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與博弈:清末鼠疫背後的大國外交

原創 程龍 讀書雜誌

編者按

有關1910年10月-1911年4月的清末東北鼠疫，威廉•薩默斯的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一書從地緣政治視角展開中、日、俄、美、德等國的博弈過程，涵括了很多首次披露的歷史細節，使這一公共衛生危機應對事件背後的一系列大國外交策略和政治運作手法浮出歷史的深水面。而相互裹挾的國家力量、社會團體和個人努力導致的防疫結局及其產生的深遠影響，也頗為耐人尋味。以一百多年前的瘟疫政治來看今天的紛爭，似乎合作或對抗仍是一個難解之題。

防疫與博弈：清末鼠疫背後的大國外交

文 | 程龍

（《讀書》2020年7期新刊）

理查·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1872-1948）在接到美國政府的訓令後，緊急啟程，由馬尼拉趕往上海。細菌實驗室裡的關鍵設備也已拆卸包裝，隨他同船運往中國。當其他乘客憑欄遠眺，欣賞著海上美景時，斯特朗則在船艙裡夜以繼日地閱讀有關鼠疫的研究文獻。說是閱讀，其實是惡補，因為他長期從事霍亂的研究與防治，鼠疫非其所長。在到達最終目的地瀋陽之前，連斯特朗自己也想不明白，為什麼美國政府放著權威的鼠疫專家不用，偏偏選擇他去參加這次「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報紙上有關中國東北疫情的報導連篇累牘，但消息的來源五花八門，充斥著各種相互矛盾的信息。英、法、美、德、日、俄等國駐紮在哈爾濱、瀋陽（奉天）、大連和丹東（安東）的外交官、醫生和新聞記者們都從各自的立場發表對時局的看法，斯特朗也分不清孰真孰假，但他似乎能感覺到疫情背後隱藏著某種政治張力。他還不知道，圍繞著中國東北地區的鼠疫防治，一場大國之間的外交角逐已經悄悄拉開了序幕，憑著自己的醫學知識，他也即將捲入這齣大戲的高潮，去扮演一個力挽狂瀾的角色。

大國之間，合作與博弈無所不在。一場公共衛生危機就足以成為借題發揮的契機，或促成團結協助，或導致反目成仇，這是最近人們親眼看到的事。但放眼歷史，這也算不上什麼新鮮事，發生在清末中國東北地區的大鼠疫以及中、美、日、俄等國圍繞防疫的外交鬥爭就是這樣一個先例。研究這場大鼠疫的學術著作並不少見，但關注疫情背後的政治和外交博弈，就要首推美國學者威廉·薩默斯的《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的中國東北大鼠疫：傳染病的地緣政治》（William C. Summers,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儘管書中也談到了醫療史，但作者顯然對政治外交更感興趣，而清政府與列強之間心照不宣又緊鑼密鼓的鬥爭也成了全書最精彩的部分，結合當下的特殊情形，讀起來令人感觸頗深。

一、公共衛生與政治權力

公共衛生管理與政治權力密不可分。任何防疫措施的權威性和有效性都需要國家強制力來維持和保證。切斷交通、關閉邊境、封鎖城鎮、強制隔離、停產停學、遣返外國居民、從國外撤僑、企業轉型生產緊急物資……這些我們今天看到的舉措，無一不是各國政府的行政命令，背後有軍事、警察、教育、經濟、安全、邊防、移民等部門的國家機器作為保障。為了應對公共衛生危機，國家強制力被緊急調動起來，對特定區域進行控制和幹預，以限制人群的流動，並最終阻斷疾病的傳播。反過來，在防疫過程中，行政權力的實施力度、覆蓋範圍和深度也必然得到加強和擴大。

以管理公共衛生之名行擴張權力之實，這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從西洋老師那裡學來的本事，並在臺灣島和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中屢試不爽。建立公共衛生管理機構和修建醫療衛生設施，是傳統社會邁向現代化的標誌，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強化政治權力的隱蔽手段之一。曾經在德國學習醫學的後藤新平即深諳此道。一九○五年，時任臺灣殖民機構「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調任旅順，擔任「滿鐵株式會社」的第一任總裁，負責管理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得的旅順租借地和「南滿鐵路」。後藤從事公共衛生管理的經驗十分豐富，甲午戰爭期間他就相繼在日本陸軍省醫務局和檢疫部任職，對於醫療衛生與軍事鬥爭的關係並不陌生，後來更是升任內務省衛生局局長，負責日本全國的公共衛生管理。在臺灣期間，後藤通過排查各種疾病的可疑病患和易感人群，逐步完善了戶口登記，加強了對各地社區的了解和控制，一些長期不便實施行政管理的偏遠地區也逐步納入了後藤所建立的公共衛生監測體系。縱貫臺灣南北的鐵路也是後藤主政時期修建的，一手抓交通，一手抓衛生，並通過二者來強化殖民統治，這是後藤有別於其他日本政客，被盛讚為「技術官僚」的主要原因。他把自己在臺灣島管理鐵路和公共衛生的經驗複製到中國東北，在大鼠疫流行之前，就早已借著提高醫療水平的名義，以南滿鐵路和安奉鐵路為核心，擴張日本在東北的政治勢力。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直到一九一○年十月滿洲裡發現鼠疫的零號病人，並逐步演變成一場近六萬人死亡的大災難時，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複雜行政機構裡，卻找不到一個與後藤新平一樣有著豐富公共衛生管理經驗的官員，也找不到一個與日本陸軍省醫務局、檢疫部或內務省衛生局類似的公共衛生管理部門。對於公共衛生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滿朝文武更是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楚。

倘若公共衛生事件波及幾個不同政權控制的區域，那各地之間還要考慮究竟是協作互助還是關門自保。清末東北大鼠疫就給清政府、俄國和日本出了這樣一道難題。鐵路把東北各地聯繫在一起，乘客可以坐火車自由旅行，但鐵路管理卻因政出多門，被分割成一塊塊、一條條。俄國和日本分別控制著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沿線的狹長地帶，而清政府則依舊掌管著廣大農村和腹地，大家各行其是、互不通氣。然而，鐵路歸屬和管理上的分隔卻擋不住細菌和疾病的傳播。相反，人口流動的速度因鐵路而大大提高，更是加劇了疫情的快速擴散。鼠疫仿佛是一團火，恰沿著導火索一般的鐵路幹線蔓延開去，從滿洲裡到哈爾濱，再到瀋陽、大連、丹東，給中日俄三方提出了一個如何協同防疫的問題。

中東鐵路沿線用火車車廂臨時隔離病患

鼠疫暴發後，俄國和日本都先後對沿鐵路移動的人群採取了強制隔離措施，但對於遠離鐵路的廣大鄉村卻無權管轄。不願意配合隔離的疑似病例只要逃向鐵路兩側的腹地，俄日當局即鞭長莫及。清政府雖然也相應加強了對流動人口的控制，但舉措僅限於中國人，卻不包括享受著治外法權的西方人和日本人。任何限制外國人人身自由的做法都要事先得到外交上的許可。這就意味著，中俄和中日之間若不進行合作，防疫舉措就會漏洞百出，效果可想而知。

歐美列強都注意到了中日俄三國各自為政對防疫的影響，也紛紛提出了折中的辦法。德國駐哈爾濱領事率先表態，為防疫大計，德國願暫時放棄治外法權，由中國方面統一謀劃，在東北居留的德國人也要服從清政府的安排。美國對此表示贊成，並建議成立國際衛生委員會指導防疫，但仍由中國統籌採取強制措施。在俄國和日本看來，放棄治外法權，無異於削弱自己在東北的地位，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他們所希望的剛好相反，那就是借疫情防控之機，擴大各自在東三省的勢力。俄國自日俄戰爭失敗後，在遠東地區便成收縮防守之勢，加上國內局勢動蕩，雖然一口回絕了德國的提議，卻也無力繼續擴張，但仍然要守住「底線」。而各方面都處於上升勢頭的日本則完全不同，後藤新平的繼任者們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以防疫為藉口，按照早已演練好的套路採取了更具侵略性的做法。

「滿鐵株式會社」首先把總部由旅順推進至瀋陽，重心北移，跳出了遼東半島南端一隅，積極插手東北中部地區的防疫工作。在離鐵路較遠的農村地區，日本當局也越權採取了強制隔離措施。地域狹窄的遼東半島限制了南滿鐵路兩側腹地的縱深發展，也為日本堵截搜捕發病人員提供了便利。對於美德等國要求暫時讓渡治外法權、由中國統一組織防疫的建議，日本更是置若罔聞。在中朝邊境的安東，日方甚至明確表態，為了嚴查疑似病例，日本軍警可以強行檢查中方的人員和車輛，而清政府卻依然要尊重日方的領事裁判權，不得限制日方人員自由或扣押日方車輛。安東不是旅順，並非日本的租借地，在中國行使完整主權的領土上肆意妄為，日本早已把國際法拋在了腦後。更令人吃驚的是，日本以防疫為名，從廣島向旅順增調陸軍第五師團，加上原有的第十一師團，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達到三萬餘人。鼠疫帶來了一場危機，對於受病痛之苦的患者來說是一場危難，對於苦心積慮的侵略者來說則是天賜良機。

疑似病例隔離處

二、醫療合作與外交博弈

美國駐哈爾濱領事顧臨（Roger Sherman Greene II，1881-1947）和他在奉天、大連、安東及北京的同事們及時把日本趁鼠疫之機擴大對中國侵略的動向報告華盛頓，引起了美國的重視和警覺。就中國東北局勢做一個公正判斷，得出日本「失道寡助」的結論，對一個普通美國外交官來說，並不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可接到報告的美國國務卿諾克斯深知，對日本做出如此負面的評價，顧臨的內心一定承受了巨大痛苦，而這也恰恰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

顧臨是名副其實的「名門之後」。他的曾曾祖父羅傑·謝爾曼（Roger Sherman）是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是唯一一位在《大陸盟約》《聯邦條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四份重要歷史文獻上都籤過字的「國父」。顧臨的名字也取自這位榮耀門庭的祖上。越是出生在官宦世家，越是對金錢和權力看得很淡。顧臨的父親放棄了各種從政和經商機會，在明治維新後來到日本，當起了傳教士和英文教師，把《聖經》翻譯成日語，在日本一幹就是四十三年，直到去世。顧臨在橫濱完成了小學和中學的學業，和父親一樣，他精通日語，有著眾多日本朋友，對這個第二故鄉感情深厚。進入國務院後，顧臨被派出工作的第一站是美國駐大連領事館。雖然沒能去日本，但由於大連已經在日本控制之下，顧臨也就欣然接受。日本人知道顧臨一家的來頭以及父子二人和日本的淵源，對這位年輕的領事官敬重有加。一九一〇年，當顧臨提醒美國政府注意日本的侵略動向時，他的父親尚在日本工作。儘管內心很矛盾，但顧臨本人已經開始和日本漸行漸遠。一場大鼠疫改變了他對中國和日本的看法，也改變了他對醫療衛生和外交工作的認識，他的人生軌跡發生了轉向。

自西奧多·羅斯福當政之日起，美國就力求平衡日俄在中國東北的力量，這也是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在東北的具體體現。及時插手兩國爭端，調停日俄戰爭就是羅斯福當年制衡雙方的關鍵舉措。如今日本勢力漸強，不斷侵奪東北地方的政治權力，清政府心急如焚，美國也不甘坐視，而力不從心的俄國人更是希望把水攪渾，借他人之手限制死對頭日本的發展。中美俄三方很快達成共識，國際社會坐下來討論鼠疫防治是當務之急，清政府加強公共衛生權力以遏制日本的蠶食更是迫在眉睫。

對於召開國際會議的想法，日本一邊抵制，一邊放出話來為其過激的防疫措施辯護：中國醫療水平低下，公共衛生事業落後，醫療人才匱乏，何德何能來組織防疫？又如何能領導列強召開學術和外交會議？這些藉口看似強詞奪理，卻句句戳中了清政府的軟肋。不過，日本也害怕會議真的開起來，自己反被孤立，忽然又改變態度，對召開國際鼠疫防治大會表示歡迎，並宣布派出醫學權威北裡柴三郎率團參會。中美雙方都意識到，短時間內解決日本提出的這些宏觀問題不切實際。只有就事論事，針對鼠疫防治展開討論，清政府或許還可以臨時抱佛腳，與日本在醫學交鋒時打個平手，保住東道主的面子。但北裡柴三郎的出現，又令形勢急轉直下，中美都感受到了無形的壓力。

北裡柴三郎曾與後藤新平一同留學德國，與後藤「攜醫從政」不同，北裡則專攻醫術，在細菌學研究領域頗有建樹。早在一九〇一年，他就以諾貝爾獎候選人的身份在世界醫學界確立了威望。其最大的貢獻在於與德國醫生貝林共同研發了破傷風疫苗。北裡頭上的另一個光環，是首次發現了鼠疫桿菌，與法國醫生耶爾森幾乎同時找到了鼠疫病原體。儘管這一殊榮最終被記在法國人名下，但這並未削弱北裡在醫學領域的影響力。鼠疫在東北爆發後，北裡柴三郎也來到中國，實地調查研究，參與了「滿鐵」在東北南部的防疫工作。日本人盤算，有了北裡這樣的「大人物」坐鎮，日方將佔領會議上的學術制高點，還有誰比北裡更加了解鼠疫呢？掌握了醫學話語權，就不會被中美牽著鼻子走，也不用擔心外交上陷入被動。

清政府主導防疫工作的中流砥柱是畢業於劍橋大學醫學院的青年華裔醫生伍連德及其助手全紹清，發揮配合作用的是英國傳教士司督閣（Dugald Christie, 1855-1936），他領導一批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組建了盛京施醫院，已經在瀋陽行醫近二十年。除此以外，便是北京「協和醫學堂」派來的幾個英美傳教士。但即使他們全加在一起，恐怕也比不上北裡柴三郎的聲望和水平。「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日益臨近，美國認為，派鼠疫專家從紐約啟程到瀋陽要好幾個月，遠水解不了近渴。還不如就近差遣一個細菌學家提早趕往中國，以爭取大量時間與中方開展醫療合作，臨陣磨槍再加上中國方面的地利人和，說不定可以與北裡抗衡一陣。

伍連德在實驗室中

斯特朗是美國能找到的離中國最近的微生物專家，自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他一直在菲律賓研究熱帶傳染病。抵達瀋陽後，斯特朗立即重建細菌實驗室，他到醫院查看了若干病例，並提出了解剖患者屍體的要求。一九一一年的中國，無論《大清律例》還是文化傳統都無法接受這個西方醫學已經實行了幾百年的做法。但在伍連德的支持配合下，斯特朗很快拿到了特許證。對二十五具無主屍體的解剖研究使斯特朗初步了解了鼠疫的病理機制，也印證了伍連德關於本次疫情是肺鼠疫的看法。鼠疫桿菌通常攻擊的器官為淋巴腺和肺。在此前的鼠疫爆發事件中，患者大多表現出淋巴結腫大和出血等腺鼠疫症狀，這包括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和一八九五年香港的大鼠疫，而北裡當年就是在香港發現了鼠疫桿菌。但這次東北大鼠疫卻是以呼吸道症狀為主的肺鼠疫，患者肺部感染引發咳嗽和呼吸困難，傳染途徑也由最初人鼠共患的跳蚤改為飛沫。即使像北裡這樣的權威專家，也沒有見過如此大規模的肺鼠疫病例，這一發現讓伍連德和斯特朗十分興奮，信心倍增。

一九一一年四月，東三省總督錫良、外務部右丞施肇基、伍連德、全紹清和各國與會代表悉數進駐瀋陽小河沿「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會場，唯有日本人例外。他們選擇了「滿鐵株式會社」單獨安排的賓館，即使每日在會場和駐地之間通勤往返，也不嫌麻煩，有意避開眾人，似乎有所謀劃。不是冤家不聚頭，兩年前，施肇基在伊藤博文哈爾濱遇刺案中成功阻止了日方藉機要挾的企圖，如今他和日本人又一次在東北狹路相逢。作為康奈爾大學的第一位華人畢業生，施肇基的出現也為會議上的中美聯手奠定了基調。

黑龍江濱江防疫會

由於中美之間的醫療合作以及清政府所佔據的天然地利，日本並未如預料的那樣掌控會議的學術和外交話語權。伍連德和斯特朗基於屍體解剖而對肺鼠疫病理的判斷和研究已經遙遙領先於歐洲等國的與會代表，但北裡柴三郎不是等閒之輩，他也解剖了二十多具患者屍體，同樣拿到了肺鼠疫的第一手數據，在這一回合的交鋒中，中日打成了平手。但接下來，在有關鼠疫流行病學的調查研究中，清政府盡顯地利優勢，日本則漸落下風。全紹清在大會發言中介紹了他在滿洲裡對鼠疫起源的調查，由於日本人控制的區域在南滿鐵路沿線，他們尚不清楚蒙古草原的旱獺才是這次瘟疫的真兇。伍連德有關鼠疫的流行病學研究覆蓋了東北全境各地的大量病例，病患的職業、年齡、性別、地域分布、病程長短、症狀緩急都有詳細的統計。而日本方面僅僅掌握遼東半島南端的少量數據，信息量不能同日而語，結論自然也缺乏代表性。司督閣則在發言中指出，法國鼠疫專家耶爾森依據當年香港腺鼠疫而研製的疫苗和藥物在本次臨床防疫過程中被證明是無效的。新疫情對醫學大家的傳統認識提出了挑戰。「大人物」也不能吃老本，要與時俱進。這無疑也動搖了北裡的權威。

在醫學交鋒上佔據了主動，清政府要加強公共衛生權力，就不但有國際法上的合理性，也有了技術上的可能性，理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合作。大會一致通過決議，呼籲清政府儘快建立公共衛生管理機構以加強對防疫工作的領導，組建現代化醫院和醫科學校以提高醫療水平。在以上兩個方面，國際社會承認清政府即將建立的公共衛生管理機構具有相應的政治權力，並在醫療和教育層面給予必要的支持。會議結束後，清政府立即組建了「北滿防疫處」（後改為「東三省防疫總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共衛生管理機構。經東三省總督錫良批准，司督閣領導的盛京施醫院擴建為「奉天醫科大學」，以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為學術後盾，招收中國學生，開展醫療教育和研究，這是中國東北的第一所現代化醫科大學。

奉天醫科大學校園裡的司督閣雕像

會議結束時，施肇基拉住斯特朗，向他提出了一個請求，希望由他領銜在北京組建「中國科學研究所」。這個問題斯特朗無法馬上回答，它顯然已經超出了「鼠疫研究會」的議題。但斯特朗答應向美國國務院轉達清政府的提議，並和施肇基約定，秋季再來北京進一步商談。此時的清政府在積極推動社會各個領域的制度改革，從「立憲」到公共衛生管理，從高等教育到科學研究。遺憾的是，歷史並沒有給垂死的清王朝更多時間和機會。斯特朗沒能再回到北京，當金秋十月來臨時，大清王朝卻已經走到了最後一刻。

鼠疫雖然消退，清王朝雖然覆滅，但中國與列強在東北的鬥爭還在繼續。日本人不甘就此停止在公共衛生領域與中國的爭奪，在會議結束後成立了「滿洲醫科大學」，作為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院在東北的合作院校。作為東三省防疫總處的負責人，伍連德長期關注鼠疫研究。多年後，他成為國際知名的醫學專家，其編撰的《鼠疫防治手冊》是世界衛生組織指定的標準防治方案，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九三一年東北淪陷後，他輾轉到上海，繼續領導國民政府的公共衛生管理機構。鼠疫之後，顧臨從哈爾濱調任漢口，任美國駐漢口領事，他目睹了武昌起義和清政府的滅亡。隨後，他放棄了外交官的工作，加入洛克菲勒基金會，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國醫療教育事業中。也許正是當年那幾位來自北京「協和醫學堂」的傳教士讓他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在顧臨的支持下，這個不起眼的醫療機構發展為遠近聞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而顧臨本人則擔任協和醫學院的校長達七年之久。從政治外交到醫療教育，職業和事業的重新選擇或許是這場大鼠疫帶給顧臨最大的人生改變。回到美國後，他積極奔走，為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籌錢籌物。此時的顧臨已經完全轉變了立場，也不再為情感而糾結，即使面對九泉下的父親，他也毫無愧疚。畢竟，他選擇的是正義。司督閣一心一意地管理著奉天醫科大學，一直為中國的醫療事業工作到一九二三年，距他初次踏上東北這片土地整整三十年。

（William C. Summers,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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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讀書》首發 | 程龍：防疫與博弈：清末鼠疫背後的大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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