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險些革了中醫的命?

來源 | 騰雲（ID：tenyun700）

作者 | 特約作者韓福東

一場奪去4萬多條性命的鼠疫，一群堅信傳統醫學「唾液療法」的老百姓(603883,股吧)，一位臨危受命的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在一百多年前的東北，故事由此展開。

這是一場現代醫學的勝利嗎？

坐著救護車進入北京朝陽醫院的兩名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鼠疫患者，在2019年11月12日引發了一場輕微的舉國恐慌。4天後，內蒙古確診的另一名鼠疫病例加深了這種焦慮。

在此之前2個月，甘肅曾報告1例感染敗血型鼠疫病例，患者最終死亡。這樣的後果明顯比北京來得嚴重，不過國人普遍忽略了它。這似乎說明發生在首都北京的疫情更容易被輿論所放大。

但另一方面，尚未導致死亡的三個鼠疫患者病例，就能讓全國吃瓜群眾心驚膽跳，也足以說明這個甲類傳染病在大家心中的份量。

有關鼠疫的歷史，是一部暗黑的死亡史，傳統醫學曾長期對其束手無策。中世紀的腺鼠疫爆發導致歐洲2500萬～5000萬人死亡，它也因此獲致「黑死病」的恐怖名號，這是文獻記載的人類最大規模的鼠疫流行。

在中國，萬曆和崇禎年間爆發的兩次大規模鼠疫為明朝覆亡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它們是全球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一部分。

最為現代中國史家所樂道的1910-1911年東北鼠疫，也呼應著1890年到1930年間另一次全球鼠疫的流行。只不過因為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人數在此期間得以銳減。在1911年召開的萬國防疫會上，統計東北鼠疫死亡人數達4萬多人。

時至今日，在現代醫學的圍剿下，鼠疫其實早已變得不再那麼可怕。

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正處在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碰撞的時間節點上，在如何防治鼠疫問題上，傳統中醫和受過西方專業醫學教育的醫師之間，也不可避免發生很多衝突。東北鼠疫能夠在失控之後又得以快速遏制，和獲得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伍連德受命成為全權總醫官密不可分。如果由一個資深老中醫負責東北鼠疫的防治，結果必將迥然不同。

伍連德

在與東北鼠疫博弈的過程中，伍連德要面對的一個難題是如何消解來自傳統醫學的各種認知障礙。

現在已成通識的隔離病患的做法，在當時卻如同天書一般難懂，因為在傳統中醫心目中具有至高地位的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將各種導致發熱的瘟疫歸因於外邪引起的「傷寒」，他所提供的「辨證施治」中並沒有任何細菌學、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學的知識。

中國最著名的藥典《本草綱目》則用巫術一般的語言解讀與瘟疫有關的各種藥物。不要說隔離病患，當時絕大多數中醫甚至都不知道在診治傳染病患者時要佩戴口罩，可以傳染鼠疫的飛沫在他們視為聖經的藥典中一直被稱為「神水」和「靈液」。

但伍連德比較好運的是，藉由東北鼠疫的防治，傳統中醫的落敗被政府和學界的有識之士所共同體認，一股學習西方現代醫學的熱潮隨後開始。

01

旱獺又名土撥鼠，在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列於「獸部三」，被認為是一種「主治野雞瘻瘡」的藥物。除此之外，它的頭骨還有一個神奇的功能：「懸於枕邊」，可「主治小兒夜臥不寧」。

在李時珍撰寫《本草綱目》之前，旱獺體內的鼠疫菌株已經多次引發大規模的傳染疾病。但這位著名中醫對此並不知情，他似乎認為鼠類比其他動物更能治癒疾病，所以在獸部四章的內容中，12種鼠被匯總單列為一章。

土撥鼠條目中這樣寫道：

肉，氣味甘平，無毒。……煮食肥美。

——《本草綱目》

1910年10月，這種體內並非無毒而是時常攜有劇毒菌株的小動物，與在俄羅斯烏利亞務工的華人有了親密接觸。很快，有7人暴死，這導致周邊華工被驅逐出俄境，而他們回國之後又迅速在滿洲裡傳染了其他人。

「哈爾濱疫症初發生時，毫不注意於防備之法，以致死人如麻。」疫情撲滅後，在奉天舉辦的萬國防疫會上，來自國外的愛司勃蘭德醫生這樣說。直到實行防禦，一切防疫機關在在完備，疫症才歸於消滅。

東北鼠疫之初，之所以毫無防備之法，首先是因為傳統中醫對這種傳染病缺乏最基本的理解。譚曉媛在《公共衛生視野下的東北鼠疫防治研究( 1910-1911 ) —— 以政府職能為中心》中說：

「疫情爆發後，醫生不懂隔離，只用中醫瘟病方法治療，把染有鼠疫的患者當成尋常傷寒救治。最終，甚至醫務工作者也相繼感染鼠疫死亡。」

「把染有鼠疫的患者當成尋常傷寒救治」，是經典的中醫瘟病療法，這是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奠定的基調。

引發傷寒的「外邪」，被認為是一種「氣」，對此明代著名醫家張介賓在《景嶽全書》卷十三《瘟疫》中的說法頗有代表性：

瘟疫乃天地之邪氣，若人身正氣內固，則邪不可幹，自不相染。故避之之法，惟在節慾、節勞，或於房室勞倦之後，尤不可近，仍勿忍飢以受其氣，皆要法也。

——《景嶽全書·瘟疫》

所以避免被「外邪」感染瘟疫的辦法，首先在道德上要一身正氣，如果這一點做不到完美，那就要節慾節勞保證溫飽。它本質上是一種帶點超驗巫術色彩的道德醫學。

如果正氣有虧，或者慾念不夠節制、身體過於勞頓飢餓，不幸得了鼠疫，中醫也有藥物治療的辦法。張仲景開出的方劑如白虎湯類、承氣湯類、四逆湯類以及竹葉石膏湯、黃連阿膠湯、麥門冬湯等，一直被當作金科玉律，在清末仍普遍沿用。

中醫羅汝蘭1891年所著的《鼠疫彙編》認為鼠疫「無非熱毒迫血成瘀所致」，他所開出的治鼠疫專方我們不妨一看：

生地黃5錢、當歸1.5錢、赤芍3錢、桃仁8錢、紅花5錢、川厚樸1錢、甘草2錢。

——《鼠疫彙編》

當傳統中醫仍沉浸在對古法的崇敬中不能自拔時，巴斯德研究所的細菌學家亞歷山大·耶爾辛已於1894年在香港鼠疫患者身上分離出了鼠疫桿菌，探明鼠疫的發病機制。微生物學的發展，讓傳統西方與「外邪之氣」一樣悠久的理論「四體液說」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經螢光染色的鼠疫桿菌

但在1910年，全中國通曉現代醫學的人才都非常稀缺，東北尤其少。《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中稱：「三省不特無研究西法之專門名醫，即研究中法之醫，亦大都略識藥名即懸壺從事，各地方官紳之能研究傳染病防衛法者，更無論矣。」

在來勢洶洶的鼠疫面前，傳統醫學辦法近乎束手無策。疫情迅速蔓延。

02

「病人衣，主治天行疫瘟。取初病患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

——《本草綱目》

這是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卷三十八服器部中，給瘟疫患者開出的藥方。和將土撥鼠頭骨懸於枕邊可治小兒夜臥不寧一樣，將初次得病的患者衣服在甑上蒸，被認為能保全家人不被鼠疫傳染。

這種帶有強烈玄學儀式感的診療方式，在傳統中醫中一直處於主流地位。土撥鼠頭骨和初病患衣服是否攜帶傳染菌株，並不在傳統中醫的認知能力範圍。他們只是覺得天地間陰陽五行的秩序，在遭到破壞後需要一些特殊的修復，疾病也會因此轉好。

傳統中醫強調「治未病」，但並無公共衛生概念，只是更多強調個人修養和順應天道。當致命瘟疫襲來之時，他們逃無可逃，更增加了對天命和陰陽秩序的崇拜。

南開大學教授餘新忠在《從避疫到防疫：晚清因應疫病觀念的演變》中表示，由於當時對瘟疫的認識基本都是建立在「氣」的基礎之上的，而疫氣瀰漫空中，往往給人無從防避的感覺 。所以，時人往往將染疫視為命數。

在一定程度上，傳統醫學也助推了民眾對天命的信仰。當時的媒體對此亦有察覺，如《盛京時報》1911年1月13日在《人民反對防疫之可惡》一文中就批評說：

「迷信天命之結果，有不思醫治者、有雖就醫治而無所擇者，與傳染隔離之說為決端反對。蓋以為死生有命，無須此也；迷信鬼神之結果，有求仙方醫治者、有持齋禱祀、坐以待愈者，與診治防衛之事亦為絕端反對。蓋以為有神護我，無須此為。」

因東北當時特殊的國際處境，清政府與日本、俄國建立了防疫合作關係。日俄之外也有外國醫師介入，對防疫幫助甚大。伍連德於1910年12月下旬出任防疫全權總醫官後，也努力推行現代醫學的防疫手段，相形之下，傳統中醫的弊病更是一覽無餘。

在東北鼠疫接近尾聲的時候，1911年3月1日《盛京時報》在社論《論衛生行政之亟宜擴張》中呼籲：「我國今日不特無精於檢驗者，抑且無普通之消毒藥品 。言之可為憤懣 。嗟乎！因學術之不如人，遂至無事不求人，無物不仰給於人……醫師之培養，藥物學之研究，則尤為刻不容緩之舉 。」

等到疫情接近尾聲時，這種中、西醫的反差更形同觀火。時任東三省總督錫良在奉天萬國防疫會開幕式致辭時表示：「鼠疫為中國近世紀前所未有，一切防衛療治之法，自當求諸西歐。但恃內國陳方，斷難收效。」

他的這番講話，被當時在中國出版(601949,股吧)的最有影響力的《字林報》注意到。該報讚嘆說：

「奉天防疫會討論事務事關人類之幸福，當為閱者所注意。此會之得召集，其情節亦殊可異，距今四月以前，中國醫學古法猶行用一時（見東三省總督開會致辭中），詎意天降巨災，其慘烈使全球各國皆為憐恤，中國乃從專家之請，幡然變計，改良醫法。其從善之迅速，雖西方進步最甚之國，亦無以逾之。」

03

冢上土，主治瘟疫。五月一日，取土或磚石，入瓦器內，埋著門外階下，合家不患時氣。又正旦取古冢磚，咒懸大門上，一年無疫疾。

——《本草綱目》卷七土部

不知道1910年大年初一，有多少東北百姓將古墳頭上的磚懸於大門上，又有多少人在五月初一這天用瓦器裝了墳頭土埋於門檻外。在年底感染鼠疫的時候，他們是否抱怨過傳統醫法之不靈。

傳統中醫有十三科，「祝由科」乃其中之一科。這是一門以祝禱符咒治病的方術，在《黃帝內經》中有其出處：

毒藥不能治其內，針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黃帝內經：素問·移精變氣論》

藥石不能治療的疾病，移精變氣的祝由術可以解決。這就是將墳頭上的磚，咒懸於大門上就能防瘟疫的緣由。

除了「冢上土」，李時珍對「燒屍場上土」也有研究，但一定要記住「男左女右」：

（燒屍場上土）主治邪瘧,取帶黑土同蔥搗作丸，塞耳，或系膊上，即止。

——《本草綱目》

李時珍還表示，將「燒人灰」（人的骨灰）放置在枕中與鞋履中，能止「好魘多夢」。如果有「屍厥卒死不知人事者」，取「燒屍場上土二三錢」，弄成細末泡上水，給他灌下去，「即活」（立刻活命）。如果沒有燒屍場上土也不要緊，「以灶心土代之」。另外，和土撥鼠的頭骨類似，將燒屍場上土放置小兒枕邊，「治小兒夜啼」。

傳統中國社會，死人更多埋葬而少火化。這多多少少會影響那些得了「邪瘧」和「屍厥卒死不知人事者」的治療。1910年東北鼠疫期間，這種局面會得到很大改觀，燒屍場上土變得容易尋找。

伍連德抵達東北後，所做的一個重要決定是，改變傳統土葬形式，將鼠疫死者火化。

佛教傳入中國後，火化在僧侶間流傳，但對民間俗眾影響不大。從當時媒體的報導，可以看出火化死者之困難。

《字林報》1911年1月的報導稱：

「東三省總督錫良深知鼠疫危險，故已允撥防疫應用經費。中國官方已將檢疫總局設在長城外某新屋，日本官方已移檢疫局於華局附近，中國防疫辦法悉由關東政府某醫員（應是伍連德）指授。中國習俗不肯火化屍體，染疫而死者埋葬時地深必在七尺以下，現長春疫氣較前益熾，有華人一家四口相繼而亡，又有某店弟兄三人及工人四名亦皆相繼死於疫症……」

該報2月6日的報導又稱：

「長春寬城子每日患疫而死者有近百人，哈爾濱傅家甸仍堆積屍身四千具，預備火化，其他各鎮之慘狀靡不相同。呼蘭江之冰面，屍身堆積如山，以便冰融之時將屍流去。」

呼蘭河屍體仍堆積如山，等待冰融時順水漂去，這是非常大的疫情擴散隱患。要知道，此時已是疫情爆發三個多月之後，距離伍連德出任總醫官也有一個多月了，這樣的防疫水平依後來者的眼光看似乎是不過關的。後世對伍連德防疫能力，不免有誇大之詞。

火化屍體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申報》1911年2月11日的報導給出了答案。東三省總督錫良於1911年1月29日致電吉林、黑龍江二省巡撫，稱準許哈爾濱伍連德醫官等人的電稟。

伍連德等人電稟的內容為：

「在哈爾濱，被拋棄的未葬靈柩，羅列有二千具之多，材木脆薄，惡氣薰蒸，非掘坑匯集火葬，流毒不可勝言。現於六裡外擇地，準備掘大坑十處，僱役120名，因天寒地凍，雖然兼用機器、炸藥工作，十天也僅挖掘四坑，請速核准火化。」

錫良稱：

「疫氣蔓延，死亡枕藉，僅事掩埋，不足消弭餘毒，現在疫氣仍未見減，日斃一百多人，勢不能不亟為設法斟酌再四，如果不從權暫準火葬，恐別無應急之法。他要求地方官，在火化問題上要對民眾剴切曉諭，免滋謠惑。」

佛法火化的傳統被政府和醫官所借用。他們稱，雖然理解孝子慈孫不忍火化親人的習俗，但現今疫情日益嚴重，與其積屍釀成更大的疫殃，導致全家祖宗得不到祭祀，且讓瘟疫進一步流毒社會，無所底止，還不如火化更為妥當。

由此可知，官方大規模火化屍體，是從1911年1月29日以後開始的，其直接原因是東北寒冷，挖深坑土葬不易。

在1911年4月舉行的奉天萬國防疫會上，俄國醫生薩伯羅尼特表示，他曾對15具屍體實行實驗，於冬季埋葬三個月後，取出，微生物仍然活躍，若為動物所食，必至傳染，所以火葬較宜。

04

東北鼠疫大規模流行，和人與人之間缺乏阻斷關係甚大，其中尤以飛沫傳播為害最終。但傳統醫學對此並不知情，李時珍關於唾液是治病「神水」的說法，仍是中醫最基本的信仰。

人舌下有四竅，兩竅通心氣，兩竅通腎液。心氣流入舌下為神水，腎液流入舌下為靈液。道家謂之金漿玉醴。溢為醴泉，聚為華池，散為津液，降為甘露。所以灌溉臟腑，潤澤肢體。……唾津乃人之精氣所化，人能每旦漱口擦齒，以津洗目及常時以舌舐拇指甲、揩目，久久令人光明不昏，又能退翳。凡人有雲翳，但每日令人以舌舐數次，久則真氣燻及，自然毒散翳退。

——《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對唾液的功效著墨甚多，認為可治療皰腫、疥癬、齄皰、五更未語者，碰上「人魘死不得叫喚」，也可以用唾沫吐到他的臉上。李時珍還說，鬼是真的畏懼唾沫的。

在《本草綱目》給出的諸多方劑中，有一劑是用平底鐵鍋將白梁米粉炒紅，研成細末，加入眾人的唾沫，敷到發疣的手足上，厚度達到一寸，皮膚疣就會消除。

可以設想一下，在鼠疫蔓延的時期，匯集眾人的唾液，用於治病，感染的風險有多高？這並非「你之蜜糖，我之砒霜」，中國人和西方人體質不同，所以唾液在中國是可以治病，在西方就變成傳染瘟疫的媒介。說到底，這是傳統中國醫家對唾液傳染疾病背後的微生物學無知所致，認敵為友。

我們看到，中國最經典的藥物大全《本草綱目》，從提倡食用鼠類、蒸初病患者的衣服，到將冢上土和燒屍場上土作為藥物，再到將可傳染病菌的唾液視為「金漿玉醴」，它對瘟疫的所有對症施治都是錯誤的，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東北鼠疫爆發時，最大的問題在於，所有醫學先賢的描述都被崇拜，中醫根本沒有進行循證醫學檢驗的任何想法。

在此次防疫中，伍連德比較大的一個功績是，他提出這次鼠疫為「肺鼠疫」，主要通過飛沫傳染。1935年，他因為「在肺鼠疫防治實踐與研究上的傑出成就以及發現旱獺於其傳播中的作用」，而被提名為1935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候選人。這是史上第一次有華人獲此殊榮。

伍連德在哈爾濱鼠疫實驗室裡

《東方雜誌》1911年第8卷3期報導了萬國防疫會議的情形。其中與會專家提到他們對唾液傳播鼠疫菌株的認識過程：

「美醫司特朗君，謂奉天有病人三十九人，曾試其吐沫及吹氣之傳染力量，以曾經消毒之玻璃，周圍病人之四面。考得病者之隨便呼吸，無微生物傳出。至病者咳嗽時，則有多數之微生物傳出，即不見吐沫亦然。又日醫柴山君演說痰之傳染，謂在初染疫之二十四小時內，所吐之痰無菌，迨後則有多數之菌。薩伯羅特尼君演說血之傳染，謂染疫者之血管中，含菌者實佔多數，然不盡有菌。伍君謂在哈爾濱試驗染疫者二百八十人……」

當然，公允地說，伍連德主導東北防疫時，雖然受過西方循證醫學的培訓，但囿於時代限制，對一些醫學問題仍然搞不清。現在看當時提倡的防疫手段，有些並不準確。

譬如1910 年 12 月，長春政府制定出防疫辦法傳示各學堂:

「(一) 屋宇宜潔淨；(二) 內衣常更換，付熱湯洗滌；(三) 勤沐浴；(四) 被褥常曬；(五) 寒暖務適宜；(六) 飲食宜潔淨；(七) 忌用肉食原味；(八) 冷果不宜食；(九) 勿飲冷水；(十) 用殺菌水隔一二日遍灑屋內。」

其實，飲食冷水和冷果於防疫又有什麼關係呢？！

有些防疫手段，也明顯太過激進，譬如焚燒感染者的住宅，雖可理解但其實並無必要。

《申報》曾刊發評論為東北人叫屈，認為是人禍：

「哀哉東三省之同胞！自日俄開戰而東三省之民，一厄於兵禍，自發現鼠疫而東三省之民又厄於天災。兵禍之後，繼以天災。東民已不堪其苦，乃天災未已，而同時復以人禍厄之。是天真欲喪我斯民也。俄人以滿州裡鼠疫之故，圈禁華人於瓦罐，死亡相籍，焚毀全街財產房屋，又不略償損失。以故該處人民之幸而生者，亦均流離失所，慘不忍覩。嗚呼！俄人此舉，豈真防鼠疫哉？！直欲滅我種耳。同胞其何以堪此。」

其實，將焚毀房屋完全歸責於俄方，並不公平。這也是當時伍連德領導下的防疫的通行做法。

伍連德本人甚至也不能擺脫傳統醫學的一些認知。譬如在萬國防疫會議上，他表達了對診脈的興趣：「伍君述哈爾濱之經驗，謂病者不論身體強弱，其脈息皆細快，以手緊按，且可停止其顫動。又病者之呼吸，微有聲息，與司特朗君主張略同。司特朗君並謂，病者不宜播動，一經播動，則停止者跳動。英醫司督閣君反對此說，謂病初起時，其脈甚壯，後乃細快。薩伯羅特尼君則謂，病者之脈息大都細快，且不平均。朝壯而夕弱，弱時幾等於無。又熱度高時則脈細，熱度低時則脈壯。」

由此可見，當時各國醫生，均試圖從傳統的脈息理論中尋求對瘟疫的理解。但人言人殊，想要將脈息標準化甚難，更遑論將其與瘟疫建立聯繫。現代醫學放棄對脈息的執念並非沒有緣由。對脈息的追尋，很形象地表徵出現代循證醫學的一個基本路徑。他們不迷信任何權威，也不以所謂的古聖的話語為度量標準，而是尋得了一條正確的方法論，那就是用證據去檢驗。

萬國防疫會議在奉天召開時，東北鼠疫已經接近尾聲。鼠疫的消失是突然來到的。在這次會議召開時一個討論的議題是，它是自然消失的嗎？

1911年4月在奉天（今瀋陽）召開的萬國鼠疫研究會

伍連德說，此次在瘟疫中心傅家甸實行隔斷交通，頗有成效。直隸特派專員卞步南說，直隸疫症不至猖獗，都是山海關阻斷交通之效。上海醫官司丹萊也表示，上海交通最為發達，但此次未被東北傳染，實由預防之效。

與會者均認為，阻斷交通等預防措施之後，鼠疫消失並非偶然，此次防疫中的經驗可為後來師法。「若以此次之疫為自然消滅者，抑又何也？」

不過，當時中西方的報導顯示，在鼠疫於1911年3月初突然大體消失之前，東北仍可見混亂的屍體橫陳。雖然現在中國史家也多沿襲舊說，認為鼠疫消失完全歸功於防疫得法，但其實它是很值得質疑的。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即便鼠疫菌株可以在一定周期內自然消退，但如果沒有現代防疫的介入，彼時東北的死亡人數必將倍增。在這個意義上，它很顯然是一場現代醫學的初步勝利。

（責任編輯：李顯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