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與不死，和奪門之變管與不管對于于謙來說是兩碼事。生死自有天定，但管與不管則是原則問題。總有一些人把原則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金錢、名利、地位、甚至生死都不能與之相比。正因為有世俗的諸多誘惑才使得原則不易堅守，而那些能守住原則的人就讓人肅然起敬，于謙就是這樣的人。
于謙，性格耿介中直，持身中正，克己復禮，一生不治產業，不結交文武，不參與派系，重社稷百姓更甚於君王。百姓都叫他「於青天」。
做事只問對錯，不管其他的于謙，是官場的異類，自然會得罪很多人。你問他憑藉的是什麼，大概是一身浩然正氣吧。生死他也不只經歷一次了。
有諸多證明。
比如正統初年，于謙任兵部右侍郎，負責巡撫河南、山西。那時王振專權，作威作福，外省入京述職的官員都會給王振備上一份厚禮，有人勸于謙也準備一份，一向為官清廉的他卻笑笑說只有兩袖清風。結果被小人誣陷入獄，若不是河南、山西的百姓聽說于謙要被判處死刑，聯名上書求情，怕是早就沒了性命。難道于謙不知道王振為人及可能遭遇的後果嗎？不，他知道，但他不在乎。
比如我們熟悉的北京保衛戰，英宗被俘，朝野譁然，一群貪生怕死的大臣提出南遷，于謙第一個站出來反對，於是所有的京師防禦都壓在他一個人肩上。一個從未指揮過戰爭，從未上過戰場殺過人的文人，他有多大把握可以打贏這場仗，他是否也有過一絲畏懼。這些都不在他的考慮範疇，他想的只是社稷不能丟，百姓不能不管。他要像他的精神偶像文天祥一樣，誓死抗擊蒙古，何況今日的大明遠勝於那時的南宋。
我想你跟于謙談生死，他可能會冷哼一聲，「何所懼」吧！
至于于謙明知道發生了奪門之變，仍然沒管，有些人認為如果于謙出手阻止，朱祁鎮一定會失敗，很可能會被朱祁鈺處死或廢為庶人，那麼皇位最終想重回朱祁鎮一脈就不可能了，而朱祁鈺無嗣且時日無多，皇位的繼承勢必會從藩王中選擇，很可能引起新一輪的國家動蕩，于謙不出手是為了社稷安定。
但是筆者並不能認同，這種說法是已經站在結果的角度上考慮了。首先在于謙獲知奪門之事時，局勢尚不明朗，並不能肯定朱祁鎮一定能奪門成功，混亂中出個什麼意外也未可知。如果出現意外，那麼結局就會變成上面猜測的那樣，皇位移向外藩。其次即使皇位移向外藩，也不見得就會有什麼動蕩，因為根據《皇明祖訓》的繼承法則一定是有明確的繼承人，不會存在外藩競爭上位的情況，幾十年後的嘉靖皇帝以外藩繼位即是明證。而且朱棣繼位之後的一系列削藩措施，外地藩王要兵沒兵要權沒權的，拿什麼作亂，要作亂，當初英宗被俘群龍無首時，早就作亂了。北京保衛戰時，號召各路藩王勤王時，都沒見有哪路藩王有拿得出手的兵馬。
筆者認為于謙考慮的不是出手阻止會怎樣，前面說了于謙是個有原則的人，遇事只講原則不論生死，那麼他應該考慮的是在他的人生準則裡，出手阻止是不是符合原則的事，是不是對的事。
奪門之變實際上是皇權之爭，皇權的正統本就屬於朱祁鎮一脈。當初朱祁鎮被俘，國有太子，只是太子朱見深只有兩歲，朱祁鈺作為朱祁鎮的弟弟繼位本不合禮法，于謙等人支持朱祁鈺繼位也只是出於江山社稷的考慮，不是為了一己私利，屬於國難當頭的權宜之計。本就有暫代之意，所以在孫太后的同意下，仍以朱見深為太子，將來皇位還是要重歸朱祁鎮一脈的。只不過等危機一過，朱祁鈺皇位坐穩之後，存了私心，想將皇位固定在自己這一脈。還找了很多大臣籤名表態廢掉朱見深，改立自己的兒子做太子，于謙雖心裡不願意，但是看所有大臣都沒有意見，也就沒說什麼。可見，對於老朱家誰來做皇位，于謙本身並沒有那麼在意。如今朱祁鎮要奪回正統，在皇位繼承的禮法上是說得過去的，于謙的態度就不是反對的。
其次，儘管是于謙支持朱祁鈺繼位，朱祁鈺繼位後也對于謙言聽計從，關懷備至，但是于謙立身中正，他從不認為自己是朱祁鈺的人，只是在盡為人臣的本分。既然他覺得誰做皇帝都無所謂，那麼也就不存在于謙要為了朱祁鈺而去阻止朱祁鎮的奪位。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朱祁鎮曾經是君，現在的身份雖然是太上皇，但依然是君。兩邊都是君，于謙作為臣子，這本就不是為人臣該插手管的事。或者在儒家思想裡，從來都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從來沒有不可則反，不可則廢這樣的事，這是權宦才能幹出來的事。
所以奪門之變是皇家內部的爭鬥，不需要他站出來主持公道，于謙不能管，也不該管。兒子于冕告知他有異變時，他只說「自有天命」。只是參與奪門之變的徐有貞、石亨、曹吉祥，于謙都得罪過，連兒子于冕都看出來，奪門一旦成功勢必會累及自己的父親，于謙自然也心裡有數，或許那句「自有天命」不只是對皇位而言，也是對自己命運的感嘆。
他一向坦然接受，第二天照常從容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