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人類社會步入數位化時代,數字勞動成為當今時代的典型勞動形式。馬克思在批判異化勞動的基礎上闡述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立關係,對機器體系的發展做了科學預見,從而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中檢視數位化時代的人類勞動奠定了基礎。對「受眾勞動」和「非物質勞動」的概念史考察,引發了數字勞動有無「物質性」的爭論以及是否存在異化和剝削的問題。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馬克思科學闡明了物質性勞動的基礎地位,同時,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數字勞動者依然遭受著異化及剝削,這種生存境遇要求我們在現實中科學把握資本邏輯,從共享上規範數據所有權,在制度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而重構數位化時代的勞動正義原則。
關鍵詞：數字勞動；異化；物質性；資本；勞動正義
當前,伴隨著網際網路加速度發展態勢而來的大數據、人工智慧、雲計算、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正以新的形式重組和重塑著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正如丹·希勒所說:「在擴張性市場邏輯的影響下,網際網路正在帶動政治經濟向所謂的數字資本主義轉變。」1這一轉變使得人類社會步入了「一個計算戰勝了其他一切而成為決策準則的時代」2,即數位化時代。在此背景下,儘管數字勞動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但隨著數字資本積累加速而不斷擴大的不平等、貧困和非正義,卻使得數字勞動者遭受的異化和剝削更為嚴重,由此引發了學界對數字勞動問題的廣泛關注和探討。本文嘗試從馬克思的勞動理論出發,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下檢視當今社會的勞動正義問題,從而重構數位化時代的勞動正義原則。
一、數位化時代的人類勞動
數字經濟、智能製造、智慧城市和智能家庭等新生產生活方式的湧現,意味著當今社會已經浸潤並運轉於數字和算法構成的高度數位化環境。其中,作為人類生存基礎和本質體現的勞動,在數位化時代不可避免地被嶄新的「數字勞動」所取代。把握這種變化的實質,成為重思勞動範疇和重構勞動正義原則的基礎。
(一)馬克思的勞動理論
勞動是馬克思理論的基本範疇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起點。對以資本增殖為核心的僱傭勞動的批判,為從本體論上說明勞動之於人的本質意義奠定了基礎,也為馬克思科學闡釋「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提供了理論前提。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3,也是「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4。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5其次,就社會發展而言,這種「勞動過程……乃是人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的本體論基礎。」6也構成了人類生存發展的可能性空間。此外,馬克思也指出,人在其本質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7,而社會「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繫和關係的總和」8。據此而言,可以說,勞動作為人自身的活動展現了與其自身不可分割的「自然力」,但是生產力的發展、分工的擴大化以及社會關係的改變,使得人不得不在相互交往中同勞動對象、勞動資料發生分離,勞動者創造的財富成為外在於自身的存在,成為自身的對立物。在馬克思的批判邏輯中,這種對立衍化為富有理論張力的異化勞動概念,亦即工人與勞動產品、勞動本身的異化,人與自己的類本質、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異化,其中後兩種異化成為判斷前兩種異化的根據。
儘管異化勞動概念在深化馬克思勞動理論的邏輯進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對異化勞動的討論還需要從哲學批判層面進入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層面。異化勞動表明,資本實際上是依靠統治和剝削勞動而維持自身的,但卻以一種倒置的形式呈現為勞動依賴資本而存在的狀況。對於資本來說,它必須依賴於工人的勞動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增殖;對於工人來說,在資本主宰下,只能通過讓渡和出賣自身的勞動才能保存和延續自身。於是,作為人的「類」本質的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與「市民社會」中的異化勞動形成相互對立的兩極,由此造成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但這種對立,在哲學層面上,是以人的「類」本質為價值判斷標準來批判現實社會中勞動主體異化了的存在狀態,其歷史視野是「市民社會」,因此,異化勞動的哲學批判需要進入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得到新的闡述。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作為個人自我實現的勞動,一旦被對象化勞動所佔有,就轉化為資本統治下的異化勞動。「對象化勞動的唯一對立物是非對象化勞動,同客體化勞動相對立的是主體勞動。」9也就是說,在資本和勞動關係包含的各種規定中,工人要向資本提供的使用價值,只是在可能性上,作為工人生命力本身表現的勞動能力。貨幣變成資本的第一步,就是它同勞動能力相交換。馬克思對商品交換進行的貨幣範疇抽象,生成了資本範疇,從而在商品——貨幣——資本的邏輯上升運動中科學闡明了資本與勞動的關係。「貨幣作為可能性上的資本,它可以交換的使用價值,只能是生成、生產和增殖交換價值本身的那種使用價值。而這種使用價值只能是勞動。」9「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彼此發生這樣的關係:一方(資本)首先作為交換價值同另一方相對立,而另一方(勞動)首先作為使用價值同資本相對立。」8「因此,能夠成為資本的對立面的唯一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而且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即生產勞動。」8
在此,勞動範疇,由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的物質變換,人類感性的實踐的活動,轉變為驅動資本增殖的生產勞動,資本對特殊使用價值(勞動)佔有的本質由此被徹底澄清。馬克思強調,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直接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也就是使資本增殖價值的勞動,是生產勞動。」10因此,為了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和高額利潤,資本家會想法設法提高生產效率,發展機器體系和科學技術。馬克思對此早有預見,在社會生產力發展過程中,勞動資料必然發展為自動化的機器體系,作為「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對象化的知識力量」9 ,機器體系的發展與人類社會的一般智力是密不可分的。誠如馬克思所說,「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9這意味著,隨著「一般智力」轉化為生產力,直接勞動作為可變資本在資本有機構成中所佔的比重不斷下降,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的生產將越來越多的取決於「一般智力(或科學知識)」的應用。作為固定資本的自動化機器,將在多個領域取代人類勞動,勞動本身面臨著被機器取代的危機。
(二)從「受眾勞動」到「非物質勞動」
儘管馬克思已經預見到,隨著自動化機器的廣泛應用,人類社會的勞動形式將會發生質的變革,但是,從數字勞動形態的演變來看,這種預見所蘊含的理論潛力顯然還有待進一步發展。20世紀70年代,傳播學政治經濟學批判學派創始人史麥茲(Dallas Smythe)提出了「盲點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僅僅關注於研究傳播如何服務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建構,並沒有意識到日益發達的大眾傳媒體系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經濟和政治意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大眾傳播的忽視,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盲點。史麥茲認為,大眾傳媒媒介的商品化 「這個過程形成三位一體,它把媒介、受眾和廣告商聯結在一種有約束力的相互關係中。大眾媒介的節目安排用來建構受眾,廣告商為取得受眾而付錢給媒介公司,受眾於是被轉交給廣告商。」11在此過程中,大眾媒體,「主要的功能是產生受眾並使其成為忠實的消費者」12。廣告商則從媒體購買版面空間來宣傳自己的產品,但他實際上購買的卻是可預測的特定的受眾勞動力。受眾勞動以接受廣告產品營銷的方式為廣告商提供了免費勞動,也「因為受眾勞動力被生產、銷售、購買並且消費了,於是它要求一個價格,並且成為商品」13。受眾勞動商品化的過程表明,受眾對廣告和節目素材的觀看與關注已經成為大眾傳媒可以出售和買賣的商品,換而言之,受眾的「注意力」成為商品,已經被納入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盲點問題引發了傳播學界對受眾商品及受眾勞動問題的廣泛討論,但遺憾的是,史麥茲並沒有對受眾勞動資本化的過程進行深入探究,因此,對受眾勞動的剝削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福克斯吸納了史麥茲的受眾商品理論,認為受眾勞動作為商品的概念非常適合分析數字網際網路平臺對用戶活動的剝削。在史麥茲看來,「壟斷資本主義的現實是,大多數人群的所有非睡眠時間都是工作時間……最大一塊業餘的工作時間是被賣給了廣告商的受眾時間。」14受眾勞動將人們的觀看行為作為一種特殊的勞動形式,觀看時間便是被廣告商購買的受眾時間。當傳統大眾傳媒走向數位化時代之時,面向用戶免費開放的網絡平臺成為用戶生產內容的載體,受眾勞動的網絡活動時間已經不再僅僅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時間,而同時也是網際網路平臺(作為不同於傳統大眾傳媒的新興傳媒)為廣告商提供的生產了數據商品的勞動時間。福克斯批判說,受眾勞動的數位化轉變,意味著資本剝削的生產勞動時間既涉及了有薪酬的員工的勞動時間,也涉及了上網用戶所花費的所有時間。雖然用戶所有或幾乎所有的網上活動和時間都成為了商品,但是這些時間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卻是無償的15。在此意義上,勞動範疇已經不再局限於工廠等固定場所,而是從生產延伸到生活領域。同時,受眾勞動的形式也在發生轉變,原來作為受眾商品的勞動主體,譬如以電視收視率測算體現的被動勞動,現在則轉換為在網絡平臺中主動生成用戶數據和個人信息的積極勞動;原來在傳統媒體中以「注意力」呈現的受眾勞動如今則轉變為數字平臺中付諸情感和智力創造內容的非物質勞動。
莫利茲奧·拉扎拉託(Maurizio Lazzarato)首先提出了「非物質勞動」概念並將其定義為「生產商品信息和文化內容的勞動」16,在此基礎上,奈格裡和哈特對「非物質勞動」概念進行了更深層次的詮釋。他們認為,非物質勞動指向的是生產非物質商品的勞動,即那些知識、信息、交往、關係或者情感反應的勞動形式。具體而言,有三種類型的非物質勞動:「第一種出現在已經被信息化和已經融匯了通訊技術的一種大工業生產中,這種融匯的方式改造了生產過程自身。生產被視為一種服務,生產耐用物品的物質勞動和非物質勞動相混合併趨向非物質勞動。第二種非物質勞動帶有分析的創造性和象徵的任務,它一方面自身分解成為創造性和智能的控制,另一方面成為日常的象徵性任務。最後,第三種非物質勞動涉及情感的生產與控制,並要求(虛擬的或實際的)人際交往,即身體模式上的勞動。這些就是成為全球經濟的後現代化動力的三種勞動。」17奈格裡和哈特對非物質勞動概念的重構和完善進一步突出了勞動中的情感因素以及身體交往的重要意義,使得非物質勞動形式的數字勞動呈現出了新的特徵:第一,數字勞動生產的是非物質性形式的商品,即拉扎拉託所提出的商品信息與文化內容,或具有創造性、日常象徵性的思想、語言、符號或形象;第二,數字勞動是創造、更新和重塑主體性的過程。藉助於網際網路信息技術發展提供的社區空間,情感、身體和人際交往在勞動中得以整合,從而建構了一個持續活躍的虛擬主體。第三,數字勞動是社會合作性的勞動。勞動的數位化意味著勞動已經由生產跨進生活,工人的時間幾乎都成為了工作時間,「社會成了工廠」17。廣泛應用計算機使得資本能夠將所有的社會實踐和關係納入到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生產主體的工作空間從而不再固定於傳統工廠之中。因此,社會財富和剩餘價值的創造採取了合作的互動性方式,這種合作是通過語言的、交際的和情感的網絡進行的,它是工人勞動中不可分割的人類通用能力,亦即生產中社會性的大眾智力。
綜上,數位化時代的人類勞動,更多的是藉助於信息網絡和與之相關的數位技術來表徵自身,顯然,在馬克思所處的社會生產語境中,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尚未發展出如此發達的大眾傳媒體系,智能化機器體系也還沒有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導力量。相較於充當固定資本的機器體系,工人作為可變資本在生產中依然發揮著支柱性作用。然而,時代的發展使得數字勞動成為當今社會具有霸權地位的勞動形式。這是否意味著馬克思的勞動理論已經過時而失去其批判的合法性?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馬克思指出,勞動在資本生產的意義上,仍然是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18。因此,重思馬克思的勞動理論,依然有其時代的必要性。
二、數字勞動的物質性爭論及其異化
在數字資本主義架構中,物質性生產模式已經趨向於轉變為非物質生產模式,與此相應,以文化、管理、信息科技、服務、社會網絡等智力性和情感性勞動為主的數字勞動在生產中的地位愈加突出。但是,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物質性」勞動仍然是決定其他勞動形式和社會發展趨勢的主導形式。如何定位當今時代的人類勞動形式,引發了數字勞動有無「物質性」的爭論。該爭論一方面涉及到了馬克思勞動理論是否過時的現實問題,一方面也涉及到數字勞動是否存在異化及剝削的理論問題。
(一)數字勞動的「物質性」之辯
在數字勞動概念的演進中,數字勞動有無「物質性」的爭論形成了兩種理論建構傾向:一是以奈格裡和哈特為代表的「非物質勞動」理論,二是以福克斯為代表的「物質勞動」理論。
「非物質勞動」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奈格裡和哈特認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馬克思關注的是僱傭勞動,勞動被定義為交換關係和資本增殖的源動力,而隨著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生產對象由「物質」轉向了一般智力,由物質勞動轉向了非物質勞動。在他們看來,首先,馬克思時代的勞動指的是在生產場所生產以物質形態呈現的勞動產品,如今在數位化時代,勞動已經躍出傳統邊界,滲透到人類生活與生產的各個領域,勞動成果更多的是以非物質形態呈現的智力或情感創造物,是創造社會關係並生產「主體性」和生命政治的活動。其次,非物質勞動作為數字勞動,植根於自動化、智能化、數位化的信息技術產業資本,生成於計算機網絡廣泛應用所需要的合作性智力活動,藉由這種勞動生產,勞動者被整合到新機器體系架構中,成為數字資本增殖的源泉。最後,奈格裡和哈特指出,勞動的非物質勞動霸權轉向基於馬克思的歷史分析,「當我們說非物質勞動正在佔據霸權地位時,並不是說當今世界的絕大多數工人主要生產的是非物質產品。……我們的觀點是非物質勞動的霸權是就質的維度而言的,它決定了其他勞動形式和社會本身的發展趨勢。」19綜上所述,非物質勞動理論指出了數字勞動本身及其產品的非物質性,也突出了數字勞動與用戶網絡活動的親緣性,為網際網路產業的專業勞動、「免費勞動」、「玩勞動」和「創造性勞動」等數字勞動形式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導,但是,「非物質勞動」理論的含混性,使得它對數字勞動範疇的界定並沒有完全澄清數字勞動有無「物質性」的問題。
以福克斯為代表的「物質勞動」理論,則更多的強調數字勞動的物質屬性。福克斯主張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闡釋和解構信息社會中的勞動問題,他認為,一方面,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工作」不同於「勞動」,「工作」意味著對象性的活動,它是能夠體現人類本質特徵的勞動,具有超越不同社會形態的人類學意義,是創造使用價值並具有一定質的勞動;而勞動,則是創造價值並只能在量上被計算的勞動,是價值的抽象生產20。另一方面,基於對工作和勞動概念的區分,福克斯用馬克思的勞動理論分析了網際網路中的勞動行為,即數字勞動過程中的認知數字工作、傳播數字工作和合作數字工作。他認為,在數字勞動過程中,這三層數字工作是層層遞進的:認知數字工作是人體器官(如大腦和手臂)藉助網際網路實現的經驗表達;傳播數字工作是在人體器官和在線媒體支持下進行的符號互動,是創新社會關係的工作;合作數字工作則是在前兩者建構的基礎上形成的全新社會關係。據此,福克斯指出,數字工作過程及其相互聯繫,可以充分證明數字勞動符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數字勞動具備物質屬性21。在此意義上,福克斯將數字勞動界定為在網際網路傳播技術的幫助下實現資本積累所需要的各種形式的勞動22。一方面,作為生產性勞動的數字勞動範疇,「包括硬體生產(製造者)、內容生產和軟體生產者(作曲者)的勞動和生產性使用者(生產消費者、演奏者)的勞動。」23另一方面,作為資本積累環節的數字勞動範疇,也包括了加工數據的勞動,以及被納入網際網路產業鏈的用戶勞動24。
那麼,在馬克思語境中,如何看待物質性勞動與非物質性勞動的區分?根據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人類勞動是體力和腦力的共同耗費,勞動本身也並非僅僅生產物質性產品,其物質形式與非物質形式共同存在。非物質勞動理論實際上肢解了馬克思的勞動理論,它只是對信息化時代勞動形式表象的經驗總結。相較於非物質形式的勞動生產,物質性勞動在人類社會發展中仍然是基礎性的,仍然具有本體論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它哪怕只中斷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會很快就沒有了。」25因此,儘管人類勞動在數位化時代普遍被符號化為數據,勞動主體也不得不以數位化的身份存在,但是物質性勞動仍然具有不可撼動的根本性。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的三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26儘管非物質勞動凸顯了數位化時代勞動所具有的情感性和社會性,使得勞動對象從物質形態轉化為非物質形態的數據、內容和信息,但是,其中的勞動資料仍然是以具體物質形態呈現的硬體設施為載體,而「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作為勞動主體在生物性上具備的有機身體系統及其社會化過程中培育的認知能力,還無法被當前的計算機算法程式所破譯。對於人類大腦所具備的複雜心智運轉機制,人類認知能力所表現出來的自主性、創造性、意識性,以及人類在社會系統中形成的理性思維和德性倫理,算法還只能從外在的仿生學層面進行程式模擬,依據勞動主體在勞動過程中生產的數據信息進行智能加工,依據人類勞動創造的龐大數據和信息進行預測和判斷。可以說,人類勞動在多個非物質層面的展開,充分證明了人類身體器官和認知思維器官所具有的無限潛能,證明了數字勞動是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統一。
(二)數字勞動的異化及其隱性剝削
在馬克思看來,勞動作為人有目的的對象性活動,並不是先驗的既定的或預設的實體性活動,而是在其中趨向於自我超越、自我規定,乃至於自我否定的社會性活動過程。勞動具備克服外在障礙的意志和激情,而「克服這種障礙本身,就是自由的實現,而且進一步說,外在目的失掉了單純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觀,被看做個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實現,主體的對象化,也就是實在的自由——而這種自由見之於活動恰恰就是勞動」27。然而,與之相牴牾的是,作為工人內在本質力量之自我確證和直接體現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卻成為異己的否定存在。馬克思所要批判和揚棄的,正是這種「勞動的異己性」,它表現在:「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28而數字資本主義則呈現了另一幅場景:人們不再逃避「勞動」,而是沉浸於智能設備的魅力光影,時刻享受著點擊和觸屏帶來的「快樂」。問題由此而生,投身於數位化界面的勞動者似乎表達了主體的「自由意志」,並非迫於外在的強制,那麼,這是否就意味著馬克思勞動理論對異化和剝削的批判效力削弱了?
如前所述,數位化時代已經架構了一個關聯數據和算法的普遍性體系,無論是個體還是物,抑或非物質的精神產品,都被納入這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雖然數字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使不同形式的數位化生產和勞動看上去放鬆、愉悅、充滿誘惑,但這並非是人之自由自覺本性的體現,相反,這意味著數字資本樣態下異化的加深,意味著數字資本剝削機制更加隱蔽。
古典政治經濟學將勞動視為財富增殖工具和手段,馬克思指出,如果勞動本身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其一般目的僅僅局限於增加財富,必然是有害的29。隨著數字資本價值鏈的全球整合,數字勞動逐漸從生產領域擴展到了生活領域,結果是,一方面,「工人的勞動減輕了,肌肉不緊張了,工作本身是無足輕重的,但也是極其單調的。這種工作不讓工人有精神活動的餘地,並且要他投入很大的注意力,除了把工作做好,別的什麼也不能想。」28馬克思批判的大工業生產階段那種瑣碎重複的純機械性強制勞動,如今在數位化時代改頭換面,以工人聚精會神地盯著數位化操作界面的形式再現。非但如此,數字資本重組勞動過程、以機器取代人工,本來應當使工人擁有更多生活時間,然而,智能化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卻實際地延長了「工作日」,「隨著資本侵入這裡,剩餘勞動時間成了對工人精神生活和肉體生活的侵佔。」30悖論性的是,在馬克思那裡,這種侵佔造成的後果是工人被迫接受自由時間的喪失,而在數位化時代,即便在工作時間之外進行社交、娛樂、購物等活動,人們也願意將時間和精力付諸於智能設備和數字平臺,於是,交往變為發「朋友圈」,瀏覽微博和互相點讚;娛樂變為手指點擊滑鼠、鍵盤或屏幕;購物通過京東、淘寶或者亞馬遜軟體就可以完成,完全脫離手機和網絡的生活,也成為一種田園牧歌式的詩意想像。
對數位化時代之人類生存境遇的觀照,並不等於我們要捨棄數據和算法帶來的快捷和便利,但數字勞動所隱藏的異化和剝削,卻需要我們給予哲學批判性的審視與思考。馬克思剖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異化勞動,指出人與自身勞動產品、勞動本身的異化,最終導致了人的類本質的異化、人與人相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異化分別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在馬克思那裡表現為異化勞動,在盧卡奇那裡體現為物化,在信息網絡社會則顯現為數位化31。在新的異化中,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經由數字資本平臺予以重組和架構,人類生命活動只能以數位化方式附著於數字平臺,異化為外在於自身的一般數據。然而,這種不自覺的異化並不一定為勞動者或者用戶所感知,數位化存在對大多數人而言是積極意義多於消極意義,這種積極意義表象掩蓋了數字資本的剝削本性。雖然用戶通過網絡在線活動滿足了自身購物、娛樂、創造、社交等互動的情感的需要,但是,作為用戶,「我們寫的每一封郵件,發布的每個視頻,購買或者觀看的每個節目,我們的時空路徑和社會互動模式都成為數據算法用來排序、預測和管理我們的行為。」32在數字資本平臺的架構中,用戶所有的活動都被算法轉化為符號和數據,都被數字平臺所中介,個體只能以數位化身份表徵自身的客觀與真實。數位化生存表明:在數字資本增殖過程中,不僅僅是那些從事信息技術產業軟硬體生產以及對數據進行篩選、清洗、標識的勞動者受到了剝削,那些在數字界面進行娛樂、消費和社交的用戶也受到了剝削。正如費舍爾對臉書的研究所證明的:「社交網絡通過向用戶提供了更多自我表達的機會、真實性、溝通交流、與他人合作的可能性,因此也賦予了受眾更多對象化的機會。當用戶溝通和社交能力被改寫時,他們的勞動同樣成為了剝削的對象。」33在使用網際網路平臺的過程中,用戶付出了勞動和時間,免費提供了平臺資本所需要的數據或內容,但是並沒有被支付薪資,平臺無償地使用並佔有了這部分免費的勞動,從而最大化了平臺資本的剝削率。這些用戶提供的無酬的免費的數字勞動,以巨量數據產品的形式成為數字資本家競相佔有的數字資本。
馬克思對資本與勞動對立關係的分析表明,不消滅資本本身,就無法使勞動擺脫異化和剝削,成為個體自我實現的第一需要。馬克思指出,「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既然不僅是勞動過程,而且同時是資本的增殖過程,就有一個共同點,即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相反地,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34資本對數位化智能技術生產性應用,本質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驅使工人勞動,以便實現更多剩餘價值,在此意義上,「資本所主導的對閒暇時間的殖民化,對消遣娛樂、人際關係乃至個體本身的整體商業化,因企業對社交網絡和其他社交媒體平臺的用戶層面的控制而成為可能。對私人信息進行商業化收集、擁有和處理的網際網路監控是資本流通中的一大資產,可被視為是對用戶的潛在威脅,甚至是資本主義剝削形成的客觀暴力的一部分。」33簡言之,新興信息數位技術的應用,產生了勞動主體越努力越能夠為資本創造豐富數據的後果;數字資本支配了勞動,使人之為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異化為數字形態的虛擬存在,進一步加大了勞動遭受剝削的深度和廣度。
三、重構數位化時代的勞動正義原則
非物質形態的數字勞動對社會生產組織形式的重組和重構,模糊了生產生活的邊界,也將一切都納入到了數位化的軌道,勞動遭受著更為隱蔽更為嚴重的剝削。古爾德指出:「馬克思無論是在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異化的批判中,還是在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規劃中,都隱含著一個正義概念。」35 在此,我們並不打算介入馬克思有無正義的論爭,而是試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高度出發,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以正義的價值立場檢視數字勞動及其關係的合理性前提和和合目的性根據,以期探討重構數位化時代勞動正義原則的可能性。
(一)現實性原則:科學把握資本邏輯
沿著物質利益問題思考的路徑前進,馬克思通過對「現實的個人」之感性活動和「物質生產」的深入分析,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勞動異化及其剝削,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發展趨勢,指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道路,從而形成了唯物史觀。基於唯物史觀的現實性,我們認為重構勞動正義需要科學把握資本邏輯。
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馬克思意識到,「市民社會」構築了物質的生活關係,「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36,從而在思考如何把握真正 「社會現實」的基礎上開闢了通往現實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道路。社會歷史發展的前提,「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因此,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37在本體論意義上,「現實」指向的是活生生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在批判性意義上,它指向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野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當今時代,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實踐與批判數字勞動異化和剝削的理論共同繪製了信息網絡社會的現實圖景,社會發展的經濟現實和哲學理想在此出現了分離,對此,我們需要深入直接存在於人們感性生活過程的社會現實語境去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36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資本對生產力、生產關係和更高形態文明要素的創造,表明資本仍然具有「偉大的文明作用」。當代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意味著我們需要充分發揮資本的文明效應,充分利用當代數字資本在發展生產力和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具備的強大動力優勢。馬克思指出:「整個生產過程不是從屬於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現為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的時候,只有到這個時候,資本才獲得了充分的發展,或者說,資本才造成了與自己相適合的生產方式。……在資本的進一步發展中,我們看到:一方面,資本是以生產力的一定的現有的歷史發展為前提的——在這些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另一方面,資本又推動和促進生產力向前發展。」38換言之,科學的應用、資本的發展,表明資本具備以科技創新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趨勢和動能。當代多種形式的數字勞動,正是隨著資本推動的網際網路信息技術而湧現的。作為每個個人和每一代人生活的現實基礎,沒有數字經濟的充分發展,勞動主體便難以將自身從繁雜乏味的重複性勞動中解放出來,也難以將科技進步和資本積累轉化為自我實現的客觀條件。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提出:「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36
但是,主張充分發揮資本的文明效應以促進勞動進步,並不意味著放棄對數字勞動之異化和剝削的正義批判。從馬克思「現實的個人」及其實踐觀來看,真正的正義在於勞動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勞動成為一種自由自覺的活動,成為人之為人的本質體現。為此,應當從歷史與現實統一的邏輯上理解正義。馬克思指出:「文明的一切進步……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39簡言之,資本之所以推動文明進步,其根本目的不在於推動勞動正義的實現,而是自身逐利本性使然。對利潤最大化的不斷欲求,促使資本發展科學技術,創新勞動形式,從而更大程度地支配、統治和剝削勞動,以此取得資本自身的發展。而馬克思的勞動正義,就是要通過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係,揭露私有制僱傭勞動中存在的剝削、異化等非正義面相,從而在社會現實與歷史的辯證運動中揚棄資本,消除異化和階級對立,將勞動的客觀條件重新賦予人自身,恢復勞動作為人之自由個性的本質,實現勞動者的解放。在此,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現實觀,我們必然要將實現個人之自由全面發展的實質勞動正義作為價值追求和歷史使命,但與此同時,它也意味著,重構當今時代的勞動正義原則,需要在不斷批判資本消極作用的前提下,承認資本推動文明發展的歷史進步性,發展數字經濟,培育和壯大數字資本,發揮數字資本促進中國社會發展的正向價值,創造實現勞動解放的客觀物質條件。
(二)共享性原則:規範數據所有權
如果說前數位化時代的社會特徵是「龐大的商品堆積」,那麼當今時代則是「巨量的數據生產」,數據的重要性已經超越了土地和機器。數據生產的兩端分別站著成千上萬的普通用戶和少數數據巨頭,普通用戶生產了幾何級增量的數據,少數數據巨頭則利用數字資本或平臺資本的優勢監視、採集、記錄用戶數據,利用數據挖掘技術,將用戶數據轉化為自身牟利的工具。由於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都需要巨量投資,普通人難以涉足,以致於生產者與其數據產生了分離,在此意義上,數字勞動生產者與數字本身被割裂了,形成了異化,進而衍化為「數字鴻溝」和「財富鴻溝」,社會不平等進一步加劇。正如希勒所批判的:「從長遠來看,日趨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帶來的種種問題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我們很難認為社會富裕程度的差異是上個歷史階段的殘留。這種差異顯然是由數字資本主義本身造成的。」40當代數字社會的不正義由此凸顯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到底誰應該擁有數據?這就涉及到了數據的所有權問題和數據共享問題。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勞動者的所有權實際上與勞動產生了分離。馬克思指出:「最初,在我們看來,所有權似乎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至少我們應當承認這樣的假定,因為互相對立的僅僅是權利平等的商品佔有者,佔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讓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勞動創造的。現在,所有權對於資本家來說,表現為佔有他人無酬勞動或它的產品的權利,而對於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佔有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41換言之,資產階級認為資本與勞動之間是自由交換和平等交易的「正義」關係,但實際上「所有權與勞動的分離」導致了勞動者同自己勞動的異化,同勞動實現條件的斷裂,進而為資本統治和剝削勞動提供了可能性,資本主義固有的社會化生產和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決定了資本和勞動之間不可能真正平等。隨著人類步入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生產的發展和分工的精細化使得單個勞動者無法憑藉個體知識和能力完成某些任務,個人活動被確立為直接的社會活動,社會成員共同參與、分工協作的社會性勞動更為普遍。然而,本質上應當共享的數字勞動成果,卻被少數資本巨頭佔有,形成了「數字壟斷」;全社會合作的數字勞動創造和生產活動,卻被轉變為數字資本增殖牟利的工具。馬克思指出:「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直接佔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42換言之,數字或數據資本作為當今「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作為「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是人同自然進行物質變換的結果,是人作為社會體存在的自我肯定,數據所有權應當為發展了的「社會個人」所直接佔有,亦即共享數字勞動成果,在「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43。
規範數據所有權,意味著承認勞動主體在數字生產中相互協作的社會性意義,肯定勞動主體共同享有數字勞動成果的正當性。從社會層面來講,如果數字資本僅僅為少數網絡巨頭所佔有,多數數字勞動者處於相對貧困的狀態,那麼人類社會依然是一個不平等、非正義,存在壓迫和剝削的社會。對此,馬克思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改變世界。身處數位化生存之境的人類,面臨的重大任務就是「通過數字勞動者們的行動和社會實踐,改變這個由跨國數字資本譜寫的、高度剝削全球數字勞動者的不正義的世界,並將其改造成為沒有剝削和壓迫、公平和正義的新世界。」44為此,需要在資本和勞動之外有第三方力量(國家)介入。在當代中國,政府依法對人民負責,應當以法治和稅收規範數字資本所有權,促進數字資本良性發展,確保數字勞動成果為廣大人民群眾共同享有。
(三)制度性原則:以人民為中心
作為社會存在物,「現實的個人」之勞動活動是在以一定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各種社會關係中展開的,社會關係的經驗性實存可以用制度予以規範性表達,勞動者及其勞動必然受到社會制度的制約和影響。馬克思勞動理論的正義思考,根本價值點在於通過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來闡明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所具有的歷史合法性和現實合理性。
馬克思指出,我們周圍的感性世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於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並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他們的社會制度」45。簡言之,勞動創造了歷史也創造了現實,而保障勞動延續和穩定發展的,正是各種各樣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或文化制度。制度變革體現著人類對勞動正義的追求和嚮往,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是實現勞動正義的根本保障。當前,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增強綜合國力的發展重點,數字勞動釋放了巨大的創新潛能和創造動力,然而,數字資本的發展現實也暴露了資本利己的本性及其貪婪的欲望。馬克思批判道:「在現代制度下,如果彎腰駝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發展和加強等,使你更有生產能力(更有勞動能力),那麼你的彎腰駝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運動,就是一種生產力。如果你精神空虛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動更富有生產能力,那麼你的精神空虛就是一種生產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種職業的單調使你更有能力從事這項職業,那麼單調就是一種生產力。」46數位化時代的景象與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性扭曲何其相似,長時間點擊滑鼠的手指已經略微變形,深夜裡盯著屏幕的雙眼已經日漸模糊,高度運轉的大腦已經備感疲憊,即便如此,資本的加速度發展依然催促著勞動者快步向前。可以說,資本主義樣態的數位化轉變,看似是勞動獲得了「解放」,實際上是異化和剝削的加重。決定數字勞動是否為人的性質並不取決於勞動本身,而取決於勞動所處的社會現實制度。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勞動的「正義」僅僅在於為資本家獲取剩餘價值服務。「國民經濟學把工人只當做勞動的動物,當做僅僅有最必要的肉體需要的牲畜。」45數字資本同樣具有剝削性質,在此情況下,「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47對此,馬克思主張在勞動實踐中超越並否定僅僅將生產作為目的而將人作為手段的非正義制度,從而確立以廣大勞動人民為主體的正義制度,在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中,將人作為目的而非手段,充分彰顯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及其勞動價值。
勞動作為主體的生命活動,首要目的在於滿足人自身發展的需要和利益,勞動正義則是這種目的的現實性表達和價值性期待。一方面,對勞動正義的現實性表達在本質上蘊含著發展趨向。通過勞動滿足人的需要和利益意味著應當大力發展生產力,因此,發展數字資本,「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48另一方面,對勞動正義的價值性期待要求分配正義。勞動財富是人們滿足發展的需要和利益的基礎,如何分配數字勞動創造的巨量數字財富,事關每個人的現實生存狀況。「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48當前實施按勞分配,依據人們為社會提供的勞動量分配生活資料,是分配正義的歷史性形式。數字勞動的多樣化形式表明,勞動者從事的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數字勞動產業的空間區域分布也極不平衡。如何合理調控不同勞動主體的收入水平,如何縮小「數字鴻溝」造成的數字不平等和數字經濟發展差距,實際上已經成為當前社會實現勞動正義面臨的重大問題。就當代中國社會而言,構建勞動正義,依然需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依然需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此外,當前勞動正義問題的討論也指向了權利分配,譬如關於「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論探討。在數位化時代,投入巨量資金加大智能化機器研發和應用是數字資本在增殖本性驅動下的「理性選擇」,與此同時,數字資本在將所有社會人口轉變為數字勞動者的同時,也不斷製造著新的結構性失業者,亦即新的「過剩人口」。為應對這種對勞動者勞動權利和再分配權利剝奪的非正義狀況,西方社會提出了一種面向社會的分配形式——全民基本收入。且不論該制度現實中是否可行,但就勞動者的基本權利而言,「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勞動者有可能喪失勞動的基本權利,進而失去要求再分配的權利主張,更為根本的是,它意味著勞動者尊嚴的喪失。因為這代表著在數字資本增殖體系中,勞動者已經成為無足輕重的社會人口,人之為人的自由自覺活動失去了其本體論意義和社會性價值。對此,馬克思指出,只有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才有可能完全實現勞動正義,「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範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中所應承擔的部分推給別人;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智能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49
注釋
1 [美]丹·希勒:《數字資本主義》,楊立平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頁。
2 [法]貝爾納·斯蒂格勒:《論數字資本主義與人類紀》,張義修譯,《江蘇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頁。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頁。
6(1)[匈牙利]盧卡奇:《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下卷,白錫堃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頁。
7(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頁。
8(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224-225、230頁。
9(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397、102、102頁。
10(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頁。
11(6)[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胡正榮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頁。
12(7)Dallas Walker Smythe,Dependency Road:Communications,Capitalism,Consciousness,and Canada.Norwood:Ablex Publishing,1981.p.250.
13(8)Ibid.p.233.
14(9)Dallas Walker Smythe,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Vol.1,No,3,1977,p.3.
15(10)參見周延雲、閆秀榮:《數字勞動和卡爾·馬克思——數位化時代國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頁。
16(11)[意]莫裡茲奧·拉扎拉託:《非物質勞動》,載《帝國、都市與現代性》,許紀霖主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頁。
17(12) [美]哈特、[意]奈格裡:《帝國》,楊建國、範一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278頁。
18(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頁。
19(14)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109.
20(15)參見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New York:Routledge,2013,p.26-27。
21(16)參見夏玉凡:《傳播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的數字勞動理論——以福克斯勞動觀為中心的批判性探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22(17)參見Treborn Scholz,Digital Labour: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220。
23(18)李仙娥:《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勞動》,《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1月24日。
24(19)也有學者批評指出,從勞動價值論視角來看,該觀點泛化了生產性勞動的內涵,用戶網絡活動只能是網際網路產業鏈中的原材料,真正的勞動是加工數據的勞動者。參見夏玉凡:《傳播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的數字勞動理論——以福克斯勞動觀為中心的批判性探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25(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9頁。
26(21)《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頁。
27(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4頁。
28(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433頁。
29(24)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3頁。
30(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頁。
31(26)參見藍江:《數字異化與一般數據:數字資本主義批判序曲》,《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
32(27)Trebor Scholz,Digital Labour: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p.159.
33(28) [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馬克思歸來》,傳播譯站工作坊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8、88頁。
34(29)《資本論》,第1卷,第487頁。
35(30)[美]卡羅爾·C·古爾德:《馬克思的社會本體論》,王虎學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頁。
36(3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33、592頁。
37(3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頁。
38(3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8頁。
39(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7頁。
40(35)[美]丹·希勒:《數字資本主義》,楊立平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頁。
41(36)《資本論》,第1卷,第673-674頁。
42(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0-101頁。
43(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頁。
44(39)周延雲、閆秀榮:《數字勞動和卡爾·馬克思——數位化時代國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67頁。
45(4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125頁。
46(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262頁。
47(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8頁。
48(4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頁。
49(4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