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藏良渚早期鐲式玉琮，1977年吳縣張陵山出土，琮上紋飾為目前所見最早獸面紋。
考古現場
良渚文化玉琮 青浦福泉山1984年出土
上世紀20年代，「古史辨派」將史料文獻中有關中國上古史的論斷推翻，此前對中國文明起源理所當然的認知成為懸而未決的問題。此後，以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在西華陰村展開考古發掘為開端，重建上古史就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界的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考古學之所以能夠在上世紀20年代迅速被中國學者所吸納，也是出於對這一問題的緊迫關切。此後的90年，隨著多處遺址發掘的展開，學者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逐漸深入。
始於1996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既有的文獻資料基礎上進行研究，遭遇來自海內外學界的各種爭議，但2000年11月9日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依然成為應用最廣、被認為依據最充分的古代歷史年表。
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夏代的開端定於公元前2070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則將探索的腳步進一步上溯，試圖釐清中華文明進入「王國」階段前的進程。2016年，正式啟動於2002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結項。15年的研究取得了怎樣的成果?多年來累積的考古成果如何填補史前歷史年表的一個個空白?日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長王巍在上海博物館做了名為《實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講座，並接受了第一財經專訪。
對於中華文明這一概念，王巍認為，在中國大地上的文化共同體區域當中，某一個區域或者某幾個區域相繼進入了文明階段，就可稱之為「中華文明」。在「最早的『中國』，或許就是二里頭文化，就是黃河中遊那一片區域」之前，中國大地上的文明則被統稱為「中華文明」。
國外考古學界普遍採用的文明衡量標準是冶金術、文字和城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從物質、精神和制度三個層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文明的標準，包括農業與手工業的顯著發展，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工;顯著的階層分化，高等級手工業製品的生產和分配為貴族所控制，埋葬貴族的大型墓葬和專門墓地以及禮樂制度形成;出現了大量建築和公共社會為主要標準的都邑性城市，成為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暴力與戰爭成為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出現了王權管理的區域性政體。
據王巍介紹，15年中，全國範圍內近百項考古發掘被納入工程，其中包括被世界考古論壇選入「世界十大考古發現」的浙江良渚古城及陝西石峁古城。考古學家們的研究區域也從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逐漸擴展至整個黃河、長江流域以及西遼河流域。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結束後，一張關於「中華文明演進過程」的年表浮出水面。在新年表中，考古學家將中國大地分為七個區域，包括長江上遊、黃河上遊、黃河中遊、黃河下遊、長江中遊、長江下遊以及西遼河流域。距今6000年至3500年前，這七個區域總共出現了近30種文化類型，每一種文化類型都已經得出了相對確切的起止時間。考古學家已經構建出史前文明進入「王國」前在時空分布上的多元形態。
在王巍看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部分成果是，學界已對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中的若干關鍵節點有了準確把握，並對文明演進的過程做了完整的解釋。「多元一體」是這一過程的顯著特點之一。已有的考古發現確認，距今4300年左右，冶金術傳入中國，暴力與衝突成為社會常態。原本繁榮的長江中下遊地區發展陷於停滯，以中原文明為中心的趨勢逐漸鮮明。直至距今3800年至3500年，被普遍認為是夏王朝的二里頭文化迅速崛起。二里頭考古隊領隊許宏將它稱為「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月朗星稀」則是許多考古學家對這一階段文明狀況的比喻。
「我們今天所處的情況有這樣的特點：考古實物資料爆發式增長，同時，各種科技手段飛速進步。基於國際視野，我們可以在世界幾大文明比較的角度來看中華文明。夏鼐、蘇秉琦他們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指引性的推想。在他們的基礎上，我們通過不斷湧現的考古發現，取得新的成果。」王巍這樣說道。
探源工程結束並不意味著史前文明演進過程已全然清晰。在考古領域，一個問題的解決往往又會帶來更多未解之謎。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分歧依舊不斷。「我們的研究是從考古實物出發，並不是用文獻去套考古發現的實物。隨著考古新資料的增加，我們也隨時準備對觀點做出修正。」王巍說。
出土於二里頭遺址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被學者命名為「中國龍」。
陶寺遺址出土陶扁壺，以及扁壺上的圖案（上圖）
何為「最早的中國」
第一財經：蘇秉琦先生當時提出滿天星鬥說，是很形象地描述了史前文明一個階段的發展狀態，認為中華大地上各個地區都誕生了初始的文明。經過15年來的探索，我們是否在這滿天星鬥裡找到一條清晰的線索，來描述以中原為中心的中華文明演進路徑?
王巍： 文明的滿天星鬥當中有亮的，也有不太亮的。這是描述文明誕生之初的狀態。早期有遼河的紅山文化、安徽的凌家灘文化，再晚一點就有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當時是長江流域率先發光，之後，長江流域與中原此消彼長。距今4300年前後，中原開始閃亮。到了二里頭時代，文明就形成「月朗星稀」的狀態。總體而言，這是一個由長江流域率先發生，再到黃河中下遊崛起動態變化過程。
第一財經：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何駑將陶寺稱為「最初的中國」，你也曾提到它是「中原文明的起點」。請問，這個遺址的特點在哪兒?
王巍：中原文明的起點可以定在陶寺遺址為代表的陶寺文化。陶寺遺址位於山西南部，距今4300年至4000年之間。它是同時期黃河流域最大的城址，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城內按照功能分區。高等級墓葬有獨立區域，墓葬情況呈現醒目的社會分化。同時，陶寺遺址發現了銅礦資源、鹽礦，採石場，出土了銅鈴、齒輪型器等一批銅器。在一個陶扁壺上還出現了「文」的符號。這個符號被認為是屬於漢字系統，應為漢字的祖源。在古史文獻中，陶寺遺址，我們能夠從史書中找到堯的歷史，與之對應，史書中記載的「堯都」就處於山西南部。
陶寺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的，黃河中遊地區最早的都城遺址，對周圍有相當影響力。這個遺址的情況，也說明當時中原已經進入初期文明階段。
第一財經：多年來，考古學界對良渚古城的發掘持續了很長時間，認識也尤其豐富。如果說主要分布在長江中下遊的良渚是最早的古國，另一方面，我們又說中華文明是以中原為中心的、多元一體的文明體系，這其中是否有矛盾?
王巍：良渚是古國，但沒有延續下去。真正形成多元一體、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還是良渚衰弱以後，龍山文化時期的事情了。良渚文明沒有繼續它的強大，它在距今4300年前迅速衰弱。此後，中原文明才逐漸崛起，並與此後中國的文明進程一脈相承。
第一財經：良渚是古國時代前段(距今5300年-4300年)的文明發展最高代表。伴隨著它的衰落，中原文明逐漸增強，輻射周圍。關於它由盛而衰的過程，它為何沒有能夠繼續它的優勢，考古學家是否已有一些推論?
王巍：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長江中下遊環境變化，地下水位上升。良渚的繁榮是基於發達的稻作農業上的，在它的繁盛時期，很多沼澤地都是它的水田。對於這一點，我們發現了很多例證。此後，海平面上升，導致地下水位上升，造成洪患。原來的農田成了沼澤，農業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我們發現，到了良渚晚期，禾本科花草就明顯減少了。這是耕地面積減少的體現。大約在4300年前後，確實有氣候異常波動的階段。但是，這種氣候波動對黃河流域的影響遠遠比對長江流域以及淮河流域的影響小。
第一財經：對這個問題，也有一些考古學家提出了其他觀點。比如，有學者認為：良渚本身並不是一個生產力發展的文化，那裡瀰漫著濃厚的宗教氣氛，這種宗教和禮制的興盛很大程度上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讓社會僵化。對此，你怎麼看?
王巍：確實是有這種觀點，有觀點認為，良渚宗教色彩濃厚，而中原文化相對較為世俗。這確實是一部分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良渚宗教色彩濃厚，主要體現在玉琮等禮器的製作上，但也並沒有像瑪雅人那樣修建聲勢浩大的大型宗教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農業是基礎，這個基礎動搖了，社會的發展也就受到阻滯。當然，如瑪雅文明一樣，越是天災頻繁，當地的宗教色彩越是濃厚，當地人會在祭祀上花費大量時間。所以，這個問題最終還是要歸結到農業發展和環境的問題上。
第一財經：在你看來，最近5年中，對大家認識早期文明有重要突破的遺址有哪些?
王巍：石峁古城是最近發現確認的。原來我們認為北方地區是陶寺遺址比較重要，但沒有想到陝北地區會有那麼大的一個集團，而且它不是一處遺址，而是一群聚落。年代大約距今4200年到4000年之間。這個聚落的存續時間雖然不長，但它非常強大，強大到他最後把陶寺遺址的這個族群消滅了。這也是個神秘的聚落，在文獻和古史傳說中，我們找不到這個它的存在。但是這個聚落改變了中原的格局，最起碼沒有讓「堯」這個系統再延續下去。
良渚水壩系統的發現和外城的確認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成果。原來我們認為外城大小300萬平方米，現在看來是8平方公裡。這樣看來，良渚古城的工程量就更大了。良渚古城是我們一直重點考察的遺址。目前中心聚落工作做得很充分，但是次級中心還有待於開展工作。這樣才能搞明白它整個金字塔形的社會體系的總體情況。
石家河遺址，25年前就開始發掘了，當時發現了一座120萬平方米的古城。最近，人們在古城之內又發現了一個譚家嶺古城，這個古城時間更早，大約在距今4700年-4500年之間就形成了一個政治中心。石家河遺址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的宗教氣氛也十分濃厚，那裡出土了近萬件陶塑，比如小人、動物，其中埋葬，應該和祭祀有關，還有雙魚、雙頭的形象。這個文化中，神像的文化很發達，而且很多形象似乎在《山海經》中找到類似形象的描述。
文明的標準
第一財經：「中華民族」與「中國」都是近代以來提出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的提出，與「古史辨派」對上古史的推翻又幾乎處於同時。一方面是新文化運動中歷史學家對文獻中上古史的質疑，另一方面，現代考古學則開始著手重建這段歷史。當我們在以考古學為切入點探尋文明源頭的時候，我們所指「中華文明」的究竟是什麼?
王巍：在中國大地上，是在大的文化共同體的區域當中，某一個區域或者某幾個區域相繼進入了文明階段，就可稱之為「中華文明」。
為什麼我們不用「中國文明」?因為這個概念能夠囊括的範圍更小。比如說，良渚是中國嗎?這個問題可能會在國內外引起爭論。國外也有學者認為，三星堆也不是中國文化。當時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王權國家，沒有邁入王朝階段。中國是什麼時候有的?比如，現在我們爭論的最早的中國，是陶寺遺址，還是二里頭?我們可能無法認定，陶寺已經有廣泛的文化影響力。所以，如果我們說最早的「中國」，或許就是二里頭文化，就是黃河中遊那一片區域。而在這之前，中國大地上的文明則被統稱為「中華文明」。
第一財經：國外考古學界普遍採用的文明衡量標準是：冶金術、文字和城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基本結束之後，我們是否對這一標準提出一個「中國版」的修正和補充?
王巍：文明形成的標誌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過研究，我們提出了這樣一些標準：農業與手工業的顯著發展，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工;顯著的階層分化，高等級手工業製品的生產和分配為貴族所控制，埋葬貴族的大型墓葬和專門墓地以及禮樂制度形成;出現了大量建築和公共社會為主要標準的都邑性城市，成為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暴力與戰爭成為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出現了王權管理的區域性政體。
第一財經：這些標準似乎更偏向對社會結構的描述，有別於西方對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的強調。中西方之間，是否也有能夠對應的部分?
王巍：這些標準是我們一步步歸納出來的。我們認為，文明是三層次的，分為物質層面、精神層面和制度層面。原來的三個標準是這三個層次的體現。冶金術實際上是生產力發展的標誌。但冶金術不是生產力發展的唯一體現，在中國，琢玉技術高度發達，玉器也被作為生產工具的一種。文字是因為社會管理複雜化而誕生的工具，中國的禮器和宗教制度的發達也是精神生活進步的體現。物質層面是生產力的發展;精神層面包括宗教信仰和藝術;制度層面包括城市和手工業的專業化。良渚琢玉技術高度發達也是生產力發展的體現，雖然沒有文字，但有很完備的宗教系統、信息傳輸系統、以及管理系統。良渚的權力中心管理的不僅僅一座規模巨大的城市，還有周圍很大範圍內的鄉村。
第一財經:落實到考古實物上，社會分化我們可以從墓葬看到，宗教信仰可以在玉器和陶瓷上的紋樣上看到。但從考古實物來看的話，「王權管理的區域性政體」如何顯現?
王巍：王權的存在一定會使得社會嚴重分化。而且這種地位的差距不光是財富，而且是社會地位的不同。王權應該掌握宗教權力、軍事權力以及城市管理權力。我們很關注在墓葬中能否發現能夠代表社會身份的禮器，比如玉斧鉞，還有顯然沒有實際用途的玉璧、玉琮。這些東西到了周代就是祭天的禮器，後代對這些東西有明顯的傳承。我們就認為，他們是掌握了宗教權力和軍事權力。同時，良渚大城、水壩、莫角山堆築土方量約為1200餘萬立方米，估算所需3600萬人日工，或者1000人連續工作十年左右，還需要有更多人為他們提供後勤保障。能夠動員如此龐大的人群去共同完成一個目標，這如果不是王權，是不太可能實現的。
「一定是從考古實物出發」
第一財經：歷史學家安德烈.岡德.弗蘭克，顛覆了沃勒斯坦以歐洲為中心論述世界體系的論點，提出「世界體系」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中國史前考古的過程中，我們是否發現了相關的物證可以證明這種交流早在5000年前就已經展開?
王巍：現在最早的冶金製品在甘肅，距今5000年。小麥也有一個例子是距今5000年，但這些都是孤例。但最起碼距今4500年傳入是比較確鑿的。早期的小麥和冶金製品大都出現在西北地區。
第一財經：你在上海博物館的講座中提到，大約4500年前，黃牛、綿羊、冶金術、小麥自西亞傳入中國。它們傳入以後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冶金術，直接影響了生產力和禮器制度。能夠說說它們具體的路徑和過程嗎?
王巍：這個問題，我們目前還不好確切地回答。因為一些傳入途中的中間環節，比如新疆考古，很多材料是缺乏的。一般來說，當然是途經西亞、中亞然後進入新疆，但是新疆我們還沒發現比這個更早的文物遺蹟。有沙漠等因素阻礙研究的進行。但是這些東西是從西亞傳入，這是能夠肯定的。黃牛、綿羊有DNA的證據。冶金術包括早期鑄造的方法，包括形制，都是和西亞一樣，最早的冶金製品也出現在中國西北地區。但是具體通過怎樣的交通線路進入的，我們還不知道。
第一財經：李濟先生曾說：「技術高的史學家就能把他的感情貫注到真的史實裡，技術低的人往往就由著感情作用不惜創作偽史，但結果總要弄巧成拙。」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一種對國家文化進程的追溯，它不可避免地與民族文化認同聯繫在一起。在你看來，在探源中華文明時，應該如何處理「感情」與「技術」的關係?
王巍：我們身在中國，需要研究祖先的文明，這是無可選擇的。我們並不是要把我們的歷史往前推，而是希望弄清我們的文明起源於何時?為何產生?如何一路發展的?中國學者和外國不同，外國學者可能純粹當做一個學術問題來研究，我們是在研究自己祖先的問題，其研究結果的確可能增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關鍵問題是，我們是從學術出發，還是民族主義出發?用嚴謹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得出的結論才是站得住腳的。
還有對文獻的態度，有人認為我們的考古沒有獨立性，總是從文獻出發。與國外相比，美國在文獻上很缺乏，他們更多依靠人類學資料。從近現代還生活在那裡的印第安人的狀況來推斷過去人們的生活。但是希臘、羅馬有大量文獻，這些國家都不能置大量文獻不顧，按照美國的模式來做研究。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美國的歷史是比較例外的。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的考古是從文獻出發，還是從實物考古出發?對我們來說，還是根據實物做研究，文獻只能提供一些線索。在做結論的時候，文獻也能夠提供一定的佐證，但並不是用文獻去套考古發現的實物。我們的態度一定是從考古實物出發。
第一財經：2009年8月的《科學》雜誌曾經為探源工程製作一期專號，給出了正面評價。目前，海外學者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評價是如何的，他們對這一研究項目的初衷有怎樣的看法?
王巍：有幾次，我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上，一些外國學者的確會認為我們是為了證明什麼。其實，我們這個項目確實是國家資助的，但沒有任何領導人要求我們能夠證明什麼。並不是國家資助，我們就帶有什麼政治目的。這樣一項大型工程，需要多學科專家的合作，他們分屬各個高校和科研機構。這就需要國家的大型項目來協調各個系統的學者來形成合力，聯合攻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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