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謀略既妙又狠 關鍵在於一個「逼」字

摘自：王彬彬 著 《並未遠去的背影》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 出版

閱讀提示：「逼蔣抗日」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蔣介石承認共產黨及其軍隊的合法地位，不再來「剿」。這一招，關鍵在一個「逼」字。這「逼」，當然要從多方面進行。從大的方面來說，是在軍事和政治兩方面「合逼」。軍事方面，則主要是做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工作，終於導致了「西安事變」。但政治方面的「逼」也是卓有成效的。這方面的工作，主要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進行，而又以上海為中心。【閱讀《並未遠去的背影》連載】

圖片來源：鳳凰網讀書

一

1937年，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蔣介石政府承認了共產黨及其軍隊的合法地位。這對共產黨在當時的生死存亡、在此後的發展壯大和最終奪取整個大陸的政權，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後來的人們，習慣於把此舉歸功於毛澤東個人的英明。例如，一本名為《毛澤東謀略》的書，就有這樣評說：「日本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本土，使中國的政局出現一種新的三角關係：日本人、蔣氏集團、共產黨。毛澤東在這個三角關係中下了一盤絕妙的活棋。」該書還對其時的局勢和毛澤東的「謀略」有堪稱「精彩」的分析：毛澤東及時捕捉住了日本入侵對中國時局和國人心理造成的新變化。共產黨和紅軍要想擺脫被動挨打的危局，爭取形勢的好轉，就必須扛起抗日的大旗。可是這裡存在著一個矛盾：當時紅軍和黨的肩膀還很瘦弱，江西時代近30萬人馬經蔣介石圍追堵截到陝北時剩下不足3萬，這點家當要對付蔣介石就很不容易，如何抵擋更加兇惡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這一點毛澤東很明白。但是他更清楚：紅軍瘦弱的雙肩只要一扛起抗日救國的大旗，就會越來越強大。抗日只會興共，不會亡共。毛澤東巧妙地把民族利益和黨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了。這裡，從「謀略」的角度分析毛澤東當年的「扛起抗日救國的大旗」，就把問題說得很到位了。一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在當時真具有無與倫比的力量，也使這句口號的發出者眨眼間佔據了道德和政治的制高點。

《毛澤東謀略》的作者進一步分析道：「當抗日和興共被毛澤東聯在一起時，另一個因果環——反共和賣國卻悄悄套在蔣介石頭上了。蔣介石同時面臨著兩個敵人，而又無法聯合其中的一個去對付另一個。他只能兩個拳頭打人，可這兩個拳頭總協調不起來。如果他抗日，就等於放生了共產黨，不僅十年剿共功虧一簣，而且還會縱虎為患於將來。如果他剿共，又會招致『中國人打中國人不打日本人』的輿論，很容易背上賣國的嫌疑。他曾試圖擺脫這種兩難困境，把抗日的利益和反共的利益統一起來，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內』。可是這個口號遠不及『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得人心。因為中國人的心是先拒外再齊內。毛澤東順應了這種心理，蔣介石卻違背了這種心理。於是，1936年蔣介石親臨西安面示張學良：剿共只剩下最後五分鐘，一定要堅持這五分鐘，不要壞了黨國大計。可就是這最後五分鐘，對於愛國心切的少帥來說，也堅持不下去。」這番話，把蔣介石其時處境之「困」和「窘」、把蔣介石的有苦難言和百喙莫辯，也說得十分明白。本來，十年剿共，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只剩下「最後五分鐘」了；本來，共產黨軍隊即使到了陝北，也仍處於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之中。可一夜之間，「反共」與「漢奸」、「剿共」與「賣國」劃上了等號。這等號的出現，要歸因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樣的口號。在這裡，可以說是口號產生了等號——口號的力量是無窮的。

《毛澤東謀略》的作者還有這樣的議論：「為什麼毛澤東敢於聯蔣抗日，而蔣介石不願聯共抗日·這一點他們彼此都清楚。聯合抗日意味著共產黨的合法化，而共產黨一旦有了抗日的權利和自由，他就會很快地把自己的影響和勢力擴大到全國。最後，日本人趕走了，站在蔣介石面前的就是一個更難對付的敵手，而毛澤東則有了擊敗他的下一個敵人的雄厚資本。」（蕭詩美：《毛澤東謀略》，紅旗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5—47頁。）這番話當然說得很對，但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我在這裡也不說。提出與國民黨再度「合作」、表示願意接受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抗日」，對於共產黨和毛澤東來說，的確是萬分高明的。此舉的終於成功，也與毛澤東個人的運籌帷幄分不開。但把中國現代史上的這次極重大的事件，完全「歸功」於毛澤東個人的「謀略」，則又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毛澤東並非一開始就如此高明的。實際上，毛澤東的「謀略」，有一個從「抗日反蔣」到「聯蔣抗日」的過程。

1935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來到陝北。雖然毛澤東早就意識到打出「抗日」旗號的重要，但剛到陝北時，卻還是把「抗日」與「反蔣」並提的，所以那時的旗號是「抗日反蔣」。到陝北後，毛澤東給一些他認為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統戰」過來的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士寫信，信中也往往是既曉之以「抗日」大義，又聲討蔣氏之「罪惡」。聊舉兩例。1935年12月5日致楊虎城信中寫道：「抗日反蔣，勢無偏廢。建義旗於國中，申天討於禹域。驅除強寇，四萬萬具有同心；誅戮神奸，千百年同茲快舉。」（陳晉：《詩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26頁。）這裡，完全將日蔣並舉，同作為討伐誅戮的對象。1936年5月25日致閻錫山信中，則寫道：「側聞蔣氏迫先生日甚，強制晉軍二度入陝，而以其中央軍監視其後，是蔣氏迄無悔過之心，漢奸賣國賊無與為匹，三晉軍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公敵。」（《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34頁。）這封致閻錫山的信，雖雲「抗日反蔣」，但其實核心是想聯閻反蔣，離間之「謀略」，毫不隱晦。當然，給閻錫山寫這樣的信，也有點「窮猿奔林，無暇擇木」的意思，用俗話說，就是「有棗沒棗打一竿子」。閻錫山不是張學良、楊虎城，沒那麼容易被「統戰」。在中共黨史上被大書特書的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也是將「抗日」和「反蔣」並舉的。會議通過的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仍強調：「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77—378頁。）。會議通過的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也強調：「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77—3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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