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汪精衛
作者系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原載《同舟共進》2011年第4期
>>周恩來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對的，他在延安整風時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篡黨篡政篡軍，搞土地革命，以武裝鬥爭為中心。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包括這四點：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這就是篡黨；把農民協會變成為鄉村的政權，這就是篡政；組織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二萬共產黨員，這就是篡軍。」
>>在這個關鍵時刻，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竟然把電報拿給汪精衛看。用蔡和森的話說，羅易是中了「汪毒」。汪精衛看了電報，明白了國際指示中共的意圖，決心分共了。他後來說：「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做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一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走一個，更無他法。」
>>羅易的洩密，使汪精衛確立了分共的決心。這時，素有「倒戈將軍」之稱的馮玉祥也開始轉向反共。他得到了蘇聯的援助和武器，看到蔣的力量越來越大，決心再次倒戈。6月22日，馮玉祥回到鄭州，即制定「清黨」章程。這使鮑羅廷幻想依靠馮玉祥的計劃完全破滅，共產黨的處境更加險惡。
陳獨秀的掙扎與毛澤東的彷徨
平心而論，陳獨秀從心裡不贊成農民運動。他是大教授，雖然從事的是喚起民眾的革命，但廣大農民真正起來了，他又怕得要命，屬於毛澤東所說的「葉公好龍」之類。陳對農民的定義是：「農民佔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 , 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畏難苟安 , 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 。」
所以，陳獨秀一方面儘量遷就汪政權，一方面下令糾正農民運動中的「過火」行為。而領導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和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不同意陳獨秀、鮑羅廷一味退讓的立場，中共中央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作為代理中央秘書長的蔡和森感覺很難辦。他說：「五次大會後，好幾位重要首領牢騷滿腹，善使性氣，秘書廳工作是最難做的。」（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陳獨秀不能容忍蔡和森這個處處與他對立的秘書長，6月底改由鄧中夏接任，蔡和森只好到毛澤東家養病去了。
毛澤東預感到風雲將要突變，一場劫難很快就要來臨，但自己的主張又不為鮑羅廷、陳獨秀等決策者接受。他獨自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黃鶴樓前。面對滔滔長江，填詞表達他內心的憂慮：「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後來，毛澤東解釋寫這首《菩薩蠻•黃鶴樓》時的心情：「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毛澤東 1958 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上的批註）
陳獨秀也明白，汪精衛的立場逐漸右轉，與共產黨分手是遲早的事情。在這個時刻，敢不敢同國民黨決裂，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是中共中央面臨的一大抉擇。陳獨秀後來回憶：「蔣介石、李濟深相繼屠殺工農後，國民黨日益看輕了無產階級的力量，汪精衛及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的反動態度與政策日益發展。我在本黨的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兩黨聯席會議時說：『我們和國民黨的合作日益入於危險，他們和我們所爭的，表面上好像是……各個小問題，實際上他們所要的是整個的領導權，現在只有兩條路擺在我們的面前：放棄領導權，或是和他們決裂。』會議上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報告。馬日事變後，我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退出國民黨；最後一次，我說：『武漢國民黨已跟著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當時只有任弼時說一聲：『是的呀！』和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其餘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提議。同時我和秋白談論此事，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鮑羅廷商量，他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許。』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下去。我自始至終都未能積極的堅持我的提議，一直到此時實在隱忍不下去，才消極地向中央提出辭職書，其主要的理由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陳獨秀的這些心聲是日後回憶時的感嘆，當時的表現還是儘量維護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關係，並壓制黨內與國民黨決裂的呼聲。
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犯了致命錯誤
「馬日事變」後，形勢日益惡化。江西的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6月5日轉向右派。他沒有殺共產黨人，而用「禮送出境」的辦法 , 把在江西政府和軍隊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方志敏等22人召集起來，每人發200塊大洋，讓他們離開南昌。隨後，朱培德宣布南昌戒嚴，禁止工農運動。
共產國際也在關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變化。在 1927 年 5 月 18 日至 30 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面對中國革命的危急局面，史達林仍認為「武漢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 汪精衛是可以依靠的左派。會議最後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 , 提出開展農村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群眾，但堅決反對退出國民黨，積極參加武漢政府的活動, 並不指名地批評了陳獨秀對上述問題的動搖態度。
在共產國際會議結束的當天 ,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給鮑羅廷、羅易和蘇聯駐漢口總領事柳克斯發出指示電。主要內容是：1.進行土地革命。通過農會從下面實際沒收土地。同時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但不能動用軍隊。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暫時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變國民黨領導層人員的構成 , 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同時依靠工農組織中的數百萬人擴大國民黨地方組織。4.動員兩萬共產黨員 , 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 , 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5.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軍事法庭 , 懲辦迫害工農的反動軍官。這就是「五月緊急指示」。
6 月7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 陳獨秀表示：「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為什麼呢？他在後來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對當年國際的指示進行了逐條批駁。陳獨秀認為：「企圖在國民黨內執行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頭上左傾的機會主義，根本政策一點也沒有轉變，等於想在糞缸中洗澡。」
周恩來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對的，他在延安整風時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篡黨篡政篡軍，搞土地革命，以武裝鬥爭為中心。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包括這四點：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這就是篡黨；把農民協會變成為鄉村的政權，這就是篡政；組織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二萬共產黨員，這就是篡軍。」
在這個關鍵時刻，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竟然把電報拿給汪精衛看。用蔡和森的話說，羅易是中了「汪毒」。汪精衛看了電報，明白了國際指示中共的意圖，決心分共了。他後來說：「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做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一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走一個，更無他法。」
羅易的洩密，使汪精衛確立了分共的決心。這時，素有「倒戈將軍」之稱的馮玉祥也開始轉向反共。他得到了蘇聯的援助和武器，看到蔣的力量越來越大，決心再次倒戈。6月22日，馮玉祥回到鄭州，即制定「清黨」章程。這使鮑羅廷幻想依靠馮玉祥的計劃完全破滅，共產黨的處境更加險惡。
6月底，在武漢附近的國民革命軍第35軍軍長何鍵也藉口武漢工人糾察隊要暴動，準備帶兵進城。最後，在鮑羅廷主持下，中共中央決定公開宣布解散糾察隊。
6月29日上午，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等執行了這個決定，將槍枝彈藥交到國民政府管理武漢衛戍事宜辦事處，而總工會辦公樓則由國民革命軍第8軍2師李品仙部接管。當時中央機關一片混亂，未向總工會和下邊作出具體布置，總工會也不明了中央的意圖，弄得手忙腳亂，一些人棄槍而逃。5000人的隊伍，2000多支槍，就這樣自行解散了，根本沒有併入張發奎的部隊。共產黨失去了與國民黨對抗的最後一張實力牌，陳獨秀後來承認這是「莫大的錯誤」。「文革」中，中央專案組將此歸結為劉少奇的一大罪狀。其實劉僅僅是執行者，周恩來等人才是真正的決策人。
在夏鬥寅、許克祥、朱培德、何鍵等相繼反共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衛、唐生智看成是國民黨左派，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搞好同武漢政府的關係，因此對汪精衛處處採取遷就態度。解散工人糾察隊的自殺行為，就是這種錯誤立場的產物。遷就的結果是不但未能挽回局面, 還使整個形勢更加惡化。
羅易的洩密，使鮑羅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感到極為憤怒，羅易在1927年6月初被調回蘇聯。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感覺鮑羅廷也不能執行他們的命令，於是派遣兩位新代表——紐曼和羅明那茲來武漢，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