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1日，新年伊始，北洋政府卻突然接到一份緊急報告，稱綏遠、山西等地爆發疫情。感染者症狀極似鼠疫，已死亡數百人，甚至有藉助京綏鐵路大規模東侵、直撲京津的趨勢。一想到1910年東北庚辛鼠疫的慘重人員傷亡，北洋政府心急如焚。北京是北洋政府首都、外交使團駐地，更有近百萬居民，萬萬不容有失。1月7日，北洋政府緊急召開國務會議，商討防疫辦法。與此同時，六國公使團與山西「土皇帝」閻錫山也在各自轄區內召開防疫會議，準備應對這場鼠疫大災。
其實，距離北洋政府接到報告，鼠疫已經在綏遠、山西等地肆虐了近四個月了！1917年8月，鼠疫首先爆發於綏遠省伊克昭盟烏拉特前旗扒子補隆（今內蒙古新安鎮），不到 4 個月，就染及全區 27個旗縣。進入12月後，正值皮毛收購時節，大批商人滿載著帶有鼠疫病菌的毛皮準備返回內地過年，成為鼠疫的極佳傳播通道，藉助京綏鐵路上的火車，在北洋政府接到報告時，鼠疫已經傳播到了擁有二十萬人口的貿易重鎮——豐鎮！時人哀嘆鼠疫所過之處，已經是「風悽雨愁，無天無日，白晝相逢，人鬼莫辨，則回視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的局面了。
1910年東北鼠疫慘狀鼠疫來襲，北洋政府反應緣何如此遲鈍？幾乎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想到採取措施！除當時北洋政府已經被護法運動和參戰之爭弄得焦頭爛額外，地方官府為避免責任隱瞞不報也是重要原因。加上山西等地季節性流行一種名為「冬瘟」的傳染病，所以除傳教士外，幾乎無人重視。直到當年12月，三名比利時傳教士在綏遠感染鼠疫身亡。有外國人死亡，這自然是大事了。23日，日本人主辦的《順天時報》首先爆料，援引英文《北京日報》的消息稱，協和醫院接到山西傳教士來電，才知道山西省「發生疫病，患者咳血一二日即死，傳染甚盛」，認為可能是「百斯毒」（即鼠疫），希望當局予以注意。之後《申報》等報紙紛紛轉載跟進。於是，在被忽視了四個多月後，這一消息才引起了北洋政府的重視。
北洋政府如何應對如何著手防治疫情？這點北洋政府倒是頗有信心。因為七年前，另一場爆發於長春規模更大的鼠疫在伍連德的主持下，為中國政府成功撲滅。伍連德當時正在東北防疫處任上，時刻監視疫情，防止鼠疫死灰復燃，是世界一流的鼠疫專家。因而在北洋政府接到報告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3號，伍連德即主動趕赴綏遠，調查疫情。
在1月7日的國務會議上，北洋政府決定由內務部牽頭，交通部、陸軍部、財政部等部門配合，聯合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以江朝宗為會長，全權負責防疫事務。1月9日，中央防疫委員會首次開會，任命伍連德、何守仁、陳祀邦為防疫委員。具體部署上，則設立了三道防線，分專人負責：綏遠一線由伍連德負責，豐鎮一線由何守仁負責，大同一線由陳祀邦負責。當時北洋囊空如洗，為籌集款項，又以鹽稅為抵押，向四國銀行團借了100萬元，充當防疫經費。
伍連德在山西指導防疫。再看伍連德，與兩名同行的美國志願者醫生到達豐鎮後，根據當地疫情，建議採取三項措施。包括設卡控制交通、限制售票和派遣駐站醫師，來監督鐵路交通。這也是當時通行的辦法，即儘量避免鼠疫大規模蔓延。如庚辛鼠疫期間，清政府為防止南逃難民將鼠疫傳入關內，就曾命令郵傳部制定了《查驗火車章程十五條》，嚴格查驗往來貨物人員，後來乾脆將「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因而此次北洋政府依樣畫葫蘆，在1月16日的國務會議上就通過了相關隔絕交通的議案，不僅在交通部內部設立防疫處，又先後制定了《交通部防疫事務處章程》和《火車檢疫規則》。其中重點是京奉、京綏、京漢等鐵路幹線。
具體防疫措施上，受越來越嚴峻的疫情傳播形勢影響，也變得越來越嚴厲，最初不過要求注意車站衛生，在列車上配備防疫員。到2月後，則趨於嚴厲。以京漢線為例，具體包括：1、大站設檢驗所，小站停止售票。2、需要設立檢驗所的站臺應立即尋找場地，充作檢驗所，無檢驗所則不準列車停靠。3、凡是在特地車站上車的旅客，必須在檢驗所留驗五日。4、如果檢驗所內旅客確認感染鼠疫，則同檢驗所旅客觀察期延長到十日。5、撤銷原來列車上的防疫員。
剛剛兼任山西省長的閻錫山卻頗為矛盾。一方面，山西是大本營，害怕北洋勢力借防疫為名趁機幹涉山西內政，不符合其「保境」的「省策」。但另一方面，鼠疫蔓延開來又於自己利益有損，畢竟是鄉梓之地，坐視不理不符合「安民」的「省策」。於是在召集省內文武大員召開特別會議後，閻錫山採取折中之策，自己成立了全省防疫局，局長由警務處處長兼任。又動用了軍隊充當防疫人員，承擔檢查旅客、清潔衛生的工作。為防止鼠疫蔓延至太原城內，又一度關閉城門、禁止出入，結果物價騰漲、百姓怨聲載道。為節省經費，閻錫山還特地規定所有防疫人員為「兼差」，不再加薪，「閻老西」慳吝本性暴露無遺。
山西鼠疫時事圖伍連德的失敗從中央到地方，採取了這麼多措施，那效果如何呢？第一個碰了釘子的就是伍連德。
當年作為欽差大臣前往東北主持防疫事務時，伍連德得到了攝政王載灃與東三省總督錫良的支持，地方官員也頗為開明。但北洋政府的權威顯然不如清政府，山西民風也遠比東北頑固，不要說焚毀屍體以杜絕傳染源，就連最基本的焚毀染病者房屋衣物也遭到當地民眾的強烈反對。一名美國醫生工作心切，不顧中國國情擅自解剖了一名死者遺體、觀察病變的器官。結果在有心人帶領下，怒火中燒的地方百姓放火焚燒伍連德的防疫公所，伍連德也幾乎被殺。局勢兇險，大有義和團再興之勢，連地方官也在一邊幸災樂禍、庇護兇徒。伍連德頗感委屈，向報界訴說「竭力盡心防救時疫而反受暴徒所侵」。無奈之下，伍連德只好以「心病」為由被迫辭職。
1911年4月，清政府賞給伍連德醫科進士、陸軍藍翎頂戴、二等雙龍勳章。北洋政府只求鼠疫不要傳入京津地區，其餘地區無意也無力處置，因而試圖通過斷絕鐵路交通線的方式阻止鼠疫傳播。而斷絕鐵路交通的方式雖然表面上阻止了人員向京津流動，卻迫使更多的旅客從鄉村過境，鄉村本來就是防疫薄弱環節，於是疫情頓時如脫韁野馬、傳遍山西各地。京漢、京綏等主要鐵路幹線雖然制定了嚴密的防疫措施，但實際操作卻是困難重重。比如用來隔離疑似感染者的檢驗所，原本建議在車站周邊租賃空閒旅館房屋，但花費太大，無力實行。後又有人建議在車站邊修建若干房子，平時承租出去，一旦有事立刻收歸己用。但這樣所需時間費用巨大，遠水解不了近渴。又比如限制列車運營，結果給普通民眾尤其是商人運貨造成了很大不便，貨品積壓如山，商會集體呈文北洋政府，要求取消這一規定。而在實行過程中，列車員為增添外快，對未經檢驗擅自上車的旅客進行敲詐，令其加價購票，否則即送檢疫所拘留。種種有效措施，反倒成為一紙空文。
地方官府為何一再阻撓防疫工作？英國報紙《字林西報》記者透露出了其中的奧秘，該報記者在防疫重鎮豐鎮採訪時，儘管發現許多鼠疫患者，但綏遠都統堅稱並無此事。即使是記者拿出了化驗證據也置之不理。原因無他，因為「每日徵收羊毛稅項五百元之款由其手中經過也」，一旦確認鼠疫斷絕交通，這筆收入自然化為烏有了。直到北洋政府確認發生鼠疫後，才假模假樣也成立了防疫局。該防疫局布置起「防疫工作」來尤為積極，常去轄區內飯館妓院「檢查」防疫工作，趁機敲詐勒索，充作「防疫經費」。種種手段，令人咋舌。
哀嘆之餘，就有報紙調侃，建議政府「借疫籌款」。比如設置一種「通行稅」，只要納稅，無論何人即可通行無阻，無需檢疫。若因防疫需要焚毀感染屍體房屋的，亦可以納稅若干而免。這樣不僅能避免辦理防疫的官紳吏役藉此詢情索賄，還能「化私為公」，為國家增添一筆收入，解決國家財政困難。此說意在諷刺當政官員「專圖自己摟錢，不顧人民生死」，倒是頗中時弊。
正是由於北洋政府反應遲緩、措施不當，才使得這場鼠疫蔓延到大江南北。而地方官員又麻木不仁、只顧撈錢，直到1918年4月，各地鼠疫才陸續平息。而此時，已經造成了16000餘人死亡。儘管這數字尚不及歐戰一場戰役的傷亡，卻暴露了北洋政府危機管控能力嚴重不足，完全喪失權威。為此，防疫重心由上到下，轉而由各地民眾自行其是，因而手段也是五花八門，令人啼笑皆非。
山西鼠疫流行圖荒謬的輿論各家報紙在此次鼠疫事件中可以說是出力頗多，不僅派遣記者趕赴疫區收集第一線情報，也積極為民眾普及各種防疫知識，從傳播歷史到致病原因到發病狀況再到無藥可醫等特性，都做了詳細科普。談及防疫方法時，則是各家有各家的妙招。大體上可以分為靠譜和不靠譜方面。靠譜方面比如有「滅鼠」、「清潔」、「體部之防護」、「預防液之接種」等等萬金油措施。在不靠譜方面，則有各家報紙趁機大作廣告，專賣各色「防疫藥水」。日本方面靠著推銷「鼠疫血清」大賺了一筆，仍然在《順天時報》大打「仁丹」廣告，聲稱「時疫氛瘴不要恐怖」,只要「服用仁丹，身心自強健，疫菌卻爭先躲避」。日本商家尚只敢含含糊糊稱為「時疫」，打打「擦邊球」。相比之下，《申報》上刊登的廣告則大膽得多，廣東某醫生公然鼓吹「鼠疫無憂」，因為其早已「特製一種神功清眾水，專為治鼠疫核疫」。香港鼠疫流行時曾經於某醫院試用，結果不僅「全院之患疫者一掃而光」，而且「自後時疫亦斷」。然而此類藥品效果到底如何，相信不言自明。
刊登於《順天時報》上的仁丹廣告各家報紙還刊登了各色專治鼠疫的「神效」藥方。比如有用「麻黃、銀花、甘草、連翹、雄黃、桑皮」的，有用「管仲、菖蒲、黑豆」的，有的乾脆讓吃「蘿蔔」，認為不僅能「防疫」，還能「治疫」，大有後世「非典」流行時板藍根橫行之勢。以至於有留美醫學博士在上海作防疫演講時，痛斥這種「良方」，認為其「不惟無益、反能誤事」。由此還上升到中國國民素質的批判，說中國人「不應怕者怕，應怕者不怕」，毫無基本的科學知識，連美國四歲小女孩都不如。無獨有偶，在另一篇報導中，有人諷刺中醫「一遇疑難雜症既雜藥亂投」，以病人為「試驗器械」，病人家屬則又求助於「巫覡符籙」。病好了，人神爭功，病沒好，相互推諉。為此，作者用戲謔語氣預測了幾種將來可能出現的治療鼠疫藥品，包括治療梅毒的「六零六」、「殺貓」、「符籙」和「疫神」，藉此說明中國人缺乏「科學思想」。就連保守紳士劉大鵬，也知道面對鼠疫，「庸醫不能治病，且能藉醫牟
利，無錢即不往醫，何嘗有濟世活人之念哉」。
不同地區民眾的防疫意識也不同。南方地區稍好，鼠疫傳至南京之時，「會場茶社，概為停止，往來人士均以兩層細布夾以棉花蒙蔽鼻口」，連中小學也都紛紛停課。相比之下，北京出現鼠疫死時，娛樂場所仍然「遊人甚多，擁擠不動」，戲場裡「不但沒有座位，幾乎連站立的地方都沒有」。山西疫區妓院更是藏汙納垢，為貪重利，隱瞞官府暗地收容鼠疫病人，一旦身亡即趁半夜將屍首扔到大街上，結果到底死了多少誰也不知道。豐鎮民眾甚至視防疫員如仇寇，時趁夜謀殺落單防疫員。愚昧程度，令人悲哀。
鄉村局面則更為嚴重。平日不講究衛生，病菌滋生，更易傳染。一旦染病，受傳統習俗約束，不僅家人近前照顧，而且出嫁的女兒也要回來照顧。死亡後又要大辦喪事，左鄰右舍均來幫忙，又不知隔離防護。結果一村一鄉，相互傳染，連來看病與辦喪事的醫生和陰陽先生也不能倖免，往往落得「闔門俱喪」的結果，以至於當時百姓根據鄰家煙囪早上冒不冒煙來判斷該戶有沒有死絕。到最後，許多村子居然找不出幫忙下葬的勞動力，只好僱傭乞丐。乞丐固然大發橫財，但到頭來也往往是橫屍街頭的結果。也有村子稍稍吸取了教訓，派人手持木椽於村口把守，不許外人進入，強行進入則持椽擊打。於是常有感染鼠疫者一打不起，因而鼠疫在山西又被稱為「椽頭子病」。
在鼠疫帶來的死亡恐懼下，各地民眾的精神狀態也出現了激烈的變化，醫療手段的無能，使得民眾轉而求助於鬼神宗教。基督教會原本一直把大災大疫作為傳教的大好時機，但此次鼠疫中，西醫對鼠疫也束手無策，反倒是收容進教堂的教民死者甚眾，連帶著西方傳教士也死亡不少。以至於一度傳出鼠疫是從教堂內蔓延傳染的謠言，險些重蹈晚清教案的覆轍。但這並未打擊教會的傳教之心，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言論也冒了出來。如有基督教刊物稱，發生瘟疫是由於世人「違主趨邪」而來，人力防疫是沒有作用的，必須「真實悔改、求主施恩」，為此還舉出《聖經》中的例子。
山西民眾萬般無奈之下，也開始四處求神拜佛、祈求保佑。太原晉祠民眾「延僧誦經拉船以逐瘟，夜點路燈又放河燈，費錢四、五十緡」。沒錢「誦經」的只好暗自檢討平日是否做過虧心事，「就連打死過一條蛇，捕捉過一隻鼠也認為是造孽犯罪，得罪了疫神」，頗有中世紀教徒懺悔乞求上帝赦免之風。又某村有一寡居老太太，平日只有一大黃貓相伴。鼠疫大盛時，全村人幾乎死絕，但其卻未感染鼠疫。於是村民均認為此貓乃是神貓。由此一傳十十傳百，此村竟養成了養貓、愛貓、以貓為友的風俗。相比中世紀西歐屠貓導致黑死病盛行，該村人倒是歪打正著。
腐敗無能的北洋政府，有心無力的知識階層，愚昧無知的鄉間民眾，共同構成了1918年山西鼠疫中奇形怪狀的眾生百像。這既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也構成了近代中國邁向現代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只是罷卷沉思，卻分明還能看到當日的舊殘餘，至今還在若有若無影響著當代中國。
參考文獻：1、《申報》，1918年1月4日、13日、14日、15日報導。
2、《順天時報》，1917年12月至1918年4月系列報導。
3、《政府公報》，1918年1月至4月公報。
4、《固陽文史資料選編》第2輯，1987年。
5、《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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