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索尼埃的《圍困巴黎》原本是打算展示法國人民在普魯士人的入侵面前團結一致、不畏強敵，無論是政府軍士兵、國民警衛隊，還是巴黎人及其他國內外的法國同胞都聚集到在埃莉薩·貝桑松頭頂迎風招展的三色旗之下。然而，2月的選舉結果證明，這種充滿愛國主義的畫面不過是一種想像。3月18日的事件只是進一步加深了巴黎和其他各省之間的分裂，因為在對加農炮爭奪的背後，其實存在著更深層的問題，即除了蒙馬特的巴黎人之外，還有許多巴黎人都認為自己在巴黎被圍困期間表現出的英勇無畏和為此忍受的艱難困苦都被梯也爾和其他法國人出賣了。他們的怨恨在很大程度上針對的是梯也爾籤訂的條約中的條款：德國人被許可在巴黎進行勝利遊行，一支由3萬名士兵組成的隊伍從在隆尚閱兵的威廉皇帝面前走過。而更讓巴黎人火冒三丈、顏面掃地的是，隨後又有一小隊德軍通過凱旋門，沿香榭麗舍大道行進，俾斯麥本人也在其中，他騎著馬，抽著雪茄，在凱旋門下面悠閒地觀看隊伍通過的景象。古斯塔夫·馬奈在給親屬的信中寫道：「恥辱的感覺已經達到了頂點。」
巴黎與整個國家其他地方之間的裂痕在勒孔特和克萊芒-託馬被處決八天後變成了一種官方的狀態，因為巴黎宣布成為自治州。3月26日，巴黎人通過自由選舉選出了85名代表，由他們組成的公社議會（Communal Assembly）將負責在梯也爾政府撤離的情況下管理這座城市。這個議會很快開始使用「巴黎公社」的名稱，梯也爾立即斥責這些「公社擁護者」為「一群罪犯」，而身在倫敦但高度關注事態發展的卡爾·馬克思則稱讚公社是「一個工人階級政府」。當選的代表來自各行各業，有醫生、律師、教師、幾名體力勞動者、一個打撞球的、一個開妓院的，還有三個自稱是神秘主義者的人。很多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和激進派與公社保持了距離：羅什福爾選擇不參加競選；雨果躲到了布魯塞爾；路易·勃朗發現自己無法支持公社的理念，因為他信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反對民主機構。即便如此，還是可以肯定地說，不管一個公社擁護者有多麼傾向資產階級，他也絕不會保守到與國民議會中那些想要把皇冠戴到尚博德伯爵腦袋上的君主主義者秉持任何共同的政治立場。
梯也爾（圖片來源：wikicommons）公社議會的85名代表立即著手展開工作。與通常的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這些代表通過的第一批法案之一就是壓低自己的工資。接下來，他們又通過旨在提高窮人生活質量的法案，建立了最低工資標準，廢除了麵包工人的夜班制度，關閉了當鋪。公社議會還決定向在普法戰爭中喪命的軍人遺孀支付撫恤金，在圍城期間未付的房屋租金一律免除。然而，它的另外一些政策就沒有這麼「慷慨」了。教會財產都被沒收，原本是記者的拉烏爾·裡戈（Raoul Rigault）成了新的警察局局長，他甚至開始吹噓自己要給上帝發逮捕令。無法傳訊全能者的裡戈只能退而求其次，逮捕並囚禁了上帝在世間的代表，巴黎大主教喬治·達爾布瓦閣下（Monseigneur Georges Darboy）及十個多明我會修士。對法國大革命的記憶也重新被喚醒了，因為公社擁護者們下令拆除1816年建造的，為彌補處決路易十六的做法而建造的贖罪禮拜堂（Chapel of Atonement）。人們在伏爾泰的雕像前焚燒了斷頭臺，以此作為一種慶祝儀式，但是他們還焚燒了梯也爾位於聖喬治廣場（Place SaintGeorges）的房子。到5月16日，公社又做出了一個比任何事都更能象徵他們獲得了統治權的舉動：推倒旺多姆柱。
拆除旺多姆柱旺多姆柱和凱旋門是巴黎市內最明顯的象徵拿破崙統治的標誌。以羅馬的圖拉真圓柱為樣板的138英尺高的旺多姆柱，就矗立在杜樂麗宮以北的旺多姆廣場上。這個被泰奧菲勒·戈蒂耶稱作「巨大的青銅嘆號」的建築是在1806-1810年鑄造的。鑄造所需的原材料是由在奧斯特裡茨戰役中從俄國和奧地利軍隊那裡繳獲的1200門加農炮熔成的，呈螺旋狀環繞在柱身上的400多塊青銅淺浮雕裝飾板紀念著拿破崙的各次徵戰。最初，柱子頂上的巨型雕像是拿破崙穿著羅馬皇帝服飾的造型，但是滑鐵盧戰役之後，這個雕像被替換成了帶有鳶尾花紋章的旗幟。3041833年，正是梯也爾任內政部長期間，他負責監督了將拿破崙的雕像重新安裝到柱頂的工作。不過，這次的皇帝雕像變成了一個下士雕像，因為雕像穿的衣服從託加長袍變成了軍隊制服。又過了30年之後，拿破崙三世於1863年再次更換了他伯父的雕像，這一次的拿破崙不僅重新穿上了託加長袍，還戴上了桂冠。
旺多姆柱（圖片來源：wikicommons）破壞旺多姆柱的主意是在好幾個月前由古斯塔夫·庫爾貝提出來的。在巴黎被圍困期間，庫爾貝曾擔任國防政府的「首都藝術主席」（President of the Arts in the Capital）。這個職位賦予了「公民」庫爾貝（他籤署信件時會這樣寫）管理羅浮宮、凡爾賽宮中的博物館、盧森堡博物館和塞夫爾的陶瓷博物館等機構的職責。根據他的指示，羅浮宮中的一些大師傑作被從畫框中取下，捲起來裝進標有「易碎品」標誌的箱子，用火車送到布雷斯特（Brest）的監獄裡，遠遠地避開了步步緊逼的普魯士軍隊；其餘藝術品也被轉移到了博物館的地下室中。趁著夜色的掩護，《米洛的維納斯》（Venus de Milo）被偷偷送到西岱島上的警察局的地窖裡。與此同時，羅浮宮則被改作武器庫，周圍還堆起了防護沙包。
把巴黎的藝術寶藏保護好之後，庫爾貝就將注意力轉移到旺多姆柱上，他宣稱：「這個紀念碑沒有任何藝術價值，它的特徵就是不斷延續戰爭和徵服的理念。」當推倒柱子的情緒高漲起來之後，庫爾貝馬上在《覺醒》（Le Réveil）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堅稱自己並不是鼓動人們真的毀掉旺多姆柱，而是提議拆掉上面的浮雕飾板，然後將柱子遷移到一個不那麼醒目的位置去。不管怎麼說，毀掉柱子的想法已經被播種下去了，所以到第二年春天，當公社擁護者掌握了統治權以後，他們在4月12日這天頒布法案，譴責「旺多姆柱是野蠻的紀念碑，是冷酷武力和虛偽榮耀的象徵」。該法案擲地有聲地宣布：「旺多姆廣場上的紀念柱將被拆除。」
公社擁護者們希望在5月5日拆除旺多姆柱，這一天是拿破崙逝世紀念日，參加過拿破崙戰爭的老兵依照傳統會在旺多姆柱腳下放置花環以示紀念。然而，因拆除紀念柱所需的纜繩、滑輪和絞盤等工具沒能被按時送到，所以最終的拆除日期被改到了5月中旬。人們在柱身上斜著切了一個口，然後向裡面插入木楔子。5月16日下午，在人們齊聲高唱了《馬賽曲》之後，絞盤被漸漸收緊，旺多姆柱先是出現傾斜，最終轟然倒向地面，引發了現場一萬名圍觀者的歡呼。據一位目擊者稱，拿破崙雕像的頭「向南瓜一樣滾進了路邊的排水溝」。37當人們忙著撿拾紀念物的時候，一面紅旗被插在了此時已經空蕩蕩的紀念柱底座上。
1871年5月16日被推倒的旺多姆柱上的拿破崙雕像（圖片來源：wikicommons）決定旺多姆柱命運的法案在4月12日被頒布之時，庫爾貝還不是公社議會的代表。然而幾天之後，他在第6區的一次補選中勝出，諷刺的是，法國美術學院就在這個選區裡。到了4月27日，庫爾貝作為一名發展成熟的公社擁護者，表達了支持摧毀旺多姆柱，並用一座「代表3月18日革命的」雕塑取而代之的想法。在公眾的想像裡，庫爾貝自然而然地被與推倒旺多姆柱聯繫在了一起。對此表示強烈批評的人之中就有梅索尼埃，後者對這樣的破壞行動感到無比氣憤。梅索尼埃過去的十年裡一直都在苦心創作《弗裡德蘭》和《法國戰役》這樣的讚美拿破崙軍事行動的作品，但此時，不僅這些英雄事跡都被庫爾貝和公社擁護者們貶損為「虛偽的榮耀」，甚至連旺多姆廣場上的紀念柱都被徹底推倒了。梅索尼埃認為這種對被他視為法國歷史上最光輝的一段的褻瀆無異於叛國。他譴責庫爾貝是「虛榮的怪獸」和「瘋子」，他甚至在一封給妻子的信裡幻想對庫爾貝執行最嚴厲的酷刑：他要用鏈子把庫爾貝拴在柱子的底座上，罰他臨摹柱身上的淺浮雕，「還總要把啤酒杯和菸斗放在他看得見卻夠不著的地方」。
一位5月16日事件的目擊者稱推倒紀念柱「沒有對地面造成衝擊」，因為人們已經在旺多姆廣場上鋪好了沙子、樹枝和肥料。然而，旺多姆柱的傾倒對法國藝術界的影響會一直持續好多年。阿道夫·梯也爾被他的敵人稱為「老特蘭斯諾南」（Père Transnonain），這個綽號暗指了1834年時，作為路易-菲利浦國王的內政部長的梯也爾下達了殘酷鎮壓巴黎工人階級起義的命令，最終導致特蘭斯諾南街屠殺事件的發生。近40年後，梯也爾想要清剿巴黎公社的決心一點兒也沒比過去減弱。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從4月初開始，13萬政府軍在秘密營地中做好了再次圍困巴黎的準備。梯也爾對這場行動的結果充滿信心，他預測道：「肯定會倒幾座樓，死幾個人，但最終法律會獲得維護。」他的朋友梅索尼埃可遠沒有這麼樂觀。對於一個在20年前畫過《銘記內戰》這樣的作品的人來說，法國人與自己的同胞在巴黎的街道上開戰這件事根本讓人無法承受。他陰鬱地寫道：「無論結果如何，爆發戰鬥都將損失慘重，大量的流血事件在所難免，到那時，我們受到的傷害將是致命的。」
血之狂歡梅索尼埃最深的恐懼很快就變成了現實。這場後來被人們稱為「流血周」（La Semaine Sanglante）的血之狂歡始於5月21日星期天，當政府軍從位於巴黎市中心西南不到4英裡以外的沒有守衛的聖盧克門（Porte de SaintCloud）擁入之時，公社擁護者們已經準備好了面對這場不可避免的屠殺。他們在城市各處搭建街壘，用鶴嘴鎬在奧斯曼的新大道上鑿開地面、撬松石頭。沙包、被翻到的公共馬車、破碎的家具、空木桶，甚至是一摞摞的書都成了堆建街壘的材料。蒙馬特以北的小教堂門（Porte de la Chapelle）的街壘就是用庫爾貝在1867年建造展館的木材堆建的，儘管庫爾貝本人非常不情願拆掉自己的建築。然而，這些障礙在政府軍勢不可擋的入侵面前幾乎發揮不了任何作用。帶領這支政府軍的人是麥克馬洪元帥，他迫切地想要藉此機會挽回自己在色當戰役的災難性失敗中損失的聲望。
梯也爾預計的「倒幾座樓」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被證明是過於輕描淡寫了。5月23日，曾經作為拿破崙三世住所的杜樂麗宮被公社擁護者們點燃，這既是為了用濃煙製造掩護，也是為了表示對法國皇權的譴責。隨著宮殿的燃燒和爆炸，其中心的圓屋頂向內塌陷下去——這樣的場景甚至比一周前推倒旺多姆柱的場面更加具有令人震驚的象徵意義。
市政廳在鎮壓巴黎公社期間被焚燒之後的樣子（圖片來源：wikicommons）羅浮宮的一個翼樓也被火勢波及，導致10萬冊書被毀；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又有更多建築被點燃，包括巴黎皇家宮殿（PalaisRoyal）、巴黎司法宮（Palais de Justice）和警察局（多虧有一條水管碰巧爆裂了，《米洛的維納斯》才免於被燒毀）。市政廳也沒能逃過被焚燒的厄運，那些由安格爾、德拉克魯瓦和卡巴內爾創作的壁畫全被燒成了灰燼。強風助長了火勢，裡沃利街和塞瓦斯託波爾大道都被殃及，數十棟房屋被燒毀。埃德蒙·德·龔古爾能夠從自己位於歐特伊郊區的房子裡看到「在夜空下熊熊燃燒的大火，這樣的場面看起來就像那些描繪維蘇威火山噴發的那不勒斯水粉畫」。
至於梯也爾的「死幾個人」的預言就更是不符合實際了。5月24日晚，巴黎大主教被行刑隊在監獄裡處決，此前他已經被關在這裡近兩個月了。大主教死後，那十位和他一起被抓來的多明我會修士很快也被槍決了，遭遇同樣命運的還有36名憲兵。這些處決都是為了報復政府軍士兵處決被他們囚禁的公社擁護者的行為。在羅馬的教皇庇護九世譴責公社擁護者是「從地獄裡逃出來的人」，梯也爾也在凡爾賽的國民議會上鄭重宣布：「我不會流露任何慈悲心。他們必須徹底地贖罪。」梯也爾說到做到。5月27日，最後一支據守在拉雪茲神父公墓中的據點的公社擁護者隊伍也被擊敗了。就在距離德拉克魯瓦墓碑僅30碼的地方，公社擁護者們擺好炮位向凡爾賽的政府軍開火，他們身後的莫爾尼公爵的宏偉墓室也被改作軍需庫。即便是在公社擁護者投降後，為響應梯也爾絕不慈悲地要求他們贖罪的號召，政府軍讓這147名俘虜在公墓東南角沿牆壁排成一排，用每分鐘發射150枚子彈的機槍對他們進行了掃射。一天之後，麥克馬洪元帥宣布巴黎已經獲得了解救。
雖然巴黎公社走向了終結，但屠殺仍然沒有結束，即便是對見證了法國大革命中的兇殘暴行的巴黎人來說，這次大屠殺的血腥程度也足以讓他們感到毛骨悚然。一位無比震驚的英格蘭通訊員寫道：「法國人在他們自己的，也是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寫下了最黑暗的一頁。」塞納河成了名副其實的血之河，從已經被燒黑的杜樂麗宮的斷壁殘垣旁流過的河水上可以看到一條長長的紅色紋路。俘虜們被押到公園裡、公墓裡或火車站裡，然後被用機槍無情地射殺。時至此時，許多公社領導都已經犧牲，比如裡戈就是頭部中槍身亡的，他在死之前還無畏地朝進攻的政府軍高喊「公社萬歲！」（Vive la Commune！）有報導稱庫爾貝也死了，據說他是為了不落入梯也爾手中服毒自盡的。當他的「死訊」傳到了奧爾南，他的母親在聽到這個消息時心臟病突發去世。實際上，庫爾貝的死完全是個誇張的謠言——他活得很好，只是遭到了逮捕。6月7日，在距離他52歲生日還差三天的時候，庫爾貝被押送到凡爾賽，他要在那裡接受軍事法庭的審判。
本文摘錄自《印象巴黎——印象派的誕生及其對世界的革命性影響》，[加]羅斯·金 (Ross King) 著，馮璇 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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