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時-錢江晚報記者 張瑾華 通訊員 馬正心
「這幾天杭州一帶大雪，大家興奮得不得了，好多年沒見過這麼大的雪了，但是和北宋末年、南宋初期比，那簡直弱爆了。1111年，南運河結冰，航運的話需要破冰才行；太湖結冰，上面可以跑馬車；洞庭山上的柑橘全部凍死，福州的荔枝也全部凍死。
「據咱們浙江大學的老校長竺可楨先生的研究，12世紀是中國歷史上最寒冷的時期，杭州每年的最後一場雪，一般是在陽曆的3月中下旬，最晚的紀錄是在陽曆4月中旬，這相當於今日河北北部、遼東半島的情形。南方尚且如此，北方就更不用說了，範成大去金國談判，十月中旬，所見北京已是漫天大雪。這種嚴苛的氣候條件，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的一個重要動因。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雖說金國已然有相當的漢化程度，也有部分農耕制度，但終歸是活不下去的，南下是拼一條活路，所以他們的決心和力度很大，也是求生存，可能有「不得不為」之處。」
以上這番話，是蟋蟀文化的研究者，作家白峰說的。
▲青年白峰拜訪著名"玩家"、文物鑑定家王世襄先生
杭州大雪，萬物寂籟。不過再過2個月，立春之後，萬物復甦，自然界的花鳥魚蟲這些物事，也來應合大地的復甦。
從前有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遊戲項目，雅名「秋興」，俗稱「鬥蟋」，也就是鬥蟋蟀。很多古代文人的詩歌裡，就寫到過「蟋蟀」。比如白居易詠蟋蟀詩云「聞蛩唧唧夜綿綿，況是秋陰欲雨天。猶恐愁人暫得睡，聲聲移近臥床前。」
在江南，「鬥蟋」又叫「鬥蛐蛐」，很可能我們小時候，還有我們的父輩，都玩耍過。然而現在是電子遊戲興盛的時代，這種「接地氣」的遊戲，終究是式微了。「鬥蟋」，成了很小眾圈子的事情。
作家白峰，也是「鬥蟋達人」，寫了一本書叫《鬥蟋小史》，向大文人兼大玩家，寫了《秋蟲六憶》的王世襄先生致敬，最近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貌似一本講鬥蟋蟀的小閒書，書中卻暗裡波濤洶湧，以小見大，說的卻是中國古代的物候氣候，以及南宋多少興亡事。
據白峰說，鬥蟋這遊戲最早就是從南宋的首都杭州興起的。據《西湖老人繁盛錄》記載，南宋杭州有名的蟋蟀交易集市，就在如今杭州上城區的官巷，「每日早晨，多於官巷南北作市」。
昨天，記者採訪了白峰，跟他聊聊杭州與鬥蟋，那些不得不說的故事。
▲題圖，選自連環畫《蟋蟀》
蟋蟀秋興事小，南宋興亡事大
錢江晚報：鬥蟋緣於南宋杭州，有特別的物候和氣候上的原因嗎？還有社會人文的原因呢，是什麼?
白峰：應該說發現蟋蟀的咬鬥習性，不是從杭州開始的，至少不是單從杭州開始的。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提及蟋蟀咬鬥習性的著述是《爾雅翼》，是安徽人羅願寫的，此人一生主要在湖北、江西做官，他出生於1136年，北宋覆亡是9年前，1127年的事，他算出生在南宋的第一代人，寫《爾雅翼》的時候是在1174年，賈似道出生是在1213年，羅願的著述比賈似道早40年吧，但是《爾雅翼》刊刻出版卻是在1270年，此前一年度宗皇帝剛剛把葛嶺賜給了賈似道，5年後賈似道就死於流放途中了，可以說賈似道沒讀過《爾雅翼》。
▲《爾雅翼》清刻本
張鎡和姜白石詩詞唱和發生在1196年的杭州，張鎡的詞章中有憶兒時斂步隨音，提籠灌穴，攜向華堂戲鬥，等等詞句，可以看出張鎡這個自小生活在杭州的富家公子，顯然小時候玩過蛐蛐。所以說，了解蟋蟀有咬鬥習性這個事，不僅僅是杭州，湖北、江西好多地方都有了解。
但是形成市民階層的一個普遍的愛好卻以杭州為盛。
錢江晚報：縱觀整個鬥蟋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鬥蟋活動有一個從經濟文化高地向周邊流布的一個過程。杭州成為鬥蟋中心，也有氣候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嗎？
白峰：較之唐代，北宋的氣候總體上已經開始寒冷了，唐代長安城裡盛開的梅花，宮中栽種的尚能結果的柑橘，到了宋代都已經不能存活了，王安石詠梅詩中說：「北人初不識，渾做杏花看」，就是笑話北方人沒見過梅花。蘇東坡也有「關中幸無梅」的句子。但是到了北宋末年，氣候的變化忽然加劇了。
1127年北宋覆亡，1132年金人北去，1134年流亡江南的大宋皇室將杭州定為「行在」，就是臨都，也僅是表明其志仍要收付北方領土。到1141年秦檜合議成功，宋向金主稱臣，納歲幣，南宋才算大致安定下來，宋金之間是以淮河為分界線的，比長城大大南移，應當說僅存半壁江山。今人多批評宋代的兵制，這個還有些道理；也常常蔑視徽宗，認為他無能，其實我們可能都忽略了氣候變遷對地緣政治的深刻影響。徽宗是趕上倒黴的一代君主。
杭州成為新的政治中心，也自然成了經濟文化中心，人才薈萃、外來人口激增，也帶來了財富和各地的習俗、文化，李清照、辛棄疾這兩個濟南人不也是都到南方來了嗎。
我們現在能從史料中看到的有關南宋養鬥蟋蟀的記錄，基本上都和杭州有關。不論是《西湖老人繁勝錄》中有關武林售賣蟋蟀的市場，還是張鎡、姜夔以蟋蟀為題的唱和，葉紹翁《夜書所見》「蕭蕭梧葉送寒聲，江上秋風動客情。知有兒童挑促織，夜深籬落一燈明」這類飽含著逮蛐蛐場景的詩詞，再到野史中記錄了賈似道鬥蟋蟀的史料，乃至中國第一部蟋蟀譜，周密《武林舊事》著錄的售賣促織盆的店鋪，都發生在杭州，其它地區則無此記錄。包括明代早期的蟋蟀譜也產生在杭州，直到萬曆時期依然如是。
這些史事，可以看出杭州當日的開放和包容，自然也包括她的繁榮和富足，不然也不至於讓馬可波羅對已然衰敗了的杭州，一見之下，驚為天堂。
▲賈似道像
錢江晚報：賈似道在杭州葛嶺鬥蟋，五迷三道，南宋滅亡了，然後就說賈似道的不靠譜，當然我也看到過另外的說法，蒙古人打進來，賈似道臨危不亂，先鬥個蟋，再指揮作戰，風度跟只管自己下棋的謝安有一比了，您說，賈似道一邊鬥蟋一邊心事重重，苦苦支撐著風雨寒蟬般的最後的南宋，有這段歷史另外的看法?
白峰：南宋的覆亡在我們今天看來顯然不能由賈似道一人負責，王朝興衰只能說明當日的制度已然山窮水盡，社會組織、財政動員、社會動員能力都出了問題，這都不是哪一個人能左右的。賈似道有紈絝習氣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賈似道被重用，還是得自他的老上級，一代名將孟拱的推薦，從《元史》裡看，忽必烈這個死敵還多次稱讚賈似道的能力，我們今日回過頭來看，在當日亞歐之間，沒有哪個國家能抵擋蒙古鐵蹄，南宋算是撐的時間長的。當時詩壇豪放派、江湖派領袖、以犯上著稱的錚臣劉克莊，對賈似道的作為卻多有稱讚。許多文學史家以此視為劉克莊的汙點，實則是劉克莊一以貫之的直言。
▲《宋代政治史》，何忠禮 著
至於賈似道對敵之際尚踞地鬥蟋蟀這類故事，多出自故意的貶損，浙大何忠禮教授在《宋代政治史》中曾有較為客觀的評述：「賈似道生活腐朽，他的紈絝習氣至老不改，這完全可以相信，但個人品質是否惡劣到如此地步，我們卻不能從宋末元初人、治學態度嚴謹而又對故國深為懷念的文天祥、黃震、謝枋德、鄭思肖、周密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印證，所以對有些記載還是值得懷疑。至於說到賈似道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依然不理朝政，度宗對襄陽局勢一無所知，賈似道對襄陽被圍見死不救等等，卻與史實不合。」
賈似道被汙名化主要的來由在於他推行的「公田法」和「打算法」，「公田法」相當於強抽大戶的財產稅，以用於軍費以及回收紙幣以抑制日益增長的通貨膨脹；「打算法」則相當於對軍費開支有一個審計的過程，以免吃空餉之類，應該說出發點和初衷都是好的，賈似道身居高位，對危機看得比較清楚，深感無力回天，他知道一旦抵擋不住蒙古人入侵，江南大戶有多少地都沒用，但是做法卻十分武斷，雖說他以自家田畝一萬畝為先導，但是卻得罪了整個江南士族大戶，後來刺殺他的鄭虎臣也是大地主出身。當日推行此法，亦屬無奈之下的非常之舉，開罪上層社會也是意料之中，賈似道何等聰明、世故，但卻堅持推行之，我們今日也說不清這叫義無反顧還是一意孤行。但是從其作為，言賈似道權臣可也，雲其奸臣則未必。
當日山河動搖，賈似道身居高位，卻回天泛術，憂心忡忡又難以言說，野史中記錄的賈似道的一些乖戾、暴烈的行為雖也未必就一定是真的，但大約可以反應出他緊張、焦慮的心理狀態。
一人身隕之後，萬惡歸焉。南宋王朝風雨飄搖之際，人們把責任全都推到賈似道身上，似乎一切敗象全出自賈似道政策艱險，是屬於不明社會大勢之論。此類情形，歷朝歷代，多得很呢。有了歷史的縱深，我們以今日之眼光，實不該不明所以繼續對賈似道作汙名化的解讀。
錢江晚報：從南宋來看，鬥蟋的文化史意義，到底是正向的多還是反向的多?
白峰：對於歷史人物，我們今天很難再用「忠臣」、「奸臣」這個概念來界定，人是複雜的、歷史人物所面對的當日的現實是複雜的，很少有歷史人物我們今天能做非黑即白的判斷。鬥蟋活動也是一樣，無法用正面還是負面來理解，它就是一個歷史現象，這個現象在當日是濫賭而醉生夢死，還是也曾激發了人們誓死抗敵的鬥志？抑或是人的天性流露，乃至還有更多的層面，我們說不清。我們能看到的是崖山之戰，十萬軍民共同赴死的慘烈。
我們的觀念來自於傳承和日常生活，生活觀念和生活狀態是我們最大的文化所在，大清朝建立以後，每年皇帝都要帶領八旗子弟到木蘭圍場射獵，目的就是不要遺忘自己曾經的生活方式以及伴隨著這種生活方式的勇敢和生猛，誰能說生活細節不會影響人的價值觀念呢。
客觀了解歷史現象是第一步，進一步的則是理解這個現象背後所隱含著的社會機理及產生機制，無論對歷史人物還是歷史事件，我們都應當有「同情之理解」，對鬥蟋蟀這個現象也應如是。每個人由於視角不同、史料的把握不同，都會有不同的解讀，見仁見智吧。
錢江晚報：杭州曾是南宋鬥蟋的中心，上海可謂近代開埠以來南方鬥蟋的重鎮，而蘇州城卻是明、清兩代江南鬥蟲的核心區域，曾有過輝煌的歷史，古代鬥蟋活動的發達與否，跟一個地方的經濟是否發達有關係嗎？
白峰：從鬥蟋史反映出來的情況看，是這樣。蘇州是從明代晚期進入鬥蟋集散地的，這和明前期宣德皇帝敕令蘇州貢蟲有關，清代江南的鬥蟋活動，我們從史料上看不大到杭州的情況，當然杭州城鬥蟋活動依然存在，但中心區域的地位卻被蘇州取代了，清代的蟋蟀譜出版基本是以江蘇為主，比如無錫人秦子惠，再就是《蚟孫鑑》所著錄多是蘇州為主。南京、蘇州的經濟地位和開放度大幅提高。上海和北方的天津情況類似，開埠之前都是次一級的市鎮，隨著開埠這兩座城市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機遇，迅速成長起來，伴隨著金融、貿易激增，外來人口和外來文化也匯聚於此，在南方是上海在近代超越了蘇州，在北方則是天津，尤其是進入民國後，1929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北京失去了政治中心的低位，天津逐漸超越北京，成就了北方最大的市民社會，也成為了鬥蟋蟀的中心城市。
即便就是今日，我們也可以看到鬥蟋蟀活動與一個城市的包容度、開放程度都有相當的關聯關係，與市民的普遍收入水平、資產保有度也有相當關係。民俗文化就是這麼有意思，不經意間扮演了一個城市繁榮度的晴雨計。
錢江晚報：自南宋始，蟋蟀被人格化後，成為鬥士，厲害的稱「將軍」，這種「戰鬥種族」主要是因為它的「性情」而受歡迎?
白峰：古人最早關注蟋蟀是因為它「鳴不失時」，是一個重要的物候特徵。但是等人們發現了蟋蟀的咬鬥習性後，蟋蟀最迷人的主要還是在於它經久不息的鬥性和頑強。一對實力相當的蟋蟀，可以死戰不退，直至雙雙累癱；也有的蟋蟀明知不敵，依然拼命向前，直至死在對手的口中。凡親眼目睹者，無不動容。蟋蟀逢敵必鬥，但是對於雌性蟋蟀，卻溫柔耐心，甚至可以一動不動讓雌性蟋蟀將自己吃掉，為的是讓已然懷孕的雌蟋能有氣力產卵，繁衍後代。大自然造就的生物傳奇在族群生存、繁衍上，蟋蟀亦是一個範例。
「鬥蟋」等慢生活，如今還有水土嗎？
錢江晚報：我小時候，江南的男孩子們還有人玩鬥蟋的，我們的父輩更是對鬥蟋津津樂道，可現在很少聽說蟋蟀進入日常生活了，越來越小眾了，會不會有一天鬥蟋史就停止了？你怎麼看呢？
白峰：鬥蟋活動的衰微和幾個因素有關，一個是傳統社會比較貧困，娛樂方式少，我們小時候沒有電視，也很少有家庭捨得給孩子買很多玩具，孩子主要玩的就是野趣，粘知了、逮蛐蛐、釣魚、摸蝦，都是窮玩。現在娛樂方式太多了，不用出門，手機、電腦全解決了，可惜的是離自然生趣遠了，人對大自然不敏感了。再一個是自然生態的問題，現代耕作制度，大量的使用化肥、農藥，蟋蟀也快成了稀罕物了，要不然好蟋蟀那麼貴呢，已經不是孩子們能玩得起的了。再有就是現在孩子課業壓力過大，無暇顧及自然生趣，孩子們的生活離大自然越來越遠。將來還會不會有人玩蟋蟀我也難以預判。
▲核桃微雕
錢江晚報：中國文化中有「見微知著」一說，很微觀的東西玩出很多名堂來，《核舟記》裡的核桃微雕，精美的鼻煙壺，蟋蟀等等，都是微觀世界的玩物，怎麼區別哪些是古典文化的精華，哪些是糟粕呢?
白峰：在我看來，古典文化中凡依附於權力的價值觀、思想觀念，糟粕就比較多。蓋因今日社會與傳統社會的結構、構成成分、社會組織形態都有了巨大的差異，刻舟求劍只博笑耳。傳統觀念中，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喜歡標準答案，既虛偽又扼殺人的創造力。在當今世界的博弈和競爭中，是低效的，不具備競爭力。
器物文化和對蟋蟀這類微蟲的關注還是有所不同，微雕之類表達的是精細化的生活追求，一般出現在慵懶而又平安無事的社會環境下。「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一般說的是大時代，和大抱負的心態。蟋蟀是另外一個情形，其實可以視為是中國人宇宙全息觀的一個縮影，是對天地規則自然觀的一個體現，這從蟋蟀作為「物候」現象的《詩經》時代就已經是這樣了。一葉梧桐而天下知秋；秋聲連蟋蟀，寒色上梧桐，說的都是「見微知著」的道理。
▲蟋蟀罐
錢江晚報：餵養蟋蟀的器物，也就是蟋蟀罐，也能體現出中國古代器物之美。歷史上有沒有留下一些值得一說的名器，有沒有一些人專門收藏的？
白峰：蟋蟀罐著名的器物很多，瓷質蟋蟀罐以宣德皇帝御窯廠燒造的為極品，民間不大有。真正的養盆還是陶質蟋蟀盆，南方稱盆，北方稱罐，區別在於南北兩地氣候差異較大，各自按照適合當地的情況而採用了不同的制式，南盆壁薄而淺，北罐壁厚而深。
南方蟋蟀盆以明代陸慕大秀、小秀所制彩泥鑲嵌盆為第一品，極受追捧，可惜實物流傳不多，能認定者更少。自此以下，南盆歷代都有名家湧現，而且好處是大多採用自己章款，斷代清晰。上海鄔明傑先生、德平先生都曾有專注問世。
北方蟋蟀罐則以明代萬曆時期之「萬禮張」蛐蛐罐為濫觴，帶有由南盆而改造為北罐的制器特點，以款識分有八種。精品則屬於清代康熙末期的「趙子玉」系列罐，大略地說有十三種，已由王世襄先生研究總結，收錄於《秋蟲六憶》。道光以來的制罐名家也有連輔名（俗稱老連子）、其後輩小連字，旗人瑞靖和（二和），大關等制罐家，進入民國，則有天津史老啟、胡亞臣等等。
無論南盆北罐，現在都有人專門收藏，包括過籠、水槽，蔚為大觀。
錢江晚報：西班牙人鬥牛，中國人鬥蟋，大與小，為什麼有這麼大差別，您覺得跟國民性有關嗎?
白峰：這個事和所謂「國民性」可能關係不大，但是和各自先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關係甚巨。西班牙人在大航海之前，也是以遊獵、遊牧為主，而中國人則較早地確立了農耕的生活方式。物候、節氣，都是在農耕生活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對自然的認知，這也和中國四季分明的氣候條件是分不開的。
錢江晚報：有人說，花鳥魚蟲，玩物喪志，您怎麼看「喪志」這事兒?
白峰：古人所說的「志」，基本局限在「治國平天下」上，強調的是為君王所「用」，對大自然的客觀認知相對較弱，對純粹知識和趣味的追求則視為無用，今天我們還這樣看嗎？
錢江晚報：印象中，遺老遺少，鳥籠蟋蟀，從前是有閒的人幹的事情，鬥蟋遊戲和現代越來越快的生活節奏是否有點不相符合?您了解的現在的玩家是一個怎麼樣的群體，年齡層如何?他們是單純的玩，還是有其他商業目的？會邊玩邊了解文化嗎？
白峰：這個問題各地情形各有不同，我和外地蟲友交流少，具體情形所知不多。以我個人所見，各類人都有，你說忙還有忙過老闆的嗎？照樣不少。似乎以中年人居多，但是也有比較年輕的一個群體，人數也不少，這都是從蟋蟀產地收蟲時所得印象，沒有調查過。玩蟲的人中會有一些人有商業目的，以轉手售賣為主，也有以賭鬥取樂的，其實玩蟋蟀雖是小眾圈子，卻也是大社會的映照，社會上有什麼，玩蛐蛐的人群中一樣不缺。真正熱愛蟋蟀文化的，當然也不少，以娛樂為主，以考較眼力為樂，也愛好學習，這個我知道一些也是因為近些年來我也不斷出蟋蟀類書，常常接到微信、電話和我討論蟋蟀技藝和文化問題，這裡面年輕人和中年人各半。而且熱情蠻高。
錢江晚報：從前的慢生活，大人小孩子有各種玩法對付掉漫長時光，但是鬥蟋等娛樂活動對現代人可能陌生了。您覺得中國的「鬥蟋」可以去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嗎？有這種可能性嗎？
白峰：我覺得可以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中華獨有的民俗活動和人文景觀，是中國人先祖生活方式乃至情感方式的映照。蟋蟀，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從《詩經》、《禮記》算起，《古詩十九首》、唐詩、宋詞，蟋蟀的鳴唱不絕如縷，乃至發展出蟋蟀專著，如此具有兩千多年文化含量的只有中國。至於有沒有可能還要看這個文化形態是不是能健康發展，也需要我們生態環境的不斷改觀，使之能延續下去。
▲手遊「旅行青蛙」
錢江晚報：最近養青蛙遊戲在網上很火，據說遊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年輕一代做父母的愛心的，你覺得有朝一日「鬥蟋」會搬上電子遊戲的舞臺嗎？有沒有人設計過類似的遊戲？
白峰：這很可能，但是我覺得不如直接玩秋蟲過癮，自然產物，全憑知識、經驗帶來的眼力，養功有需極具耐心，皆非電子遊戲可比。不過年輕人的趣味，我說不準了。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