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月落荒寺》。這部小說是當代作家格非的新作,以一段充滿遺憾的男女情事為主線,細密勾勒出都市知識分子與時代同構又游離於外的種種眾生相。
作家格非新作《月落荒寺》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光芒多年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對當代中國文學不斷豐富和拓展的內涵,及其鮮明的時代性、藝術性和創造性有深刻的領悟和準確的把握。在《月落荒寺》入選「新華書房」2020年第一季度10本好書之際,新華雲書房連線張光芒教授,請他對蘊含於該書中的幽微人性,以及所描繪的當下社會中現代人的精神困境進行了專業的解讀與評析。
採訪嘉賓:張光芒,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南京市棲霞區文聯副主席
崇高理想,遭遇「時代性」消解
新華雲書房:張教授,您好。《月落荒寺》圍繞主人公林宜生,講述了中產知識分子群體的交友圈子及其庸常生活。您認為,對於當代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與價值認同矛盾,《月落荒寺》的表達有何特色?
張光芒:很多論者認為格非這部最新長篇力作深刻地反映了「當代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與價值認同矛盾」。當人們強調這一主題的時候,也許還沒有充分關注到這部小說新的寫作特質,而且過分誇大了小說的「知識分子寫作」的傾向。在我看來,林宜生雖然像很多知識分子題材小說描寫的那樣,在身份上似乎仍然可視為比較典型的當代知識分子形象,但在這部作品中,他更多地表現為一位有些體面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更多地呈顯出的是符號化的和身份化的標籤功能。
人們習慣從個體與環境的矛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等方面來分析知識分子的性格特徵及其典型意義。但在《月落荒寺》中,這兩個方面的矛盾的發生形式及其內在邏輯有了新的審美變化。從個體與環境的矛盾來看,林宜生等人身上凝結的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知識分子被邊緣化的尷尬處境。一方面,林宜生們並沒有經歷從中心到邊緣的過程,本來就屬於邊緣本身;另一方面,他們本來也沒有「中心化」的企圖。妻子出軌,兒子叛逆,結婚離婚,為情所困,這些都是當代中產階級「存在」意義上的本相。我們不能單向地說是環境給主人公造成如何尷尬的處境,其實主人公本身也是這種尷尬「存在」的來源,是小說所展現出的新文化生態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來看,林宜生也並未產生過多少與「骨感」現實相衝突的「豐滿」理想。只是為了躲避母親的嘮叨,他博士畢業後不顧導師的苦苦慰留,隻身一人來到了北京。趕上復興傳統文化的大環境,他如魚得水,奔波全國各地講課,僅此一項,年收入即高達百萬。這與很多中產、白領犧牲健康與人倫之樂以換取高收入的行為幾無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不但沒有撞擊他的理想,反倒成全了他,因此價值認同的矛盾也不再那麼明顯。
在格非以前的《隱身衣》和「江南三部曲」中,知識分子尚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主體性呵護的要求,但月落荒寺之後,只留下一片茫茫。《月落荒寺》提醒我們,過去分析知識分子的角度和方法,其有效性已經大打折扣。崇高不是被消解的,而是自我消解的。理想在誕生之前就常常已經胎死腹中。
新華雲書房:《月落荒寺》講述的是發生在當下社會的故事,卻通篇營造出的夢幻迷亂的場景、來去縹緲的人物、怪誕的行事和表達,您認為作者這樣做的意圖是什麼?
張光芒:「抒情」「詩意」「純潔」「真實」,這些農業文明、手工時代追求的審美情調與人格構造幻夢,在複製拼貼盛行、荒誕真實接軌、資本藝術聯姻的當下早已春去了無痕。作為抒情精神的藝術載體,古典詩歌、音樂、藝術電影等曾經用以抵達生命最高自由的審美情懷和超越理想,慰藉著人們的靈魂。如今經濟大潮和大眾文化洶湧澎湃,都市文化硬性結構迅疾蔓延,詩意話語傳統、倫理人文體系、鄉村宗法體制正在遭遇解構。
在現代化車輪硝煙滾滾、一往無前的奔突號鳴中,欣欣向榮的成功神話與主體異化、物化及理性精神的破滅構成強烈的對比,朗潤、純潔、典雅的審美情致及其弘揚的心理結構框架、身份認同節點,在形形色色的欲望圖像、心靈雞湯、信息知識的紛至沓來中呈現出一地雞毛的碎裂感。這種碎裂和荒誕的感受推動了反諷、戲謔、狂歡、戲說等手法的流行。在現實與荒誕之間,現代小說建構了一種新的敘事張力和神秘氛圍。
作為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重鎮之一,格非既有強大的審美敘事能力,又是獨樹一幟、後勁十足的思想型、探索型作家。以精緻舒雅的語言、巧妙復調的結構、從容又迷離的節奏建構起意象豐盈、思想內涵多元的審美意蘊,這是格非小說給讀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內隱的先鋒氣質、探索性審美追求、精神分析學的視角,使得作家對個體在社會歷史文化發展中的生存狀態進行摹寫時,不單寫其精神奴役的創傷,更寫其精神與現實衝突之下的迷茫、慌張乃至荒涼,揭示平淡細節背後命定無常的暗潮洶湧。這一點在《月落荒寺》中表現得更為深邃圓融,在這裡我們看到,日復一日、平淡無奇的生活軌跡,實際上卻是命運之手和時代風雲交際的一個個暗藏殺機的節點,其編碼稍一變動,就會面目全非。生活與戲劇、真實與謬誤、現實與荒誕,也絕非涇渭分明,所謂真作假時真亦假,真實與魔幻只不過角度、光影、時空異同造成的不同感受。
馬爾克斯在談到《百年孤獨》時,認為沒有什麼魔幻,他只是書寫了拉美的現實,拉丁美洲的現實生活本身就是魔幻式的。無獨有偶,在格非的文學世界中,人們對消費背景下的種種荒誕也早已經熟視無睹。無論沉迷、掙扎或者陷落,任何人、任何事物都難以擺脫資本的控制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網羅,音樂、情感、茶藝、宗教,它們的超越性正在一一遭到解構。而楚雲的行為看似神奇,她卻不偽飾、不自棄、不背叛,不受觀念、概念的束縛,擁有最真切的生命感和自我意識,最為了解自己生存的基本狀態。格非嫻熟地運用互文、意象、復調等敘事手法和策略的「精神分析」型命運敘事,引領讀者生發出具有哲學意味的關於人的精神、人的存在的追問與反思。
似「夢」還真,契合複雜人性
新華雲書房:作者格非曾表示,《月落荒寺》中「安排了很多埋伏,花了很多的心思,希望大家慢慢讀」。在您看來,《月落荒寺》是如何通過精細的謀篇布局來展開主旨意象、表達思想感情的?
張光芒:《月落荒寺》在一定程度上發展了格非小說追求意象串連、情感流動、內在象徵的結構藝術。它不追求表層結構的完整與明晰,而強調多元敘事與複雜生活之間的契合。從表層結構看,《月落荒寺》並沒有一條很系統的主線,也不存在一個很完整的戲劇衝突。但仔細閱讀體會,我們會發現,小說敘述精細地建構起了存在本身完整的內在邏輯。敘述者打破時間與空間的統一性,打破生活表象推演的順序,正是為了揭示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及其來龍去脈。
比如,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每當他想弄清楚這個四月的午後到底發生了什麼,眼前首先或最後出現的,始終是她在窗口的悽然一笑。」表面看來,這般描寫帶有一定的神秘性,甚至讓人難以捉摸,但這其實非常符合林宜生與楚雲各自的性格邏輯,也契合他們二人關係的發展過程。那天林宜生出門前服用了抗憂鬱的藥,楚雲起身打了一個電話,再加林宜生午後的情意迷離,不免讓人感到一種真實與夢幻的錯亂。《月落荒寺》中,許多這樣的小小細節在不經意間就勾連起前因與後果,充滿著美學上的微言大義。
新華雲書房:格非曾表示,從《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風》,再到《隱身衣》《月落荒寺》,實際上是「對整個中國社會的一種持續的思考,當然也有一些區別」。請您談談這些「連續」和「區別」,以及其中蘊含的意蘊。
張光芒:就其主題和藝術風貌而言,以先鋒氣質和傳統人文情懷的多元融合書寫歷史風雲變換中的知識分子的新知舊夢,將精神分析的觸覺突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探查人的精神內在肌理的脈動,記錄每個塵埃性個體在歷史風雲變換的衝擊下糾結迷茫的心路歷程及其纏綿凜冽、斷裂又悠長的回憶,並在此基礎上反照、思考中國現代社會文化的發展歷程,構成了格非創作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價值。
從《江南三部曲》到《隱身衣》與《望春風》,格非小說的確對百年中國社會歷史進行著「持續的思考」。他筆下的知識分子不再被賦予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豪邁品格,更多呈現為譚端午(《春盡江南》)那般困頓、虛弱、無奈的狀態。而《月落荒寺》則更將這種思考推進到當下,描寫以北京五道口某理工大學老師林宜生為中心的都市文人的日常交往。小說撕開藝術策展商、沉迷書法、茶道、佛經的官員、「骨灰級」古典音樂發燒友、雜誌總編兼樂評等人生活想像的保鮮膜,打破了資本神話光鮮亮麗、雍容典雅的濾鏡。其對鄉土書寫的有意游離、對都市中產文人圈生態情態的揭示、對藝術審美純粹性的堅守、對個體精神種種虛無狀態的探照和解密,相較前作,也進一步深化了小說文體思想意蘊、藝術追求的厚度、廣度、深度與高度。
「生」本荒涼,需重視精神心靈
張光芒:生年不滿百,長懷白日夢,更兼千歲憂。夢中何求,何以解憂?文本透出這樣的訊息:生本荒涼,生的最終意義不是佔有、獲得、充滿,而是感受並且確認自我的存在,反駁符號化、同質化、概念化的生活模式與幻影,對抗無視與遺忘。這也許正是「月落荒寺」這一書名的密碼:「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於荒涼之處見月光,這是照耀荒寺的月光,也是純粹,是不可強求、轉瞬寂滅的人倫親情和「楚雲易散,覆水難收」、刻骨銘心又無可奈何的愛的悲欣。
德彪西《月光》奏響時,一輪明月越過寺院的廢殿,升至四合院的屋脊之上:「不論是坐在前排的商界精英和社會名流,還是散席上的那些普普通通的愛樂者,此刻都沉浸在同一個旋律中,恍如夢寐。不論這些人是有著精深音樂素養的專業人士,還是附庸風雅之輩,不論他們平日裡是躊躇滿志、左右逢源,還是掙扎在恥辱、失敗和無望的泥潭中艱辛度日,所有的人都凝望著同一片月色溶溶的夜空,靜默不語,若有所思。」這是反諷之後同情的理解,也是對純粹、藝術、自由的祭奠與招魂。
新華雲書房:談及《月落荒寺》的創作,格非曾說:「今天的小說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第一個方面是科學以及數學或者說大數據對這個世界的解釋,使得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被分析、可以被解釋的。第二個非常大的壓力是來自於新聞,這使得小說越來越像新聞……」
從這一層面來說,《月落荒寺》寄託著格非「讓小說回到神秘」的願望。作為當代小說的專業研究者,您如何評價這樣的觀點?
張光芒:作為敘事文體,小說的精神源頭是神話、寓言、野史,且史傳與早期小說的相互混融也是不可否認的。對生活的想像、猜測性闡釋和對人的精神心靈圖景的摹寫,構成現代小說的獨特魅力,格非無疑是這種敘事魅力最有力的彰顯者之一。當前創作的一些傾向的確值得令人反思。比如不必要地以古今中外文化知識的堆積展覽填充敘事,將文學當作展示知識考古學、智性審美趣味的舞臺。而新聞因素的強行加入也成為一種新的衝擊外力,越來越多作家創作的靈感來自新聞報導,比如背著老鄉屍體千裡返鄉、災害瞞報、拐賣婦女、礦井謀殺等社會熱點新聞便是《高興》《帶燈》《極花》《神木》等小說創作的重要敘述動源。並且,這種新聞創作手法還進一步滲透影響了小說敘事的結構、節奏等。我認為,格非「讓小說回到神秘」的努力非常有針對性,這種文體自覺意識,緩解了文學審美自足被解構的焦慮。但這種神秘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混亂、無意義和無邏輯,而是回到生活的碎片化和流動性,回到人性的複雜性和存在的多元性。其最終目的是通過美學的神秘抵達存在的神秘,也而揭示更多的昆德拉所說的那些「屬於人類可能性的領域」。
交匯點記者 吳雨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