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納粹黨的早期歲月開始,直到現在的公眾辯論,圍繞納粹主義及其沉重歷史遺產的鬥爭中,大眾媒體始終是一個重要渠道。在納粹作為一個擁有影響全國的政治機器的大眾政黨崛起過程中,通信技術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無線電廣播、擴音器、快速批量製作的宣傳海報及插圖出版物,為納粹通過選舉迅速登上權力舞臺起了突出作用。如果沒有這些手段,組織大規模群眾集會、迅速招募納粹黨新成員以及廣泛爭取選民支持是不可能的。納粹還依賴現代通信技術,在其迅速崛起的年代,在第三帝國衰落的過程中不斷擴大和維持支持自己的力量。在納粹所利用的所有現代媒體中,電影佔據了一個突出的地位。從納粹在農村地區和小城鎮為招募新成員所舉辦的電影晚會,到納粹執政期間對整個電影業的操縱,納粹牢牢掌握了電影的政治和社會力量。
在我們所處的當今世界,大量的信息交流和知識來源是依靠非印刷的新媒體,但電影仍然可以成為一種非常有用的媒介,有助於解釋和理解關於納粹的歷史事實。銀幕上再現的這一歷史時期的影像或描述,可以傳達出重要信息,並且比閱讀文字記載更能引發人們的強烈反應。無論是在看關於納粹政黨集會,還是關於納粹集中營殘忍暴行的紀錄片,都是如此。當我們觀看那個時代大眾所看過的故事片,尤其是那些由納粹拍攝、作為他們廣泛宣傳工具一部分的影片時,這種通過電影的學習同樣富有成效。
下面所要討論的電影作品旨在向讀者介紹一些與納粹德國相關,通常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關於納粹德國題材的故事片和紀錄片。這些影片的選擇是針對初次接觸本領域的新手,而不是針對本歷史領域的專家或者電影研究人士。因此,這些電影並不是詳盡無遺或排他性的清單,而是得到廣泛承認、具有重要意義或通過課堂使用證明在增進歷史理解方面有重要價值的電影建議清單。確定這個清單也考慮到了通過租賃、圖書館借閱、網際網路下載或購買的方式能夠獲得片源的可行性。這些電影大多數是德國拍攝的,全都有英文字幕或者有英語配音。閱讀這本書的相關章節時,可以結合觀看這些相關電影;或者在讀完本書後,把這些電影作為繼續把握納粹現象、本質及其一系列後果的手段。讀者也可以觀看各歷史頻道播放的相關電影和紀錄片作為補充。然而,鑑於並非所有在歷史頻道播放的影片都具有同樣的高質量或可信性,在觀看時應謹慎行事。觀眾從權威歷史著作中了解到希特勒和納粹的情況越多,他或她就會更好地從可能有潛在誤導性的影片中辨別出真正有價值的作品。
魏瑪共和國時期在納粹看來,大城市的狂亂和現代主義特徵,象徵著魏瑪文化和社會中的許多有害因素,1927年的一部紀錄片《柏林:城市交響曲》(
Berlin: Symphony of a Great City)生動地捕捉到了這些特點。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整個電影業,對於理解那些冒犯了這麼多德國傳統思想的現代主義藝術潮流來說尤為重要。許多保守的中產階級德國人很容易接受納粹對諸如《文化布爾什維主義》(
Kulturbolschevismus)這類電影的譴責;納粹聲稱,自由主義者和左派通過這些電影顛覆了德國的價值觀、道德準則和心理健康。1919年的表現主義電影《卡裡加裡博士的小屋》(
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是一個極好的起點,而1931年弗裡茲·朗(Fritz Lang)的經典心理驚悚片《M》則是魏瑪共和國晚期的代表作。納粹指責後者是社會變得如此墮落的一個例證,以至於同情一個精神變態的兒童殺手。反過來,有人認為,弗裡茲·朗1933年的《馬布斯博士的遺囑》(
The Testament of Dr. Mabuse)預言了納粹所即將建立犯罪政權的瘋狂性。關於魏瑪共和國時期一系列有爭議的問題如夜總會、色情業、誘惑性行為和同性戀行為,可以觀看影片《潘多拉魔盒》(
Pandora’s Box,1928),以及瑪琳·黛德麗 (Marlene Dietrich)作為性感象徵的處女秀《藍天使》(
The Blue Angel,1931),還有《穿制服的女孩》(
Girls in Uniform,1931)。關於工人的困境和階級衝突,以及受到納粹剝削的情況,可以比較弗裡茲·朗帶有樂觀色彩的《大都會》(
Metropolis,1927)和表現大蕭條時期共產主義革命熱情的作品《庫勒旺貝》(
Kuhle Wampe,1932)。
《柏林:城市交響曲》的海報
《潘多拉魔盒》海報
納粹德國時期在所有關於第三帝國總體概況的紀錄片中,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 Fest)長達三個小時的《希特勒:全部的故事》(
Hitler: The Whole Story)仍然非常有價值。然而,了解第三帝國的最好作品,將永遠是萊尼·雷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她拍攝的這部以真實的納粹紐倫堡年度集會為主題的紀錄片,是部極具創新性的傑作,它使觀眾得以接觸到納粹忠實追隨者舉行的群眾集會的場景,就如觀眾親身經歷一樣。然而,觀眾必須十分小心謹慎,以免成為這部洗腦宣傳電影所傳達內容的犧牲品。儘管它以獨立紀錄片的面目出現,但這並不是一部公正、中立、客觀的作品。這部紀錄片所記錄的事件和演講,都必須在1934年9月納粹紐倫堡年度集會舉行時的歷史背景和特殊階段等因素下加以考慮(如,在對恩斯特·羅姆進行清洗、興登堡總統去世以及希特勒接管全部權力之後)。更重要的是,這部電影展現的形象、情節的推進,其目的在於以納粹所希望呈現的方式描繪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德國人民對納粹帝國的認同。這部電影所描繪的納粹正面形象和民眾熱情,往往與歷史學家所明確闡述的納粹主義運動歷史現實形成鮮明對比。雷芬斯塔爾拍攝的另一部力作——關於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紀錄片《奧林匹亞》,也同樣值得強力推薦,也提醒觀眾應具有同樣的審慎。
《奧林匹亞》海報
納粹通過宣傳性電影投射出自己的英雄和理想主義形象,這一題材的絕好例子就是《漢斯·韋斯特馬爾》(
Hans Westmar,1933),根據納粹關於其黨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的靈感所激發的神話。這部電影展示了他們在經過付出巨大犧牲的「早期奮鬥歲月」後最終成功攫取權力的故事。然而,最受歡迎也是數量最多的,並不是用於公開宣傳的電影,而是那些以普通大眾娛樂為目的作品。然而,它們的內容和風格仍然被戈培爾的文化和藝術機構所控制,這往往確保將陰險的納粹主題隱藏在一個明顯無關的、情節感人或引人入勝的故事中。在第三帝國時期,普通觀眾所觀看電影中典型的一部是《哈巴涅拉舞》(
La Habanera,1937),這種冒險加浪漫(講的是在波多黎各的瑞典人的故事)包含了獨特的,雖然是微妙的,關於種族和婦女的意識形態信息。關於納粹所鼓勵或譴責的各種藝術和文化,可以參考英國廣播公司資料翔實的紀錄片《第三帝國的藝術》(
Art in the Third Reich,1990)。
種族反猶太主義與大屠殺納粹對電影題材的巧妙操縱,以及德國觀眾通過娛樂電影而引發的情緒,在煽情的歷史劇《猶太人蘇斯》(1940)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呈現。這部反猶太電影的傑作運用了那個時代最有才華、最受歡迎的男女演員,巧妙地援引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這個過程中,納粹能夠使每一種宗教、經濟、文化和種族的偏見交織在一起,集中展現出猶太人所謂卑鄙的本性,將猶太人描述為存在於整個西方文明中的威脅性力量。納粹將這些令人厭惡的猶太人形象與他們美麗可敬的德國受害者形象並列起來,創造了一種強有力的,或許是很成功的,煽動大眾對猶太人仇恨和恐懼的手段。納粹在其反猶主義宣傳的第二部裡程碑式電影中表達了類似的信息,這就是《永恆的猶太人》(
The Eternal Jew,1940)。在這裡,納粹利用紀錄片技巧向觀眾傳達了關於猶太人所謂客觀和權威的事實真相。在納粹所有電影作品中,《永恆的猶太人》是最全面和最簡潔闡釋出納粹反猶主義種族意識形態的一部。由於這部電影將猶太人貶低為一個危險的劣等種族,對所謂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途徑呼之欲出,一些學者認為這部電影是後來納粹大屠殺行動的先兆和鋪墊。
在英語世界所有可看到的關於大屠殺題材的電影中,我建議大家務必觀看以下幾部:對於納粹佔領歐洲地區的猶太受害者、反猶主義者和大屠殺旁觀者的令人心碎的描繪方面,捷克電影《大街上的商店》(
The Shop on Main Street,1965)獲得了經典地位。納粹反猶主義意識形態和種族政策的野蠻後果,只有從觀看那個時代倖存下來的影片中,才能真正感受到他們對猶太人實施迫害的狂熱與殘酷。法國紀錄片《夜與霧》(
Night and Fog,1955)將納粹集中營中史無前例的非人道罪行,將納粹實施大屠殺駭人聽聞的情形生動地投射在屏幕上,這是部得到高度評價的電影。「前線特別節目」中的一期《集中營的記憶》(
Memory of the Camps,2005)展現出更加令人不安的畫面,美國和英國攝影師在1945年發現集中營時所捕捉到的大範圍慘狀和死亡的影像,提供了關於納粹對數百萬人系統性謀殺行動的令人作嘔的證據。1963年,德國一家法院審判了22名犯有此類罪行的黨衛軍成員,1993年的紀錄片《奧斯威辛判決書》(
Verdict at Auschwitz)有力地再現了這一審判的情形。
《奧斯威辛判決書》海報
戰時德國及其後果納粹也充分利用電影手段,努力為希特勒外交政策及其對歐洲發動的災難性戰爭進行辯護。納粹以紀錄片形式描繪了他們非比尋常的早期勝利,以進一步使其政權合法化,同時也突顯了希特勒英明領導的神話和德意志民族優越性的意識形態主張。後來,當戰爭形勢出現不利於德國的逆轉時,電影成了維持士氣的重要手段。當時,死亡和戰爭傷亡已經影響到每一個德國人的家庭,盟軍的轟炸摧毀了大多數德國城市,戰爭來到了家門口。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軍事行動的原因、目的和性質,納粹版本的宣傳與解釋基調在《德國戰時新聞短片,1941—1945》(
German Wartime Newsreels,1941—1945)中表露無遺。還有一些納粹影片,如《在波蘭的戰爭》(
The Campaign in Poland,1939),是以外國觀眾為對象的,表達了類似的自我辯護意圖。
然而,更準確、更真實的,是戰爭期間德國士兵個人拍攝的電影片段和照片。獲得短紀錄片獎的《業餘攝影師》(
Amateur Photographer,2004),以東線一名德國士兵的相冊為基礎,捕捉到了德國對猶太人、俄羅斯平民和蘇聯戰俘實施暴行的事實。同樣具有深刻教育意義的是《我個人的戰爭》(
Mein Krieg,1991),它是在六名德國士兵用他們的個人電影攝像機所拍攝片段基礎上編輯而成的。這些前士兵在戰爭結束50年後回憶他們的戰爭經歷,評價他們曾經的行為時,他們的記憶描述和對比鮮明的觀點是很有啟發性的。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戰爭的德國故事片中,《潛艇風暴》(
Das Boot,1981)和《史達林格勒》(
Stalingrad,1993)也值得強力推薦。2004年的電影《帝國的毀滅》(
Downfall)描繪了希特勒最後幾天在地堡裡的生活,當蘇聯人攻佔柏林時,他的千年帝國在他周圍崩塌下來。
《帝國的毀滅》海報
關於被摧毀的德國和士氣低落的德國人民當時的場景,可以觀看英國紀錄片《戰敗的民族》(
A Defeated People,1945),這部電影簡潔而不失生動。戰後初期的幾年標誌著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之間一場鬥爭的開始,在冷戰開始時,它們根據各自對西方大國或對蘇聯的效忠,來解讀德國最近的歷史。在這方面,戰後德國製作的第一批故事片中,有兩部很顯然屬於現在被稱為「記憶」研究的範疇。聯邦德國電影《兇手就在我們中間》(
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1945)講述了一名集中營倖存者和一名無法忍受戰爭回憶的前軍官的故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主德國人拍攝了《我們每日的麵包》(
Our Daily Bread,1946),與該政權後來持續迴避大屠殺主題的做法相一致,宣揚了一個明確的反資本主義、反資產階級主題,把共產主義作為復興德國人民及其國家的希望。然而,1955年聯邦德國反戰諷刺劇《08/15》(以一種性能不可靠的德國機槍型號命名)也符合戰後記憶的內部鬥爭。這部電影講述的是年輕士兵的故事,他們基本上是無辜的納粹從屬者,被迫在絕望和混亂的戰爭努力中上陣。這很容易被理解為「乾淨的德國國防軍」神話的電影版本,這一神話已經在關於德國那個時代的回憶錄和軍事文學中建構起來。《08/15》的視角應該由另一部關於德國國防軍罪行的紀錄片《無名的士兵》(
The Unknown Soldier,2006)來加以平衡。
德國平民忍受納粹極權統治、盟軍轟炸和佔領的境況一直是幾部德國優秀故事片的主題。一部極為感人的影片是《德國,蒼白的母親》(
Germany-Pale Mother,1979),描述了一對年輕夫婦從戰前的幾年,直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期間,在重建家庭過程中經歷的艱辛,以及往往是對命運徒勞的抗爭。電影《德勒斯登》(
Dresden,2006)也是一部佳作,描繪了1945年盟軍對該市發動頗具爭議的燃燒彈襲擊的恐怖景象。多年來,德國的戰敗被阿蒂娜·格羅斯曼(Atina Grossman)稱之為「性別的失敗」,這一說法顯然已經由最近一部基於一位匿名婦女1945年在柏林的日記拍攝的影片《一位在柏林的女士》(
A Woman in Berlin,2008)所證明。它生動地描述了數以百萬計貧困和無助的德國婦女,在面對復仇的蘇聯軍隊的暴行時,試圖求得自身生存和保護子女時的困境。這類影片進一步推動了必要的討論,即:在蘇聯佔領地區一再發生大規模強姦德國婦女的事件,受害者人數多達幾十萬,而這一點在德國戰後歷史的大多數時期都是禁忌話題。
(本文選摘自《納粹德國史(第四版)》,[美]約瑟夫·W.本德斯基著,王光華、王玉青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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