指出：「朝鮮的《李朝實錄》與《明實錄》屬同一性質的官修史書。二者在諸多方面互有異同，將之予以比較研究，有助於加深對官方史學活動的認識。」[37]中國學界將中外實錄進行比較研究，以該文為最早。2010年，南開大學曹中屏教授發表《朝鮮李朝歷史學與編纂學考》[38]一文，對《朝鮮李朝實錄》的編纂、內容、保存以及體例等情況有所討論。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朱昌榮發表《清前中期李朝對明奉行「義理」思想新探——基於〈朝鮮王朝實錄〉的考察》[39]一文。2015年，孫衛國與其博士生郭江龍合作發表《〈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的編纂與中國實錄傳統的影響》[40]的論文。同年，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張光宇發表了《朝鮮王朝後期政治與實錄纂修——以〈景宗實錄〉的修正為中心》的論文，認為《朝鮮王朝實錄》仿中國古代的官方修史制度，「正祖朝所成的《景宗修正實錄》由老論主修」，「逆轉了少論主修《景宗實錄》中，老論、少論的忠逆之論」，改修實錄「體現了國王意志、大臣黨爭對朝鮮實錄纂修的深刻影響」[41]。2016年，南開大學郭江龍發表了《「戊午史禍」與「王權伸張」——朝鮮燕山君時期〈成宗實錄〉的編纂和影響》一文，認為發生於朝鮮燕山君四年(1498)的「戊午史禍」，是由勳舊派李克墩等人告發史官金馹孫史草「不敬宗社」引起的，並直接影響到《成宗實錄》的編纂，「燕山君在實錄編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左右了朝中勳舊與士林的黨爭局面」[42]。上述論文，既有利用朝鮮實錄史料對李朝政治和思想進行研究的，也有直接對朝鮮實錄本身進行研討的。根據作者的單位來看，以南開大學的學者為最多。
朝鮮王朝實錄的研究，最主要的成果是出現了三部學位論文，其中兩部碩士論文、一部博士論文。此為前兩個階段所從未出現的現象。無論是碩士論文還是博士論文，都是集中討論朝鮮實錄的長篇著作，篇幅較此前的研究性論文都大。
兩部碩士論文，一是2008年山東師範大學孫紅英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清朝前期朝鮮對華觀——以〈朝鮮王朝實錄〉為中心》。作者指出：「本文以《朝鮮王朝實錄》為基本資料，並參照清朝和朝鮮其他文獻資料，闡述清前期朝鮮的對華觀，並以此為依據，揭示該時期中朝兩國關係的變化發展。」[43]二是同年中國中醫科學院碩士生全世玉完成的學位論文《〈朝鮮王朝實錄〉中的醫學史料研究》。該文指出：「《實錄》中與醫學相關的記錄，涉及宮廷醫事、藥物、醫學書籍、醫學交流、君主疾病治療以及醫學制度等。可以說，這部巨著的存世，有助於解決李朝時期專門醫學史料缺乏的困難，為朝鮮醫學史研究提供豐富多彩的原始材料。」於是作者從《朝鮮王朝實錄》中搜集到逾四十萬字的醫學相關史料，選用其中的部分內容作為該文的主要史料來源，針對宮廷醫事、藥物、醫藥書籍、疾病治療及疫病五大主題展開論述，力求描繪出朝鮮李氏王朝醫學的發展狀況和脈絡，闡述其對後世乃至現代朝鮮醫學所產生的影響[44]。
一部博士論文是2017年由郭江龍撰成的《朝鮮王朝前期實錄研究(1392-1608)》，約31萬字，共分七章，分別對朝鮮王朝前期實錄的概況及成書過程、史料來源、纂修機制、貯藏與管理、編纂特點、實錄纂修與政治鬥爭、實錄的地位價值及缺陷等問題進行了逐一研究。指出，《朝鮮王朝實錄》是匯集《時政記》《承政院日記》《經筵日記》及史官史草、各司謄錄以及文書、檔案等文獻修纂而成；春秋館是朝鮮王朝的官方修史機構，設置有較為完備的史官制度，實錄纂修官分為總裁、堂上、郎廳三級；實錄纂修完成之後，朝鮮王朝按例分別將其貯藏於春秋館實錄閣和地方各道的外方史庫中；實錄的編纂特點是在編年體的基礎上，有機地插入人物附傳，基本上繼承了中國古代實錄「編年附傳」的體裁特點，但亦演化出了其自身的特點，如典志另立、小字細注、卷首附錄和論贊(史臣曰)四個方面；朝鮮王朝前期實錄的纂修與本朝政治鬥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實錄成為各種政治勢力角逐和爭鬥的舞臺，主要體現在王朝易代、王朝黨爭以及王權專制三個方面。修纂者「經常將自身的權力意志和政治訴求移植至實錄的纂修中，以此建立由其所主導的權力話語體系」；朝鮮實錄的價值「體現在史料的唯一性、原始性、豐富性、補闕性和借鑑性五個方面」[45]。
21世紀前17年中，中國學者對越南實錄的研究也較前兩個階段有了很大的發展。2000年，臺灣學者許文堂在整理與輯錄《大南實錄》資料上做出了貢獻。他從日本出版的《大南實錄》影印本中輯錄出中越關係的相關內容，編纂成《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46]一書。2015年，廣西民族大學王柏中在許文堂彙編的基礎上，增刪史料，編輯出版了《〈大南實錄〉中國西南邊疆相關史料輯》[47]。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主持出版「域外漢籍珍本文庫」，計劃開展《大南實錄》的整理與點校工作。
在對《大南實錄》的研究上也有論文發表。2012年，郝曉靜撰成《〈大南實錄〉若干問題探析》[48]一文，約5600字，從編修過程、主要內容、版本及流傳情況、史料價值、與史實不符的若干記載五個部分對《大南實錄》作了簡要的介紹。2014年，區顯鋒的《論〈大南寔錄〉之修纂及其流傳》[49]，與上文探討的問題大同小異。兩篇文章行文都比較簡略。同年，葉少飛在其《越南正和本〈大越史記全書〉編撰體例略論》[50]一文中，在分析《大越史記全書》編纂體例時，從「本紀」「實錄」等角度，簡述了中國史學體例所產生的影響。與朝鮮王朝實錄研究的深厚相比，越南實錄的研究尚待進一步深入。
雖然越南實錄的研究狀況不如朝鮮實錄，甚至也缺乏像研究朝鮮實錄那樣的碩士論文，但是越南實錄的研究卻與朝鮮實錄一樣，出現了高水平的博士學位論文，那就是2017年武漢大學宗亮博士撰成的《〈大南實錄〉研究》。全書約30萬字，分為六章，分別對《大南實錄》的修纂機構(阮朝國史館)、修纂過程、修纂程序、史料源流、保藏與流傳、價值缺陷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作者指出，越南從後黎朝開始撰著君主實錄，而今存規模最為龐大、內容最為豐富、延續時間最長的實錄為阮朝《大南實錄》，十代帝王每人皆有一部實錄，以編年為主，又雜以大臣傳記或單列名臣列傳。《大南實錄》的修纂主題「與中國明清實錄一樣，皆是為了闡明正統、顯親盡孝、宣揚忠義及留下資治鑑戒」。《大南實錄》的修纂程序，包括下詔、開館到進呈、升賞等流程，特別是其「焚草」制度受中國制度深刻影響。《大南實錄》的史料來源於檔案，主要是阮朝硃本。作者還從文本的信實與不實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衡量《大南實錄》的真實價值，尤其結合邊界海洋等方面考察《大南實錄》的價值問題，以及法國殖民統治對實錄成書的影響。該書最後總結道：「總體而言，《大南實錄》是阮朝史官在帝王的指示下，通過對阮朝硃本史料進行整理和擇取，精心編修、反覆潤閱，最終形成的具有鮮明越南特色的實錄史學著作。《大南實錄》對數百年越南歷史進程的記載、對中華文化在周邊國家拓展與延伸所作的反映，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大南實錄》承襲了中越史學的優良傳統，成為東亞史籍中的瑰寶。」[51]
琉球王國歷史上雖然沒有實錄，但嘉興學院南湖學院人文系講師、日本衝繩縣立藝術大學大學院藝術文化學專業博士吳海燕，在201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揭示，琉球王國的官方正史實際上具有某些中國實錄史書的特徵。
從上可見，21世紀的這17年中，雖然時間很短，但中國學者對東亞實錄的研究速度正在加快，研究的深度也日益加深，無論是朝鮮實錄還是越南實錄都產生了具有較高水平的博士學位論文。這是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國力全面提升在學術上的反映。對外國實錄的主動研究，反映了中國人的學術自信。
四、存在的問題與研究趨勢
中國學者關於東亞實錄的研究，從無到有，從少變多，從淺入深，取得了豐富而可觀的成果，值得大力肯定。中國學者對東亞實錄的研究特點，即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學者比較多，而世界史專業的相對較少，因此利用東亞實錄來研究中國問題以及中朝、中越關係的成果就比較多，利用這些實錄純粹研究李朝和阮朝歷史的相對要少。
從總體上看，中國學者對東亞實錄的研究，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主要是研究對象及研究深度廣度的不平衡。對朝鮮-韓國、越南和日本等國實錄的研究，其狀況若歷階而下，研究最為充分的是朝鮮實錄，其次是越南實錄，最次的是日本實錄。東亞三國中，作為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日本，其實錄卻被中國學者所嚴重忽視，迄今為止，似只有網站上有一些介紹日本實錄的信息⑤，研究成果難覓蹤跡。筆者在探討實錄可「展開中外比較研究」時，也只是提出將中國帝王實錄與「越南實錄(《大南實錄》等)乃至日本實錄(《文德天皇實錄》《三代實錄》《大正天皇實錄》等)作比較研究」[52](P12-13)的建議，並未展開討論。上述現象產生的原因，顯然並非關乎國家實力的強弱以及對中國影響的大小。在孟森和吳晗率先關注東亞實錄時，日本在東亞如日中天，而中國人並未去關注日本實錄。其實，上述問題產生的原因在於其實錄是否記錄中國歷史。東亞諸國實錄記載的歷史信息越與中國有關，越容易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應用和研究。唐代之後，日本游離於東亞文化圈的邊緣，時近時遠，其實錄中對中國歷史的關注，遠不如朝鮮和越南實錄那樣密切。因此，才會出現受到中國學者忽視的狀況。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即日本天皇長期以來大權旁落，鎌倉、室町、德川三個幕府相繼專權(1185-1867)，使得記載天皇事跡的實錄不像中、朝、越那樣能夠直接反映整個國家的歷史本質，因此也就未能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此外，部分日本實錄(如《昭和天皇實錄》)是用日文撰著，與《朝鮮李朝實錄》和《大南實錄》純用古代漢語撰述不同，這無疑增加了中國學者研究的語言障礙，也是受到中國人忽視的原因之一。
中國學者對朝鮮實錄的研究雖然相對充分，但仍然存在不少盲點。對它進行整體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非郭江龍的博士學位論文《朝鮮王朝前期實錄研究(1392-1608)》莫屬，不過該著僅對其前期的實錄作了探討，至於後期的實錄的研究尚付闕如。越南實錄的研究，相對於朝鮮實錄而言，研究論文明顯偏少，深度也難與前者比肩。宗亮的博士學位論文《〈大南實錄〉研究》，一下子將越南實錄的整體研究拉高到與朝鮮實錄研究相同的高度，誠屬不易。
鑑於上述狀況，未來中國學者對東亞各國實錄研究的趨勢，會出現以下狀態：在朝鮮實錄研究的良好基礎上，繼續擴大朝鮮實錄的研究戰果，會特別重視其下半套實錄的整體研究；越南實錄的研究會增加其廣度和深度，將有更多的學術論文問世，特別是有關南海問題的爭議，會促進中國學者更多地關注、研究和應用《大南實錄》；日本實錄由於屬於研究的空白地帶，會激發中國學人填補空白的學術願望，將很快受到關注和重視，可望出現首批論文甚至專著；除了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學者繼續進行東亞各國實錄的探索外，可能還會出現世界史學者(如專門研究朝鮮-韓國、越南和日本史的中國學者)投身其中，使東亞實錄的研究出現新的面貌。
注釋：
①吳晗：《關於東北史上一位怪傑的新史料》，《燕京學報》第十七期，1935年。此文於1935年6月收入《讀史札記》，改名為《朝鮮李朝實錄中之李滿住》。
②參見Roland：《壬辰戰爭研究的重要史料》，https://book.douban.com/review/3513574/。
③Li Tana,Anthony Reid,editors,Southern Vietman Under the Nguyen:Document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ochinchina(Dang Trong),1602-1777,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3.
④李光濤：《記東國朝鮮之求書——朝鮮實錄論叢》，《大陸雜誌》，第16卷第10、11、12，1958年。
⑤https://baike.so.com/doc/9090281-94222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