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16 信息來源: 《北京教育》雜誌
編輯:麥洛 | 責編:山石緣起
丁石孫先生和我都是1952年院系調整從清華大學轉到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來的,他在按蘇聯模式新辦的數學力學系,是教師,我在物理系,是剛進入二年級的學生。數學、物理兩系房子相距不到100米,因為人少,關係較近(學生黨支部是同一個),但我卻只知道他的名字,無緣結交。之後,我留校任教,但因出國留學,回來後轉入無線電系,不久去了昌平分校,「文革」中又去了漢中分校,對丁先生也是只聞其名而不見其人。改革開放後我回到北大海澱校區,他任數學系主任,我任無線電電子學系副主任,就有了見面機會。有時候學校機關開會,彼此就打個招呼。記得一次印象較深的聚會,當時是人事處副處長艾青春召開,有三四位系主任參加的小型會議,商討北大師資隊伍建設的方略。當時北大師資隊伍面臨的問題很多,最主要的是「青黃不接」,即學術造詣較高、懂得學科發展、了解學科前沿的年輕教師很少;再就是隊伍臃腫,從1957年「反右派」之後,特別是「文革」中以「摻沙子」名義吸收了不少出身好,但業務基礎難以勝任北大教學、科研與學術發展的人員。對此,丁先生提出了讓業務上有發展前途的年輕教師分批出國進修,將一些人員逐步安排到校內外各種合適崗位使之各得其所的意見,得到大家贊同。當然,說起來容易,真正做起來且又要不傷人感情並不容易。後來數學系做得很成功,無線電系大體也是這樣做的,但跟數學系相比,在人事和諧上似乎稍有遜色。1982年末,他去美國訪問,次年10月我也先後到法國和美國進修,我們就沒有聯繫了。
死心塌地地跟著丁校長幹行政
我在法國主要學理論,在美國則想好好掌握點實驗技術。在科羅拉多國際著名的聯合實驗天體物理實驗室(JILA)我向「老闆」J. Hall(200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提出做兩個對他們說來也是新的實驗,得到他的熱情支持,一個取得了初步結果,另一個剛開始加工實驗裝置。此時由教育部世界銀行貸款資助的一年訪問期已超過了,我向當時無線電系主任徐承和申請延期。他回信說,我是「校管幹部」,學校要我按期回來。這時,我已在國外一年零三個月了,只好在1985年春節前夕匆匆回國。當時,我已知道丁先生擔任北大校長了。
我回國當天(我的飛機是早晨到達機場的),原無線電系主任,時任學校教務長的汪永銓就到我家來了,說要一道到丁石孫校長家裡去一趟,他有吩咐。
我當時頭腦還有點迷糊(時差沒有倒過來),中午吃飯時分就到了丁校長家。因為大家都認識,他就直截了當地說,要我擔任自然科學處的處長,說原處長陳守良因病不能履職,要我替代;並說,理科教學你可先不管,北大的系主任都知道怎麼抓教學,主要是將科研搞上去。我原來在系裡就是主管科研的,教學沒有怎麼抓過,這倒符合我的情況。由於時間不合適,我沒有多說什麼就回家了。我心裡想,我自己的科研偏於基礎和國防,「文革」時期國家要準備打仗,我這一行還特別吃香。改革開放後國家不準備打仗了,我的所有科研項目都下馬,靠過去積累和有關部門施捨,勉強維持一點攤子;而且由於搬遷,原來漢中分校的實驗技術平臺已大都丟光了。儘管我這一行在國外發展勢頭很好,但當時在國內卻很難得到支持,因為離「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太遠了。我想,在這種自己不能幹科研的情況下能為大家的科研發展做點事倒也值得;而從自己過去的科研經歷中,我也了解到自然科學處對北大理科科研的重要性,是大有可為的。這樣,我就死心塌地地跟著丁校長幹起北大的行政管理工作來了。
學科發展既要請高人進來還要悶頭培養
春節剛過,教務長汪永銓就跟我比較詳細地交代了自然科學處的工作任務。大意是說,學校已經研究過北大的發展,在強調基礎學科的同時要發展跟國家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應用學科,特別是邊緣交叉學科。學校想在近期內成立幾個交叉學科研究中心,管理科學中心是文理交叉的,由丁校長親自掛帥,即將成立,厲以寧、陳良焜、王恩湧任副主任,屬於「虛體」。另外,還要成立信息科學中心、生命科學中心和材料科學中心;已經成立的環境科學中心,還要集中加強,成為實體。這很符合我的設想,所以我就將籌建這幾個中心作為我心目中的主要任務。另外,丁校長要我將理科科研搞上去,我找了各學科十來位對部委機關和企業行情比較熟悉的教師做「信息員」,以了解國家經濟建設各方面的發展與需求情況,以便爭取和調整學校科研項目。因為北大的傳統是由教務長統管全校教學、科研和學科建設等事務,這段時間我直接向丁校長請示的事不多。不過,我雖不大管教學,但理科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等教學研究大事仍是自然科學處主管。所以那年學校修訂教學計劃的事,我們處裡和教務長辦公會議都是要討論的。我發現丁校長對這件事抓得很緊,他對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學習蘇聯,專業教學過窄、計劃管得過死的弊病很不滿意。那次修訂教學計劃的方針「加強基礎,適當擴展知識面,注重培養實際工作能力和創造精神,增強適應性」就是依據他的設想提出來的。
1986年初,丁校長給我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將我找去,說是馬上要開一個會,宣布我擔任教務長;並解釋說,汪永銓要集中全力研究高等教育(汪當時已被任命為新建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他在這個新學科研究上已取得了較好成就,應當成全他。我一愣,說在自然科學處我還有很多事想幹呢,才剛開始。他說,開頭你還是可以多抓科研,教學慢慢來,還是那句話:「北大的系主任都懂得抓教學」。我在腦子裡迅速過了一下「電影」:從多次關於教學計劃的會議看,抓教學他胸有成竹,而北大重大科研項目不多,經費匱乏,離世界科學前沿相差尚遠,難以支撐一所向國際看齊的大學,他心存芥蒂。他多次跟我講過,對於他所從事、且十分熱愛的數學而言,由於長期政治折騰、閉關鎖國,中國在學科前沿上整體還沒有摸到邊,差距很大。要急起直追,就得有選擇地跟蹤國外,派青年人出去,請高人進來,還要悶著頭自己培養。對於我認為相對較好的數學學科況且如此,像我們這些需要用高精尖儀器設備來支撐的前沿技術物理學科,相差就更遠了。他還要我先從經濟建設急需的應用學科抓起,要破除北大重理論輕實際的思想,使北大對國家發展作出較大貢獻。我馬上閃過一念,汪永銓要我替他參加1985年12月國家教委在廣州召開的高校教學改革會議,並寫出一篇北大1980年代教改實踐的書面匯報文章,就是一個信號,要我全面了解北大教改情況。他倆都是當年從清華大學過來的年輕教師,關係很好。所以此事是「早有預謀」的,我拗不過他們,只得就範。此後不久,我又被選為黨委常委,我們接觸就更多了。
學生思想不能壓制只能引導
因為當了教務長,丁校長跟我談教學問題也就多些。我知道他自己的教學很成功、很受學生歡迎。所以一談起教學,他不是做「指示」,而是從他個人學習、成長、教學的經歷說起。他關於教數學的一些經驗與想法,數學系的同事一定比我記得更清楚、更準確,我就不說了。單說給我印象特別深的兩點:一是學生是教學的主體,要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不要開那麼多課,將基礎打紮實是主要的;二是不要以為只有教師教的東西,學生才能學到。他說,他自己無論在上海大同大學,還是在清華大學,因為解放前後政治活動很多,差不多沒有什麼課程是從頭到尾全都學了的,往往學期還沒有結束,還沒有複習考試就停課了。現在他教的課,沒有一門是老師教給他的,都是他邊教邊學自己學來的。所以不能認為教師沒有教的學生就不會。這話與我自己的體驗完全相同,使我終身受用。後來他還提到教材的重要作用。他說:「一部範氏大代數標誌著解放前中國高中生的數學水平」,我說:「50年代蘇聯福裡斯、季莫列娃的《物理學教程》也代表了中國物理系學生基礎物理的知識水平」。他要求北大要出一批有影響的教材。當時教師和學生用的主要還是油印講義,要逐步訂出計劃,鼓勵各系有經驗的教師寫出高質量的教材。為此,學校成立了以丁校長為主任的教材建設委員會(他有幾本代數學教材就很有名),為了解決教材出版的經費問題,委員會的常設機構就設在出版社,他們按一年出版50部教材的計劃給以補貼。這在困難情況下緩解了教材出版問題。
20世紀80年代,市場經濟的潮水激蕩著中華大地,「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聲音泛起,一些學生開始辦起「咖啡館」來。1986年這股風潮雖已稍微平靜,但學生中要求學校培養成為「經理型」人才的呼聲仍絡繹不絕。同時各種哲學和政治思潮活躍,海德格爾、薩特、維根斯坦、弗洛伊德、尼採等名字不絕於耳。對我這個哲學門外漢,學生們的文章讀起來經常是詰屈聱牙、晦澀難懂、不知所云。而一些學生則熱衷政治,什麼「新自由主義」「新威權主義」等,我也鬧不清楚。甚至還有「行為藝術」作品,有人用繩子捆綁全身,在大飯廳外廣場上展示。總之,一方面,是人性浮躁,安不下心來讀書;另一方面,是思想活躍,標新立異,好高騖遠。丁校長認為,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學生思想動蕩是自然的,不能壓制,只能引導。於是,我們都主張要提倡一個好的學風。在1986年暑假的常委擴大會上通過了大力宣揚「勤奮、嚴謹、求實、創新」八字學風的決定①。其實,在前兩年學生們「讀書無用論」思潮最嚴重的時候,時任教務長的王學珍和黨委辦公室副主任的趙存生等人就已經討論出來用這八個字來概括北大應提倡的學風了,但當時沒有廣泛宣傳。倒是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的彭珮雲,在一次全國性的教育會議上將它宣揚了,所以一定程度上它成為全國學校應有的學風,甚至成為有的學校的「校訓」。從此,大飯廳外就有了書法家、法律系李志敏教授所書的這八個蒼勁的草書大字,《北京大學校刊》報頭旁白上也刊登了此八個字②,成為北大人人都要努力遵行的學風,不少人甚至以為這就是北大「校訓」。
那時候,學風不正還表現在生活作風上。當年差不多每年都有個別學生在男女關係上出格。當時,學生在教學上違規或成績不及格是由教學行政處處理的,在教務長辦公會上匯報備案就算了;而在生活或法律上犯規的處分則由學生工作部上報到校長辦公會上決定。掌握處分的寬嚴往往成為會議爭論焦點。多數情況下,丁校長都主張給學生留點出路,體現出長者對年輕學子犯錯誤的寬容。
要將北大辦成一流大學
1986年暑期的那次黨委擴大會雖然開得時間較長,但討論問題都是按職能部門分工一個個來的,丁校長似乎覺得北大整體的辦學方向還有點問題。於是,有一天他對我說:「你想想,北大到底有些什麼問題,咱們找時間聊一聊」。這樣,我就從參加工作以後對北大工作的總體印象過了一下「電影」。有一天下午,我就跟他隨意聊了起來,他也將他的一些想法和盤託出。我們談論了兩三個小時。我記得我講了五六個方面的印象,他也談了四五點意見。我記得比較深的是 :我對北大職能部門老氣橫秋、得過且過、不求進取,只是按章辦事很有看法 ;學生也太過自由散漫,要求不嚴。我覺得應該「從嚴治校」,要提出一個目標,將學校辦成「一流大學」。我當時對「毛選」印象還比較深,我說,毛澤東在蘇區還表揚過興國縣創造了「一流工作」呢,我們辦北大就是要以「一流」為目標②,有個奔頭。總要「取法乎上」,寧可「僅得其中」。我還說了學校不少系學術空氣比較沉悶,青年人不敢大膽發表看法。我以自己20世紀50年代在物理系工作的體驗為例,當時大家以能夠發現某人講話不嚴格、物理概念不確切為榮,說明自己水平高,辨認力強。這樣就弄得大家謹小慎微。「嚴謹治學」很重要,但也要包容錯誤,允許人家說錯話,而且要從中發現人家的新意,這樣創新才會源源而來,學術就會興旺起來。他很同意,當時不敢提蔡元培的「兼容並包」,就只能說要「百家爭鳴」。我還直截了當地說了北大後來學術上發展不理想,與「反右派」以後學校不敢將業務上出色但政治上不很「聽話」的畢業生留校任教的「左」的思想有關。還留下一些學生幹部,以對上唯唯諾諾,對下「好管人」出名。另外,還談到了北大一些人總有「老大」思想,不肯向兄弟院校學習,從1985年廣州會上,我看到南京大學等院校對教學改革還很有點系統思路,想到南方看看。我這個教務長缺乏經驗,需要學習,他表示贊同。我們還談了學科建設等問題,總之,我將心中長期積蓄的對北大工作的一些深層看法都說出來了。他則主要談了北大資源有限,不能無限發展,要控制規模,綜合平衡;對教師、幹部要實行競爭原則,還要簡政放權,分層負責等。我覺得他的看法也是「和盤託出」了,我們談得非常投機。我只是覺得「放權」實際上已經沒有多少好「放」了,因為各院系(當時「學院」還是個別的)並沒有多少資源可供支配,「放」了也沒有多大作用,但從要讓各院系的領導切實負起責任的角度,我還是十分贊成的。
我們談話的幾天之後,他形成了辦好北大的系統看法,在一次擴大常委會上講了六七點意見。他正式提出了「從嚴治校」,將北大辦成「世界一流大學」的主張。這引起了爭論,有人認為應該在「大學」前面加個「社會主義」的形容詞,不少人反對,說這樣就只能和朝鮮、越南和古巴的大學比(當時蘇聯、東歐國家 還被認為是「修正主義」的),早就「第一」了,還有什麼意思。後來多數人還是不贊成加此「形容詞」。當年(1986年)9月12日,《光明日報》以頭版頭條宣布「北大要成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學府」,並以「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談辦學目標和指導思想」為副標題報導了丁校長的六條方略:一是明確把北大辦成世界一流大學 的目標,並以此為要求來衡量自己的工作;二是從嚴治校,改變學校紀律鬆弛和渙散的局面;三是貫徹競爭原則,鼓勵保護先進,抑制擯棄落後;四是活躍學術空氣,堅持雙百方針 ;五是樹立綜合平衡和全局觀念,近期著眼於質量,不片面追求數量;六是簡政放權,分層管理,放權放責,發揚民主,進一步完善和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可是,不久這「世界一流大學」就銷聲匿跡了。據說是當時國家教委某領導人聽到後批評了北大沒有「階級觀念」。直到1998年江澤民總書記在北大百周年慶典講話中才翻過身來。不過,北大內部其實已悄悄將此定為目標,只是公開文件中有時會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
北大十六字教改方針出臺的始與末
1986年年底的一個晚上,丁校長給我電話,說朱德熙先生已經辭去了校長職務,他兼任的研究生院院長也不當了,要我來兼任研究生院院長。我考慮了一下,表示堅決不同意。我說,研究生院的一些具體事務,我作為教務長可以管(在成立研究生院之前,汪永銓就兼任過研究生處處長)。但我當時還不是博士生導師,院長可以由校長來兼任,如果你丁校長不兼,可以請陳佳洱副校長來兼,朱先生原來主管文科,現在由主管理科的陳佳洱先生來兼也合適。後來,就確定了由陳來兼任。不過,1987年9月、10月間在世界銀行支持下由國家教委的學位與研究生司司長吳本廈帶隊對美國和加拿大的研究生教育和重點學科建設做了一個月的訪問考察還是由我去的。除了教委工作人員外,就是我和清華大學的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過增元兩人來自大學。我們兩人輪流兼做翻譯,因我是翻譯出身,雖然英語蹩腳,多數時候卻還是由我來承擔。這次考察是後來「211 工程」的前奏。此前在8月份我到澳大利亞參加了一次「國際大學行政管理人員會議(IMUA)」。這兩次活動使我對辦大學有了更深認識。回來後,我向校長和常委作了詳細匯報,我認為大學行政管理人員要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的意見也得到了丁校長和其他常委的贊同。就此我將組織關係從無線電電子學系轉到了教務長辦公室。不過後來我意識到這種設想並不符合中國國情,這樣處理組織關係的全校大概就幾個人,成為孤例。1988年 9月,我要到義大利開一個專業國際會議,我還是程序委員會的成員。我向丁校長請假時,他說你們會後正好是博洛尼亞大學900周年慶典,他們邀請北大去,你就替我去一趟。這樣,我參與了為期一周的世界第一所大學成立900周年的慶祝活動。該活動有諾貝爾獎獲得 者的科學報告、大學校長論壇,還籤訂了一個《歐洲大學憲章》,我代表北大籤了字。
1987年,黨的十三大明確了我國要走市場經濟的路。這對我是一個很大刺激。我知道,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專業設置與招收學生人數都是由國家確定的,學生畢業後的工作分配也由國家統配統包。儘管實際上從1960年代起我們已經感覺到了這種計劃的不合理,部分畢業生已難以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但當時這些後果都由國家包了下來。實行市場經濟後,畢業生國家不包分配了,就業實行「雙向選擇」,就要看你是否有真本事,是否能滿足「人才市場」需要,「適銷對路」。那時,本科生畢業考研究生的還較少,直接就業的是多數,這樣就看大學辦得好不好了。因此,我比較著急,跟丁校長商量對策,我們決定先從對過去畢業生的工作情況做調查入手,然後再考慮教學改革的具體方案。這與當時國家教委高教司的思路也大致相同。於是,我們分文科、理科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畢業生調查,涉及京、津、滬、廣、西安及附近地區。調查結果表明:畢業二三十年後能按照在讀時狹窄專業完全對口工作的是少數,多數都「改行」了。不過總體上的反映是 :北大學生「上手慢」「後勁足」,在各個崗位上能發揮比較重要的作用。丁校長認為,即使畢業時工作與在讀專業比較對口,隨著科技迅速發展、社會快速變動,真正能一輩子用上所學專 業的學生是極少數,決不能再搞那種狹窄的專業培養了。丁校長要我在常委會上提出一種深化教學改革的方案。經過一段時間思考,我覺得「方案」主要就是兩條:保持北大學生基礎寬厚、後勁足的優點,消弭「上手慢」給人第一印象不太好的「輸在起點」的弱勢。具體做法就是「強化基礎,淡化專業」,允許學生根據自己情況轉系、轉專業 ;高年級按照預設的考研或工作去向,對口培訓,多開選修課,增加選擇自由,以便他們學到「接口技術」,使之在人才市場上展現優勢。這就是「因材施教、分流培養」。考慮到有些學生急於「下海」創業,想當個「經理」什麼的,我們允許他們「停學」一段年限,保留學籍,將來發現自己學歷不足,工作遇到不順意,可以繼續來校上學,實行彈性學制。這個意見得到當時來校「蹲點」的高教司副司長王冀生的讚賞。1997年年底,我在常委會上匯報了上述基本想法,得到丁校長的熱情支持。他認為一個人工作中的知識和本事主要是在崗位上自己學來的,學校應該為他打好基礎,使之具備自學和適應新情況、新工作的能力,他甚至主張取消「專業」這個詞。但當時說「強化基礎,淡化專業」卻引起 一些同志反感。有人認為,北大的優勢就是專業課程 強,絕不能將它「淡化」。由於總體上大體同意我的意見,就要我先寫出一個書面材料,並在第二年開學後發動幹 部討論。1988年3月,學校召開了一個為期4天的「深化教學改革和開展有償服務工作會議」。我作了「關於深化教學改革的設想」的報告③,丁校長在開始時講了話,說明形勢發展對教學改革的迫切性。在報告中,我曾口頭上將上面的幾句話表述為「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但在文字上卻將它們分散開來,並在淡化專業後加了「界限」兩字。這樣可以分散注意,並且儘可能避免當時不少人對政治運動口號式詞彙的 膩煩。此後,在下半年修訂教學計劃時,就直接使用了這十六個字。這樣,就出來了北大教學改革的「十六字方針」,並廣為宣揚。
學科建設與發展
丁校長更關心的還是新興應用學科和邊緣交叉學科中心以及重點實驗室的建設。在成立有10個單位人員參與的信息科學中心的時候,因為核心是數學系的程民德先生,很多重要問題我總會徵求他的意見。在這個中心基礎上成立了北大第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視覺與聽覺信息實驗室。此後,化學系成立了以唐有祺先生為首、與中科院化學所共建的「分子動態與穩態結構國家重點實驗室」。因為是兩個單位聯合,牽涉很多複雜的關係問題,我和丁校長夫人桂琳琳(她實際掌管該實驗室的籌建)多次跑到國家計委,商討各種具體問題。「人工微結構與介觀物理實驗室」還是他親自過問,找物理系領導商討後成立的。之後1988年國家教委提出利用世界銀行貸款增建國家實驗室時,經過教務部門討論,我們提出在已建的5個國家實驗室基礎上再建10個的建議(其中4個是國家教委所屬 的專業開放實驗室)。我向他匯報時他問得很具體,對 於為繼承周培源老校長的湍流研究而設置的「湍流研 究實驗室」,他還多次親自過問,並熱情接待了校外評審專家。環境科學研究中心原來是個「虛體」,經過他和國家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多次商討,後來獲得了北大和環保局共建的資質,工作大為改觀。
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之後,他總在思考北大的科研工作如何能為國家發展解決重大問題作貢獻。1989年初,我們商量,改革開放後國家的經濟發展重點在沿海,東西部差距顯著擴大,應該及時提出開發西部的戰略。這個意見得到北大各學科許多學者的贊同。於是,他提出利用「兩會」時期各省市領導人來北京開會期間,請他們到北大來,向他們提出北大學者願與他們合作共同開發西部的意見。當時決定先從西北做起。他積極主動與民盟中央聯繫,並取得了中央統戰部和國家民委的支持,同年4月1日在北大召開了一次有甘肅、青海、新疆和寧夏等省市自治區和上述機關領導參加的「北京大學西北發展研究匯報會」。黨委書記王學珍和丁校長都到會了。北大多名學者發表了建言。我們認為能源問題對中國發展很關鍵,經與石油部科技司多次商討之後,1989年5月,我們成立了在石油部支持下的「石油天然氣研究中心」。當時正是學潮洶湧之際,丁校長排除幹擾,親自參加了成立大會。1985年,根據中央《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設立自然科學基金會來支持基礎研究時,北大派出了十幾名教師兼職或專職擔任基金委的副主任、學部主任以及普通工作人員,這與丁校長對學校隊伍建設的想法完全一致,也大大有利於北大的科研工作能瞄準國家的需求。當時,唐敖慶先生從吉林調來北京任基金委主任,丁校長積極協助他解決來京幹部家屬的工作與生活的安排,使基金委能迅速正常地開展工作。
要將北大做強,關鍵在於師資隊伍。根據當時學校實際情況,丁校長提出了「尊重老年,依靠中年,寄希望於青年」的方針。那時在國外得學位回國工作的人還十分稀少。1987年,在生物系黨委書記潘乃燧、系主任顧孝誠和前副教務長陳守良的力薦下,丁校長 決定聘請陳章良來北大工作,破格授予他副教授職稱。當時北大的物質條件非常簡陋,但學校還是儘可能地 為他創造條件,支持他建立了「蛋白質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並成立了「生命科學中心」。1988年,在汪永銓先生力薦下,又聘請了在美國史丹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閔維方來北大任教。他們當時都是年輕有為,本來可以在國外拿到優厚待遇,得到充分發展的。但他們心懷祖國,為北大的學科建設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校長回歸到普通教員
作為教育家,他堅定地相信學生,肯定他們是積極有為、進取向上的,期望他們能後來居上。1989年 8月23日,北大召開幹部大會,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的何東昌宣布:丁石孫因任期已滿,不再擔任北大校長,由吳樹青任北大校長。他從行政工作退下來後,作為一名普通教員繼續教書。
丁石孫是數學家,數學學得很好,造詣很高。他編寫的教材獲得過國家特等獎。他不僅搞教學、做理論,而且還做密碼問題等應用工作。他出國訪學回來後經常說:中國數學除了個別人做出了一些成績外,總體上在前沿方向還很落後,要培養年輕人急起直追。他本來是可以在「代數數論」等方向作出傑出的科研成就的,但他暫時放棄了研究,卻做起教學和學校行政工作,目的是培養人,使他們超過自己,繁榮未來的中國科學。他認為這是時代給他們這一輩人的使命,也要他們做點犧牲。
我是學物理的,但非常崇拜數學,我覺得數學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先導,是人們能進行科學理性思維的有效工具。現代科學文明並不是人類進步的必然結果,其生成的概率微乎其微,靠了數學,人類才能得到現有的高度文明。我還認為一所能推動國家文明的大學, 沒有數學和哲學這兩個學科取得前所未有的創新,就難以堪稱「世界一流」。丁先生是屬於為了民族的明天 而讓別人踏在自己的肩膀上前進的人,他遠比一般的數學家更為偉大!
注釋:
①1985年末我在撰寫上述廣州會議的文件(載我的《談學論教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85頁)時,已找到這八個字來源的文件,但當時並未宣傳,因而在北大無人知曉。我在寫該文件時,認為這八個字的含義太窄,改為「勤嚴實創」(現在有的高校還以此四字為「校訓」),覺得這樣「嚴」字還可包含嚴肅、嚴格、嚴密、嚴謹等多種意義。「創」則除「創新」外還可表示創造、創意、創業等含意。後與王學珍等人商量,覺得還是八個字讀來比較順口,就仍用此八個字了。
②這是我記錯了,《毛澤東選集》一卷中有一篇「關心群眾 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內中說 :「興國的同志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我將「一等」記成為「一流」了,我對此印象還是解放初從讀他的《農村調查》單行本中得來的。
③該報告在3月14日寫就後經常委會討論通過,會議討論後的修改文本及畢業生調查情況均刊載王義遒、孫桂玉與王文清主編的《文理基礎學科的人才培養》一書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作者系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文章內容有刪減 )
王義遒:浙江寧波人,1932年生。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電子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已退休)。1954年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1961年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物理系研究生畢業,獲副博士學位。1985年起曾任北京大學自然科學處長、教務長、常務副校長,國家教委科技委副主任等職。曾被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是中國波譜學和量子頻標領域知名專家。著有《量子頻標原理》(合著)、《原子的雷射冷卻與陷俘》、《原子鐘與時間頻率系統》等。專業方面,曾任中國物理學會理事兼波譜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量測試學會副理事長兼時間頻率專業委員會主任等。教育方面,曾任中國高教學會常務理事兼教學委員會副理事長與理科教育研究會理事長、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著有《談學論教集》(兩集)、《文理基礎學科的人才培養》、《湖邊瑣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