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沒有印尼華僑那樣的『母語優勢』，但他口語絲毫不差。我聽爸爸講的印尼語是那樣的好聽，那樣的有魅力，從中我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熱愛這門語言，熱愛那個擁有著上萬座島嶼的國家……還有它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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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 薄其雨 校對 李立軍
北京大學的外文樓在靠近西大門的位置，樓前有幾棵碩大的銀杏樹，凜冬已至，樹上的葉子已簌簌落光，和正午的陽光一起鋪在白色木欄圍住的圓弧裡。
曾經，常常會有一位頭髮花白、衣著素樸的老教授路過此地，他的目的地在外文樓二樓的印尼語教研室，退休後的他經常受邀到那裡參加各種會議。
他是孔遠志，是我國的印尼國情研究專家，也是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研究的先鋒。在印尼國情研究、中印（尼）關係史和中印（尼）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成果頗豐，聲名卓著。著有《印度尼西亞語發展史》、《印度尼西亞文體學》、《東南亞考察論鄭和》（合著）等學術著作20餘部。
1961年，他在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畢業後開始留校任教，直至2001年8月光榮退休。2006年，他獲得了印尼駐華大使頒發的「促進印尼、中國的友好與合作貢獻獎」，他稱，這是給予北大所有為印尼研究事業努力的師生最欣慰的肯定。
而現在，斑駁的銀杏樹影下再也不見了那個夾著書匆匆而過的身影。孔遠志教授連同銀杏樹上這一季滿冠的金黃一起消逝在了2020年的冬夜。
▲孔教授生前照片。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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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書販學習閩南語借詞
孔遠志1937年生於上海，19歲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印尼語專業，開啟了與印尼語言和文化交織長達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
他對印尼語的熱愛，正開始於考入北京大學的那一年。當時，「印尼國父」蘇加諾到訪中國，在一次演講中，其語言魅力和個人魅力，深深打動了端坐在臺下的孔遠志。
1961年，孔遠志在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畢業後開始留校任教，任教三年後前往雅加達印度尼西亞大學文學系進修。當時，他每月的零用錢只有8元人民幣，雅加達每日驕陽如火，但他寧可步行也不願意乘坐公共汽車，只為剩下錢來購買書籍。
書店的新書很貴，他就常去逛路邊的舊書攤。有一次他發現一本很喜歡的印尼文小說，問書販多少錢，書販回答：「Gocap。」「Gocap」讀為「高匝」，在閩南話裡，表示50的意思，書販看其打扮判斷為中國人，就用閩南語借詞交流，以為他能聽懂。
回去打聽後才知道，在印尼語中有不少是閩南語借詞。其後，孔遠志開始搜集這些閩南語借詞，他翻閱印尼書報和文獻，多次到閩南和印尼進行實地考察，請教當地居民，共找出 1000 多個類似印證著中印文化交融的借詞。
這些詞彙雖不是印尼官方語言，但已然成為印尼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1986年，孔遠志在訪問荷蘭萊頓大學期間，專門撰寫了一篇名為《馬來—印尼語中的漢語借詞》論文，得到印尼研究專家、荷蘭萊頓大學教授德歐的高度評價。
▲2006年，孔遠志教授獲印尼駐華大使頒發的「促進印尼、中國的友好與合作貢獻獎」。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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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旗杆升上國旗
在孔遠志到達印尼進修的第二年，遇到了歷史上著名的印尼「九三零」事件。
據史料記載，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拉提夫上校和烏坦上校率領一批陸軍軍官，逮捕了6名軍方將領，強迫蘇加諾總統解散國會。時任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託渾水摸魚，宣稱這是一次「共產主義政變」，迅速平息政變，並竊取了國家最高權力。
次年3月11日，蘇哈託宣讀了一份「命令書」，宣告「在軍方的擁戴下」出任印尼「代總統」。軍權在握的蘇哈託宣布印尼共產黨是非法組織，開始在全國進行「清共運動」。這一運動除了導致大量共產黨員被殺以外，也導致大量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
隨著社會形勢的驟變，包括孔遠志在內的一起躲到中國駐印尼大使館避難留學生們，共同經歷了暴徒衝進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中的打、砸、搶事件。使館工作人員讓留學生們跑到樓上的房間，用柜子把門頂住，然後藏在桌下。
暴徒砸壞了使館內國旗的升降器，為了讓國旗在大使館內正常升起，在暴徒不斷向使館內投擲爆燃物的情況下，孔遠志不顧安危，爬上旗杆，讓國旗升上高空。
「安全下來後，他與國旗留下一張合影，這是爸爸最珍藏的一張照片。」 孔遠志的女兒孔濤告訴記者，她根本無從想像父親在那種危險的環境下，是如何爬上20米高的國旗旗杆。
到1966年，孔遠志才得以回國。此後的1967年到1990年，中國與印度尼西亞斷交23年。加上國內形勢的變化，學校被迫停課停學，學習印尼語的土壤一度遭到破壞，印尼語的相關書籍資料也不能得到補給。
但這一切並沒有讓孔遠志等學者隔斷對印尼語的學習和研究。等形勢好轉，局面恢復平靜，在季羨林先生的號召下，學者們一個又一個鑽進學術堆裡，拿出一個個學術成果，重新拱築起中外交流的橋梁。
▲孔教授的著作。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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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時間不夠用」
等到1990年中國與印度尼西亞恢復建交後，孔遠志每年會拜託自己在印尼的朋友給他寄報紙雜誌，每年都要寄來幾十公斤。
「他會一頁一頁地翻看，有一些單詞、好的語句等會剪下來整理成冊，」與孔遠志共事30餘年的教授張玉安介紹，這些報紙被利用完成後會成摞成摞地堆放在孔遠志家狹小的客廳裡，時不時再找出來翻閱。
因為學校教研室數量有限，孔遠志的很多學術研究都是在家中完成的。一開始一家人住在只有十幾平米的職工宿舍裡，孩子們在看電視時，他就伏在一旁的餐桌上翻閱資料；當家人都外出時，他會搬一個小板凳把床沿當書桌靜心投入工作中。
「勤勉」、「投入」是孔遠志帶給身邊人的共同印象。張玉安回憶，他常見孔遠志隨時隨地掏出小本子記東西，包括開會的時候，走路的時候，甚至吃飯的時候。
孔濤說，小時候她就好奇「爸爸為什麼不喜歡看電視節目」，也有人經常問起父親為什麼不休息一下，父親回答「怕時間不夠用，在我最好的年紀，因為那個時代，我已經錯失過很多學習鑽研的機會了。」
一直追趕著時間的孔遠志，終於把自己追成了迄今為止在印尼語專業歷史上學術成果數量和質量最為豐碩的學者之一。
他的專著、譯著、合著、參著、參編等出版物多達數十種；他能夠熟練使用中文、印尼文、馬來文、英文等多種語言進行學術寫作；在中國-印尼文化交流、鄭和研究、華僑華人、印尼宗教等多個領域都有他的學術成果；他的印尼語著作在印尼當地被出版印刷；他的《Silang BudayaTiongkok Indonesia》、《Pelayaran Zheng He dan AlamMelayu》、《Muslim Tionghoa Cheng Ho: MisteriPerjalananMuhibah di Nusantara》等多本學術專著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學及研究機構收為館藏。
2008年，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訪華時曾到北京大學發表演講，孔遠志將自己其中一本著作《Silang BudayaTiongkok Indonesia》贈予了蘇西洛總統。
孔遠志的學生羅傑說，作為 「九三零」事件的親歷者，孔遠志贈書，是殷切希望促進兩國官方及民間相互了解，切莫重蹈覆轍。
▲孔遠志教授和妻子楊康善赴澳出席女兒孔濤的博士畢業典禮。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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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別
孔遠志前後曾18 次往返印尼進行學術研究和實地考察，次數比他回上海老家還多。在生活中，印尼和印尼語佔據了他大部分精力。送女兒去幼兒園的路上會自言自語地練習印尼語；在大學的印尼文獻報刊選讀課上聲情並茂地用印尼語朗讀；在與印尼朋友相見時用印尼語侃侃而談……
「爸爸沒有印尼華僑那樣的『母語優勢』，但他口語絲毫不差。我聽爸爸講的印尼語是那樣的好聽，那樣的有魅力，從中我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熱愛這門語言，熱愛那個擁有著上萬座島嶼的國家……還有它的文化……」孔濤一邊哽咽一邊回憶起曾經無數個父親在講印尼語的瞬間。
1995年，孔濤考入北京大學時正好遇到每四年才會招生一次的印度尼西亞語專業再次納新，沒有父親的幹預，她自己主動選擇了印尼語。在她做出決定後父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她去了印度尼西亞。
在印度尼西亞的一個月裡，父親只在初到印尼的第一周和她在一起，但並沒有把他認知中的印尼語、印尼人、印尼文化、宗教、美食描述給孔濤，所有關於印尼的一切都讓孔濤從近乎一張白紙出發通過自己的所見所聞繪上自己感知到的色彩。
在接下來的兩三周裡，孔遠志把孔濤交由自己在印尼當地的朋友，拜託他們帶著孔濤穿梭、融入進印尼的不同城市、不同島嶼，「爸爸說，講語言的人是生動的；這門語言衍生出來的文化同樣是生動的。所以，我們需要融入到那個語境中真切地感受它，而不是僅僅局限於書本上對字符的認識。」孔濤說，父親讓她親眼看到一個鮮活的國家，和一門語言所擁有的鮮活的生命。
畢生研究「鮮活」印尼語言和文化的孔遠志教授，於2020年12月2日，因病醫治無效，告別在他的耄耋之年。據醫院的護工講，在孔教授還能用語言交流的時候，他會在表達時吐露出幾句印尼語或者英文。
「在父親逝世的第二天，我們舉行了家庭告別儀式，這是父親生前所囑託的，這是我們同他最好的告別。」孔濤說，父親給她留下了溫暖與力量，他現在的缺席是一種更高形式的在場。
明年夏天，銀杏樹上的葉子會再次繁茂，只是在某個下過雨的午後，再也不會出現一位老教授騎自行車經過未名湖畔、路過銀杏樹下，他那揣進口袋中若隱若現的小筆記本，還有被挽起的褲腿上夾著的幾隻深色小夾子，都是他個人獨特的標識。
值班編輯 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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