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技術一直是主要驅動力，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和繁榮。然而，對個人、企業和政府來說，適應技術進步是一項巨大的挑戰。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將其稱作「創造性破壞的風暴」，這是「產業突變過程，它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地破壞舊的，又不斷地創造新的結構」。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以及無限機會的來源之一，就在於找到合適的方法，擁抱和利用技術，釋放其巨大潛力，通過普惠性增長造福所有人。
要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就必須實現普惠性增長。然而，要將技術變革轉化為普惠性增長，仍然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即使在知識淵博的學者之間和見多識廣的政策制定者之間，觀點也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認為，如果市場能夠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自由運作，那麼技術浪潮終將惠及所有人。還有人認為，如今只有對數字革命的速度和範圍予以重大的政策幹預，才能確保新技術為所有人創造機會，同時為無法適應新技術的人提供基本保障。
為了更好地理解數位技術是如何傳播的，如何影響商業運營的，以及如何服務於勞動者、消費者和家庭的，我們仔細了解了中國的情況。中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因為中國已經迅速採用了新技術並實現了非凡的經濟增長。這裡我們將著重講述從研究中獲得的主要經驗和教訓，其中最重要的是數字經濟的潛力，它能將「創造性破壞」轉變為「創造性建設」，使技術進步惠及所有人。
《新普惠經濟》基於羅漢堂的大數據經濟研究和國內外數字經濟實踐，本書探討了數位技術促進普惠性增長的作用機制，總體而言，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但一種更具普惠性和可持續性的新發展範式正在形成。
什麼使數位技術顯得如此特別
數字革命的意義超過了以往所有的技術革命，其原因有三：一是數位技術的採用和滲透門檻低；二是用戶成本低；三是數字信息具有非競爭性，即一個人使用產品不會損害其他人的利益，反而能為所有人帶來更多的利益，包括競爭對手和消費者。
電腦處理能力成本的指數級下降，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使得即時共享大量的數字信息成為可能。行動裝置在數量上早已超過了電腦，在擴大網際網路的地理覆蓋範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 年，全球網際網路用戶突破了40 億，佔世界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現在，低收入國家中超過60% 的人有手機可用。數字信息的複製和使用成本接近於零。與實物商品不同，信息是非競爭性商品，這意味著它可以被多個用戶同時消費和擁有。
這兩個特徵對普惠性增長具有重大意義。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再是其技術滲透速度的決定性因素，也不再是某項技術被採用後，其應用發展速度的決定性因素。許多人均GDP 低於5 000 美元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達到與發達國家大致相同的技術滲透率。在不到10 年時間裡，中國的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已經位列全球第一。2017 年，中國零售總額的23% 來自電子商務。2011 年，中國和美國的行動支付總額分別為150 億美元和83 億美元。到了2017 年，中國的行動支付總額已增長至22 萬億美元，是美國的100 多倍。
中國和許多其他新興經濟體能迅速採用先進的數位技術有其必然性，因為除了數字服務提供的擴大市場、製造增長的機會外，消費者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其他選擇。以行動支付為例，在行動支付革命到來之前，中國一直是現金社會。行動支付革命幫助中國跨過了使用支票和信用卡的階段，而這兩種支付方式在發達經濟體中仍被廣泛使用。大多數非洲人幾乎沒用過電腦，他們首次可以大規模使用的數字設備是功能簡單的手機。這使他們成為最早在手機上使用創造性應用程式的人群之一，這些應用程式涉及商貿、資金獲取、醫療和教育服務等。
數位技術應用的中國經驗
一、數位技術可以成為普惠性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第一，偏遠和欠發達地區的消費者可以平等地獲得各種產品和服務。
在前電子商務時代，是否靠近發達的商業區是區域普惠性的決定性因素，因為只有居住在商業區附近的居民才能享受到豐富多樣的產品和有競爭力的價格。
數位技術改變了這一切，阿里巴巴的淘寶和天貓及其競爭對手的電子商務平臺就是有力證明。首先，這些平臺上的平均購物距離接近1 000 千米，而傳統市場只有幾千米。其次，如果按收入水平計算，欠發達地區的人的線上支出比例並不低於發達地區的人。前者在電子商務平臺上購買更多種類的產品，抵消了當地市場的劣勢。最後，生活在貧困地區的人獲得一流零售服務的機會有限，他們線上支出的增速超過了發達地區的人。
第二，地區、性別、收入、年齡之間的創業差距已經縮小。
通過幫助中小企業成長，尤其是幫助欠發達地區的中小企業成長，可以提升普惠性。淘寶是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平臺，上面有超過1 000 萬家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偏遠和欠發達地區正湧現出越來越多新的中小企業。大約一半的線上創業者是女性，高於線下創業者中女性的比例。電子商務使大量女性能夠在家中創業，工作時間比線下商業活動更靈活。
電子商務也能使殘障人士受益。2016 年，淘寶上有16 萬家網店由殘障人士經營，銷售額達到了124 億元人民幣(約合20 億美元)。超過90% 的銷售額來自文化程度為高中或更低的賣家。這一年，1.6萬名視障人士獲得了技術支持，在淘寶上創辦了自己的網店。
第三，金融服務已變得更可及、更可負擔、更可持續。
目前，中國在行動支付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全國12.5億網民中的大多數使用行動支付，享受免費轉帳服務。商家僅需支持0.6% 的手續費，是世界上最低的。通過豐富的上下文信息和人工智慧算法，行動支付可以準確、實時地評估風險，大大降低欺詐發生率——與傳統銀行卡的欺詐發生率相比微不足道。數百萬家中國初創企業不需要提供抵押物就可以獲得貸款。4 年來，螞蟻金融服務集團(以下簡稱螞蟻金服)通過創新的「310」信貸模式(3 分鐘申請、1 秒鐘審批、零人工幹預)向800 多萬家中小企業提供了無抵押小額貸款。
數字金融服務如支付、貸款、理財和保險，在中國迅速發展。2011 年，中國最發達地區還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隨著數字金融的發展，到2014 年，許多地區都已經迎頭趕上。到了2017 年，最發達地區相對於其他地區的優勢進一步縮小，金融服務的普惠性程度進一步提高(見下圖)。
2011-2017年中國數字普惠型金融指數
註：在每個年份，所有區域被劃分為4 個顏色層，代表的指數區間分別為80%~100%、70%~80%、60%~70% 和60% 以下。顏色趨同表示數字金融的不均衡性減少。該圖未包括中國港、澳、臺地區數據。
資料來源：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
二、對提高數位技術滲透率來說，降低技能門檻與提高技能水平同等重要
一旦技術被採用後，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提高技術滲透率。一種方式是提高人口的教育層次和技能水平。2016 年，世界銀行指出，許多與技能相關的因素會阻礙普惠性增長：幼兒營養不良，受教育機會有限，基本的社會安全網缺失以及制度薄弱等。
另一種方式是降低使用新技術所需的教育和技能門檻。由於手機和網際網路的技能要求極低，它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滲透到世界各地。它們直接和間接地提高了識字率和基本數字技能，這表明數位技術可以成為教育的重要槓桿，應當儘早和全面地加以鼓勵。
中國農村出現了線下電子商務供應商集群，被稱為「淘寶村」。這體現了低技能門檻的巨大力量。沙集鎮10 年前還是貧困地區，人們依靠種田和回收廢舊塑料維持生計。當地的大學輟學生孫寒在線銷售自己設計的家具，大獲成功，成為其他人的榜樣。許多已經搬到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輕村民返鄉，開始生產家具或自己開家具網店。無法移居到城市的老年人也參與其中。就連那些從未學過漢語拼音的人也藉助手寫識別軟體在線做起了生意，還做得風生水起。孫寒這樣的企業家獲得了管理技能，同時也培訓了員工。電子商務促進了物流和零部件供應行業的發展，甚至發展出了攝影和產品設計等專業服務。在不到10 年時間裡，沙集鎮就形成了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家具集群。
在持農村戶口的企業家中，從事電子商務的人的平均收入遠高於不從事電子商務的人。各種文化程度的人都是如此(見下圖)。值得注意的是，僅有小學或初中文化的人從事電子商務後，收入水平開始接近不從事電子商務的大學畢業生。在不同的「淘寶村」，我們都發現了類似的規律。
2016年按文化程度劃分的家庭人均年收入
資料來源：中國家庭金融調查。
數位技術使學習資源更容易獲得、學習的成本效益更高。2006 年，淘寶推出了在線課程，旨在促進小企業的技能提升。目前，中國99% 的貧困縣每年可以學習3 000 個不同的預錄課程和2 萬多個直播課程。淘寶為貧困和偏遠地區的公務員量身定製了公共部門培訓。2015—2017 年，來自765 個貧困縣的100 多萬名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參加了培訓。這些活動是「淘寶村」和「淘寶鎮」快速發展的關鍵驅動因素之一。
10 年間，M-PESA 讓行動支付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普及開來，這是低技能門檻的優點的絕佳例證。M-PESA 於2007 年在肯亞被推出，之後擴展到非洲和東歐的10 個國家，最終每年為3 000 萬名客戶處理60 多億筆交易。為了克服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局限性(特別是移動網際網路速度慢甚至根本不存在)，M-PESA 在現有基礎設施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以提供價格低廉且容易獲得的服務。它使用SIM卡而不是應用程式，允許在功能簡單的手機上獲得金融服務和其他基本服務。M-PESA設置了密集的網點，僅在肯亞就有4萬個網點，甚至在偏遠的村莊也有網點，這為帳戶註冊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李國權和張金瑞(2015)將M-PESA 和支付寶等行動支付服務歸因於「LASIC」原則——這些服務利潤率低(low profit margins)，都是輕資產業務(asset light)，設計可擴展(scalable)，充滿創新(innovative)，容易實現合規(compliance friendly)。從本質上講，可擴展、可及和可負擔是釋放低技能門檻所蘊含的潛力的關鍵。
三、數字平臺代表了一種新的交流和協作方式，能夠促進經濟和社會融合
數位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在企業與市場之間的權衡，促進了第三種制度形式的出現，即雙邊數字平臺。一個成功的平臺能夠讓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參與進來、相互協作並做出貢獻，可以通過在參與者之間創建大量的互動來提升網絡的價值。買方和賣方可以依據對方的反饋和數字足跡，實現更好的匹配，滿足各自的需求。重要的是，數字平臺提供了一種普惠性的協作方式，這種方式可以促進經濟和社會融合。
數字平臺也超越了電子商務和金融服務，徹底改變了商業運營方式和供應鏈。阿里巴巴旗下的千牛工作檯，每月都有數百萬家中小企業使用。該平臺整合了數千種第三方商務工具，可以幫助中小企業進行市場營銷、產品管理、在線運營、客戶服務、現金管理、物流、商務諮詢服務和數據分析，基本上涵蓋了企業經營的方方面面。阿里巴巴的「淘工廠」平臺將來自30 多個行業的4 萬家工廠與淘寶賣家連接起來，形成了完整的供應鏈市場。淘寶賣家可以出售自有品牌和自己設計的產品，通常從小額臨時訂單開始，不需要擁有生產設備。這導致了產品種類的爆炸性增長。
數字平臺與其說是企業，不如說是一個實現了經濟和社會融合的生態系統，由一家企業創建和監管，向所有利益相關者開放。其經濟價值來自看似無限的交流和協作的可能性以及極高的效率，所有這些都歸功於數位技術的特殊性。例如，在中國蓬勃發展的行動支付不是一項獨立的金融服務，而是數字平臺上交易或社交互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實時的數字信息又從根本上提升了信用風險評估的便捷性和效率。在數字生態系統中，消費者和中小企業同時是數字信息的用戶、生產者和受益者。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數字平臺都是雙邊的，它們在普惠性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經驗表明，總體而言，設計合理的數字生態系統可以成為普惠性數位技術滲透的強大驅動力。
宏觀經濟學家和貿易理論家一直強調，遠離市場、缺乏產品和就業信息等帶來的貿易和匹配摩擦是導致市場失靈(如存在閒置資源和貿易稀缺)的重要因素。按照皮薩裡德斯(2010)的直覺，數字平臺可以改善去中心化市場上的供需匹配，為所有人帶來更好的市場結果。
對於去中心化市場機制的信息效率，哈耶克提出了開創性的論點，而新的數字信息技術為此論點帶來了新的證明。他認為，與中心化的計劃經濟相比，去中心化市場能夠更好地處理信息，從而更高效地配置資源。然而，我們知道，信息不完全經常會導致市場失靈，這也削弱了哈耶克的論點。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強化了哈耶克的論點——市場受益於一種新型的「輪子」，即數字平臺，促進了無摩擦的去中心化和更深層次的協作。
四、有效的數位技術滲透需要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密切合作
要進行創新，就必須搞清楚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各自的角色，這一點在數位技術和電子商務的發展中尤為明顯。正如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報告》(2008)指出的那樣，公共部門在促進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方面可以做出重要貢獻。公共部門需要保持政治和宏觀經濟穩定、實施連貫的發展戰略、完善基礎設施和創建友好的監管環境，並且最好能預測私營部門的需求。
中國政府在確定國家數位化發展道路方面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新的數字經濟是由私營部門開創和推動的，但它同時得益於公共部門的支持：良性的監管環境、高效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地方政府的支持。由於數位技術如此新穎，發展如此迅速，政府需要鼓勵試驗，即願意承擔風險、接受失敗。中國政府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允許企業家試錯。中國政府將數字經濟列為優先事項，並鼓勵地方政府與私營部門展開密切合作。
數位技術與經濟和社會融合是普惠性增長的關鍵要素，因此，積極消除區域和全球貿易壁壘，發展具有良好數字商業基礎設施的經濟特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無論經濟體量或國內市場規模如何，情況都如此。
五、數位技術會帶來意外的影響，管控這一影響是一項挑戰，但我們必須首先將事實與猜測和焦慮區分開
儘管強有力的證據表明數位技術能促進普惠性增長，但人們對數位技術帶來的不利後果仍深表擔憂並予以密切關注：技能要求的變化帶來了技術性失業、私人信息被濫用、競爭政策滯後、不平等加劇。
然而，很少有確鑿的證據能表明這些不利後果真的會發生。相關學術文獻仍然有限，大多數討論是在新聞和社交媒體上進行的。我們將簡要地討論「數位技術帶來風險」的說法。
機器讓人失業了嗎？如果因為數位技術而消失的就業機會比數位技術創造的就業機會多，那麼可以說出現了「技術性失業」，但並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這種現象已經發生。全球失業率至少自1991 年有可比較的統計數據以來一直保持相對穩定，儘管自那時起勞動適齡人口增加了近16 億，累計增幅達50%。
機器人和人工智慧仍然處於早期發展階段，它們重現複雜推理的能力仍然是一種猜想。此前的技術變革浪潮伴隨著擔憂，人們害怕這些技術變革會造成大規模失業，而這些擔憂最終被證明是杞人憂天。
話雖如此，數字革命仍將在勞動力市場上創造更大的「擾動」。那些無法適應新技術的人，可能會感到被排斥在進步之外。人力資本的落伍如果不伴之以緩解政策，就會對家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破壞社會的穩定。工作性質的變化要求加強公私合作，從而重新培訓現有勞動適齡人口，並藉助數位技術改造教育系統。
科技企業，特別是那些運營數字平臺的企業，是否變得過於強大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超級平臺」的規模，而在於它們的主導地位是否面臨著競爭。我們的研究表明，在大部分情況下，這些「超級平臺」確實面臨著這樣的競爭，至少在中國是這樣。
即便是最大的數字平臺，也無法免受競爭壓力，這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競爭對手通常提供的是差異化產品。第二，更關鍵的一點是，賣方和買方都可以同時選擇多個平臺。
隱私是否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威脅？回答這一問題的挑戰在於，如何從各個角度理解數據共享的風險和回報。數據共享對數字經濟的邏輯至關重要，因此，我們無法在完全保護隱私和完全不保護隱私之間做出絕對的選擇。如何取捨取決於具體情況。而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保護什麼和披露什麼就變得更加困難，因為隱私既與人的尊嚴有關，也與經濟財產有關，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可避免地會對取捨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篇關於隱私問題的早期文獻提到，對信息追蹤徵稅的隱私監管政策會產生模糊不清的福利效應。很少有人能清楚地知道他人、機構和政府掌握了關於自己的多少信息。他們可能不太清楚這些信息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這會產生怎樣的後果。這些挑戰導致了經典的隱私悖論，即人們總是聲稱非常關心自己的隱私，但往往忽略了自己的線上行為帶來的風險。當然，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可以做很多事情來告知和保護消費者。
數位技術可能是侵犯隱私的罪魁禍首，但也可能為相關解決方案做出貢獻。將脫敏、加密和安全多方計算等技術與用戶許可流程相結合，就可能減輕與隱私相關的許多擔憂。
總體而言，技術和不平等之間的關係尚不清楚。過去30 年的研究表明，薪酬不平等變得更加嚴重，而技術革命是其潛在原因之一，但實證證據既有支持這種說法的，也有反對這種說法的。克魯格(1993)發現，在工作中使用電腦的勞動者比不使用電腦的勞動者多掙15%~20%，而迪納多和皮施克(1997)則認為，使用電腦的人擁有未被注意到的技能，當電腦被引入高薪崗位時，這些技能便帶來了較高回報。
顯然，技術對社會的影響是不均衡的，這種影響因技術和應用而異。它創造了贏家和輸家，但也產生了明顯的普惠性影響。在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新的市場準入和市場機會帶來的收益更加明顯，正如中國的經驗所展示的那樣。正確的目標不應該是為保護輸家而維持現狀，而應該是尋找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途徑，同時為所有人創造平等的經濟機會。
我們認識到，雖然數位技術總體上是普惠性機會的主要提供者，但它也提出了複雜而重要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也必將在我們今後的研究計劃中佔據一席之地。
呼喚新的發展範式
本書指出了數位技術在哪些方面對中國的普惠性增長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就如何在全球推廣中國經驗提供了一些見解，特別是在那些最需要普惠性增長的地區。
我們呼籲新的數字發展範式，其關鍵內容如下。
首先，關於數位技術影響力的討論大多集中在其成本和潛在風險上，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數位技術為普惠性增長做出了寶貴貢獻，在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都如此。部分女性、窮人和殘障人士等一度弱勢的社會經濟群體被充分賦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服務。隨著數位技術的引進和推廣，中國的偏遠和最不發達地區獲得了巨大的推動力，數位技術的潛力得以釋放，這些地區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得以迅速縮小，那裡的人們得以在廣闊的市場上獲得產品和服務。但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其次，數位技術之所以能夠產生積極影響，是因為它能夠打破傳統市場上的關鍵信息壁壘，降低有效使用數位技術所需要的技能水平。特別是，為了提高數字滲透率，降低技能門檻與提高技能水平同等重要。數字市場的特殊性有助於應對交易匹配、信任和合同執行方面的挑戰。數字平臺可以使市場更加高效，吸引更多的參與者，提高產品多樣性。數字平臺在創造一體化的數字生態系統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這種生態系統能夠促進創新，促成市場內和市場間的新的協調模式。
再次，移動網際網路和寬帶接入等基礎設施以及友好的監管環境至關重要。弱勢群體和欠發達地區一旦能夠參與到現代數字經濟中，就會以可持續的方式對技能、培訓和基礎設施建設產生強大的正反饋效應。當然，這不會自然而然發生。公私部門的有效合作、市場一體化和數字平臺力量的釋放是數字增長戰略取得成功的關鍵要素。
最後，我們必須妥善應對這一動態過程中的意外挑戰，如對就業、競爭、數據隱私和社會平等的潛在不利影響。應對這些挑戰的第一步是將事實與虛構和猜測區分開。全面評估技術的影響和應對其影響的最佳政策，將非常有助於獲得大家的支持，更好地擁抱數位技術，釋放其普惠性增長的巨大潛力。
今天的新興市場同時面臨著多種技術革命，包括電力革命、計算機革命和數字革命。這意味著這些市場很可能沿著不同於發達經濟體的數位化道路發展。新興市場的許多零售服務過去是由當地小企業和非正規部門提供的。在數位技術和電子商務平臺的幫助下，大量中小企業應運而生，它們可以為遠在千裡之外的客戶提供服務。
一種新的範式正在出現，它涉及規模更小、資本密集度更低、更環保的數位技術的廣泛傳播，這些技術促成了普惠性的分布式生產模式，為全球的窮人提供了更適合他們的產品。這些技術提供了似乎無限的機會，開發了更多人力資源和消費需求，而在過去很多個世紀中，這些資源是被浪費掉的。各種數位技術相輔相成，為關鍵市場創造了新的構成要素。得益於低技能門檻、低使用成本、數字信息的非競爭性以及平臺帶來的網絡效應，數位技術的採用滯後大幅緩解，滲透率大幅提升，這帶來了促進普惠性增長的更多機會。
我們越了解各種可能性和相關權衡，政府和其他機構就越容易制定促進普惠性增長的戰略，這種增長有利於社會和政治穩定。如此一來，「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就可以變為「創造性建設」的過程。
（文章來源：全景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