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初秋的傍晚，在北梅竹胡同那座靜謐的四合院裡，我翻檢著那些久已發黃的文稿和信件，一些塵封的往事慢慢浮現出來。在那些支離破碎、記載著片言隻語的紙片中，我偶然發現了「唐瑜」和「二流堂」這兩個名字，不禁眼前一亮。
現在回想起來，《二流堂紀事》的編輯出版，充滿了一種偶然性。
1995年2月，出於對圖書編輯和出版的熱愛，我放棄了在安徽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的機會，離開了守候近十年的象牙塔，義無反顧地來到了安徽文藝出版社，從事我一直嚮往的編輯出版工作。
其時，正值20世紀90年代中期，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思潮已經開始消退，但各種社會思潮仍然活躍，文學也仍然被我這樣的文學青年所仰慕。我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出版工作中，從學習編輯基礎知識開始，邊學邊幹，加班加點，埋頭書稿，很快進入了編輯角色。在前輩們的指導下，一年之內我協助編輯了5本書稿，不久就獨立組稿，開始了職業出版人的工作和生活。
作為編輯，敏銳發現優質圖書的眼光和能力是必備的職業素養，而這一切又都建立在對市場的充分了解和對作者資源的充分掌握上。換句話說，發現比編輯更重要。體會到這一點，是源於我和《二流堂紀事》一書的緣分。那一時期，頻繁地去北京、上海這樣文化資源豐富、名家匯集的城市調研市場和組稿約談，是我這個編輯新兵每月的工作常態。90年代，交通、酒店等服務業還不發達，我常常一個人，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來到北京，然後，再坐公交車和地鐵，在北京滿大街找住宿的地方。常常一住一個星期，跑書店，跑作協，跑各類文學期刊雜誌社和文藝團體，挖掘各種書稿資源和出版人脈；在堆滿書稿的簡陋辦公室和資料室裡，或是在快餐店和公園的長椅上，和那些滿腹經綸、才華橫溢的作家、學者暢談文學，策劃選題。其時，作為一家地方出版社的編輯，我的出差經費極其有限，而北京的快捷酒店還未出現，出差往往不得不住在北京城郊的小旅館裡，在偌大的北京城，常常為了約見一個人，就要跑上一整天。也許是被我的熱忱所感染，也許是被我的辛苦所感動，許多好心的朋友幫我出主意、想辦法。其中一個朋友，促成了我和北梅竹胡同6號的緣分，由此促成了《二流堂紀事》的編輯出版。至今，我仍然認為，這是我個人編輯生涯中的「第一本好書」。
北梅竹胡同往事
北梅竹胡同6號位於北京的市中心，是一座傳統的老四合院，有大小七八間房，寬敞開闊，走進院子，一眼就能看見那棵蒼勁茂密的老槐樹。據說原房主老夫婦隨女兒移居美國了，於是將這個大四合院租給上海一家外貿機構，用作在北京的辦事處。真是個好地方！出門百米就是王府井，大名鼎鼎、號稱全國圖書銷售風向標之一的王府井書店就在附近，許多大型政府文化機構也都是咫尺之遙。處繁華鬧市而居幽靜之所，對於我這個來京組稿調研的外地編輯來說，真是一個絕好的住處。因為是朋友介紹，住宿幾乎是免費，還可以交極少的夥食費，搭辦事處供應的工作餐。這很好地解決了我這個當時還很清貧的年輕小編輯的許多困難，為我經常跑北京開展編輯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徵求了我所在出版社領導的意見後，我執意按正常出差住宿標準交納了住宿和就餐費用，順利地入住北梅竹胡同6號，開始了我經常性的赴京組稿工作。
那是1995年的初秋，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節，空氣清新，秋陽燦爛，秋光老熟。
很快我就和辦事處的人們成為朋友，他們對我這個從遙遠的合肥千裡迢迢來京組稿的小編輯充滿了善意。其中有位王姓副主任，生在北京，長在北京，溫文爾雅，見識淵博，也是一位文學愛好者，聽說我是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此行是來北京聯繫作家，組織稿件，格外熱情地和我大談文學。因為有許多共同的話題，我們相談甚歡。有一天，說著說著，他突然笑著和我說：「你知道嗎？我們辦事處租用的這家四合院的主人，聽說也是個文化名人呢！」
原來前期租房是王主任負責的，主人因為在美國，委託親戚辦理的租房手續。交接完畢打掃房屋時，王主任在西廂房角落裡，發現了一大堆雜誌和文稿等雜物。他是個細心人，仔細翻檢了這堆「破爛」，居然發現裡面有一些信件，署著吳祖光等人的名字。吳祖光這個人，王主任是知道的，他覺得丟了可惜，又想著說不定哪一天，主人還會想起它們來，於是就收拾起來，放在一個塑料編織袋裡，擺進了廂房的雜物堆。王主任笑著說：「你不是編輯嗎？你可以看看，那些破舊的文稿信箋，說不定有什麼價值，說不定還能找到好東西呢。」
其實剛一聽到吳祖光的名字，我就開始興奮起來。大學時，我讀過他的《風雪夜歸人》，那是那個年代中文系大學生必讀的作品之一。於是，我迫不及待地請求王主任，趕快帶我去找那個塑料編織袋。
那個初秋的傍晚，在北梅竹胡同那座靜謐的四合院裡，我翻檢著那些久已發黃的文稿和信件，一些塵封的往事慢慢浮現出來。在那些支離破碎、記載著片言隻語的紙片中，我偶然發現了「唐瑜」和「二流堂」這兩個名字，不禁眼前一亮。作為中文系畢業生和曾經的中文系教師，「二流堂」三個字，對我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它們和抗戰時期中國文化藝術界的許多名人，如夏衍、吳祖光、金山、盛家倫、張瑞芳，等等，都曾發生過緊密的關聯。
那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烽火連天。從上海、北京、南京等地輾轉而來的文化、戲劇、電影、美術、新聞界人士吳祖光、丁聰、呂恩、張正宇、張光宇、盛家倫、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沒有地方落腳，回國參加抗戰的愛國華僑唐瑜，就在重慶四德村為他們搭建了一座竹結構的簡易住房。房子初名「碧廬」，「碧廬」的「碧」字，應當取自竹的翠色，但也有人說，這個名字來源於大廳裡的一隻壁爐。受周恩來的指派，在南洋時就與唐瑜的兄長唐大杏很熟悉的夏衍，經常過去關照他們，郭沫若等人也常去探望。這時的黃苗子和鬱風，儘管自己都有房子住，也常去和他們混在一起，徹夜聚談，放言高論。1943年1月，重慶《新華日報》紀念創刊五周年，舉辦文藝晚會，戲劇家歐陽山尊、李麗蓮演出了解放區的著名歌劇《兄妹開荒》：勤勞的妹妹改造好了不愛勞動的「二流子」哥哥。臺下坐著的借住在唐瑜簡易竹樓裡的文化人，大多居無定所，食無常炊，沒有固定職業，過著近乎「二流子」一樣的流浪生活，看了這個劇，一時興起，就相互對稱「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們，隨口玩笑道：「你們這些人啊，都是無業無窩，就像『二流子』，我看你們這個地方，乾脆叫『二流堂』好了！」在座的人聽了，齊聲叫好。郭沫若又興衝衝地要為「二流堂」題匾，後因紙墨沒有準備好，只得作罷。
「二流堂」就這樣，於戰爭的烽火中出現了。
重慶是座山城，四季多雨，冬天更是陰霾，要靠炭火取暖。眾人圍爐而坐，常常徹夜不眠，針對戰局，縱論國事，這在那戰火紛飛的歲月，實在是一道奇異的文化景觀。夏衍因此而有「一流人物二流堂」的妙論，成為抗戰時期文壇的一段佳話。
但這一段文人佳話，後來卻釀成大禍。幾十年後的1967年，「二流堂」被打成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和「反黨小集團」，到了「文革」期間，凡在竹樓住過，或是參加過聚會的文化藝術界名人，都受到了牽連。有很多人，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得以平反。
對於中國文化界這個著名的公案，大概的情形我是知道的，但也只是從夏衍的《懶尋舊夢錄》和一些文化名人的回憶文章中，隱約知道一點片段。事情的前前後後究竟是怎樣的呢？「二流堂堂主」唐瑜又是一個怎樣的人物？他為什麼要造「二流堂」？他後來的命運如何？這些似乎迄今為止都沒有詳細的記載，而那些和「二流堂」產生關聯的一代文化精英，因「二流堂」而改變的人生，也對我產生強烈的吸引。在歷史的長河中，雖然這些都已經成為過眼雲煙，但作為一名出版工作者，一個文學愛好者，我有責任、有義務，用我的工作為他們、為後人，還原歷史的真相，留存歷史的記憶。我於是萌生了將「二流堂」的故事編輯出版的強烈願望，並且因此而興奮不已。
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一決定，將促成我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一批才華橫溢的學者、作家和文化人士的緣分，使我有幸走進歷史深處，聽到許多有趣的故事，感受到那一代文化精英的生活態度和精神面貌，仰慕到許多美好高潔的靈魂。
而作為一名文學編輯，這一切也讓我獲得了寶貴的工作經驗，豐富了我的人生。
「二流堂堂主」唐瑜
我最迫切希望聯繫上的，是「二流堂堂主」唐瑜。
很快，通過王主任，也是通過唐老先生的親戚，我輾轉聯繫上了遠在美國的唐瑜先生。
唐瑜祖籍福建漳州，其兄早年在緬甸經商，財力雄厚。1927年，15歲的唐瑜讀了潘漢年主編的半月刊《幻洲》後，深受潘漢年革命思想的影響，於是給潘漢年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革命的嚮往。1930年，由潘漢年推薦，唐瑜參加了左聯的籌備工作，成為左聯早期重要的盟員之一。他和潘漢年的友誼，此後也持續了一生。唐瑜到上海之後，主編了《電影新地》《銀座》《電影藝術周刊》《中國電影日報》《小小畫報》《聯華畫報》《民族呼聲》《早報》等眾多的進步文藝刊物，是一個不應該被遺忘的左翼文藝戰士。但他被人們記住，卻是因為「二流堂」，自從出資建造了「二流堂」，從此一生榮辱，皆與之密不可分。
唐瑜晚年，先是和家人居住在香港，後又旅居美國和加拿大，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按照老先生的話說，雖然這麼多年來，他也陸續寫了不少有關「二流堂」的文字，但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是「一時興致所至，隨手的塗鴉」，並未進行完整的梳理和總結，因此對於出版一本書來說，還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而且，「二流堂」涉及的人和事紛紜複雜，歷經的時間也久遠，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直延續到「文革」之後，如何梳理和整理，對一位80多歲的老人來說，也確實是一件負擔很重的事情。因此在和他商議這件事時，他既高興又為難，十分矛盾。老先生的態度，讓我有些擔心。得知他在不久後將回國過春節，我請聯繫人再次轉達了我編輯出版「二流堂」故事的決心，並請他轉告唐瑜老先生，我一定會全程參與，協助他回憶往事，整理資料，豐富素材，完善書稿，請他放心。
1995年歲末的一個下午，在北京郊外一處新建的住宅樓裡，我第一次見到了「二流堂堂主」唐老先生，以及他的夫人李德秀女士。唐老先生雖已年過八旬，個子矮小，但看起來神清氣爽，溫文爾雅，有著一雙又慈祥又敏銳的眼睛。客廳裡溫暖而明亮，老先生精神爽朗，侃侃而談，以一口帶著潮州口音的普通話，講述著他和「二流堂」的糾葛往事，以及他坎坷多劫的一生。從毅然離開南洋富商之家，進入三四十年代上海灘的《聯華畫報》，講到抗戰時期，遍地烽煙，他輾轉來到重慶，賣掉了半把金梳子，籌錢建造碧廬，收容從內地逃亡來的文藝界人士；從「二流堂」通宵達旦的聚會雜談，講到當時他們一批進步文藝青年意氣風發、情緒激昂地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從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激情澎湃地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講到被打入「牛棚」艱難度日；從吳祖光、黃苗子、丁聰、盛家倫、趙丹、戴愛蓮、馮亦代等一批文化人的浪漫情懷、崢嶸歲月，講到他們的人生際遇和始終不變的理想追求。老先生輕聲慢語，娓娓而談。我激動不已，情緒隨著老人的講述跌宕起伏，也更加堅定了要用自己的工作，為這些被歷史塵封的美好事物，留下文字印跡的決心。
對於一個編輯來說，遇到一本好書，就像遇到一個令你心儀的人，那種滿心歡喜，如沐春風，只有自己才能體會到。
那個下午，隨著老人的講述，我的情緒不斷大起大落，對即將編輯出版的書稿有一種強烈的衝動，也充滿了信心。但老人似乎有些猶豫，在侃侃而談的同時，也表示自己年歲大了，加上常年旅居海外，聯繫起來不太方便，也不知能不能把這個書稿很好地完成。我當即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做他的助手，幫助他整理相關資料，理出寫作脈絡，確定內容框架，列出寫作大綱，包括整理相關文字。因為「二流堂」涉及人物眾多，我建議採用隨筆的形式，圍繞「二流堂」的人與事，來記述相關的世事百態。這個編輯思路，得到了唐老先生的認同。那個下午，我們一老一少，雖是第一次見面，卻如同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每一句話，都仿佛說到彼此的心中。
「兩地奔波」的書稿
告別北京冬日那個溫暖的黃昏，我抱著一堆散亂的文稿和資料，回到了合肥。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長時間沉浸在唐老先生一生的坎坷遭際之中。我想無論多麼困難，都要把這本書做出來，給被「二流堂」定義的那一批文化人一個交代，給歷史一個交代。
我將這本書暫時定名為《二流堂紀事》，並很快進入前期雜亂繁重的資料收集與整理工作。
1979年8月19日，《人民日報》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文化部為「二流堂」問題徹底平反的消息。通過對資料一點一點的收集與整理，我對「二流堂堂主」唐瑜的為人也愈加敬佩，很慶幸自己的編輯生涯，甚至自己的一生，能遇見這樣一個品質高潔的人。很多細節令人感動，令人難以忘懷。抗戰期間，滇緬公路通車後，唐瑜曾到仰光去。返回重慶時，胞兄唐大杏送給他兩部大卡車和一部小轎車，一部卡車上裝有當時的暢銷物資，另一部卡車上裝有食品，供重慶的朋友們食用。每當大家需要用錢時，唐瑜就拿出一部分物資出售，到最後連車都賣了。
在戰時那段艱難的歲月裡，唐瑜幾乎成了重慶一批文人的主要「生活來源」。當時從上海、北京、南京流亡到重慶的文人，大多窮困潦倒，吃住都是大問題。最開始，夏衍帶著妻子兒女一家四口來到重慶，住在重慶中一路下坡，唐瑜蓋的兩間「捆綁房子」裡，那是戰時重慶窮人住的一種泥牆竹架的臨時性建築。唐瑜和夏衍各住一間，沒有門牌。為了寄信方便，夏衍在屋前豎了一塊木板，上面寫著「依廬」這樣一個典雅的名字。後來，到重慶來的朋友越來越多，唐瑜乾脆在「依廬」的坡下租了一塊地，自己繪圖設計，自己監工建造，蓋起了一排兩層的大竹樓，這就是「碧廬」。用夏衍的話說，唐瑜「呼朋引類」，讓沒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進去，讓風雨飄搖中的文化人，在戰時有一個棲身之所。他們談笑風生，縱論國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在國難當頭、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無法也無暇預測到以後，他們甚至覺得，「二流堂」是一個文化人的烏託邦，寄託了戰時重慶文人們的情感和理想。以至1948年在香港，喬冠華還說：「將來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來的，繼續做團結文藝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個文藝沙龍式的場所，讓文藝界的人有一個休閒的地方。」
在整個編輯過程中，我感到我的精神和情感，在慢慢接近中國文人的內心，接近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化中最高潔的部分——家國情懷與文人情操。那段日子裡，我不斷地在北京與合肥兩地之間往來奔波，與暫居北京的唐老先生保持著熱線聯繫。那個時候，電話還不暢通，網絡遠沒出現，交通也不便利，特別是與海外的聯繫，尤其困難。因此，我必須在唐老先生回美國之前，和他確定書稿的內容和脈絡，最好能夠列出寫作大綱。很快，我把選題思路和內容框架整理成文字交給了唐瑜先生，書名就是我與他商定的《二流堂紀事》，內容主要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二流堂」及與之相關的人與事，從「何物二流堂」說起，講到「文革」浩劫，再到眾人的劫後餘生；第二部分是老人談自己一生的世事滄桑和人生際遇；第三部分是憶舊懷人、故人故事；最後一部分則是唐老先生自己的各類隨筆雜談，內容駁雜，有飲食男女，也有南鴻北雁，並按照唐老先生的意願，收集他與夏衍、陳荒煤、吳祖光、新鳳霞、黃苗子、鬱風、龔之方、黃宗英等老朋友的往來書信，意在「留存更多歷史的痕跡」。
提綱寄去後，很快得到老人的回信，老人還隨信寄來了他整理的部分書稿。他甚至寫了前言，行文一如他的風格，生動詼諧，題目也別具一格：《鼠年回憶錄——代前言》。1996年正當鼠年，也是老先生的本命年。在信中老人說他即將回美，後期會整理寫作出更多的內容，還答應為了本書的出版，「今年將多回國寫字交差」。信末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已經將我準備為他出一本有關「二流堂」圖書的事，告訴老朋友們了。大家都覺得是一件大好事，都想講講真實的「二流堂」，已經有吳祖光、黃苗子等好幾個人，自告奮勇要為他的書寫序了。
這讓我大受鼓舞，也大大鬆了一口氣。
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唐瑜老先生果然如他所承諾的，兩次回國，每次都帶來新的稿件和舊的資料。這期間我們書信往來、電話交流十分頻繁。因為老人耳朵不靈，講話也比較吃力，所以每次他回國，我都立刻趕去北京，與他當面交流，或是用筆溝通。這樣，到1996年的年底，《二流堂紀事》書稿就基本成形了。
那些久遠的面孔
正如唐老先生所言，他的人緣極好，書稿還在整理期間，就收到了吳祖光、黃苗子與鬱風夫婦、邵燕祥、姜德明諸位先生的四篇序言。黃苗子先生還專門為本書題寫了書名。封面則用了著名漫畫家丁聰先生專門為「二流堂」畫的一幅漫畫，畫的是狗拿耗子，一隻貓卻懶懶地在一旁睡覺。丁聰也是「二流堂」堂員之一，是唐瑜多年的老朋友，這幅畫的名字就叫：《二流堂主，專管閒事》。封底用的是夏衍老人的題詞：「二流堂主不朽。」字體遒勁有力，很有氣勢！至於「二流堂主之印」，是北京著名金石家王十川先生的作品，因為前後有些故事，唐老先生特別囑咐說，這方章要印在封二，還在書中專門寫了一篇有關它的小文章。因為序言有四篇，唐老先生又篇篇喜歡，於是就決定四篇都用，並且用抽籤的方式，決定了四篇序的先後排序。稚子之舉，赤子之心，可愛，可笑，可敬。
在與唐瑜老人相處交流的過程中，他這種率性、隨意、風趣、幽默的舉動，比比皆是；他那發自內心的對生命的善意和熱愛，歷經磨難後的通達和包容，以及心境的單純和乾淨，都讓我感動。也因此，在整個編輯過程中，我都感到無比的喜悅和快樂。
編輯這類書的難點，是史料尤其是圖片的缺失。經歷了幾十年時光，無數的戰火與劫難，老人留存的圖片已經很少了。僅保留下來的幾幅圖片中，有一幅極其珍貴，是當時著名演員呂恩站在重慶「二流堂」舊址前的照片。這是目前留存的有關「二流堂」原址的唯一圖片，可稱「海內孤本」。雖然圖像模糊，而且以人物為主題，但還是依稀可以看出重慶中一路下坡「二流堂」的整體面貌，居然是一座漂亮的二層小洋樓，寬敞的花園，有著上海灘的氣息。
夏衍曾說過：像唐瑜這樣的好人，今後再也找不到了！
也因此，我一定要把這本書編輯出來，把這段珍貴的歷史留存下來，分享給世人。
雨打風吹，好書永在
1997年4月，《二流堂紀事》終於正式出版了。全書由「風雨篇、滄桑篇、憶舊篇、神仙篇、補白篇」五個部分組成，分別從「文革」劫難、革命經歷、舊友新知、見聞感想等幾個方面，敘述了唐瑜一生的經歷和與「二流堂」有關的文化人的遭際，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歷史真實。當我把第一本散發著油墨氣息的樣書寄給唐瑜先生時，我的心中充滿了喜悅。樣書得到了老人極大的認可，這讓我有了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老人開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委託我把書送給他的每一位好友。而老人的很多朋友：吳祖光、新鳳霞、馮亦代、黃宗英、邵燕祥、丁聰等人，我都是懷著無比景仰的心情，專程登門，一本一本送到他們的手上。
《二流堂紀事》的出版，在當時的文化藝術界引起極大的反響，尤其是在文藝圈內，一時成為談論的熱點。這當然一方面是因為「二流堂」的名聲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二流堂」所牽扯的許多人都是現當代文藝界的學者名流，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一顆投向水面的石子，激起一層又一層波瀾。
《二流堂紀事》之所以能夠從一系列的懷人憶舊文章、專題性回憶錄和人物傳記中凸現出來，固然與當時的社會情緒和歷史語境有關，但放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去考察，則更能看出它所具有的特殊價值和文化建構意義。時代的轉換、政治的動蕩，《二流堂紀事》折射出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二流堂」的文藝思想及其與主流文藝思想之間的關係，也豐富了我們對於歷史複雜性的感知。通過「二流堂」的歷史流變，我們不僅能夠清晰地梳理出 1949年前後，它與左翼文學傳統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看到它對新時期文學乃至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格局的影響，揭示出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時期文學，與20世紀50年代乃至更早的左翼文學之間的連接和呼應。而這，也正是「二流堂」之於中國現當代社會乃至文學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若干年後，三聯書店的編輯輾轉聯繫到我，希望獲得此書的再版版權。其時三聯書店負責此事的副總編輯汪家明先生，是在山東畫報出版社編輯過《老照片》的著名出版人，我們並不認識，也沒有直接聯繫，只是通過朋友交流。當時因為地方出版社的種種局限，《二流堂紀事》首版後未能再版。為了不埋沒這本好書，也是出於對三聯書店的信任，社裡考慮再三，最終忍痛割愛，轉讓了再版版權。三聯書店很快以極精美的裝幀再版了《二流堂紀事》。唐瑜先生拿到樣書後，專門籤贈了一本給我，書中還附上他最新的照片。在三聯書店再版新書中的《二流堂主自傳》中，唐老先生寫到他的「出版大事記」時，特別寫了三件事：「範用囑編潘漢年紀念冊《零落成泥香如故》，魏紹昌為我編《阿朗小品》，馬曉芸為我編《二流堂紀事》。」
能得到唐瑜先生這樣的讚許，我激動不已；而能在三聯書店再版《二流堂紀事》，更算是這本書的一種美好歸宿吧。很多年後，我和汪家明先生在一次會議上相逢，那時他已經調任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而我也離開了編輯崗位，來到安徽美術出版社從事經營工作。席間交談起來，才恍然知道，因為一本書的緣分，我們其實多年前就早已相逢，不禁感慨萬分。
（本文作者為安徽出版集團國際合作部主任，歷任安徽文藝出版社編輯、編輯室主任、社長助理，安徽美術出版社副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