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盧卡斯批判
1. 滯脹
美國在戰後運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需求調節。在經濟衰退時期，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提高有效需求；在經濟高漲時期，實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降低有效需求。然而，盈餘總額與赤字總額相比顯得相形見絀。為了發揮經濟增長的最大潛力，實現充分就業，「平衡預算」逐漸演變為「赤字財政預算」。
1969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達到5.9%，是20世紀60年代的最高點。為抑制物價上漲，尼克森採取緊縮性財政和貨幣政策，財政收支略有盈餘，貨幣發行量降低，但這隨即引起利率上升，投資乏力，經濟衰退。至1970年，美國國內失業率達到5.6%，經濟增長率也降到0.1%，經濟發展停滯。尼克森轉而實行擴張性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結果沒有解決低增長和高失業，反而加劇了原先的通貨膨脹。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前，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已上升到8.8%，達到自二戰以來美國通貨膨脹的最高點，1975年，通貨膨脹率上升到10%，失業率高於8%，美國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滯脹」爆發。
2. 菲利普斯曲線的消失
1958年，紐西蘭經濟學家威廉·菲利普斯在《1861-1957 年英國失業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的關係》一文中，最先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線，即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負相關關係。人們通過對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的回歸，實證了通貨膨脹率與美國的失業率有著顯著的負相關關係。這讓宏觀調控者如獲至寶，因為表面上看起來，只要不斷地保持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就可以使得失業率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20世紀60年代，宏觀調控者開始使用這一理論不斷地推高通貨膨脹率，以保持一個較低的失業率，得到了較好的效果。然而70年代，在石油危機爆發之後，決策者和專家發現，菲利普斯曲線竟然消失了。
3. 盧卡斯理性預期與政策無效論
「用觀察到的歷史數據之間的數量關係來評價經濟政策調整的效果是無效的，如果歷史數據用的是高度加總的宏觀數據，更是如此。」盧卡斯提出，菲利普斯曲線之所以在20世紀五十年代成立，是因為當時的民眾有著普遍的低通脹預期，當通脹較高時，往往是經濟發展較好的時期，因此高通脹總是伴隨著較低的失業率。而在政府開始有意地推高通貨膨脹後，民眾意識到通脹只是政府的「小把戲」，高通脹並不是經濟形勢變好了，而是政府印了更多的貨幣。因此，菲利普斯曲線消失。
在批判凱恩斯理論的基礎上，基於理性預期假設，盧卡斯認為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欺騙公眾的基礎上的。政府所實施的旨在調控宏觀經濟變量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被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預期到，其政策效果就不能對國民收入等實際變量產生任何作用。從而最終得出了任何被預計到的政策都不會對實際經濟變量產生任何影響。
4. 弗裡德曼的推介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形成
盧卡斯畢竟稚嫩，他需要經濟大佬的推介，弗裡德曼用經濟學語言重新包裝，將盧卡斯批判翻譯為維克塞爾的名義利率=實際利率+預期通脹率，並強調理性的經濟人會識破貨幣幻覺，貨幣保持中性，政策幹預無效，自由放任復活，由此盧卡斯被經濟學界接受，並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理性預期學派與貨幣主義擁為一體，結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替代凱恩斯主義佔據經濟學講臺，其代表人物有貨幣主義鼻祖弗裡德曼、理性預期代表盧卡斯、教科書編者巴羅。
二、流動性短周期與債務性長周期
1. 流動性短周期的形成
凱恩斯消費函數中的自發消費要麼是來自以前的收入，要麼是來自祖上收入，並非外生變量，即它是收入的函數，而收入為變量，故不存在恆為常數的自主消費，因此，消費需求=收入*消費率，它與庫茲涅茨的長期消費函數一致。
假設初始基礎貨幣為M，儲蓄率為S，儲蓄全部存入商行，存貸差為零，法定準備金率為D，月薪制，月度序數為N，N從1開始。
那麼，第一個月的GDP=M，消費需求=收入*消費率=M*(1-S)，儲蓄存款=M*S，法定準備金=M*S*D，貸款=M*S-M*S*D=投資需求。
第二個月的GDP=消費需求+投資需求=M*(1-S)+M*S-M*S*D=M*(1-S*D)。
以此類推，得：第N月GDP=M*(1-S*D)^(N-1)；
由此，月度GDP公式明確了貨幣流速為每月一次，貨幣流量=第N月GDP=M*(1-S*D)^(N-1)。
當S=1時，加總即得貨幣乘數公式，周期總GDP=M/D，可見，貨幣乘數理論的缺陷在於將貸款直接再存款，相當於完全儲蓄，而貸款利率高於存款利率，這是違背經濟理性的。
當D=1時，加總即得投資乘數公式，周期總GDP=M/S，可見，投資乘數理論的缺陷在於因為漏掉了儲蓄的貢獻而誇大了流動性的衰減程度。
當S=0時或D=0時，加總即得費雪公式，周期總GDP=M*N，可見，費雪公式的缺陷在於沒有債權債務的位置，僅適用於儲蓄率為零、貨幣流量不變的簡單再生產情形，由此得出貨幣中性的誤導。M2是債權存量，故不適用於費雪公式。
即新宏觀月度公式在理論上統一了經濟學的三大公式，在實踐上使經濟學接近了現實。
由於月度GDP是衰減的，貨幣當局通過調節M、S、D使貨幣流量增加，由此形成流動性短周期。
量寬、再貸款的目的是使M變大。
2000年美國基礎貨幣5840億，2014年為4.075萬億，激增6倍。增加基礎貨幣，央行帶來的債務增加，該債務定義為基礎債務，以區別於商業銀行創造的衍生債務。
降準的目的是使D變小。
美國商業銀行準備金率1948年活期為0.26，定期為0.075，到了2014年只有0.0079。
降息的目的是使S變小。
美國儲蓄率1894年為0.26，2009年為0.12。
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7年、1920-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1948年-1949年、1957-1958年、1969-1970年、1974-9175年、1980-1982年、1990-1991年、2000年、2007-2012年經濟危機均為流動性短周期，即歐美等老牌市場國家普遍存在著十年左右的短周期，而中國三至四年就要發生一次流動性危機（張斌，2016），原因何在？歐美老牌市場國家的儲蓄率、法定準備金率均低，但中國卻高出許多。由月度GDP公式可以看出，S與D越小，短周期長度越長，反之，越短。
流動性短周期保持了流動性，但累積了債務，走向了龐氏融資的道路。
2. 債務長周期
由月度GDP=M*(1-S*D)^(N-1)可得：月度儲蓄債權=月度GDP*儲蓄率=M*(1-S*D)^(N-1)*S，累積儲蓄債權=累積月度儲蓄債務，由於月度儲蓄債權為正，故累積儲蓄債權是遞增的，而月度GDP=M*(1-S*D)^(N-1)所表達的貨幣流量卻是遞減的，兩者的剪刀差必將導致現金流斷裂與債務危機，即明斯基時刻。這種由於債務的累積與清算導致的經濟系統周期性危機乃至崩潰，稱為債務性長周期。
1857年的首次世界性經濟大危機、1929年大蕭條、2007年次貸危機與歐州主權債務危機，根源均為債務的累積與消滅，其間隔為70-80年，也就是債務性長周期。注意：這裡的債務為廣義債務，它包括債權融資與股權融資。
3. 宏觀投資必然虧損
假設儲蓄率>0，故消費需求<初始投資，即頂級產業的初始投資導致現金流量表為負，但由於分期計提折舊，利潤表為正，而現實以利潤表為主，故頂級產業踴躍從商業銀行借貸，奧地利學派的過度投資、凱恩斯的動物性衝動、明斯基的龐氏融資均描述了這一現象。根據張伯倫與羅賓遜夫人的產業組織理論，壟斷為獨家壟斷，沒有競爭者，直面消費者，無力改變正的儲蓄率結構，只能債務累累。而寡頭壟斷、壟斷競爭為多家競爭，存在競爭者，因此，寡頭壟斷、壟斷競爭優勝者有盈利可能，它來自競爭對手的虧損與加工利潤。該結論與傳統經濟學的壟斷企業可獲得壟斷利潤存在重大差異。
4. 滯脹的原因與人口老齡化、產業空心化
通貨緊縮導致實業嚴重虧損，貨幣寬鬆使過剩資本脫實向虛炒作房地產，進一步推高生產生活成本，於是下遊企業減產保價，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中上遊行業被動跟隨減產保價，結果全面減產，從而需求減少，再次發生過剩，下遊進一步減產保價，滯脹形成。
滯脹讓企業不堪重負，紛紛外遷以需求低成本，造成就業率下降，產業空心化；而高企的房價與就業機會的稀缺，讓居民不敢生育，形成人口老齡化，由此導致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減少，進一步加劇了滯脹。
低物價、低債務的新興市場則承接了所謂過剩產能，且以低價向老牌市場國家銷售一般商品，從而獲取順差，走向崛起，反之，老牌國家在高物價、高債務、產業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的壓迫下，逐步衰落，於是市場經濟向全球擴散開來。
5. 周期路徑的四大階段與菲利普斯曲線
菲利普斯曲線表達的是產出增加、物價上漲與產出減少、物價下跌兩大經濟路徑，由於產出*物價=總需求，因此，產出增加、物價上漲即總需求增加，產出減少、物價下跌即總需求減少，在數學上，還存在總需求不變的情況，它對應著產出增加、物價下跌與產出減少、物價上漲的組合，不妨將產出增加、物價上漲，產出減少、物價下跌，產出增加、物價下跌，產出減少、物價上漲分別命名為復甦、蕭條、繁榮、滯脹四大階段，加上時間，這樣即可由時間、產出、物價三維變量刻畫經濟周期路徑，相對於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時間、產出二維空間，補上了價格這一市場經濟的核心變量。
由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1790-2015年GDP/CPI數據可以看出，以上產出與物價的四種組合均多次出現，而最早的滯脹出現於1893年，隨後1896年、1904年、1914年、1917年、1920年頻繁出現，尤其是1917年的產出增長為-2.5%，物價上漲高達23.3%，表現出極為顯著的滯脹特徵。它表明，滯脹並非凱恩斯主義帶來的，菲利普斯曲線是不完整的周期路徑。
三、凱恩斯主義的本質
1. 投資乘數
凱恩斯主義的本義是應對流動性陷阱、負利率，即存款囤積窖藏銀行，借貸關係中斷，流動性為零，名義GDP為零，窒息了實際產出，企業完全倒閉，工人全部失業，所有生產要素閒置，即沒有投資，沒有收入。
政府擴大投資就是恢復投資=儲蓄所形成的借貸關係，讓流動性與名義GDP遠離零點，解除貨幣對實際產出的抑制，即有了投資，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有了再投資，這就是所謂的投資乘數加速效應，該效應恰好匹配菲利普斯曲線，它挽救了企業，增加了就業，保全了勞動力、機器設備等生產要素，為復甦埋下了伏筆。需要強調的是，投資乘數理論並非僅適用於政府投資，它具有一般性，即社會投資同樣會經歷加速階段，匹配菲利普斯曲線。
另一方面，政府投資替代社會資本投資，根據宏觀投資必然虧損規律，政府的虧損為社會投資帶來了貨幣利潤，推動了社會投資的產出，社會資本預期後，會欣然接納，此時，可見，它不是擠出效應。
當然，投資乘數是有缺陷的，因為它沒有說明初始貨幣來自再貸款；在收入的流向上，除了消費外，還有儲蓄，而儲蓄又存入銀行形成貸款，持續借貸，導致債務累積，最終爆發債務危機，正是由於債務壓力，使得繁榮走向嚴重通縮，並轉入滯脹，這是菲利普斯曲線所不能覆蓋的周期路徑。
IS-LM中的總需求增加，它使LM右移，均衡產出增加，但是，它的問題與投資乘數理論一樣，同樣沒有追問初始貨幣帶來的債務以及貨幣運行中累積的債務。
凱恩斯主義骨子裡堅信投資=儲蓄即可均衡，並沒有脫離均衡的桎梏。新宏觀指出：傳統經濟學認為儲蓄=投資即資本形成，它對應商品庫存與資產折舊，但忽視了導致債務累積，由於儲蓄不消費，故商品庫存與資產折舊無法變現，於是商品過剩，價格暴跌，企業抵押擔保貶值，資不抵債，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結果為非均衡大蕭條，這就是凱恩斯主義不徹底性的根源。
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本質為政府貸款替代社會資本貸款，恢復借貸關係，使儲蓄等於投資，讓流動性短周期連續。可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並不對立。
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累積了政府債務，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滯脹，緊縮的貨幣政策觸發蕭條，因此，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對債務危機無能為力，尋求債務解決方案是經濟學研究的未來大方向。
2. 繁榮的解釋
大蕭條後的繁榮，原因在於凱恩斯主義的政府負債為社會企業提供了利潤，而企業又挽救了就業，從而保住了生產要素；另外，大蕭條使債務水平顯著下降，進而降低產出成本，為復甦奠定了財務基礎。可見，繁榮並非由於盧卡斯將所講的噪音所致。
四、貨幣主義之困
貨幣主義主張貨幣重要，認為貨幣流速一定，當實際產出為潛在產出時最大，從而保持不變，根據費雪公式MV=PQ，即M/P=Q/V，由於Q/V不變，故M/P不變，也就是所謂的通脹即為貨幣現象。然後，弗裡德曼定義了M0M1M2貨幣系列，並視M2為貨幣供應量，據說在他與A.J.施瓦茨合著的《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中提供了實證。
由此，加上理性預期，認為寬鬆政策無效，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與逆周期的貨幣政策，要求實施單一恆定的貨幣供應量政策，這樣就能保持基本穩定的物價水平，在裡根——柴契爾時期掀起了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預的世界浪潮。
然而，現實卻是M2節節攀升，而物價卻持續低迷，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陷入困境，失去了解釋力。結果，美聯儲1987年放棄了M1，1993年格林斯潘放棄了M2，貨幣數量目標退出舞臺。據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透露，弗裡德曼在晚年曾私下對貨幣數量論的失效感到十分困惑，此可稱之為貨幣主義之困。
2017年第7期《經濟學動態》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張平研究員的《貨幣供給機制變化與經濟穩定化政策的選擇》，文章指出，1995年後，M2/GDP上升到了1倍以上，到2016年已經達到了2.08倍，信貸供給大幅度提升，資本形成迅速，物價相對平穩，經濟高速增長我國快速增長的M2沒有引起通貨膨脹，有悖於貨幣理論中M/P的中性原理，即貨幣供給過多引起通貨膨脹，這就是中國的「貨幣迷失」問題。
派屈克·博爾頓、黃海洲（派屈克·博爾頓、黃海洲，2020）實證了貨幣主義的基本原則「由貨幣存量增速在長周期內的變化導致的貨幣收入的更長期變化更多反映在各類價格行為的變動上，而非產出的增速變動上」，無法與現實數據相匹配，即在實證上回答了貨幣主義之困。
明斯基認為，當經濟系統中存在債務（信貸）時，經濟的運轉會比弗裡德曼和施瓦茨的設想更加複雜。宏觀經濟學家只有將信貸整合進模型後，才能完全理解經濟系統運轉的前前後後。明斯基肯定了龐氏融資結果的客觀存在，直指貨幣主義的要害——忽視債務成分，但並未提供明晰的債務形成過程。
新宏觀指出：貨幣主義之困在於忽視了央行出現後的貨幣性質變化，即從挖掘出來的金銀貨幣轉變為央行借貸出來的信用貨幣，前者屬於市場內生，不需要還本付息，但後者相反，這就導致了貨幣循環開始獨立出來——貨幣從央行被生產出來，然後由商行運營，而在運行過程中，又由於儲蓄借貸，導致債權債務累積，直至存量債務的付息壓力衝垮現金流，由此借貸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債務危機爆發。可見，正是由於貨幣循環中的債務累積使其斷裂，進而導致實物循環中斷。
弗裡德曼貨幣數量論的三大錯誤：
其一：實際產出小於潛在產出，即產能過剩的普遍性。
這表明了抑制經濟增長的因素不在生產能力之內，而在生產能力之外，是貨幣債務阻礙了潛在產出的充分釋放。
其二：將M2視為貨幣供應量。
根據會計理論，M2是不同商業銀行的債權，社會真正流通的是央行基礎貨幣中扣除法定準備金的部分，也就是現金與超額準備金，經新宏觀實證：月度現金與超額準備金之和完全匹配名義GDP。M2為借貸累積的歷史記錄，因此，它的增長率是從1趨向於零的過程，而實際經濟增長受技術進步推動，逐步走高，兩者自然無法保持一致。M2越大，債務成本越高，對社會的生產與消費阻力越強，而非相反。
其三：費雪公式內在的缺陷。
上面已經得出，費雪公式相當於月度GDP中的儲蓄率或法定準備金率為零，這是假設經濟為簡單再生產，但現實卻完全相反。
大蕭條發生後，奧地利學派指責美聯儲的低利率誤導了企業家投資。
而弗裡德曼卻批評美聯儲沒有及時量寬才是大蕭條的罪魁禍首。
次貸危機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吸取弗裡德曼的量寬建議，迅速量寬。
2020年3月24日，美聯儲中止緊縮，開啟無限量寬鬆以挽救美股危機。
可見，量寬通脹恰恰是貨幣主義的主張，盧卡斯批錯了對象。
五、新古典宏觀的輓歌
2003年，羅伯特盧卡斯宣稱：防止經濟衰退的核心課題已經攻克。
麥卡利將2007年8月份稱作是美國房地產的「明斯基時刻」。
2008年，英國女王問責經濟學家不能預測次貸危機。一年後羅伯特盧卡斯如此答覆：經濟學業已證明，此類事件是不可預測的。
2017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介紹如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時表示，中國要重點防止「明斯基瞬間(時刻)」出現所引發的劇烈調整。
2020年6月，李黎力在《經濟學兩大研究傳統視野下的明斯基思潮》一文中指出，經濟思想史告訴人們，經濟學研究存在兩大傳統：一種是西方正統經濟學研究傳統或牛頓主義傳統，另一種則是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研究傳統或達爾文主義傳統。新古典宏觀屬於牛頓主義，明斯基屬於達爾文主義。前者與時代漸行漸遠，時代正熱情擁抱後者。
END
第1經濟，致力於學術研討、產業監測和部門應用！
版權所有，非授權不得轉載
點擊標題共享新宏觀連載
新宏觀 | 存款貨幣的說法以偏概全新宏觀 | 無法復活的奧地利學派新宏觀 | 經濟學的奧秘新宏觀 | 央行對M2的認知障礙加劇了通縮風險新宏觀 | 宏觀經濟學對人類的貢獻新宏觀 | 房住不炒，儲蓄何去何從？新宏觀 | 儲蓄的新出路----儲備信託基金RTF新宏觀連載三十一 | 新宏觀之貨幣循環：流動性短周期新宏觀連載三十二 | 新宏觀之貨幣循環：流動性短周期的實證新宏觀連載三十三 | 新宏觀之貨幣循環：月度公式統一了貨幣乘數、投資乘數、費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