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神獸從未由於年代久遠而喪失生命力。相反，神獸活躍在時下各種影視、網遊產品中，以其荒誕奇特的外形展示著古人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或者沉澱在亙古流長的民俗中，凝作傳說故事為一代又一代的人傳承；抑或只是作為屹立至今的古建築屋頂上的一列脊獸，安靜地聆聽風吻過歲月，任那些痕跡爬上自己的身軀。
本文主要介紹一類獅形獸，即「天祿」「闢邪」。乍一說起這兩個名字，也許會有些陌生，不過提到「貔貅」或者門前石獅，會覺得熟悉。有說法認為貔貅、石獅皆由天祿、闢邪發展而來。這種說法可信嗎？
何為天祿、闢邪？
天祿、闢邪神獸創造於漢代。雖然早在先秦文獻中就已有「天祿」「闢邪」詞彙，不過當時並不用以指代神獸，而分別作為虛指的吉語、或者貶義詞。入漢以後，這兩詞既延續了先秦的語義，也逐漸指代神獸。如《續漢書·與服志》載：「皇后謁廟服，步搖，以黃金為山，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闢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筓六珈』者。」王觀國按：「《後漢與服志》又謂之天鹿，則天祿為獸不疑矣。」天祿獸寓意吉祥。《急就篇》云：「射魃、闢邪除群兇。」顏師古註：「射魃、闢邪，皆神獸名。」闢邪也指能夠除兇保平安的神獸。
那麼，這兩種神獸是何形貌，該如何區分？這個問題較難回答，因為在文獻材料及考古實物中，它們的定名和形象都比較混亂。
相關的最早文獻可追溯至曹魏時期，《漢書·西域傳》記載西域的烏弋國「有桃拔、獅子、犀牛」，孟康在為其注時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者）兩角[者]或為闢邪。」孟康之說在宋元明清的大量文獻中得到了沿承。
在現代學界，對天祿、闢邪的命名問題存在爭議，目前大概有四類說法。以朱希祖先生為代表的第一類說法是：獨角為「天祿」，雙角為「闢邪」，天祿和闢邪的總名叫「桃拔」。以朱偰、羅宗真及李蔚然先生為代表的第二類說法是：獨角為「麒麟」，雙角為「天祿」，無角的則為「闢邪」。以楊寬、曾布川寬、劉敦楨、林樹中、梁白泉及盧海鳴先生為代表的第三類說法是：獨角和雙角都為「麒麟」。以孫機及宋震昊先生為代表的第四類說法是：獨角為「闢邪」，雙角為「天祿」。
而就考古實物看，天祿、闢邪的形象也和古典文獻材料有衝突。目前發現的漢代實物材料分為兩類形態，一類是二維平面性質的，如銅鏡、銅牌、畫像磚、畫像石以及墓葬壁畫等；另一類則是三維立體性質的，這主要體現在大型的神道石獸、中型器座、小型玉雕石雕等器物上。其中帶有「天祿」「闢邪」榜題的材料，基本能夠鎖定在神道石獸、銅鏡、銅牌及畫像石四類材料上。在孟康筆下，天祿、闢邪的形象是「似鹿，長尾」，可實物材料並非如此。其中情況最混亂的是銅鏡圖像，銅鏡系統難以作為判斷標準。
面對盤根錯節的天祿、闢邪系統，我們不能不加區分地大而化之，而應在不同的圖像實物系統中，按不同的標準區別其形象及名稱。在其餘帶榜題的三類實物中，陵墓石獸無論在體量、數量、技術還是制度化上，都為典型，能作定名和形象的標準；且由此產生的標準也能夠為銅牌、畫像石所印證。所以綜合考慮之，可從陵墓石獸上尋找依據。
如今可考的天祿、闢邪陵墓石獸集中在東漢。存世可見、有銘文標記其名稱的，僅有一件出土於河南南陽東北尚莊附近的東漢汝南太守宗資墓前的石獸。它的右肩上，有明代人依據《汝帖》舊文補刻的「天祿」銘文。它與另一件同為宗氏家族墓出土的石獸，被今人配作一對，現收藏於南陽漢畫館。
河南南陽漢畫館藏一對東漢有翼石獸（圖版承南陽府衙博物館館長劉紹明先生拍攝）這對石獸由石灰巖雕成，其中天祿通高165、長220釐米，右肩鐫有「天祿」銘文；另一隻則通高165、長235釐米。這對石獸的頭頂、面部都已經被損壞，另外四肢也已不見，只能大致看出它們昂首挺胸，頭、頸部與臀部翹起的身軀，連成了一個大寫的「S」形，肩生半月形雙翼。雖然無法得知這對石獸頭頂角的情況，但我們可以推論在神道石獸中，「天祿」「闢邪」確實是指這種有翼、獅身的石獸。
與宗資墓前翼獸形制類似的東漢石獸，以獅子作為原型，有翼，最標準的形象還需頭頂帶角。關於它們的定名，應該儘可能還原古代背景，考慮古人的說法。孟康之說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文獻資料，孟康本人生活於曹魏時期，上承東漢，對東漢人的命名應該有更深的理解。我們應當充分尊重孟康的意見，即以獨角獸為「天祿」，雙角獸為「闢邪」。
天祿、闢邪的形象還有一個演變過程。在西漢，尚未見到如此的大型雕塑；只鹹陽漢元帝渭陵出土一對玉質翼獅，兩隻獅子體量小巧，頭頂帶雙角，一隻作昂首挺胸狀，肩生長條形雙層重羽；另一隻則作低首匍匐狀，屬於西漢晚期器物。未見比這更早的本土翼獅實物材料。
鹹陽漢元帝渭陵出土一對玉獅（圖版採自聚珍賞器微信公號2018年3月8日發文）當然西漢早、中期也有被稱作「闢邪」的器座，最常見的是被雕作有翼神獸狀的編鐘座，但多以駱駝、馬、及龍首作為原型，前兩者頭頂無角。由此可知，從最初產生到定型，天祿、闢邪經歷了由上述三種動物為原型的過渡後、又固定為以獅子原型的過程，形象最終在東漢陵墓石獸處才真正定型下來。
天祿、闢邪從何而來？
關於這一問題，學界也多有討論，目前基本形成三方面意見：西來說、本土說和中西融合說。其中的西來說意見佔據主流，如波斯、斯基泰等藝術中有翼獅的形象，並且作為天祿、闢邪原型的獅子，即是外來。不過若考慮到有翼、帶角等想像性元素，則無法忽視本土文化的影響。
如前所述，以獅子作為翼獸原型的實物材料，自西漢晚期才出現，這和獅子是從西域傳入我國的動物有關。最早記載出現獅子的文獻在戰國，那時人們將它叫做「狻猊」。如《穆天子傳》卷一稱：「柏夭曰：『徵鳥使翼，曰……，烏鳶、鶤雞飛八百裡。名獸使足[曰……]，狻猊[日走五百裡]，野馬走五百裡，邛邛距虛走百裡，麋[走]二十裡。』」郭璞註：「狻猊，師子，亦食虎豹。」又《爾雅·釋獸》記載：「狻麑如虦貓，食虎豹。」郭璞也註：「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
明確記錄獅子傳入我國的文獻，是在東漢。《後漢書》中多次提到，月氏、安息、疏勒等地向漢朝獻獅子。如《後漢書·班超傳》：章帝建初四年（79年），「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後漢書·和帝紀》：和帝章和二年（88年）「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竇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後漢書·順帝紀》：順帝陽嘉二年（133年），「六月辛未，……疏勒國獻師子、封牛。」
至於翼獸、或者帶角的神獸，在先秦本土文化中早已出現。當然，翼獸中要排除鳥類，或鳥類與其他動物混合、雜糅的神獸，常見的是翼虎、翼龍等，它們就以本土傳統動物為原型。其羽翼形制可分作半月形和長條形兩種類型，秦臻《漢代陵墓石獸研究》一書認為半月形羽翼的藝術源頭來自中國青銅裝飾與斯基泰藝術風格。其實長條形羽翼也早在春秋時期的本土藝術中就已出現。如一件傳為山西太原出土、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子乍弄鳥尊，為春秋晚期青銅器，全器鑄成兇猛的鴞，其翅膀為上下兩重疊羽，每重各由五行較長的羽翼組成。
子乍弄鳥尊（圖版採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第7卷《東周》<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頁，圖版五四）帶角的神獸在先秦也常見，如青銅器上普遍的獸面紋，頭頂就有角。又如山東淄博市淄江花園辛店二號墓出土一件戰國早期獸柄青銅豆，豆柄塑作立虎造型，虎首向右方扭轉，兩前肢向上半舉支撐託盤，胸部前挺，身軀挺立。立虎頭頂一獨角向後上揚，形狀近似「L」形，與孫旗屯出土有翼獨角獸的角形制相似。
淄博市淄江花園辛店二號墓出土獸柄青銅豆（圖版採自中國國家博物館官網「海岱朝宗——山東古代文物菁華」展覽<2019年4月19—7月9日>專題網頁）因此，雖然獅子是外來動物，但由於本土文化中的翼獸、角獸也在先秦已經出現，且其羽翼、角的形制可能對天祿、闢邪的影響更大，所以推測這兩種神獸還是中西文化共同作用的產物。
天祿、闢邪石獸背後的陵墓制度
漢代天祿、闢邪形象資料的種類、材質雖然較多，但其中以陵墓石獸的形制與影響力最具代表性。雖然刻作這兩種神獸形狀的石獸到東漢才出現，但先秦時期已有陵墓石獸之雛形。酈道元《水經注》描述過西周宣王時的名臣仲山甫墓前的石獸：「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
陵寢制度在秦代發生變革，原先為先王設立的「寢」自都邑中的宗廟裡分離、改設到帝王陵墓旁，並在陵墓附近設置「廟」作為祭祀場地。到東漢，以明帝舉行上陵禮為標誌，陵寢的地位提升，宗廟的地位下降，以朝拜和祭祀為主要內容的陵寢制度得以確立。
而神道石獸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唐代人封演《封氏聞見記校注》載：「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闢邪、石象、石馬之屬。」在墓園地面上放置石刻神獸，以起到保護墓主人的魂靈順利升仙的信仰功能。
文獻中最早關於秦代陵墓地面石獸的記載，是關於秦始皇驪山陵墓的石麒麟，如《三輔黃圖》中的記載。《西京雜記》也提及此，描寫得尤為生動：
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上枝蔭覆數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騏驎二枚，刊其肋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神，皆含血屬筋焉。
《西京雜記》本乃文人筆記小說一流的文字，似幻亦真，半是採擷真實半是無稽想像。因此這兩件西漢離宮五柞宮中藏著的石騏驎，說是來自驪山皇陵，卻被勾畫得通了靈，竟生了血肉筋骨，簡直猶如羚羊掛角，仙影飄然。
目前考古實物中所見的陵墓石獸，最早是西漢霍去病墓周圍的石刻群，它們形象展示了陵墓石獸的形制。東漢陵墓的神道石刻已成規模，也被制度化，其中的石獸往往被布置在祠堂或祠廟之前，成對出現在墓前大道（神道、隧道）的兩旁。
東漢時期，現實中的獅子因其兇猛威力而被藝術化，變成天祿、闢邪石獸，位於墓園的神道兩旁，以鎮壓危害死者的鬼魅，起到闢邪除兇的作用，保護亡靈並引導幫助其順利升仙。目前發現的天祿、闢邪石獸，不少是成對出現，加上其出土墓葬的空間分布，能夠從某種程度上反映東漢的墓園制度。如在四川雅安高頤闕、蘆山樊敏墓前的有翼石獅。
高頤闕位於雅安縣城東七公裡處，建於東漢建安十四年（209年），分為東、西兩闕，兩闕相距13.6米。在高頤闕的北面有高頤墓，距離闕有163米。墓前有碑，碑文曰「漢孝廉高頤墓」。闕前排列著兩隻獅身石獸，身高1.1、長1.6米，肩生雙翼。如此，從北至南，墓、碑、闕、獸，就構成了高頤墓園的整體形貌，這對於我們了解漢代墓、闕的布局有一定參考意義。
石刻的天祿、闢邪大多出自墓葬塋域範圍內，也有部分傳世品。目前全國有數十件被考古工作者命名為「天祿」「闢邪」的東漢石獸，或者雖未有明確的定名，但也具備有翼、帶角、類似獅子等特徵。它們主要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東、陝西和四川等地。各地區出土的石獸，都具有較鮮明的地域特色。
河南地區出土的天祿、闢邪最多，造型也最為精緻完善，基本以獅子作為原型，配以羽翼或角，身形矯健精幹，大都是昂首挺胸、邁步向前的姿態。河北地區出土的石獸較之河南石獸，整體造型類似，皆昂首挺胸，但體態更為寬胖渾圓。四川重慶則是中原之外、崛起於西南方的又一石刻重鎮，這裡的石獸最為渾樸，整體造型雖類似於昂首挺胸、邁步向前的翼獅，但雕刻手法更為粗狂樸拙，不如中原地區的細膩精緻。
一對天祿、闢邪精品
在這數十件石獸中，有一對東漢中期晚段的天祿、闢邪，以其活靈活現的動態造型、精雕細琢的高超技法和雄奇瑰麗的藝術想像，為我們展示了漢代人的精神風貌和雕刻水平。
這對東漢有翼石獸出土於1954年河南洛陽澗西區孫旗屯防洪渠工地。其中一隻頭頂長雙角，它剛出土時，眼部以下部分均已殘缺，後經修補完整；通高109、長166釐米，現藏洛陽博物館。而另一隻則頭頂長獨角，通高122、通長165釐米，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洛陽孫旗屯出土一對有翼石獸（上圖版承霍宏偉先生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基本陳列展展廳拍攝；下圖版採自中國對外文物展覽公司：《黃河文明展》，中日新聞社，1986年，第122頁）這對石獸的整體造型都呈「S」形，行走狀，質地為青灰色石灰巖，獨角獸全身被淡紅色土鏽所包裹。獨角獸首略向右偏，雙角獸首則是微向左偏。面部五官清晰，雙目圓睜，眼部線條狹長而流暢，內眥開角寬闊，好框入其中又大又圓的瞳孔，而上邊一抹眼線自前往後勾勒出先揚後抑的線條、到眼角處又斜飛延伸，呈現出近似丹鳳眼的眼型，格外神採奕奕。眼角之後，各自兩隻橢圓形的耳朵挨著頭部向後斜伸。兩獸的鼻子順著面龐上仰，露出兩隻鼻孔。鼻子下，各自的大嘴張開，各露出上下的一排牙齒，下排可見獠牙，舌頭均向上翹起，似乎它們正在咆哮，引來雷霆萬鈞。下頜各一條長鬚垂胸。
兩獸頸部略微前伸，頸項上部皆陰刻七字隸書銘文「緱氏蒿聚成奴作」。它們的身形矯健，前胸挺起，呈現出昂首挺胸的樣子。肩生雙翼，脊背呈連珠狀，身體重心位於前部。身後均拖有長尾，尾巴粗大，始自臀部上方凸出略向上翹的根部，隨後部分自然下垂，向後外括，略呈成「C」字形。尾巴以陰線刻的獸毛分作四段，獨角獸的尾部最下一段則未見陰線刻，打磨光滑。它們尾末皆直抵底板，在四爪足之外又增加了一個增強穩定性的支點，5個支點一起落於長條形底板之上。
兩獸四爪足，各自的右前腿、右後腿皆向前邁，左前腿、左後腿則蹬在後邊起到主要發力和支撐的功能。腿部肌肉矯健有力，姿態結合著上半身，整體顯示出一種不疾不徐、雍容肅穆的王者之風。
天祿、闢邪的傳承
有貔貅別名天祿、闢邪的說法。「貔貅」一詞在漢代也已出現，如《史記·五帝本紀》曰：「（軒轅）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但在古代似乎並無明確將它與天祿、闢邪相聯繫的記載。至於今日常見一種雕作獅形、寓意吉祥的玉飾，被稱作「貔貅」，它是否與漢代的天祿、闢邪有關聯？還有待考證。
可以確定為本文所討論兩種神獸演變而來的，是南朝帝陵的石獸，以及後來逐漸褪其神奇色彩、流於日常化的石獅。南朝繼承了東漢陵墓中的天祿、闢邪制度，今南京地區多有發現這類石獸，它們較之東漢的技法更為精細成熟，少了幾分曾經的古拙意味。而更大的變化不僅僅在於形貌，還發生在功能與被運用的場域中，根本之處在於從東漢威嚴無雙的鎮墓獸，演變成了後來生活中府宅門前的看門獸。這種變化自魏晉以來就慢慢發生著：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以來，本土的獅子藝術深受薩珊波斯文化影響，獅子形象開始增加捲髮，身軀被犬化；尤其在胡風大盛的唐代文化中，這種趨勢得以定型。
清代的門獅習俗格外流行，富貴人家的府門前必得擱置一對鎮宅石獅。比如《紅樓夢》裡寫府宅之盛，最不經意的一個細節是，黛玉和劉姥姥出場打量寧榮二府時，不約而同都望見了府門口的兩個大石獅子。冷郎君柳湘蓮也是，在他對賈府頗為決絕的思維印象裡，倒還記得東府裡有兩個石獅子是乾淨的。這三位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物，都無一例外地注意到了石獅。曹公手筆便是如此，從不肯直露，總把那番氣象巧妙地隱藏於白描細節之下，令賈府老宅子那種久經時間與人事之後、沉澱淬鍊下來的榮華，由石獅子一類的旁峰側嶺烘託超逸，才來得底蘊悠長而醇厚，與曹公的文筆一樣，已至臻境。
清代門獅憑其精美入世的造型和高超細膩的技法，儼然成為傳統獅子的典型標本。直到今天，石獅藝術都仍然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一對經典的門獅形象往往是一雄一雌，一左一右地並排蹲坐著，皆為捲髮，頸項上掛有鈴鐺，瞋目怒吼，神態威猛，但皆已無角無翼。門左的石獅右腳踩繡球；門右的獅子可能左腳踩一幼獅，幼獅背倒貼石座、倒身四肢朝天、腹肚被大獅踩摩，一大一小獅子似在嬉戲，天倫之樂溢於言表……它們不拘一格的造型藝術，於威嚴中延傳著人情的溫美。
上溯至東漢、流傳至今的石獅藝術，在數千年的歲月長河中推陳出新、保持著生命活力。最初由異域傳入、融合了本土文化，誕生出天祿、闢邪，而後持續不斷地兼容並包；並自墓塋轉換到滾滾紅塵之地，如今依舊在鎮守門宅、保佑闔府安康。它們以這種靜默不語的姿態，延續著傳統文化的精髓和智慧，為人們展示了一個陌生又親切的、與我們民族記憶根脈相連的精神空間。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