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作為一項娛樂活動，它是人的一種行為，是指在一定的時空界限之內，以某種可見的秩序，按照規則進行，使人達到輕鬆、自由、喜悅的心理滿足的行為活動。現代學者郭泮溪在《中國民間遊戲與競技》中將「民間遊戲」與「民間競技」聯繫在一起，把「民間遊戲與競技」分為九類，第一類便是兒童遊戲；趙慶偉的《遊戲風情》將其分為五類，其中第一類便是兒童遊戲。兒童的世界是遊戲的世界，孩子們在遊戲中尋求樂趣，發洩自己剩餘的精力，同時在不知不覺的玩耍活動中與他人交流，逐漸培養自己的社會生存能力。在我國敦煌文獻和壁畫中，我們看到很多關於兒童遊戲的內容。
在出土的敦煌文獻中，有許多描繪古代兒童活動的場面；在敦煌壁畫中，也有許多關於當時兒童遊戲的記載。其中各類兒童的形象生動活潑，面目傳神，藝技精湛。特別是注重兒童內心天真無邪的刻畫。敦煌文獻和壁畫中所反映的兒童遊戲，都根植於當時的社會形態之中，它與唐宋時代的經濟繁榮、文化交流頻繁、政治穩定等密不可分，另外，宗教中的佛教、道教等影響也很大。敦煌文獻與壁畫中有關兒童遊戲的記載，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寶庫。這些也為當代兒童教育提供了一些或許可以借鑑的內容。
敦煌初唐第329窟西龕兩側的化生童子，在纏枝蓮花中做攀登嬉戲之狀。眾所周知，嬉戲是兒童的本性，也是從古至今最簡單、最常見的兒童遊戲，是孩子們尋找快樂的重要途徑之一。如初唐第329窟西龕兩側的化生童子，在纏枝蓮花中做攀登嬉戲之狀，有的手託蓮花，有的手扶蓮朵，腹有兜肚，腳穿柔靴。相互之間或上望下盼、傳遞花朵；或站在枝端悠閒得意地往下看；或在下面置若罔聞。畫面充滿童趣，真實顯示了孩子們天真活潑且多樣化的性格。
敦煌盛唐第148窟東壁《藥師經變》中的童子又如盛唐第148窟東壁《藥師經變》中，有的童子在水中正攀荷葉欲上，有的童子正在翻攀橋欄，有的童子正騎在橋欄上。
敦煌晚唐第196窟南壁《阿彌陀經變》中戲水的童子再比如說，晚唐第196窟南壁《阿彌陀經變》中，亦繪數身童子嬉水，一騎欄杆上，怡然自得；一坐欄杆上，伸手拉水中童子；在水中的，一手扶欄杆，引身欲上，真可謂生動有趣。
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7窟窟頂後部平棋的東南角「鬥四蓮池童子，做遊戲狀」。在部分敦煌文獻和壁畫中，我們發現在水中遊玩往往是兒童最喜歡的活動之一，它集娛樂、競技、健身於一體，培養孩子的吃苦、忍耐、勇敢和互助精神。不過，遊泳受環境條件所限制，在河流相對較少且寒冷的北方，會遊泳的孩子較少。然而，位於極度乾旱的戈壁大漠中的敦煌，一千多年前的畫工卻描繪了很多兒童在水中遊玩的情景。據李重申先生考證，在莫高窟北魏第257窟窟頂後部平棋的東南角，繪「鬥四蓮池童子，做遊戲狀」。該蓮池中確繪有四個裸體之人正在水中遊泳，但沒有特徵能肯定這四人是孩童而非成人。盛唐第148窟東壁門北的《藥師經變》中，畫有十餘身童子嬉水的場面。令人思考的是，這些兒童遊泳的畫面，是畫工根據當時敦煌的真實生活環境所描繪？還是南方畫工來到敦煌，將自己南方的生活情景描繪到洞窟裡？或者是敦煌畫工根據南方傳來的畫稿所描繪？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此可見它至少是敦煌文化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敦煌初唐第323窟南壁西側《西晉吳淞江石佛浮江》圖中祖孫三代騎牛迎佛的畫面不光如此，敦煌壁畫中還有孩子騎牛的遊戲表現，如初唐第323窟南壁佛教史跡畫《東晉楊都金像出渚》圖中繪有一組迎佛的人群，騎著水牛和毛驢，奔向江邊；婦女們手捧蓮花，合十禮敬。其中一頑童正站立在牛背上，左手扶在御牛老者的左肩上，右手遙指江中船上的佛像，生動描繪了孩子騎牛時的歡娛興奮之狀。同壁西側《西晉吳淞江石佛浮江》圖中有祖孫三代騎牛迎佛的畫面：一中年男子在前面牽牛，牛背上坐著一老婦和一小童，一中年婦人身背嬰兒緊跟在牛屁股後面。笨拙的大水牛，蹣跚而行，牛背上的小孫子左手緊緊抓住奶奶的腰，頗有害怕之感。這兩幅圖，生動形象地描繪了孩子們騎牛時的不同情態。但騎牛等動物需要環境條件，具有替代性質的騎竹馬遊戲卻簡單易行。
敦煌莫高窟晚唐第9窟南側供養人像行列中有一名童子，左手扶竹馬，仰頭含笑。騎竹馬最初是小孩模仿大人騎馬。《後漢書》中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的記載。唐代，兒童竹馬遊戲更為盛行。敦煌莫高窟晚唐第9窟南側供養人像行列中，繪有一名童子，身穿紅花袍服，內著襴褲、足蹬平頭履，他左手扶竹馬，右手執一竹梢作馬鞭，仰頭含笑，充分體現出兒童的稚氣和歡樂。
敦煌莫高窟晚唐第9窟南側供養人像行列中騎竹馬童子的臨摹復原圖其他動物也往往是孩子們遊戲選擇的對象，捉玩、飼養昆蟲和小動物也就成了孩子們的遊戲之一。敦煌遺書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載道：「孩兒漸長成童子，慈母憂心不舍離；近火專憂紅焰燒，臨河恐墜清波死。捉蝴蝶，趁猧子，弄土擁泥向街裡；蓋為嬌痴正是時，直緣呆小方如此……五五相隨騎竹馬，三三結伴趁兒。」王涯《宮詞》云：「白雪猧兒拂地行，慣眠紅毯不曾驚。」杜甫《題鄭縣亭子詩》云：「巢邊野雀欺群燕，花底山蜂遠趁人。」初唐以來，猧子成為寵物，如楊貴妃就有一猧子，有一次玄宗與親王下棋，玄宗將輸，於是「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絹畫中便繪有一左手抱猧子的高昌兒童形象。由此可見，唐代以來，大人小孩玩猧子是一種時尚，敦煌與高昌、康國常有交流，人員彼此往來，猧子的傳入乃情理中之事。雖然敦煌壁畫中尚未發現捉蝴蝶、趁猧子的畫面，但藏經洞出土文獻的記載則說明當時敦煌民間確有「捉蝴蝶，趁猧子」的兒童遊戲。
據歷史記載，我國自唐朝開始，就曾盛行與曲棍球或高爾夫球相似的遊戲，叫做步打球（捶丸）。在敦煌壁畫中，也有這樣的內容。所謂步打球，它是從擊鞠運動中派生出來的，運動者在徒步或跑步中持杖打球。比賽通常分成兩隊，雙方手持彎頭球杖，進行掄、運、傳、射等技術，並配合戰術將球擊入對方球門而得籌（得分）。王建《宮詞》：「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球。一半走來爭跪拜，上棚先謝得頭籌。」受成人的影響，兒童們也有自己的「步打」。據李重申先生考證，在敦煌榆林窟五代第15窟南壁，「繪有一幅一名童子站立在蓮花座上，左手持一圓球，右手持一彎頭球杖的畫面。從球杖的長度可判斷為當時步打球所持的球杖……」我們知道，當前對曲棍球或高爾夫球的起源是同源還是多源的爭論頗多，而以上內容恰恰為其提供了極有參考價值的珍貴資料。
大概源於生存的需要，兒童對建築類的堆積活動很感興趣，如現代的積木玩具，其中孩子們最初堆積的大多是房屋。在敦煌壁畫中，堆積建築類的兒童遊戲往往與佛教信仰有關，即《法華經變》中的「聚沙成塔」。在「法華經變」中常出現三五成群的童子，聚沙為戲。據《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云：「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此說反映了兩點，其一聚沙為戲，是兒童的一種遊戲。其二，如聚沙成佛塔便是一種功德，可因此而成佛。佛教故事中說：往昔有五百幼童相結為伴，天天在江邊遊戲，聚沙作塔。一天，洪水突發，把幼童席捲而去。因其聚沙作塔的功德，均生兜率天宮。佛教宣傳的是成佛的捷徑，連童子都可以辦到，畫面呈現的是現實生活中一群兒童在玩聚沙遊戲的天真爛漫之情態。另外，流行於我國北方地區的「拍燕窩」和沿海一帶的「滴假山」兒童遊戲，從形式上看，似乎也源於佛教的「聚沙成塔」。
不僅如此，在敦煌壁畫中，我們還注意到與兒童的生活環境相關的採花和鬥草遊戲。在敦煌壁畫中，有生動描繪兒童攀樹摘花的場景，如中唐第112窟西壁南側，便繪有七名兒童正在攀樹採花的畫面：有三個童子已經爬上了樹梢，或在摘花，或往樹下扔花，或與同伴逗趣；有一童子正試圖往樹上爬；樹下也有三個兒童，其中二童子正在拾取地上的花枝，一童子則正伸手接樹上夥伴扔下來的花枝，整幅畫面具有濃鬱的生活氣息。敦煌壁畫中雖然沒有發現鬥草的畫面，但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中卻有關於鬥草、鬥花的生動記載。如S.6537、P.3271《鬥百草》詩云：一、建寺祈長生，花林摘浮郎。有情離合花，無風獨搖草。喜去喜去覓草，色數莫令少。二、佳麗重阿臣，爭花競鬥新。不怕西山白，惟須東海平。喜去喜去覓草，覺走鬥花先。三、望春希長樂，南樓對北華。但看結李草，何時憐頡花? 喜去喜去覓草，鬥罷月歸家。四、庭前一株花，芬芳獨自好。欲摘問旁人，兩兩相捻取。喜去喜去覓草，灼灼其花報。鬥百草的遊戲，又稱鬥草、鬥花，起源甚早。唐劉禹錫詩句有「若共吳王鬥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說的是春秋末期，吳王和西施就已在宮中玩鬥百草了。
敦煌莫高窟五代第61窟《橦伎》最後，不能不提及敦煌壁畫中關於疊羅漢、倒立、頂竿等活動的場面描繪，這些都是古代百戲內容之一，同時是孩子們喜歡的遊戲。疊羅漢，即孩子們三五成群，從下往上一個立在另一個的身上，層層上升，具有難度和驚險性。如敦煌壁畫初唐第220窟南壁《阿彌陀經變》中，一個似穿背帶褲的童子屈膝頗感吃力地站在荷葉上，另一身著紅上衣、綠短褲的童子直立在其肩上，兩位童子均抬左手，握右拳，頭部側向其左方，似在表演武打動作，頗有情趣。也有將疊羅漢與柔術、倒立等技藝結合的，如莫高窟中唐第361窟南壁《阿彌陀經變》中，繪有一組兒童嬉戲形象，六位兒童全身裸露嬉戲，中間一童子向後彎腰成拱橋狀，上立一童子雙手託盤，左腿抬起，足尖託盤，盤似正在旋轉；兩側各有一位童子拍手稱快；左端一童子做雙手倒立狀，右端一童子做單手倒立狀。倒立，古代稱倒植、擲倒，亦稱拿鼎。在敦煌壁畫中，繪有很多倒立的圖像，姿態各異，豐富多彩。頂竿是難度更高、也更為驚險刺激的活動，如晚唐第156窟北壁《宋國夫人出行圖》中，有一規模很大、並以頂竿為主的百戲表演場面。圖中一健壯伎人頭頂竿，竿頂上架一橫木，竿上四兒童裸體著犢鼻褲，攀緣做戲，有的倒掛，有的懸垂，有的水平支撐，分別做十分驚險的動作，旁邊還有一手持長竿者做導引指揮。
敦煌莫高窟盛唐第148窟壁畫中的童子演奏樂器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敦煌壁畫和敦煌文獻中，保存有許多敦煌古代兒童遊戲活動的畫面或記載，所呈現的古代兒童遊戲的形態各異、特徵多樣，這些都為現代學者研究提供了具體的形象資料。在目前國內有關古代兒童遊戲資料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敦煌壁畫中的有關兒童遊戲的內容，無疑有重大的參考意義。
（註：本文轉自「絲綢之路溯源」，標題系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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